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八月（1871年9月），秋高气爽，日丽江阔。曾国藩会集幕友、门生，以及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文士，兴致勃勃地踏上停泊在下关码头江面上的“威靖号”轮船，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军事检阅活动。
说是阅兵，其实也为了旅游视察，顺便散散心。他要亲自坐一坐江南制造局新制的轮船，游览一下江南秋景，散散长期郁积在心里的闷气，同时视察江南制造总局。
八月十二日（9月26日），曾国藩先就近检阅了江宁防军；第二天乘轮东下，先后巡视了扬州、清江浦、镇江、丹阳、常州、常熟、苏州、松江等地；十月七日（11月19日）到达上海，视察了江南制造局各种机器和轮船；十五日（27日）改乘“测海号”轮船回江宁。一路上，看到军备整齐，军械先进，曾国藩心中非常满意。又与容闳、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主要经办人员谈了办洋务之事。
江南制造总局是几年前成立的。他派容闳去美国买的机器是“制器之器”（即母机），买回后交给李鸿章，李通过丁日昌买下上海一美国旗记铁厂，厂主科尔的技术很好，留厂做工程师，开始了江南制造局的成立与制造工作。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要在江南制造局设船坞造船，奏准了造船经费，并把工厂由虹口租界迁至高昌庙，扩大了工厂规模。按照曾国藩的设想，建设了船坞和炼钢厂。同治七年（1868年）造出第一艘兵轮“惠吉号”，下水后曾国藩乘该轮试航，表扬该轮“坚致灵便，可以远涉重洋”，同时让工厂继续努力，要造出“二十余丈之大舰”。按曾国藩的要求，同治八年（1869年）又造出“操江”和“测海”两只轮船。这两只船比“惠吉号”进步，由明轮改成了暗轮，马力由329匹升高到400多匹，但其船体反而比“惠吉号”还要小些。“惠吉”是185尺，“操江”只有180尺，“测海”仅有175尺长，并没有达到曾国藩所要求的标准。
如今，经过多番努力，曾国藩乘坐视察的这条“威靖”轮终于达到了他的要求，“威靖”是同治九年（1870年）新制的。在航行过程中，曾国藩一边与徐寿等诸匠师参观这只轮船，一边听他们介绍。该轮也是一艘暗轮，终于达到了曾国藩要求的20丈长度，是205尺，马力也比前三号大，为605匹，载重由前三号的600吨增加到1000吨，配炮也几乎增加了一倍，由八九门增到15门。
看到造船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曾国藩满脸笑容，回想他在安庆制造的“黄鹄号”，更觉进步之大了，于是不断夸奖着徐寿等人。但是，他突然感到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一点也未变化，曾国藩用脚点了点舱板说：“从黄鹄号到威靖号，都是用木板制的。打起仗来，木板挡不住炮弹，也容易起火燃烧。而洋人能造出铁甲舰，我们为何造不出？”周围的人听了没敢回答他。
曾国藩提到的铁甲舰，确实也是众人心中的一块心病。
曾国藩视察的轮船驶入上海后，他在上海道兼制造局总办秦世泰的陪同下参观了制造局各厂，并一一参观了“测海”、“操江”各舰。再次同容闳、徐寿等人说，要他们尽快造出铁甲舰来，并说如果中国能有五十号铁甲大舰，就敢同洋人在大海上争高下了。
第二天，根据中国人的习俗，曾国藩宴请了制造局里的译员与各匠师，其中有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科尔等。宴会上，曾国藩一一慰问外国人，感谢他们为江南制造局作出的努力。曾国藩许久没有这么高兴了，所以宴会显得轻松、热烈。傅兰雅等外国人由于一时高兴，竟向曾国藩提出他对外国人、对外国传教士的看法。在座的中国人都为此捏一把汗，生怕触动了曾国藩的伤心之事，惹起他的不愉快。但是，曾国藩却高兴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外国都该是一家，“大同”世界，天下都是兄弟，不该有侵略和欺辱。耶稣教、天主教都劝人做善事，不做坏事，也是好教。真正的外国朋友、外国传教士只会帮助中国人，不会欺压中国人，那些仗势欺人的外国人和传教士，不能代表兄弟国家和真正的传教士。曾国藩的回答博得在座外国人的热烈掌声，大家赞扬他的开明，认为比那些“清议派”要高明得多，并表示与中国朋友精诚团结，为制造局真诚效力。
在饭局上，曾国藩又一次想起了他的宏伟愿望。他向江南制造局容闳、徐寿他们下了死命令，要他们一定造出铁甲舰来，希望外国朋友们献智献力。美国人科尔当即表示可以造得出，他还表示论技术“所有轮船、枪炮、机器俱能如法制造”，只要经费、材料能供应上。曾国藩听了非常高兴，举杯表示对他的谢意。
然而，现实总是让人进退两难，当他了解到江南制造局的具体情况时，情绪又黯然了。
科尔、傅兰雅等人告诉他，江南制造局效率太低，浪费太大。他们说，局中工人有一千多，设备也齐全，经费也充足，如果在外国，这样的条件，工作效率最少还能提高三倍。而江南制造局制造的枪炮武器，成本又要比国外工厂多七成，造一支枪炮比买一支外国的枪炮用钱还要多得多。造轮船虽没有造枪炮这么明显的浪费，但不会比买船节省经费。他们认为，中国有一天还得走上买船的道路。
对于外国友人的坦诚，曾国藩当然很感激，可对他们反映的这个严峻问题，又很忧虑。曾国藩同他们探讨，中国的工厂为什么效率会这么低？浪费会这么大？他们干脆回答：这是个经营体制的问题。外国人办工厂，都是厂方自己经营管理，经费自己出，造出的产品，包括枪炮、弹药、军舰，都是作为商品按价出售。以营利为目的，办厂者才有兴趣，也不会让工厂浪费，会极力提高效率。而中国正好相反，江南制造局全由公款生产，产品又全部直接调拨给军营、炮台，工厂收不回一文钱，也不用替谁负什么责任，质量好坏都能交差，更不要讲求赢利和效益。这个办厂的路子，决定了工厂的前景；这个体制不改变，工厂总有一天要停办。
曾国藩不由得陷入深思，他了解中国人的办事效率，也知道这和中国的体制息息相关。可是，这个办工厂的体制，尤其是办军工厂的路子，怕是谁也变不了。军队要枪炮、轮船为朝廷打仗，国家不出钱办厂能由谁出？国家出钱办厂，产品又如何能拿出去卖？然而这么办下去，造武器不如买武器省钱，买的武器质量又好，那办这个工厂不是自找苦吃吗？然而中国不设厂自造武器，一切都靠买外国的，哪还有自强的一天！自强必得独立，造武器为的是抵抗外国侵略，但武器一定要向外国购买，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哪有既要准备同人打仗，又要花钱买对方的拳头、棍子的！
这是一个他无法解决的两难问题，曾国藩越想越苦恼，几天来制造铁甲舰的兴奋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只觉得浑身乏力，赶紧乘轮回到了南京。继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之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继续举办洋务：先是军事工业，继是民用工业，使中国的洋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曾国藩在这场运动中所做并不算多，这主要原因是他死得太早，清政府举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刚要诞生时，他便死去了。然而，他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开拓者，其作用和影响却不能因其做得不多而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