“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可以作为基本原则，来指导我们对作家及其创作的分析论述。作家的物质生活状况，作家的时代生活环境，对其作品所表现的感情情绪、思想意识、价值判断、美学风格等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本章以张爱玲幼年、少年、青年的生活状态、生存环境为视点，叙述动荡的乱世、没落的家族、凡人的生活、父母的婚姻、金钱的魔力、爱情的遭际等等现实生存状况如何形成张爱玲对社会对人生的幻灭体验、悲观意识、悲悯情怀，形成她对爱情以及人与人之间感情关系的认识，并由此产生了其小说创作上书写现实生活的写实倾向，体悟人生人性的深刻独到，体现人生苍凉的美学风格。
张爱玲（1921～1995）出生、成长、成名的环境是上海。上海是张爱玲生长的故乡，其间虽然也曾随家庭搬到其他地方居住，但为期都不长。张爱玲小学上的是上海的黄氏小学，中学是上海的圣玛丽亚教会女中，从1939年到香港大学读书，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返回上海，开始职业写作生涯，直到1952年离开大陆。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时期是1943年到1945年，这个时期共计发表散文近40篇，中短篇小说18篇。她的最杰出的作品几乎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1944年8月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出版，轰动了上海文坛，四天就销售一空，又再版，她的名字也在上海不胫而走，上海文坛从此升起一颗新星。从此时起直到去世，张爱玲几乎都是靠写作谋生，但却是这一时期的成功使她扬名，为她奠定了日后的资本，所以上海更是她心灵的故土，是她灵感的发源地，是使她才思奔涌的圣地。
然而，从张爱玲出生到她扬名上海滩的40年代前半期，上海都处在最为混乱和动荡的时期，先后有军阀争夺上海的江浙战争、第一次淞沪抗战、第二次淞沪抗战等，有二月罢工、五卅风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事变等重大事件（事变）。“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各种矛盾交织，彼此明争暗斗，主要手段就是暴力。例如，1927年4月12日黎明，蒋介石司令部里响起军号，装扮成工人的青帮分子向上海总工会总部和闸北以及其他华界起义队伍的重要据点发起攻击。这些攻击者得到国民党军的支持，国民党军借口维护秩序，开始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几个小时之内，工人纠察队损失过半，其中还包括了他们的大部分武器，数百名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国民党军机枪的扫射下倒在血泊之中。在附近的街道上，众多被追捕的游行民众也在刺刀、枪托与砍刀下丧生。1932年1月28日，日军攻打闸北华界，五个星期之中，日军遭到了国民党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日军对这个人口稠密地区动用了最先进和杀伤力最大的武器。工厂、民宅在炮弹、坦克和汽油弹的狂轰滥炸下被夷为平地，许多士兵和平民惨遭杀害。即使战火暂时平息的时期，上海的外国租界也是一个没有硝烟，但充满着恐怖气息的战场。贩毒、走私、赌博、卖淫、乞讨、敲诈、持械偷盗、绑架、暗杀等等犯罪行为充斥着整个上海，黑势力猖獗，治安极度混乱，犯罪案件层出不穷。以毒品为例，“当时上海是亚洲乃至世界的主要毒品市场之一。每个月，上海从印度和伊朗进口约13万磅鸦片，此外还从云南和四川购进大量鸦片……据统计，上海吸食鸦片的人有10万人之多”。1937年至1944年间，上海电力生产缩减了80%。停电现象已习以为常，1942年只有一半工厂勉强开工，满街都是失业的人。“由于物资统制，生产下降和通货膨胀，生产资料奇缺，物价狂涨……如大米，1941年12月每石238元（批发价，下同），1945年8月则为150万元，约上涨6300倍。1937年6月至1944年底，烟煤上涨6924倍，白煤上涨8000倍。”“上海的街头上从来没有这么多因饥饿而倒毙的人。严冬的早晨，一些人饿死了，另一些人起身收敛尸体，其中孩童居多。1942年横扫全城的伤寒和霍乱瘟疫更加沉重地打击了已经严重营养不良的上海市民。”由于物价飞涨，那些尚且保有工作位置的人的购买力也日益下降。饥寒交迫、通货膨胀和失业每时每刻都在滋养着暴力。横抢硬夺，敲诈勒索，调戏排队购物的妇女；对安全形成威胁的已不仅仅是手持刺刀的日本士兵和76号的恶棍了。
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期间也亲身经历了战争，香港打仗期间，张爱玲和同学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叶上的雨。有一次，张爱玲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报了名领了证章出来就遇着空袭。她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再想想，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一个磕在另一个的背上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她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并没死，炸弹落在对街。在炮火下张爱玲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因为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她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看得很吃力，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多么深刻的感受，只有亲身经历才如此真实动人。战争期间粮食紧缺，张爱玲接连两天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满眼所见是围城中的糟和乱。这一切使她真正体验到了血腥、恐怖、空虚和绝望。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
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于张爱玲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可能就是围城十八天里的虚空和绝望衍生了“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的沉痛话语。张爱玲写于1945年的散文里也记叙了身在战乱中的无奈和担忧、痛心和惶惑。她说：前段日子有一次较紧张的空袭，我们的经济力量够不上逃难（因为逃难不是一时的事，却是要久久耽搁在无事可做的地方），轰炸倒是听天由命了，可是万一长期地断了水，也不能不设法离开这城市。我又是一个人坐在黑房里，没有电，瓷缸里点了一只白蜡烛，全上海死寂，只听见房间里一只钟滴嗒滴嗒走。蜡烛放在热水汀上的一块玻璃板上，隐约照见热水汀管子的扑落，扑落上一个小箭头指着“开”，另一个小箭头指着“关”，恍如隔世。一个人坐着，守着蜡烛，想到现在，近两年来孜孜忙着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耳闻目睹的混乱和恐怖的现实，使张爱玲发出内心的感慨：“时代是这么沉重！”在1945年4月的某一日黄昏，她独自一人站在上海一处公寓的阳台上，发出内心深处的独白：“我想着：‘这是乱世。’”还由此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自己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在散文《自己的文章》里，张爱玲明明白白地说出了生逢乱世的深切体验：“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这就是张爱玲生存和写作的时代，是一个时代的梦魇。这种对时代恐怖和虚幻的体认，化成张爱玲时时萦绕于心头的挥之不去的情绪，推演成张爱玲创作中的独特的美学风格。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对其思想、性格、气质、人生观、审美观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张爱玲从懂事起就都处在乱世的政权更替、暴力流血、犯罪频仍、物质匮乏、停电停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恐怖混乱、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这是张爱玲悲观的个性气质、张爱玲小说创作的苍凉美学风格形成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原因。这更是我们理解张爱玲，阅读张爱玲的极其重要的基本点。对时代的破坏性和沉沦的惊悸，使张爱玲不由自主地生发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也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在某一历史时期、某种特定思想情绪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会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认识、感受融释于其创作的作品中，小说更是如此。个体的独特经验，“那些曾经浸润了他灵魂的爱、恨、忧伤、狂喜以及种种对存在的体味，都将使他在行文过程中，保持着一种自信心”，并把这些自己曾深切感受体验的东西带进他的小说。混乱恐慌的时代，动荡不安的日子，是张爱玲创作小说刻画人物时必然要表现的客观生活环境。“作家对具体客体的选择总是或明或暗地受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情势，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等等多种生活因素的规定和制约的。”因此，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小说散发着沉重的虚幻感。
每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都有独自的特点，每个社会历史时期的特点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之一种的文学上。在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旧的社会制度及其思想体系、法定规则、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等都在破坏之中，新的体制尚未形成，人们从眼前所发生的大大小小变化中都要感到惶惑甚至恐惧，感到生活失去了重心，更感到对于未来对于前途的迷茫。文学家对于时代的变化总是有着一份特别的敏锐，总是最先感知时代氛围的。文学家又总是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去反映和表现生活，创造出既属于时代又属于个人的艺术作品。列宁曾精辟论述托尔斯泰的作品和学说：“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所处的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是俄国农奴制的末世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列宁对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时代的关系的论述，具有很强的普遍指导意义，正可用来指导我们理解其他作家作品及其与时代的关系，指导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地理解和阐释新旧交替时期作家作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也是一部反映新旧交替时代的伟大作品。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到了曹雪芹生活的时代已经充分暴露出腐朽性，曹雪芹自身及家族由盛而衰的遭际更让他对时代的没落有深切的体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兹毋庸赘述。个人的经历、时代的特点震荡着曹雪芹那非凡睿智和颖悟的心灵，他的杰作《红楼梦》也因此烙上了浓重的、既是时代的也是个人的情绪色彩，笼罩着深浓的末世氛围。这种末世氛围具体地说就是虚幻感。虚幻感是《红楼梦》给读者的最为突出最为鲜明的艺术感受。这虚幻感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红楼梦》的梦幻描写。如，开卷第一回起首“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的迷雾；如，第一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的作者自述；如，神瑛侍者以甘露浇溉绛珠仙草，使之久延岁月并得换人形，而绛珠仙草终以眼泪报答其恩德的故事；如，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贾宝玉游历太虚幻境，其间人物言语、情节环境，与现实之世相仿相似，似真似幻，似实似虚；如，甄士隐随一僧一道在太虚幻境看到的一副对联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等等。另一方面是《红楼梦》中写现实人生的总体构架宏观图景和审美旨趣。从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主线来看，宝黛之情是“水中月、镜中花”，“心事终虚化”，钗玉婚姻则是“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总无缘”；从贾府的经历来看，从极端的煊赫坠入贫困窘迫，曾几何时荣华富贵，转眼之间烟消云散，“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从《红楼梦》的结局来看，“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还有四大家族的衰微败落，贾雨村的几度浮沉等等。曹雪芹因此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深沉喟叹。无论是写梦写幻，还是写现实人生，都弥漫着浓厚的挥之不去的虚幻感。梦幻描写与现实人生若此若彼，亦真亦幻，似真实幻。以虚幻蕴含真情，以幻境映衬尘世，构思奇特，堪称一绝。这一构思把作者对没落社会对现实人生的感受抒发得淋漓尽致。张爱玲最推崇《红楼梦》，受到这部杰作的深刻影响，认为《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她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红楼梦》，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晚年在美国，张爱玲投掷十年的光阴研究考证《红楼梦》，并出版著作《红楼梦魇》。《红楼梦》的虚幻风格给张爱玲的艺术触动一定是强烈的、深刻的，那深浓的末世氛围张爱玲必能感同身受。因而，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小说中也常见幻觉描写，借人物的虚幻感暗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现实感受，以虚幻写真实，揭示深刻的旨意，表现了创作主体对于时代的幻灭感。
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小说中的幻觉描写，小说人物在强烈的心理倾向下产生虚幻表象，以此揭示人物真实的深层的内心世界。小说人物的幻觉也是即将崩塌的旧时代在人物心灵上的投影，是创作主体清醒而又深刻的末世体认。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张爱玲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
张爱玲的小说塑造了一批性格复杂、立体多元、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曹七巧、白流苏、范柳原、佟振保、王娇蕊、葛薇龙、许小寒、聂传庆、沈世钧、顾曼璐、顾曼桢、郑川嫦、淳于敦凤等等。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张爱玲特别擅长刻画人物心理，描写细腻，曲尽其妙。其刻画人物心理有以全知全觉角度直接揭示人物内心的，有描写人物语言、行动展现人物心理等比较常见的写法。此外，还通过对人物的幻觉描写来彰显人物的心灵。傅雷先生写于1944年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即使在今天也仍旧是张爱玲研究领域的重要论文。该文对张爱玲小说的心理描写给予很高的评价，把它列为“特别值得一提”的第一项，“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张爱玲小说对人物的幻觉描写也是傅雷先生所说的“暗示”中的一种，暗示出人物的处境、心情、深层微妙的心理等等。张爱玲小说的人物常常处在强烈的心理倾向之中，而强烈的心理倾向则是产生幻觉的精神准备状态。“我们称之为‘心理定向’的东西也许精确地说就是我们开始投射，向幻觉颜色和幻觉形象伸出触角的准备状态。这些幻觉颜色和幻觉形象总是在我们周围若隐若现。而我们称之为对一个形象的‘释读’的东西，也许最好被描述为对它的潜在可能性进行检测，试图找出适合它的东西。这些幻觉的激活曾在大量的心理学实验中得到了最经常的检测。”张爱玲小说的人物因为特有的心理定向而激活了幻觉，幻觉反过来昭露了人物隐秘的心理，也就是借助幻觉之“虚”写人物心理之实，把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内心世界深刻而又巧妙地揭示出来，实现了真实与虚幻的对立转化、辩证统一。从一个方面展示了张爱玲刻画人物的独到功力和独特的审美追求，曲折地传达出创作主体对生活对时代的幻灭感，达到了歌德所说的，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达到一种更高的真实的假象。
由于张爱玲出生成长于封建没落大家族，对于封建家族的日渐腐朽和无可挽回的衰败有亲身的体验，对于封建家族日渐被时代所抛弃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像曹雪芹那样，张爱玲也通过这一阶层人们的心态和感受写出对时代的幻灭感。《倾城之恋》是白流苏与范柳原周旋恋爱并最终与范柳原结婚的故事，其实也是日益困顿的封建败落家庭的弃女另寻饭堂的故事。白公馆里的六姑奶奶白流苏，离婚七八年了，离婚时从夫家带出来的一大笔钱被她的哥哥们盘来盘去地盘光了，眼下，哥嫂们齐心想撵她回到前夫家里去。在哥嫂们尖利刻薄的话语围攻下，白流苏“气得浑身乱颤”，连手里拿的一枚针“扎了手也不觉得疼”，在这样的精神刺激下，恍恍惚惚中，家里的一切都变得飘忽、虚幻：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
已经住了二十几年的家，此时在白流苏的眼里却突然完全走了样，都虚飘飘地浮在半空中。作品写出了白流苏与现实生活的飘离，她失去了生活的依托和经济的保障；写出了白流苏对未来对人生的迷茫，今后怎么办，归宿在哪里，她不知道，此时，她只有迷惑只有飘忽。正因为这样的处境和对处境的深切感受，所以当范柳原借徐太太之口邀请白流苏上香港去的时候，这么个住在深宅大院里从未出过远门的白家六小姐毅然决然前往，也就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了。到香港后，白流苏与范柳原极力周旋着，闹着顶文雅的恋爱游戏。但是两人的目的大相径庭，白流苏想得到一桩婚姻，谋得经济上的保障，范柳原却想让白流苏做他的情妇，无需对她负任何责任。结果白流苏无功而返，黯然回到了上海。禁不起对未来生活无着落的忧虑，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所以当范柳原再次发电报邀请她，她随即前往。这一次，她在入住饭店的当夜就成了范柳原的情妇。可是，一个礼拜后，范柳原就提出要上英国去，并且替流苏租下一幢房子。送走范柳原的时候，白流苏满心的不得意，多喝了几杯酒，便带着三分醉，回到家里：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房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以白流苏对空房子的幻觉传达出她此时强烈的眩晕感，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上下都是一样的清空，她的脑子也是一片空落落的，不能想，也想不出所以然来。今后的日子该怎么打发，以后会是什么样的，都无从考虑，只觉得头重脚轻，空朦迷乱。以后将长期置身于这样的空虚之中，这呼喊着的空虚，她管得住她自己不发疯么？在此，幻觉无疑是白流苏当时情境和心态的必然心理反应，最贴切地暴露出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虚幻和虚无。正当白流苏无可奈何之时，战争打响了，范柳原乘坐的船开不出去，又折回香港。他雇到一部卡车来找流苏，两人一同到浅水湾饭店避难。战后他们过起了踏实的平凡的生活，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白流苏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婚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使白流苏如愿以偿得以和范柳原结婚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不可理喻，让她更加感到迷惑和茫然，更加体会到人无法掌握命运的怅惘。其实，作者在小说里已经借范柳原的话语把这一旨意凸显：“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小人物的被成全与大城市的倾覆，一个人的圆满与成千上万人的死和痛苦紧紧关联着，岂不是太虚妄的吗？岂不是仍要让流苏滋生幻觉感的吗？
《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葛薇龙一家人避上海的战乱到香港，战事较平静后又返回上海。葛薇龙却以继续完成学业为由而独自留下了。为求得经济上的资助，她迈进了未曾见过面的姑母家。还未进姑母的家门，葛薇龙就先仔细打量了姑母梁太太府邸周围的景象：
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眼前所见尽是强烈的对照，不调和的搀揉，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这是地方背景，是时代氛围，是葛薇龙的感受，更是创作主体对社会现实的对象化。这一笔，也先行消解了葛薇龙完成学业的“进取心”，给整个小说笼罩上一层虚幻的色彩、不真实的感觉。
葛薇龙见过姑母，耳闻目睹了梁太太主仆的放荡淫糜，已经完全明白梁府每天上演的都是犬马声色，可是，她却将“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从梁府出来，“薇龙站住了歇了一会儿脚，倒有点惘然。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薇龙自己觉得是《聊斋志异》里的书生，上山去探亲出来之后，转眼间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以葛薇龙仰视时产生的幻觉暗示梁府的环境特点，这是个群魔乱舞的世界，是埋葬健康人生的大坟山。这一幻觉同时显露了葛薇龙真实幽微的心理：在意识层面，葛薇龙自欺欺人地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在香港完成学业而向姑母求得经济上的支持；其实，潜意识里是本我的欲望在作祟，是物欲、虚荣心驱使她与姑母谈妥了“协议”，否则，她完全可以放弃，不再登门。因而此时她有恍如隔世之感，她隐隐地感到自己已经告别正常人的世界而堕入鬼域了。这一幻觉含蓄地写出葛薇龙此时既感觉清醒又感到幻灭的复杂滋味。幻觉描写又预示了人物的命运：葛薇龙这个清纯的女孩从此就被埋葬了！她耽溺于梁太太淫邪的社交圈，迷醉在吃喝玩乐的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中，不能自拔。
葛薇龙进入梁府一眨眼三个月时间，“穿也穿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交际场中，也小小的有了些名了”，在一次晚宴回家途中，梁太太的老情人司徒协给葛薇龙扣上了一只价格不菲的金刚石手镯，葛薇龙推卸不得，只好收下。她心里明白，这是梁太太与司徒协达成了交易，牺牲她这样年轻的女子来笼络司徒协，唯一的推卸方法是离开这里，可是她对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面对虎视眈眈的司徒协，暗藏杀气的淫糜势力，她担忧、恐惧，却下不了决心，迈不动脚步。在这种情势下，她选择了乔琪乔，但她何尝不知道乔琪乔不过是个浮浪子弟。第二天，在爬山的路途中，葛薇龙与乔琪乔在山路边歇息，并探问他未来的打算。
薇龙和乔琪坐在汽车道的边缘上，脚悬在空中，往下看过去，在一片空白间，隐隐现出一带山麓，有两三个蓝衣村妇，戴着宝塔顶的宽缘草帽，在那里拣树枝。薇龙有一种虚飘飘的不真实的感觉，再加上乔琪那一天也是特别的安静老实，只悄悄的挨着她坐着，更觉恍恍惚惚，似乎在梦境中。
“脚悬在空中”的葛薇龙看着颇有原始风味的山村景象，更感到如在梦中。这虚飘恍惚是葛薇龙对自己当下处境、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最真实的体验。小说以幻写实，凸显葛薇龙无处觅归宿的缥缈虚无。最终，葛薇龙还是输给了自己，她自愿与乔琪乔结婚，堕落为梁太太第二，“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人，就是替乔琪乔弄钱”，只能在琐屑的暂时的快乐里，在一些物质的小东西里自寻麻醉。当除夕夜里与乔琪乔逛湾仔市场的时候，看到被出卖给英国兵当玩物的小女孩时，葛薇龙不由得又想到了自己的未来，那只有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的未来，她哭了。乔琪乔“摸出香烟夹子和打火机来，烟卷儿衔在嘴里，点上火。火光一亮，在那凛冽的寒夜里，他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这是葛薇龙生活的象征性写照，也是葛薇龙命运的象征性写照，她的交际花生涯有霎时的光，有短暂的快乐，很快地就会凋谢了，余下的只有寒冷和黑暗，只有希望的幻灭和心灵的死灭。葛薇龙的选择反映出来的是衰落的家族为了金钱、为了满足虚荣心而出卖自己的堕落和无奈。
《茉莉香片》的聂家也是避战乱从上海搬到香港的。主人公聂传庆是个懦弱、抑郁、孤僻、慵懒的青年，并且貌似女孩。聂传庆的母亲在他四岁时就去世了。聂传庆在父亲和继母的责骂与羞辱中长大，已经成了“精神上的残废”，他没有心思读书，整天胡思乱想，萎靡不振，无所作为，也没有任何朋友。只有言子夜教授的女儿言丹朱关心他，想与他做朋友。圣诞节前夜言丹朱因参加学校组织的舞会，在山上遇见了聂传庆，想与他坦诚交谈，聂传庆却误以为言丹朱爱上了他。此时，聂传庆注视着言丹朱：
风越发猖狂了，把她的斗篷胀得圆鼓鼓地，直飘到她头上去。她底下穿着一件绿阴阴的白丝绒长袍。乍一看，那斗篷浮在空中仿佛一柄偌大的降落伞，伞底下飘飘荡荡坠着她莹白的身躯——是月宫里派遣来的伞兵么？
这一个“伞兵”幻象和盘托出了聂传庆内心的想望：企望做一个拯救者、一个保护神。于是紧接着聂传庆便向言丹朱诉求：“丹朱，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从这一段热烈的话语，我们可以反过来体会到上述幻觉是多么精妙地反映了聂传庆的心理。受到言丹朱的拒绝后，绝望的聂传庆丧心病狂地对言丹朱大打出手，而后，往山下奔去，此时，他只觉得：
身子就像在梦魇中似的，腾云驾雾，脚不点地，只看见月光里一层层的石阶，在眼前兔起鹘落。
这一幻觉则生动地传达出聂传庆此刻极端紧张、恐惧、混乱的心理状态，由此也完成了对聂传庆形象的塑造。这个懦弱的男青年精神上严重地残废了，他不能解救自己，也不会做出任何努力，只畸形地寻找精神上的“父亲”言子夜，遭到怒斥后，又企图通过婚姻建立起与言家，即与“父亲”的联系，再次遭到拒绝。因此，被深深激怒的聂传庆意欲置言丹朱于死地，但是他的怯懦性格又致使他不敢将言丹朱打死，结果只是使自己陷入更加绝望惶恐混乱的心境。在聂传庆这一人物形象的身上，寄寓着作者对封建没落家庭腐朽衰颓的体认，寄寓着作者对昔日大族曾经煊赫的幻灭的感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