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祈祷。
遵照保罗的指示，虽说不是无止无休地祈祷，也差不多如此了。每个星期三和星期日，我们聚集在祈祷室，脱下外衣，将鞋放在门外，穿着袜子在室内活动，滑着步子前进，我们像少女一样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嬉闹。屋子中间，我们坐在白色椅子上，其中一个人走到门边的木箱前，箱子里装满了祈祷者的请愿卡，那人将手伸进箱子。随后我们开始祈祷：为厄尔·弗农祈祷，他希望吸毒成瘾的女儿赶快回家；为辛迪·哈里斯的丈夫祈祷，她的丈夫想要离开她，因为他逮到她给老板发下流照片；为特蕾西·罗宾森祈祷，她又开始酗酒，全是烈性酒；为索尔·杨祈祷，他正在帮患老年痴呆的妻子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我们诵读请愿卡，我们祈祷，祈祷新工作，祈祷新房子，祈祷新丈夫，祈祷更健康，祈祷孩子更乖巧，祈祷更多信仰，祈祷更多耐心，祈祷更少诱惑。
我们不认为自己是“祈祷勇士”。这个词肯定是男人想出来的，他们觉得任何困难都是一场战争，可是祈祷比战斗来得更精细，特别是代祷者。不仅仅是意念，还要扛起别人身上的重担，而这个“别人”常常是陌生人。你闭上双眼，聆听人们的请求，钻进别人的身体。你变成特蕾西·罗宾森，渴望威士忌。你变成辛迪·哈里斯的丈夫，搜查妻子的电话。你变成厄尔·弗农，为吸毒成瘾的女儿清洗打结的脏发。
除非你变成他们，哪怕有一秒没做到，都只是徒有虚名，祈祷者什么也不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花多久就搞清了罗伯特·特纳的卡车发生了什么。礼拜日，原本正常打蜡发亮的卡车，拖着凹陷的前保险杠和撞碎的前车灯，缓缓驶入上室教堂的停车场。我们在大厅听到年轻人嘲笑纳迪娅·特纳，议论她如何在某个海边派对喝得烂醉如泥。于是，我们再次变回年轻人，事实上，我们变成了她。整晚跳舞，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踉跄着走出大门。在车道间交织变道，莽撞驾车回家。金属嘎吱作响。怎么可能，罗伯特闻到酒味一定会打她，或者也许会拥抱她。她何德何能拥有这两样。
卡车是那个夏天第一个不祥征兆，可是我们中没有人往这方面想过。那时，撞坏的卡车对我们来说只意味着一件事。
“瞧瞧她都做了什么。”
“谁做了什么？”
“那个特纳家的姑娘。”
“哪个是她？”
“你知道那个。”
“小麦色皮肤的黑人女孩，眼神清澈。”
“哦，那个姑娘啊？”
“还能有哪个特纳姑娘？”
“她看起来——”
“绝对是。”
“感觉她把自己吐了出来。”
“你们都看见了他的——”
“嗯。”
“你觉得修理要花多少钱？”
“她干吗那么做？”
“她可真野。”
“可怜的罗伯特。”
“不是一般的野。”
我们只为罗伯特·特纳感到难过。他经历了太多不幸。半年前，他妻子偷了他的枪，将自己的脑袋打爆了。太阳刚刚升起，她将蓝色雄鹰车停在后街，枪声响起的一刹那，车被震得左摇右晃，一小时后，一位慢跑者发现了她。罗伯特将那辆雄鹰车从警察局开回家，车座头枕上仍浸有他妻子的血渍。谁也不知道那辆车发生了什么。谣言不绝于耳，人们都在猜测，在清理妻子的遗物后，他便将它们用车拉走，通通丢入圣路易斯雷河，包括她的随身小本、图书馆逾期未还的图书，以及几年前他在墨西哥为她买的红宝石发卡。但是像罗伯特这样感性的男人，也许早已将汽车零件一个个卖掉，有时我们不禁会想，从面前开过的车里会不会有埃莉斯·特纳的消声器，旁边车道上闪着的是不是她的转向灯。
一切的一切，再加上现在鲁莽轻率的女儿。难怪罗伯特看上去如此忧心忡忡。
那晚，我们在门外的木盒里找到一张有他署名的祈祷卡。卡片中间写着为她祈祷，所有字母都是小写。我们无从知晓他指的是哪个她，是他死去的妻子，还是那个鲁莽轻率的女儿，所以我们为两个人一起做了祷告。你要知道，祈祷不仅仅是意念。为死去的人祈祷。无法进入身体，你只能试图寻找他们的灵魂，可是谁愿意去寻找埃莉斯·特纳的下落呢？无论她的灵魂藏在何处。
那晚离开祈祷室时，我们察觉到了上室教堂的某些东西发生了转变。很难解释具体是什么，只是感觉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不对劲。我们对上室教堂的墙壁了如指掌，如同我们对自家墙壁一样熟悉。我们轻轻走向过道，唱诗班正在排练，我们注意到，在角落放乐器的壁橱前，一幅油画遭到了损坏，女厕所的牌子也摆歪了。我们花了数十年去研究喷泉上方屋顶上那个像大象耳朵一样的斑点。我们知道埃莉斯·特纳自杀前一晚跪在圣殿地毯上的确切位置。（我们中更有灵性的人甚至发誓依旧可以看到她膝盖锯齿状的曲线。）有时我们开玩笑说，等我们死后，所有人都会成为这些墙的一部分，像墙纸一样被平平整整地按在上面。在圣殿的彩色玻璃窗附近，或者星期日学校教室的角落里，再或者被贴在祈祷室的屋顶上，每个星期三和星期日，我们都聚在这里进行调解。
我们并不知道那辆撞坏的卡车将纳迪娅·特纳的未来与我们的未来绑在一起，打成了结。这些年，我们看着她来来去去，每一次都将这个结系得更紧。
星期日晚上，特纳家迎来一位贵客。
纳迪娅的大多数周末都在床上度过，不是因为肚子还在痛，只是她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她现在不怀孕了，但她把父亲的卡车撞坏了。要是好几个星期才修好该怎么办？他怎么受得了，没有卡车分散注意力，没有跑腿的差事，只有工作和家？她的父亲唯一爱做的事情，却被她毁掉了。更糟糕的是，父亲没有吼她。她反倒希望父亲生气时能勃然大怒，那样会更简单、更干脆。相反，他却将愤怒留在心底，在厨房里，他静静地在她周围移动，或者干脆避开她。她感觉自己消失在了寂静中，直到空气里突然传来两声高音，那声音轻到让她以为自己在做梦。随后，她听到三下敲门声，她突然感到一阵刺痛。卢克。她跳起来，用手迅速将头发梳成一个马尾，把内衣带塞进紧身短衣里，调整了一下短裤。她光着脚走过冰冷的瓷砖地，打开门。
“哦，”她说，“嘿。”
牧师谢泼德笑呵呵地站在门阶上。她从没见过他穿得这么休闲，不是教堂长袍，也不是三件式套装，他穿了一件polo衫，一条牛仔裤，一双黑色运动鞋，鞋底经过特殊处理，卢克说因为他膝盖不好。她总是将牧师想象成一个穿毛衣戴眼镜的无趣老男人，事实上，牧师谢泼德看起来更像是她会甜言蜜语讨好的在俱乐部外站岗的保镖，他高大健硕，一头红褐色的头发几乎顶到了门框。礼拜日的早晨，他显得更高大一些，他披着黑色长袍穿过祭坛，余音绕梁。此刻穿着polo衫的他，站在她家门前台阶上，看起来更放松。甚至可以说友善。他冲她笑笑，有那么一秒钟她看到了卢克，卢克若隐若现的脸庞，像是穿过碎玻璃的点点光亮。
“亲爱的，你好，”牧师说，“你爸爸在家吗？”
“在院子里。”
她向后退了几步，以便让他进屋。他站在门口，观察客厅，她想知道他怎样看她的家。他可能拜访过太多家庭，只要一踏进屋内，就能立刻洞悉一切。有些房子充满疾病，有些充满罪孽，有些充满悲痛。她的家呢？也许空空如也。沉寂、整洁的房间，整个家像一个永远无法结痂的伤疤。她带牧师到后院，父亲正在混凝土板上做卧推，他把杠铃放在架子上。
“牧师。”他拿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灰色T恤擦脸，“不知道您前来造访。”
她关上纱门，回到门厅。她转身的时候觉得牧师正盯着她看，有那么一秒钟，她怀疑牧师是否早已知晓。也许他的职业赋予了他非凡的学识，他可以看见她肩膀上的东西，那沉重的秘密。即便他没有神圣的力量，或许也能察觉到。或许他能感受到他们之间曾经的联系，她转身的一瞬间，他伸手触摸到了那分崩离析的边缘。
她踮着脚从大厅走进浴室，趴在马桶盖上，透过破碎的窗户听他们说话。
“我正好在这附近，”牧师说，“早些时候看见你的卡车了。一切都好吗？”
“没什么大事，”她父亲说，“车身要稍微修理一下。野餐的事情不好意思……我知道我说过会帮忙运那些椅子……”
“我们会想办法的。”牧师停顿了一下，“大家都说是你女儿撞的。”
她趴在马桶盖上，用力抓紧膝盖。
“咱们年轻时也这么疯狂吗？”她父亲说。
“比这更疯狂，也许。她没事吧？”
“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她父亲说，“比我聪明太多，这是肯定的。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她本该比谁都清楚。这才是让我担心的。”
“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就是想不断打破底线。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她以前不这样，”她父亲说，“也许是这样。也许我根本不了解她。埃莉斯总是在她身边……她们很亲密，我很难介入，以前也从没想过要介入。母亲是自私的。你知道吗？一开始她都不让我抱纳迪娅。后来还是医生勒令她休息，她才肯让我抱。你永远也无法介入母亲和孩子之间。我不知道，牧师。我想好好抚养她。也许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
她悄悄回到客厅。她不想再听了。她痛恨听到父亲为她的错误而自责，尽管如此，她知道，自己心里还是在怪他。毕竟，努力振作起来的人一直是她。修女们带着食物前来拜访时，去应门的都是她，父亲则消失在卧室的黑暗中。她一直吃修女们带来的食物，到后来快要吃吐了，她能够准确尝出哪份是谁做的。修女海蒂带来的通心粉和奶酪太过油腻，平底锅一角浮着厚重的黄油。修女阿格尼丝骨瘦如柴，做的是苹果派，上面的格子线条笔直，像用尺子画的一样。有好几个星期，纳迪娅吃的都是捐来的食物，每一口都伴随着悲伤的酸楚，直到有一天，她开始厌烦这些老女人的造访，她们友善的笑容下隐藏了一颗好事之心。一天，她将盘子留在前门台阶上，没去理会门铃。她开着父亲的卡车前往杂货店。晚餐，她做了烘肉卷。她做的肉卷像砖头一样干硬，在平底锅上留下一层烤煳的棕色凝胶状物质，尽管如此，父亲还是照样吃了。
牧师离开后，她把母亲的理发器拿到客厅，父亲正在看一部牛仔电影。虽然这是他们的日常时间，她以为父亲可能没有注意到她，但他安静地站在那里，走进后院。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交谈，没有任何对视，理发器发出嗡嗡的声音。
“牧师问起了你。”她父亲说。
天空散发出蒙蒙的光亮，如薰衣草色的丝绸在她头顶泛起涟漪。她拿着理发器在他头上修剪，一撮撮灰白色的头发掉落到他的肩膀上。
“哦。”她说。
“牧师夫人需要一个助理，”他说，“只是这个夏天。虽说不是什么好工作，但有钱，而且你能学到点不错的技能。”
“我不能去那儿工作。”她说。
“为什么不能？”
“就是不能，”她说，“我会去找别的工作。”
“这工作不错……”
“我不管，我会去找别的工作……”
“你能用这笔钱支付我修卡车的费用，再用剩下的钱付书费和学费。”他说，“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你也有好处。在上室教堂花一些时间，对你会有帮助。上帝会……你必须相信他，知道吗？你相信他，在他的眼皮底下，他会像照顾我一样照顾你。”
他听上去像在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仿佛她在教堂待够了时间就能将圣灵之气吸入骨髓似的。她叹了口气，撩起肩上的头发。父亲又怎会知道什么对她好？说到底，他又了解她什么？
她去工作的第一个早晨，父亲开着临时代用车驶上上室教堂所在的小山，她无精打采地靠在车窗上。教堂，棕褐色的外观，高耸的尖顶，在山上灌木丛中露出身影，处在乡下最容易起火的位置。外地人从来不敢冒险到如此遥远的北方。所有到海滨城市的人都想享受波光粼粼的海水和清爽的徐徐海风，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待在城里，在码头的木栈道上漫步，渔夫懒洋洋地坐在金属椅上，岸边矗立着一根根柱子，孩子们蹦蹦跳跳地提着红桶到DQ冰激凌店。海滩北面是绵延数英里被山艾丛覆盖的海岸线，山艾在森林大火高发季极易引火。春天，大家很少会想到火灾，父亲开车的时候，她盯着窗外烧焦的林地，目光掠过一株株黑色的残枝。虽然上室教堂位于火灾多发区，一阵强风就能把燃屑吹到教堂脚下，但是到目前为止，教堂从未起过火。这是神的庇佑，教堂会众经常说，上帝太眷顾上室教堂了，上帝庇佑着他们免受火焰的伤害。
这是人们讲给自己听的故事。母亲给她讲过许多遍她自己的故事，向她讲述上帝如何将她引领到上室教堂。她那时是一位年轻母亲，一位刚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孤独寂寞的军嫂。她甚至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只能在市中心的戴斯酒店清洁房间。母亲的上司是一位黑人女性，上司告诉母亲，她能拥有这份工作是多么幸运。
“以前它是我们谋生的手段，”她说，“现在呢？他们只想雇那些墨西哥人。一丁点英语也不会说，十分廉价。在私底下非法支付他们工资。你说西班牙语吗？”
“不会。”她母亲说。
“没关系。你会学的。”
久而久之，她学会了一些基本表达，比如你好吗，或者能递给我那个吗，以及所有脏话。有时候，若不能送纳迪娅去育儿中心，她就会带着纳迪娅一同工作，其他女同事柔声细语地哄逗她，她们在阳台哄她入睡时会唱西班牙摇篮曲，在阳台上能将整个海滩的风景尽收眼底。她母亲几乎听不懂那些歌，但她从《奥普拉脱口秀》上听说，让婴儿接触不同种类的语言非常有利于婴儿的大脑开发。她后来会说，正因如此纳迪娅才这么聪明。上幼儿园前她就读完了第一本书，这让许多家长困惑不解，一位母亲认为她只是把故事背下来了，甚至自己去买了本书测试她。纳迪娅的母亲记得那些墨西哥女人簇拥着她，让她完全浸泡在西班牙语中，她的大脑不停地吸收各种单词，被填得满满的。
她学到的零零碎碎的西班牙语只能帮她这么多。她的丈夫被派到了波斯湾，尽管她在欧申赛德住了一年，却没有交到任何真正的朋友。于是，寂寞的她希望在教堂找到归属感。她不确定该从哪里开始寻找。除了天主教堂，人们还会忠贞地用圣人的名字为它们命名，大多数圣地亚哥的教堂名都与航海有关，比如，海岸线浸信会或海滨社区教堂。那样的名字让她想到教堂会众穿着游泳短裤拥进教堂在长椅上坐下的情景，牧师胳膊下夹着冲浪板爬上圣坛。她试过各各他堂和以马内利教会，但感觉都不对劲。以马内利教会里有一位女牧师是哈佛毕业的，在布道时这件事她提了不下三遍。各各他堂呢，她身后的一个女人灵魂附体，几乎把所有人的脑袋都敲了一遍。许多年来，她从一个教堂跳到另一个教堂，不是太小就是太大，要不就是太现代或太传统。后来，一天下午，她正在清理一间屋子的垃圾桶，一张上室教堂的布告飘到她的脚上。
“它是我的金发姑娘[5]教堂，”她以前经常告诉纳迪娅，“我走进去的一刹那就知道了。它的一切都无可挑剔。”
每个礼拜日的早晨，上室教堂挤满了喧哗的人，西装革履的男士用力相拥，女士们行贴面吻之礼，随后她们会互约早午餐，从《圣经》里拿出便笺潦草写下约会日期，刚会走路的小孩绕着贴有临时游戏标签的花盆玩耍，修女们戴着插有羽毛的鲜艳帽子昂首阔步。纳迪娅初次来到上室教堂时，躲在母亲身后观察，那时她只有母亲膝盖那么高，当她们从她身边走过时，帽子上的羽毛一上一下地飘动，她感到困惑不解。她们将白色手套拉到手肘位置，走起路来小铃鼓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她不知道这响声是否与年纪有关，如果有一天她变得满脸皱纹、白发苍苍，走路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发出这悦耳的声音呢。这问题把母亲逗得哈哈大笑。
“哦，你的身体是会发出一些响声。”她说，一只手握住纳迪娅的手。
那个礼拜日父亲第一次没有陪在她们身边。礼拜仪式结束后，母亲在队列里与牧师握手，对于父亲的缺席，向牧师表示了歉意。
“我丈夫刚从国外回来，”她这样解释，“而且他对教堂的事情不是很感兴趣。”
纳迪娅的父亲在一星期前就回家了。那时她四岁，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不过那个年纪的她已经懂得承认这一点并不怎么光彩。在期盼他回家的最后几个月里，母亲将纳迪娅抱在腿上，拿出一本相册，慢慢翻看父亲怀抱她的照片，那时她还是个小婴儿。有一张照片里，她像小猫一样蜷在他的怀中，那时父亲很年轻，身材魁梧，穿了一身海军蓝色制服，对着相机微笑。他鼻子旁边有一颗痣，黑色柔软的短发像母亲化妆刷上的毛。她仔细研究他的脸，寻找与她的相似之处。人们总说她和母亲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一开始在他身边时她有些小心翼翼，甚至害羞。在机场大厅外，他蹲下来去抱她，她往后退了几步，被眼前这个身着迷彩服手提超大军用行李包的男人吓了一跳，他的脸被沙漠的阳光晒得黝黑。之前研究父亲照片所付出的努力并没有让她做好准备去迎接现实里的他，无论是他的体格还是气味。他皱了皱眉。
“她不记得我了？”他对母亲说。
“嗯，你离开时她还只是个小婴儿。”母亲往前推了她一下，“去吧，抱抱爸爸。去吧。”
她向前走了几步，父亲一把将她拉入怀里拥抱。他的胸脯十分坚硬。她冲他笑笑，尽管父亲的拥抱有些疼。开车回家的路上，父亲将她抱在腿上，母亲则抱怨说她应该坐在车座上。
“她应该多熟悉我。”他说。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罗伯特。”母亲说。
“我不在乎，”他说，“我不在乎花多长时间。她肯定会喜欢我的。”
现在，父亲停在十字路口，再往前开就要驶上那条通往教堂的路了。自从母亲的葬礼结束，她再也没有走过这条路。这条路在她的记忆中很模糊，她感觉自己在上演一出完全没有经过排练的戏，突然间需要知道所有台词。她必须在礼拜上发言吗？别人想听她说什么呢？是想听她某一天还有母亲，一天后就没有了吗？还是想听她说母亲唯一的悲剧就是她？在灵车后座上，她发现连裤袜跳丝了，于是一言不发地抠它，直到小跳丝变成大洞才作罢。
“我希望你认真对待，”她父亲说，“谢泼德夫人为你做了件好事。”
也许吧，她不明白牧师夫人为什么要帮她。自从撞见上七年级的纳迪娅在教堂后面亲吻迪肯·卢的侄子后，卢克的母亲一直都很讨厌她。他曾是她喜欢的类型：瘦高，爱穿比自己实际尺寸大三号的T恤，留着一头之字形的玉米辫，她跟在他身后，在教堂一侧的墙上，她压在他身上，喘息着亲吻对方。在这之前她从未亲吻过男孩，所以她狠狠地亲了他。同年早些时候，她和一个男孩约会了三个星期，不过他们只亲吻过一次，还是在一圈朋友的怂恿下，不过那次并不算真的接吻。这次是真的亲吻。他将手伸进她的上衣，伸进少女胸罩里揉抚她的胸，她感到身体涌入一股炽热的暖流，他突然将她推开，她以为他感觉到了，他的反应就像摸到了什么滚烫的东西一样。她顺着他的目光发现牧师夫人站在那里。她一把抓过纳迪娅，将她拉到教堂后面，教育她的同时不停地摇晃她的手腕。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事！在教堂后面如此胡作非为！”谢泼德夫人又使劲摇了摇她的手腕，她的脸靠近她，“你不知道好女孩不会那么做吗？你不知道吗？”
她仍然记得牧师夫人的脸突然向她逼近的样子。她的眼睛一只棕色，一只蓝色，那一刻，变得失焦模糊。她拽着纳迪娅回到修女威利斯的课上。在星期日学校剩下的时间里，修女威利斯让纳迪娅独自坐在教室后面，她必须抄写一百遍我的身体是上帝的圣殿才能下课。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母亲没有说什么，但是当车开进车库后，她安静地关掉引擎，坐在车里，手仍握着方向盘。
“我的妈妈试图让我与男孩子保持距离，”她说，“显然没奏效，所以我不会告诉你同样的话。你要聪明些，必须要小心。男孩啊，这辈子都可以粗心大意。而你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要小心。这是你唯一的选择，真的。你前途无量。不要为任何人放弃你的未来。”
“可那只是接吻啊。”纳迪娅说。
“不要越过这条线，”母亲说，“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只有这件事会让你爸伤心透顶。”
她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坚忍克己，勇猛强悍，胸肌坚硬厚实，甚至连拥抱都让人感到疼痛。她从未想过自己有能力让别人伤心，更别说是伤父亲的心。母亲怀她的时候只有十七岁。以她自己的经历来说，母亲肯定知道这给她的父母带来了多大伤害。如果怀孕是纳迪娅能做的最具伤害的事情，那么对母亲来说，她的不期而至又给母亲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呢？母亲若告诉纳迪娅生小孩是她今生最糟糕的一件事，那么母亲的生活究竟被她摧毁成了何种面目？
纳迪娅给卢克讲过那个接吻的故事，他听后将脸埋在枕头里大笑不止。
“一点也不好笑。”她说。
“哟，好了好了，”他说，“都那么久的事了。你干吗觉得她讨厌你啊？你从没和她说过话。”
“从她看我的样子能感觉到。”
“她看谁都那样。她就那么看人。”
他在床上转过身，将脸埋在她的脖子里，她却将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内裤上。她从不在他家待很久。一开始很刺激，在牧师家里，不过后来，刺激感慢慢在恐慌的情绪中消失，她总会想象门外的脚步声，钥匙叮叮当当的声音，车开进车道的声音；卢克的母亲将一丝不挂的她拽下床，不停地摇晃她的手腕。卢克觉得她这样疑神疑鬼很可笑，其实她不想给他母亲又一个讨厌她的理由。她希望有一天卢克会带她回家，正大光明地请她吃晚饭，而不是趁他父母出去的时候将她悄悄带进卧室。他会把她作为女朋友介绍给父母，他的母亲会搂着她的肩膀领她入座。
她父亲将银灰色的雪佛兰迈锐宝转弯开进停车场，缓缓驶向教堂大门。她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可以去找别的工作，”她说，“只要你给我点时间……”
“去吧，”她父亲说，将门锁打开，“你可不想迟到。”
她从未在非周末的时间来过上室教堂，她用力推开沉重的双开门，有一种非法闯入某地的感觉。平时礼拜日早晨熙熙攘攘的教堂现在包裹在安静的氛围中，大厅异常昏暗，铺着蓝色地毯的前厅里空无一人。她甚至有些失望，这座空无一人的建筑看起来是那么质朴无华，就像有一次在迪士尼乐园，飞越太空山开到一半突然停在了途中，于是灯全亮了，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处在一个灰色大仓库里，设备在轨道上缓慢滑动，这个轨道只有在特殊灯光的映衬下才会令人兴奋。她顺着黑暗的走廊走到教堂后面，走过星期日学校的教室，从幼儿园到八年级这段时间，她都会来这里报到，以履行自己的职责，她走过唱诗班排练室，走过牧师办公室，最后来到大厅尽头牧师夫人的办公室。她面前的这间屋子威严气派，红木家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每个角落都放了一盆小型棕榈树。谢泼德夫人靠在桌子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她个子很高，至少有一米八，身穿红西服套裙和一双与之相配的高跟鞋，她高出纳迪娅一大截。
“嗯，进来吧，”她说，“别光站在那儿。”
她看上去总是一副令人生畏的样子，若不是因为她高大的个头，或是头衔，或是她讲话时像美洲豹跟踪猎物般慢慢踱步的样子，那就一定是因为她那双奇怪的眼睛。一只棕色，一只蓝色，那只蓝眼睛透着一股冷酷，在教堂大厅里，每次牧师夫人从她身边走过时，纳迪娅都会不自觉地将目光移到地上。
“你多大了，亲爱的？”谢泼德夫人问。
“十七岁。”纳迪娅轻声说。
“十七岁。”谢泼德夫人停顿了一下，朝门口望去，仿佛在期待走过来的是另一个更优秀的女孩，“秋天你要去哪儿上学？”
“密歇根，”她说，觉得这样回答有些突兀，所以补充了一句，“夫人。”
“学什么？”
“我还不知道。但我想去法学院。”
“嗯，像你这样的女大学生一定很聪明。你在办公室工作过？”
“没有，夫人。”
“以前工作过。对吗？”
“当然。”
“做什么？”
“我在商场里做过收银员。还在乔乔果汁店工作过。”
“乔乔果汁店。”谢泼德夫人皱了一下嘴，“嗯，听着。我没用过助理，也没有这个需要。但我丈夫似乎认为我能帮上点忙。那咱们就给你找点事做吧，好吗？”
她派纳迪娅去牧师办公室帮她倒杯咖啡。走过大厅时，纳迪娅望向窗外的停车场。在教堂前面的草坪上，小孩们正在玩抓人游戏。她猜是夏令营，她停下脚步眯起眼睛看，在一片混乱中，她发现了奥布里·埃文斯。是啊，奥布里当然会在教堂过暑假，她当然没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她戴了一顶傻乎乎的狩猎帽，穿着一条肥大的工装短裤，迈着大步慢慢跑向孩子们，她稍一靠近，孩子们立即四散跑开。她故意放掉大多数孩子，最后抓住一个跑得慢的，一把将他抱起来，孩子大声尖叫，在空中不停地踢腿。如果有前世，纳迪娅也许会喜欢她。在夏日早晨玩耍，抱起被她抓住的孩子，孩子的脸上挂着感恩的笑容。
在上室教堂工作的前几个星期，纳迪娅和父亲的生活开始变得有规律：早早起床，安静地吃饭，钻进临时代用车里。他去上班时也会顺道送她。开车的途中，父亲会抱怨方向盘用得不顺手，抱怨他有多讨厌坐在这种底盘低的车里，不过她知道，父亲不过是想念自己的卡车而已，因为车在厂里维修时，他无法为上室教堂服务。下班后，他在厨房里徘徊，轻拍着衣服口袋，仿佛走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应该把鞋脱在门口吗？浴室在哪儿？最后，他只能跑到后院去举杠铃，像服刑的犯人那样消磨时间。
工作时，纳迪娅完成了谢泼德夫人交给她的任务：为妇女辅助会的午宴联系服务生，审读教堂的公报，安排在儿童医院募捐玩具的日期，复印夏令营注册表。她尽力将每一件事做得完美，因为当她犯错时，谢泼德夫人会给她脸色看——眯起眼，噘起嘴，似笑非笑，好像在说，看看我都要忍受些什么啊。
“亲爱的，这个你得再做一遍。”她会说，并招手让纳迪娅过来。或者，“嘿，现在啊，专心点。我们雇你来不就是让你干这个吗？”
说实话，纳迪娅不知道牧师和他的妻子为什么要雇用她。他们可怜她，她知道，但谁不可怜她呢？在她母亲的葬礼中，坐在教堂的前排长椅上，她能感觉到人们向她投来的怜悯的眼神，此外还有无声的愤怒，出于礼貌谁也没有将这股愤怒之情表达出来，尽管如此，她还是能感觉到脖颈后方这股热火。“谁有资格谴责？只有上帝。”牧师开始念悼词。可事实上，他引用这段《圣经》的意思就是让教堂会众谴责她的母亲，他认为母亲做的事情应该受到谴责。在宴会上，修女威利斯将她揽入怀中，说：“我怎么都不能相信她竟然那样对你。”好像母亲开枪打的人是纳迪娅，而不是她自己。
那之后的每个礼拜日早晨，父亲都坚持敲她的门，而纳迪娅总是躺在床上，将头扭到一边，假装睡着。他不会强迫她一起去教堂。他没有强迫她做过任何事。光是问她就已经耗费了他足够多的能量。有时她觉得应该陪他去，如果这么做能让他高兴。可是她想到修女威利斯在她耳边低语时的样子，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教堂那些人有什么资格批评她母亲？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想死。最糟糕的是，上室教堂的指责也开始让纳迪娅不禁评判起母亲来。有时，当修女威利斯的声音出现在她的脑中，她就会萌生这样的想法：我也不敢相信她竟然这样对我。
在上室教堂里，纳迪娅努力不去想那场葬礼。相反，她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分配给她的琐碎工作上。所有任务都非常细小琐碎，谢泼德夫人总是一副疾言厉色的样子，做事有条不紊，她属于宁愿亲力亲为也不愿教你如何做的那种人。（她之所以更倾向于授人以鱼，不仅因为她认为自己能抓到更好的鱼，还因为这种受鱼者与饥饿之间唯一一道屏障的角色能让她感到自己的重要性。）纳迪娅讨厌花大把时间研究谢泼德夫人，也讨厌揣摩她的需求。早晨，纳迪娅站在衣柜前挑出一套符合老女人喜好的衣服。不能穿牛仔裤，不能穿短裤，不能穿无袖上衣。只能穿宽松裤、衬衫和端庄的连衣裙。作为一个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少女，她的衣服不是露腿就是露肩膀，纳迪娅没有几件衣服能达到谢泼德夫人的要求。但她还没拿到工资，也无法开口向父亲要钱，一星期里有几个晚上，她弯腰趴在浴室的池子上，用湿手巾擦拭腋窝处的防臭剂。即使谢泼德夫人注意到了纳迪娅在重复穿同一件衣服，她也没说任何话。大多数时候，她根本不会注意到纳迪娅。苛责或者漠视，纳迪娅说不好哪个更糟。她看到牧师夫人看奥布里·埃文斯时的眼神十分温柔，好像稍稍严厉一点就会让她崩溃似的。是什么让她如此特别？
一天早晨，纳迪娅在卫生间外撞见了奥布里，两个女孩看到对方时都吓了一跳。“嘿，”奥布里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她仍戴着那顶狩猎帽，穿着那条肥大的工装短裤，这身打扮让她看起来像个邮递员。
“工作，”纳迪娅说，“为谢泼德夫人工作。基本上，我就是她的使唤丫头。”
“哦。”奥布里笑笑，她看起来像一只趴在膝盖上的惊弓之鸟。任何一点动静都会让她诚惶诚恐，吓到拍拍翅膀飞回树上躲起来。她脚上那双黄色的人字拖上有几朵向日葵，好像在她脚趾间盛开一样。看着她走路时鞋上的花朵不停地呼扇，纳迪娅真想把它们扯下来。她怎么会喜欢如此幼稚的东西？她想象奥布里·埃文斯在鞋店里，走过一排排朴素的黑色凉鞋，偏偏从架子上取下那双向日葵拖鞋。好像她认为自己配得上这花朵的每一次绽放似的。
一天下午，在夏令营学员回家后，谢泼德夫人给了奥布里一个拥抱，然后将她带到办公室里喝茶。坐在那里是什么感觉？不是将信封放在桌子上，也不是在门口探出脑袋问问题，而是坐在那里。粉色的窗帘看上去会不会更偏紫色？桌子上卢克的照片之所以被摆成那个角度，是不是为了坐在沙发上也能看到他的笑容？纳迪娅试图将注意力转回正在整理的信封上，可是为时已晚。思绪如潮水般涌来。卢克，那个坐在父母中间的前排长椅上扯领带的男孩，那个在星期日学校坐在她前面的男孩，她的心思完全不在《圣经》上，她仔细地观察他，记下他鬈发上每一个弯的样子。卢克练完橄榄球后会穿上防滑球鞋迈着大步到处走，或者穿过教堂停车场大声播放音乐，吵得老家伙们连忙用手捂住耳朵。她的胃一阵翻江倒海，好像一次跨两级台阶似的。悲痛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词，从失去的那一刻起，悲痛就与你如影随形。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再弹回来。
那天晚上入睡前，纳迪娅打开床头柜，摸索着找出婴儿脚——在她知道验孕结果呈阳性后，一份来自免费孕产中心的礼物——如果可以这么叫它。咨询师多洛雷丝交给她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小册子，比如《关爱你未出生的孩子》《堕胎行业的秘密》《那个药会要了你的命吗？》。在其中一个名为《真爱值得等待》的手册下面，咨询师夹了一张紫色的“珍贵的成长记录”卡片，上面按周详尽解释了婴儿发展的每个阶段。卡片上附了一个徽章，一双金色的小脚，多洛雷丝告诉她，这双小脚的形状和尺寸与她八周大的孩子的脚一样。
离开诊所前，纳迪娅在卫生间里默默呕吐。随后，她把小册子丢进了垃圾桶，她将所有资料一张张塞进缝隙中，最后一张是一个附有宝宝小脚徽章的卡片。她从没见过这种东西，一双脱离了躯体的脚，也许正因为它的奇怪，才让她决定留下这个小徽章。或许那时她已经知道自己会堕胎。她感觉陷入了两难的选择，当她没能扔掉徽章时，她知道自己不会生下这个孩子，唯一能留下的东西只有这个徽章。她将徽章藏在了抽屉的最里面，藏在旧笔记本、发绳和一个父亲多年前买给她的空首饰盒后面。每晚睡觉前，她都会从抽屉里翻出它，将它握在手心里，抚摸那仍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金脚丫。
晚春时节，整个欧申赛德都笼罩在雾霭中，当地人称之为灰色五月。当灰蒙蒙的天空持续到夏天时，这个称呼就变成了阴霾的六月。不见天日的七月。雾八月。那年春天的雾气格外厚重，到了中午，海滩上仍然空无一人，冲浪者看不到三米开外的景象，便遗弃了这片海滩。这里积聚了太多滚滚浓雾，上室教堂的女士们不得不在去教堂的路上戴上帽子和围巾以保护她们的发型。随雾气而来的还有传闻：牧师夫人新雇了一位助理，名字叫纳迪娅·特纳。
拉特里丝·谢泼德在这之前从未有过助理，所有人都怀疑这助理能否干得长久。她个子很高，要求多，不是那种只会安静地坐在前排保持微笑的温顺妻子。每当长者或丈夫暗示她管的事情太多时，她就会说她来这里的使命不是干坐着，而是为大家服务。她致力于帮助流浪者、儿童、因残疾或患病而无法出门的人，帮助吸毒者康复以及帮助妇女工作，她亲自主持为受到虐待的妇女提供庇护所的工作。她早已习惯生活中的混乱——在上室教堂跑来跑去，从一个会转战到另一个会，把捐献给流浪者的衣物塞进后备厢里，开车跑上高速路将玩具送到儿童医院。她到受虐妇女的庇护所，到少管所，到任何一个需要她的地方，最后，她回到家为丈夫做晚饭。可是，她从未用过助理，而且也并不想要。
“我就是不喜欢她的样子。”一天早晨，她对丈夫说。
“很多人的样子你都不喜欢。”他说。
“那我错了吗？”
“那不是炒人的理由。”
约翰坐在桌子后面，抿了一口咖啡，拉特里丝叹气，又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透过窗户，她可以看到滚滚浓雾扑向教堂的停车场。她算是受够了。她来自佐治亚州的梅肯。她知道雨水，知道潮湿，但她讨厌这种夹在两者间的奇怪天气。特别是与佐治亚州的春天相比——每当杜鹃花、桃花和木兰花盛开之时，正是烧烤的好季节，可以坐在保时捷里敞开车窗，尽情感受春天的温度。可是在这里，她连路都看不清。这破天气让她本就郁闷的心情又蒙上了一层阴郁。
“亲爱的，我们都喜欢特纳教友，”她说，“但我不需要一个不知检点又什么都不懂的女孩整个夏天都跟着我！”
“拉特里丝，经文里面说得好：好的牧羊人会让九十九只……”
“哦，我知道经文里说了什么。你可别想像对教会那些女人一样给我讲道。”
约翰摘下眼镜，每次他想强调什么的时候总会这么做。也许焦点模糊后，有些事情更容易开口。
“我们欠她的。”他说。
她不屑地冷笑一下，转身到窗前。她拒绝亏欠任何人，更别说是一个她鼎力相助的女孩。她是唯一一个迅速做出反应的人。那天早晨，儿子消沉地坐在餐桌前，用手托着脑袋，她的丈夫在厨房里来回踱步。儿子的静止不动与丈夫的无休止移动都让她感到恼怒。她还没有睡醒，更别提从头上取下卷发器。她听到女孩怀孕的消息时，甚至还未喝早晨的醒觉咖啡。
“你怎么能找一个连上室教堂都不去的女孩？”她终于开口问。
“妈妈……”
“别叫我妈妈。你怎么知道是你的？谁知道她和多少男孩搞过？”
“是我的，”他说，“我知道。”
“一个高中女生，”她说，“她到十八了吗？”
“马上。”他轻声说。
“我们花了这么多心思教育你，”约翰说，“你从小到大我们都在给你灌输经文，告诉你人生的原罪，你竟然跑到外面做这么愚蠢的事？”
丈夫对着卢克大吼，这场景她见过太多次。他和朋友用偷来的车去兜风，在电影院换影厅蹭看电影，偷偷把装着啤酒的可乐瓶带到海滩上，在禁止吸烟的托德兄弟公园里吸食大麻，挑衅海军士兵打架。他不是坏孩子，但是他放荡不羁。黑人男孩没有放荡不羁的资本，她试图告诉过他。放荡不羁的白人男孩能成为政治家、银行家，而放荡不羁的黑人男孩只有死路一条。她对卢克说过多少次要小心？可他还是和一个未成年少女鬼混……罗伯特会怎么想？他会生气，那是一定的，至于有多生气？会气到把卢克拽到警察局吗？
“她想打掉。”卢克说。
他看上去很挫败，拂掉眼角的泪水。她好几年没见过他哭了。她的儿子，像所有男孩一样，早已长大，离开妈妈的羽翼。她看着卢克飞快地长大，看着他夏天练习举重在肩膀上留下的伸展纹，看着他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成熟的男人，越来越不像她的儿子。他现在完全变了个人，他变得难以捉摸，只要她一进屋，他就不再讲电话。上小学的时候，他在客厅的地毯上和朋友摔跤，而到了中学，她看到他将朋友狠狠地推到墙上，一幅画从钩子上掉了下来。最让她介怀的是，当她大嚷着让他停下来时，他的脸上竟露出惊讶的表情，仿佛粗暴是理所应当的，如果说这不对，反而会让他惊讶。
女儿长大后会变得和母亲更加亲密，慢慢地她会像齐刷刷的缝纫打版图一样与母亲一条心。儿子则会彻头彻尾变成另外一个物种。所以即便她不愿意看到儿子哭，但能借这个机会再次照顾他，也让她感到心满意足。她把他搂到肩膀上，轻抚他的头发。
“不哭了，”她说，“妈妈会处理的。”
她从银行取出六百美元，把钱放进信封，让卢克交给那女孩。那天晚上约翰彻夜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在卧室里来回踱步。
“我们不应该这么做，”他说，“我良心上过不去。”
拉特里丝并不认为应该为此感到愧疚。他们没有强迫女孩去做任何她不想做的事情。女孩若自己不想要孩子，便会想方设法不要。善良的做法，也就是基督徒的做法，是帮助她。现在，女孩可以去上大学，从此远离他们的生活。虽然不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谢天谢地，这件事还没有到不可挽救的地步。
尽管如此，约翰还是很难过，罗伯特·特纳礼拜日在教堂里出现时，他那辆撞坏的卡车仿佛已经是一个征兆，一个长期审判的开始。约翰出于怜悯，没有与拉特里丝商量就跑到罗伯特家为那女孩提供了一份工作。现在，整个夏天，那女孩都会在她手下工作，只因约翰想为一份莫须有的悲伤赎罪。
“我什么都不欠她，”她说，“我早就还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