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再现】
【元典】
天命之谓性[1]，率性之谓道[2]，修道之谓教[3]。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4]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5]，故君子慎其独[6]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7]；发而皆中节，谓之和[8]。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9]。
【注释】
[1]天命：天赋，指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性：人的自然本性，是上天赋予人的秉性。
[2]率性：遵循本性，顺应上天赋予自己的秉性。率，遵循，依照。道：本意为路，这里指世间万物的规律。
[3]修道：按照规律修养身心，形成高尚的品德。教：教化，感化自己达到品德高尚的境界。
[4]戒慎：警醒自己，使行为谨慎。
[5]“莫见”二句：见，通“现”，显现。隐，隐蔽的地方。微，细微的小事。
[6]慎其独：在独处的时候也言行谨慎。
[7]“喜怒”二句：发，指情绪的抒发。中，内心平静、无所偏向的状态。
[8]“发而”二句：中节，符合法度，合理恰当。和，适时适当，不过度。
[9]“致中和”三句：中和，即和谐。位，即处所，用作动词，意为万物各得其所。育，生长繁衍。
【译文】
上天赋予人类及万事万物的禀赋叫做“性”。遵循这种禀赋行事，使之符合自然规律，就叫做“道”。按照自然规律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并用自身形成的德操影响、感化周围的人和物，这就叫做“教”。“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是人们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的。如果人们能够随便地离开某种“道”，那这种“道”就不是真正的“道”。正是因为“道”时时处处都在我们身边，所以那些以“中庸”作为行动指南的君子们，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时刻警醒自己言行谨慎，在没有人听到的地方也时刻担心自己的行为不合法度。最容易被发觉的恰恰是那些隐藏得最深的事物，最容易显露出来的恰恰是那些细微之处。因此，德行高尚的君子即便是在独处的时候，也对自己严格要求，避免自己言行不当。人人都有喜悦、愤怒、忧伤、快乐这些情绪，在没有受到外界激荡的时候，这些情绪就没有表现出来，它们蕴藏在人的内心之中，这种状态就叫做“中”；当受到外界激荡，需要表现这些情绪的时候，如果表现得恰到好处，那么就叫做“和”。所谓的“中”，就是内心平静，无所偏向，这是世间万物的最根本的规律；所谓“和”，就是适度，这是全天下人都必须遵守的准则。如果你的一举一动能够完全符合“中和”的标准，也就是说你达到了“和谐”的境界，那么天地万物都会各得其所，无所偏倚，万事万物都会按照自身规律生长繁衍。
【名家感悟】
天本无体，亦无言语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贤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
——孔颖达
凡在众人之中，犹知所畏，及至幽隐之处，谓人不见，便即恣情。人皆占听，察见罪状，甚于众人之中，所以恒须慎惧如此。以罪过愆失无见于幽隐之处，无显露于细微之所也。
——孔颖达
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
——程颢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
——朱熹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
——朱熹
【中庸精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每个人开蒙启智之后，都会好奇地探寻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但总是不得要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哲学意味的经典，《中庸》开宗明义，回答了世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天命之谓性。这句话说得言简意赅，玄远深邃，颇难理解。要想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必须参透“天命”和“性”两个关键词。
在科学昌明的当今社会，我们尚且不能回答生命起源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了。所以，先哲把生命和人类智慧的起源笼统含糊地归结为“天命”。那么什么是“天”呢？姑且理解为宇宙世界的最高主宰吧，类似于西方的上帝。但是，儒家的“天”不同于上帝，它在赋予人生命的同时，也赋予某种需要个人来完成的使命，这便是“天命”了。换句话说，《中庸》认为，人是肩负着某种使命降临人世的。更为奇特的在于，当上天赋予人“性命”之后，人便有别于其他动物，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自觉完成使命的能动性。故而，《中庸》视野下的人，能够感知天命，发挥自己的才能智慧，主动地体认、回应并完成上天的使命，成就自己圆满的人生。
在赋予人使命的同时，上天也同时给予人类共同的智慧和独特的个性，“使命”“共性”“个性”的综合，便是《中庸》所说的人之“性”。所谓“共性”，是说每个人的生命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芸芸众生完全相同的，比如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比如饥餐渴饮的基本欲求，比如喜怒哀乐的情感流露，等等。所谓“个性”，是说人的天性中还有一部分是自己独有的，比如性格爱好、饮食习惯，比如精神气质、先天禀赋，等等。每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正是因为禀受于天的、生来具有的这些资质，才能得以完成上天的命令，实现生命的价值。
这些道理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答案是通过圣人了解的。圣人负有特殊的使命，他们以其特殊的禀赋，洞察宇宙世界的本源，比常人更明确地感受到人类的“天命”，并掌握了体认天道的具体路径。他们总结宇宙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人们修身养性的方法，解说构建和谐社会的策略，引导人们获得成功，这被称为“圣人之道”。上天就是通过圣人把这些道理传播到人间的。
与圣人不同，世俗之人的成功，在于领悟圣人之道后，充分发挥自己能动之“性”，修成崇高品德，感化周围民众；磨砺杰出能力，造福社会国家。要想达成这样的目的，需要我们“率性”而为。“率性之谓道”，这便是《中庸》给世俗之人指出的成功之道。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获得人生的成功，必须认清自己的“天命”和“个性”，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完善自己的性格，提高自己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建功立业。
“人啊，认清你自己！”这是几千年前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上雕刻的名言，被芸芸众生奉为圭臬。可是，这句话对于如何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怎样实现人生价值，都没有述及。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则清晰地告诉我们，要从天命角度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目的是实现人生使命，达成人生圆满的途径是“率性而为”。相较古希腊名言，《中庸》的见解不仅同样高深，而且更为丰富全面。
古罗马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在其哲学著作《沉思录》中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最智慧的生活，就是顺应自己的天性去生活……”而依据《中庸》理论，则可以说，人的成功便是正确定位人生，发挥出自己的无限潜能而有所作为。
【中庸做人】文中子王通
在隋朝，有一个人名叫王通。在中国历史上，王通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建立功业的方式比较特殊，故而不为人知。在隋朝治乱转折之际，王通不仅看清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看清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于是，他毅然放弃文事武功，转而进行学术研究和人才培育，最终对唐代政治文化的兴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通出生于山西河东，其父王隆是一个负有盛名的学者。由于学识渊博，王隆曾被任命为国学博士。因为长在书香门第，王通小时候就酷爱读书，学习十分刻苦，经常废寝忘食。据说他曾经有6年时间寝不解衣，学累了就躺下眯一会儿，然后起来再学。到15岁的时候，他已经是满腹经纶。许多人开始拜他为师，向他讨教学问。由于饱读圣贤之书，王通悟透了天命人性的玄机，确立了很强的人生使命感，立志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一番作为。
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王通考中秀才，随后到长安游学。当时，隋王朝正当盛世，但由于上层人物的贪婪自私，繁盛之下深藏危机。王通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心怀忧惧，便向隋文帝献上《太平十二策》，提出了“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的治国方略，受到文帝的赞赏。隋文帝把他的奏章下发，让公卿们评议，王通却因此受到冷落和排挤。王通怀才不遇，便想返乡兴教。当时的权臣杨素一向仰慕王通大名，便邀请王通到他的府邸，想收为己用，但被王通拒绝了。不久，朝廷任命王通为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任职期间，他把形势看得更清楚了，见杨广和权臣杨素等人相互勾结，料知隋朝大乱将至，危机灾祸不远，便辞官归乡。
回到河东老家之后，王通决心效法孔子，把精力放到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孔子曾编订六经，王通便决定续述《六经》。他一面聚众授徒，一面潜心著述，9年之后，著成《续六经》80卷，人称《王氏六经》。在书中，他坦言自己的志向：“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也就是要学习孔子，振兴儒学，探索统一国家和治理社会的王道。王通收徒众多，讲学不辍。在他去世后，其弟子门人为了纪念他，便仿效孔子弟子作《论语》，收集他的言论答问，编订《中说》一书，又称《文中子》。该书用讲授记录的形式，系统保存王通讲课时的主要内容、与众弟子友人的对话等内容。王通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主要体现在《续六经》和《中经》之中。
通过对魏晋六朝数百年动荡原因的分析，王通以睿智博通的头脑，提出了重建统一国家的思想和主张。他首先抨击了东汉以来儒学神学化的弊端，提出“穷理尽性”的观点，引导社会风气朝着理性和务实方向发展，为社会走向稳定提供了理论基础。针对魏晋以来贵族们变乱伦理纲常、追求功利私欲的生活，王通在个人修养上提出防止“人心”，扩充“道心”的主张，也就是防止个人私欲泛滥，加强社会道德和责任感教育，并指出实现这一主张的原则和方法对扭转放荡腐朽的社会风气起着积极作用。东汉到隋朝几百年的政局大分裂与思想上的大分裂互为表里。当时，儒学衰落、道教兴起、佛学广播，三教相互斗争，社会思想混乱不堪。中国历史证明，没有思想的统一，就没有国家的统一。王通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为唐宋时期的思想统一奠定基础。至此，率性而为的王通在理论上出色地完成了为盛唐奠基、开宋代理学先河的历史使命。
王通以昌明王道、振兴儒学为己任，认为人才是社会国家强盛的根本，为扭转六朝以来精英堕落、人才调零的状况，他特别注重视人才培育。王通归乡讲学，特别是在《续六经》完成后，名声日隆，慕名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门下弟子竟达千人之多，被世人称为“河汾门下”。他编写教材，革新教法，日夕与弟子们讲道论学，造就一大批出类拔萃之士，其中最出色的有初唐著名政治家房玄龄、杜淹、魏徵、薛收、温彦博、杜如晦、王珪、陈叔达等，还有著名军事家李靖、李世等人。这些人都是隋唐之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他们所取得的伟大功业，无不受益于王通的教诲或影响。可以说，正是因为王通聚众授徒，与初唐那些著名将相讲学论道，才终于造就繁盛李唐三百年的基础大业。
王通乐天知命，率性而为，传道授业，受到后世的广泛而长久赞誉。北宋初年著名学者石介称赞他是与孔子、孟子、扬雄一样的圣贤。程颐、邵博等人更是将王通置于荀子和扬雄之上。心学大师王阳明认为王通远超韩愈，堪称“贤儒”。蒙童必读的《三字经》，则把王通与老子、孔子并列，奉为“五子”之一。
正是因为理解天命与人性的深刻关系，即便是在隋末那样不堪的社会里，王通依然发挥出自己的才能，为社会进步作出巨大贡献。国家将乱，他就到社会上去弘道；官场败坏，他就到民间讲学；现实无可挽救，他就着眼于未来育才。由此可见，悟透天命、认清自己，在任何社会环境下都能成就完满的人生。
【中庸政道】乐天知命的苏轼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天才，不仅诗、书、画三绝，而且在水利、医学、佛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但是，这位文化大师却生不逢时，就在他踏入仕途不久，朝廷因王安石变法分裂成新旧两党，政治生态急剧恶化，朝政波诡云谲。苏轼做人有抱负，做官有主见，不愿附和别人，这种坚持正义的品格在朋党之争中却是两面不讨好，所以，他一生三遭贬谪，饱经磨难。如果是一般人，也许会意志消沉，或者自暴自弃，但苏轼则不然，在这样坎坷的为官经历中，却取得了了不起的政绩。
有人不禁要问，苏轼到底靠什么力量在逆境中奋起；又是靠什么智慧从容地应对宦海沉浮？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苏轼不仅是个文学家，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他是一个乐天知命之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深悟天命与人性关系，遵循儒家的从政之道，超脱各种苦难，活出了自信达观的精彩人生。
苏轼少年得志，20岁刚出头，他便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并以文才名动天下。很快，他就成为满朝瞩目的“政治新星”，并被皇帝和前辈大臣赏识，步步高升。进入官场不久，宋朝便迎来了王安石变法的重大变革。
王安石推行新法之时，苏轼正在朝中任职，虽然他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但对王安石的某些做法很不满意，并在许多场合表现出来，王安石因此很生气。观察朝政，苏轼发现形势对自己很不利，便主动请求外放，不久被朝廷派到杭州做通判，之后又转到密州和徐州做太守。在地方官任上，苏轼积极造福于民，设法消除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作出一定的政绩，留下不错的口碑。调任湖州不久，苏轼罹遭飞来横祸。因为经常写诗评议时政，苏轼被朝中小人罗织罪名，逮捕下狱，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深陷囹圄的苏轼险遭不测，幸好宋代文网较疏，再加上正人君子的营救，他才得以获释。下狱四个月之后，苏轼被贬往黄州，充任团练副使。尽管事情的结果是有惊无险，但苏轼大好的前程却化为泡影。
身在官场，遇到这种情况，多数人都会灰心丧气。但苏轼则不然，他并没有就此选择隐退，远离官场，而是依然执着，关心国事民瘼。苏轼乐天知命的本色，在被贬黄州时表现得极为充分。在那里，他创作了一系列彪炳千古的名作，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定风波》以及《前赤壁赋》等。这些诗篇，酣畅淋漓地展示了他的乐观的精神、旷达的襟怀、执着的信念。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番旷达的言辞，正是他悟透生死穷通、顺天应命的真切心声。
由于新法弊端甚多，以致举步维艰。神宗皇帝驾崩以后，保守派开始占据上风，新法被废止。苏轼因为曾尖锐批评新政，故而被朝廷重新启用并委以重任，官至翰林学士。但是，保守派对新法不加分辨，连利国利民确有实效的法条也不保留。变法之争，失去意义，并彻底沦为朋党之争。作为聪明人，苏轼很清楚得罪保守派的后果。但是，他仍以国事为重，匡评时政，放言无拘，只要是对朝廷和人民不利的，他都会出面进行峻切的指陈。他的做法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不久便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任职。此后几年间，他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太守。苏轼志在造福民众，至于朝中还是地方并不在意，所到之处，无不勤政爱民，每莅一地，政绩皆有可观。特别是在做杭州太守之时，他率民治理西湖，修建苏堤，堪称水利史上的杰作，更是文化史的千古佳话。由于他作出了相当多的奉献，以至于当他徙官之时，地方百姓都倾城而出，与其洒泪而别。
苏轼认为，既然上天赋予自己应有的使命，自己就应该坦然接受，矢志不渝地去完成这个光荣的职责。终其一生，苏轼都没有忘却自己从政为官的职志之所在，他那拯救天下苍生的心怀一直都没有些许松懈。
到了晚年，苏轼更加达观知命，已是荣辱不惊。1094年，他被贬往南荒之地惠州，在遍地瘴疠的恶劣环境中，他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乐观诗句。1097年，他被贬往海南儋州，在那穷山恶水之地，他坦然言道，“我九死一生，能到海南一游，乃平生最大快事”，把贬谪之辱说成“奇绝冠平生”。
宋代学者很重视中庸，喜欢谈性命之学，苏轼本人更是学通三教，对生命本质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刻认识，造就了达观豪迈的性格。所以，对苏轼而言，命运的起落只能丰富他的人生阅历，宦海的沉浮也只能让他了悟生命的玄机，却不能消磨他的意志、摧残他的生命。故而，苏轼练就了一颗淡定超迈的平常心，气定神闲地看待官场的沉浮得失，涵纳人生的悲欢离合。尽管仕途坎坷、人生失意，但他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为官责任。他率性而为，不趋附、不苟阿。可为则为，否则随遇而安；待其可为，则不失其志。所到之处以造福民众、畅达情怀为乐，处处怡然自得。
【中庸商道】长盛不衰的沃尔玛
《中庸》开篇第一句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宗明义，给出了成就人生的根本纲领。如果把这句话引入企业经营之中，同样是适用的。一个人只有明白了自己的人生使命，才会活出自己的价值。同样，一个企业只有建立明确的企业使命，才能基业长青，长盛不衰。这一点，沃尔玛是个杰出的范例。
在谈沃尔玛之前，有必要先谈谈企业使命。按照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说法，企业使命阐述了企业存在的理由和依据，明确了企业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身份或角色，包含着企业的经营哲学和宗旨。具体说来，确立企业使命应该回答以下问题：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客户群是谁？客户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用什么特殊的能力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如何看待股东、客户、员工、社会的利益？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回答不了，企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更别说经营和发展了。
自从沃尔玛闯进世界500强排行榜以来，无数的企业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都在研究这家连锁零售企业，寻找它长胜不衰的奥秘。
经过多年的探讨，现在的沃尔玛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在许多大师看来，沃尔玛经营成功的秘诀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它有着非常清晰的企业使命和极为简单的经营哲学：不断了解客户的需要，设身处地为客户着想，最大程度地为客户提供方便。
从大的方面——店址选择上来说，沃尔玛就以方便客户购物为首要考虑因素。在美国，它的触角伸向西尔斯、凯马特所不屑一顾的偏远小乡镇。从明尼苏达到密西西比，从南加州到俄克拉荷马，沃尔玛无所不在。
总之，哪座乡镇缺乏廉价商店，沃尔玛就在哪里开业。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去沃尔玛购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
所有的大型连锁超市都采取低价经营策略，沃尔做得更加出色。沃尔玛想尽一切办法从进货渠道、分销方式，以及营销费用、行政开支等各方面和环节来节省资金，提出了“天天平价、始终如一”的口号，并努力实现价格比其他地方更便宜的承诺。沃尔玛总裁沃尔顿曾说过：“我们重视每一分钱的价值，因为我们服务的宗旨之一就是帮每一名进店购物的客户省钱。每当我们省下一块钱，就赢得了客户的一份信任。”他要求每位采购人员在采购货品时态度要坚决，他说：“你们不是在为商店讨价还价，而是在为客户讨价还价，我们应该为客户争取到最好的价钱。”
当然，仅靠质优价廉的商品是不够的。考虑到客户希望在购物的同时享受到细致盛情的服务，沃尔玛一直从客户的角度出发，以其一流的服务吸引着大批客户。走进任何一家沃尔玛店，店员立刻就会出现在你面前，笑脸相迎。店内贴有类似“我们争取做到每件商品都保证让您满意”这样的标语，客户在沃尔玛购买的任何商品，如果觉得不满意，可以在一个月内无条件退还商店，并获得全部货款。
在沃尔玛，消费者可以体验“一站式”购物的便捷服务，充分体验轻松快乐的购物享受。在商品结构上，沃尔玛力求富有变化和特色，以满足客户的各种喜好。其经营项目繁多，包括食品、玩具、新款服装、化妆用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肉类果菜等。沃尔玛为方便客户还设置了多项特殊的服务类型。其中之一是免费停车服务。沃尔玛还将糕点房搬进了商场，设有“山姆休闲廊”，所有的风味美食、新鲜糕点都给客户在购物劳顿之余以休闲的享受。店内还聘有专业人士，客户可免费咨询电脑、照相机、录像机及其相关用品的有关情况，有助于减少盲目购买带来的风险。一次购物满一定数额者，沃尔玛皆可提供送货服务。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沃尔玛企业对使命问题的具体回答：关于“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沃尔玛的答案是，向客户提供服务，保证客户满意。关于“我们的客户群是谁”，沃尔玛的回答是，“给普通百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与富人一样买到同样的东西”。关于“客户的需要是什么”，沃尔玛的回答是“帮客户节省每一分钱”。关于“我们用什么特殊的能力来满足客户的需求”，沃尔玛以行动给出答案，那就是高效率的组织协调技能，比对手更好地控制费用，让客户享受到更低价格。关于“如何看待股东、客户、员工、社会的利益”，沃尔玛的回答是，“客户是我们的老板，员工是我们的伙伴，我们要和员工好好合作，为客户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更好的服务”。这便是沃尔玛基业常青的所有秘密，而秘密的要点在于，沃尔玛执着于自己的企业使命。
不仅沃尔玛，世界上所有卓越的公司，都有清晰的企业使命，比如，迪士尼公司的企业使命是“使人们过得快活”；索尼公司的企业使命是“体验发展技术造福大众的快乐”；耐克公司的企业使命是让人们“体验竞争、获胜和击败对手的感觉”。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明晰而正确的企业使命，经营就会陷入混乱，发展就无从谈起。
【中庸精解】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是什么？它是一种高尚的品质，一种修养的境界，一种自律的精神，一种坦荡的胸怀。所谓“慎独”，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的道德自觉，按照正确的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信念、原则之事。它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准。“慎独”二字，其实还可以分开来讲：“慎”是指小心、细心、谨慎，是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任的态度；“独”并不是孤独或者寂寞，而是有独处而自足之意，是得道之后的超脱淡然。
《中庸》中说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国人重视道德，做事向来也讲究以德服人。古人说德才兼备，德在才之前，可见有时候一个人的德行比才能更受人重视。在中国，人人都知道何为美德，但是对如何培养美德却不甚了解。其实，修德的方法是孔子理论的一个重点，而“慎独”则是众多方法中最重要，也是最有特色的。《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著作，在开篇之初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慎独”。
很多人都认为，道德高尚与否体现在能被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在外在的待人接物中做到克己待人就是高尚的君子。殊不知，大家都能看见的，只是表面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当自己独处之时，对内心的想法感知得最明显。幽暗细微之事，虽然形迹未被人窥探到，然而意念微动之时是否合乎道德，才是最应该注意的。也就是说，要做到慎独，必须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下工夫，这才是慎独的本意。往圣先贤讲慎独，不是着眼于外在的功利目的，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
慎独绝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做样子而已。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那是假道学。一个人平时内心充满肮脏的想法，而外表总喜欢装出一副高尚的样子；或者作了不少损人利己的坏事，却在外人面前试图掩饰。这样做，不是提高自己的形象和修养，而是伪装和欺骗，是人性的迷失和灵魂的堕落。真正的修养，是表里如一，是任何时候不加伪饰的真诚和坦然，是问心无愧的安详和平静。这样的神态气度都来自内在修养，来自慎独。得道的君子即使独处静室，没有人在身边，他的言行举止也是谨慎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戒慎戒惧，不敢有丝毫懈怠。明代学者徐溥为了敦促自己修身进德，便找来两个瓶子放在书桌上。每起一善念或做一件好事，就在左边瓶子里放一颗黄豆，每起一恶念或做一件不好的事，就在右边瓶中放一粒黑豆。开始的时候，黑豆多黄豆少。见此情景，他便积极反省，对自己提高要求。
过了两个月，黑豆黄豆的数量开始接近，他便更加严厉督责自己。半年以后，黄豆大大多于黑豆。就这样，徐溥通过严格自我的约束，不断完善品行，提高自己道德水平。徐溥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慎独”。
慎独的精义，在于一个“诚”字。诚是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根本。不但身在众人之间，要真诚待人，而且自己独处静室之时，也要诚于自己的内心，不停地反思自己，改正错误，培养向善的执着力量。
诚于人者，清白无碍；诚于心者，问心无愧，可直面天地鬼神。诚于心，形于外，这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慎独。
【中庸做人】“关西孔子”杨震
杨震（59~124年），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人。他出身名门望族，祖上一直是汉朝的高官。杨震从少年起就拜桓郁为师，深入钻研《欧阳尚书》。桓郁是当时朝廷的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选试博士，曾为汉章帝和汉和帝讲授儒经，是当时德高望重、赫赫有名的经学大师。在桓郁的教导下，杨震遍览群书，对当时儒学经书中的义理有着精深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杨震为学，特别注重个人道德的修养和心志的磨炼。
成年后，杨震名震四方，前来求学的络绎不绝，最多时学生竟达2000人之多。在他的家乡牛心峪有很多槐树，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杨震槐市”。杨震授徒，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以清白正直为宗旨，被时人赞誉为“关西孔子”。杨震教书育人长达30年。朝廷多次征召，他都借故推辞了，实际上他是潜心磨炼自己的道德和才能。
直到50岁时，杨震才入仕为官。因为廉洁公正、政绩卓著，杨震不断受到朝廷奖掖，最后位列三公。
据史料记载，他在任涿郡太守期间，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参与公款吃喝，也不送礼受贿，更不曾为自己谋取过一丝一毫的私利。虽然身为太守，但他的家人均蔬食步行，生活十分简朴，与平常的老百姓没什么不同。亲朋好友劝他趁着当官方便，及早为子孙后代置办些产业。杨震却认为，如果子孙不肖，再大的家产也经不住他们败坏，真正能让后世子孙受用终生的，是处世的道理和做人的美德。让后世人都称他们为“清白吏”子孙，才是最丰厚的遗产。
杨震在赴任荆州刺史的时候，途经昌邑。当时的昌邑县令王密，是经杨震当年举荐上来的，王密为了表示对杨震当年提拔赏识之恩的感激之情，在夜里悄悄拿了十金馈赠杨震。杨震拒绝接受，说：“我举荐你是因为我知道你品行廉洁、为官公正，能够造福一方，你这样做，是太不了解我的个性。”
王密说：“这是在夜里，不会有人知道的。”
杨震却义正言辞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
王密听了杨震的一番话之后“羞愧而出”。
杨震却金，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而是在暮夜，这才是体现他品德修养的关键。试想，在夜深人静、四下无人之时，杨震身为王密的上司，同时又对他有知遇之恩，收了那十金也在情理之中，不是什么大错，但是他却坚决拒收。俗语有言，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慎独”之道，重在不自欺。杨震如果收了王密的献金，自然不会被别人抓到把柄，但这样做，愧对的是自己的良心。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要在重金面前不动心是很困难的，更何况这些金子收了之后几乎不用承担任何风险，但是杨震做到了。表面上看，杨震却的是金，实际上，他抵御的是世俗对他追求的“慎独”之道的入侵。台面上做做样子的是伪君子，表里如一、人前人后言行一致的才是真君子。大凡人类精神上的高贵美好之处，总会超越时代的局限，历久弥新，被人们深深铭记。杨震是真君子的典范，因此他的故事才会被广泛流传。
我们不难看出，杨震是一个奉行儒家修身之道的真君子。而且，在他美德养成的过程中，“慎独”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早年的学习到后来的授徒，他一直在默默地磨炼自己，在无人处修炼心志。为官之后，清正廉洁，这既是他早年“慎独”修德的结果，也是在新生活中继续“慎独”的开始。
【中庸政道】刚正不阿的海瑞
海瑞生于海南，自幼贫苦，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并教育成人。艰苦的童年使他深知民间百姓的疾苦，母亲的谆谆教诲在他心中种下了向善的种子。母子二人清净自守，慎独则心安，心安则气顺，气顺则理直。海瑞刚正不阿的性格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中举人之后，海瑞代理南平县教谕，曾有御史前去视察。明朝的御史虽然官阶不高，但是负有监察之责，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能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因此，御史来到学宫，部署官员都慌忙伏地下跪，只有海瑞一个人站立不动，长揖而礼。身边的人劝海瑞向御史行跪礼，海瑞却说：“到御史所在的衙门才应该行跪礼，这里是学宫，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可以屈膝下跪。”御史虽然生气，但也无可奈何。此事以后，人们赞赏海瑞不附权贵，送了他一个“笔架山”的别名。
明朝的官员俸禄非常少，少到如果不想办法搞点“外快”的话，便很难维持生活。所以，明朝的官员贪污腐败的现象非常严重，几乎每个衙门都有“小金库”，这在当时是没人管的。但是，海瑞却不搞这一套。
后来，他迁任淳安县令。七品知县年俸只有三十两白银，根本不够用。但海瑞仍然能够安贫乐道，穿布衣、吃粗粮糙米，让仆人种菜，以此来供应饮食。有一次他母亲过生日，海瑞特地买了两斤肉给母亲祝寿。总督胡宗宪把这件事拿来当新闻说：“听说海瑞给母亲祝寿居然买了两斤肉！”可见海瑞是多么自律。海瑞日用所需都让老仆人种菜自给，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从不对上司巴结奉承，清净自守。一天，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着一队人马来到淳安县。县里驿站官员不知道来者是谁，接待上稍有怠慢，胡公子大怒，当场命令家丁，把驿吏吊在树上一顿毒打。海瑞知道后，来到驿站，毫不留情地将这个趾高气扬的胡公子五花大绑，驱逐出境。当时胡宗宪任兵部尚书，并总督东南军务，不仅是海瑞的顶头上司，还是皇帝面前的红人，可是对他的儿子，海瑞还是照办不误。在海瑞看来，这个人是谁的儿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违法乱纪，仗势欺人。
明朝的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他一生好神仙之术，追求长生不老，许多人因此而一步登天。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因为得到皇帝的宠信，竟官至礼部尚书，陶仲文还身兼少师、少傅、少保数职，这在明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由于嘉靖皇帝自己常常深居皇宫，专心于成仙修道，因此朝中奸人当道，大量正直有才之士遭到罢黜，从而造成兵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时任户部主事的海瑞买好棺材，告别家人，遣散童仆，以必死的决心上书，劝说嘉靖皇帝不要相信陶仲文等方士的骗术，远离奸佞、重整朝纲，嘉靖皇帝大怒，诏命下狱论死。幸好当时的首辅徐阶在皇帝面前为海瑞说了大量好话，嘉靖才打消了杀海瑞的念头，但海瑞仍被关在大狱中。嘉靖驾崩后，穆宗即位，海瑞才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不久又改任兵部，并被提拔为尚宝丞，调任大理寺。万历十五年，海瑞病逝于南京右都御史任上。
海瑞去世后，御史王用汲去他家帮忙办理后事，结果在他家只看到用葛布做的帷帐和一些破烂竹器，有的东西破得连穷人都不会用。王用汲越看越感动，最后哭了起来。海瑞死前在南京为官，当地百姓听说他的死讯后，自发罢市为其哀悼。海瑞的灵柩被船运回家乡的时候，两岸站满了为他戴孝的百姓，祭奠哭泣的人多得数不胜数。
纵观海瑞的一生，他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敢于仗义执言。“慎独”之于为官，就在于要时刻保持公正。不爱财，不求名，不怕死。如果海瑞也像其他的官员一样收受贿赂，阿谀奉承，他就没有了站出来说话的勇气。作为一个官员，只有时时处处保持自律，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才能挺直自己的腰杆，在权贵和上司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
【中庸商道】安然因做假账而倒闭
《中庸》中说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它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戒慎戒惧，暗地里作了有违道义的事，虽然可能会暂时得逞，但真相早晚会大白于天下。做人如此，经商更是如此。
2001年12月初，美国安然公司（Enron Corporation）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之一，突然向美国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一消息传出后，这个曾高居美国《财富》排行榜第七位、“世界500强”第十六位的企业，一下子就引起了世界金融界的震动，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破产案。
安然公司成立于1930年，最初名为“北部天然气公司”，是北美电力电灯公司与孤星天然气公司以及联合电灯铁路公司的合资建成的一家公司。早在1941至1947年间，随着其股票的上市，公司内部的股权逐渐分散开来。到了1979年，Inter North取代北部天然气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并于当年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上市。1985年，Inter North在收购了休斯敦天然气公司后，将公司更名为“安然”（Enron），而安然公司的业务，也从最初仅负责美国全国的电力、天然气的配送等业务向世界范围内拓展。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美国政府解除对能源市场的管制，能源价格的波动给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创造了赚钱的商机，同时，这也加大了能源消费商控制能源价格风险的需求。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能源期货与期权交易随之兴起。看准时机的安然公司便趁机转型为专门从事能源交易投资的公司。不仅如此，安然公司还创造性地运用了金融衍生工具，使得本不能流动或流动性极差的资产或能源商品“流通”了起来。十几年后，安然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天然气公司，竟一跃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为此，《财富》杂志还自1996年到2001年的6年内，连续将安然公司评为“美国最具创新精神公司”，其在华尔街装修奢华的办公室也被奉为美谈。然而，在辉煌的背后，安然内部已是危机四伏。正如事后所揭露的那样，安然公司所公示的报表都是假造的，报表中所反映的利润也都是虚增出来的。
20世纪90年代初，安然在电力交易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也使其野心逐渐大了起来。随后，安然便开始大着胆子在国际电力市场上进行投资，并在欧洲、印度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扩展电力能源业务。遗憾的是，在建造和经营电站方面并不出色的安然公司，在国际电力市场上的投资几乎都失败了，尤其是在印度的投资，更是损失惨重。对此，安然公司好像满不在乎，甚至还加快了非能源业务的扩展速度。比如，安然公司在宽频通讯项目中便投入了巨资，结果却因新经济的破灭，在这个项目上再次亏损了4亿多美元，而这一事件也成了安然做假账的前奏。
1999年11月，安然开通了在线服务，成为了全球第一家应用在线交易系统的公司。由于安然公司在其他领域的投资失败，以及网站本身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此时已陷入现金枯竭。为了掩盖真相，公司规定用户只能使用安然公司的交易系统与安然进行交易，这就给他们做假账创造了条件。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安然公司又先后成立了多家离岸公司避税，提高公司的赢利。通过这些离岸公司，安然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调遣资金而不被注意，还能够很好地掩盖公司亏损的事实，方便在账目上做手脚。与此同时，安然公司的高层还绞尽脑汁地掩盖公司亏损的事实，虚增公司利润，并以此博取投资者的青睐。这一些列违规操作，不断推高安然的股价。到2000年8月，安然的股票竟然达到了每股90美元。这时，安然公司的高层便利用内部消息开始操控股价交易，使自己和朋友们稳赚不赔，至于安然公司和其他不知情的股票投资者，则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过，安然显然没有从上述事件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安然的高层又将目光转向了金融对冲交易，即做空美国国债市场、做多国际石油期货。但是，天不遂人愿。自2001年开始，美国国债市场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而石油价格则一直处在下降态势，安然公司再次损失了近10亿美元。对于陷入财政危机中的安然公司来说，这无异于致命一击。
由于安然公司的投资接连出现失误，公司的利润下降了很多。公司的高层为了稳定股价，不让众多的投资者生疑，他们在疯狂做假账、虚增利润的同时，又以高出市场3～5亿美元的价格将其位于北美公司的三个发电厂卖给了安然所属的关联公司。至于那些所谓的“利润”也被它们巧妙地转化成了能源交易中的利润。这一切做得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因为这些公司和账目都是由安然公司操控的。
安然公司的高层虽然可以操控公司的账目，却无法改变其亏损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明白公司前景不妙的高层们，便开始利用手中的内幕消息，悄悄地将自己手中的公司股票全部以高价抛售。公司高层集体抛售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安然股价的回落。此时，安然的CEOLay便站出来蛊惑众多不知情的投资者说：“公司的股票只是暂时下跌，要不了多久就会触底反弹的。”那些本想出空的人，闻言又犹豫起来，而那些本来犹豫的人则继续买进安然的股票。即便是在安然的股价惨跌至15美元时，仍有不少投资者深信安然股票定会反弹。这些人越买越亏，且越亏越买，损失惨重。直到2001年11月，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安然公司的高层虽然一直在以抛售公司股票的形式偿还公司的债务，但无奈公司所欠债务太多，他们根本就无力扭转公司持续亏损的局面，最后只得申请破产保护。在安然公司申请破产的消息被公布的当天，众多投资者才获知安然那持续多年，制度化、系统化的财务造假丑闻。但此时说什么都晚了，因为安然的股价已经跌至30美分了，安然公司已是名存实亡了。
在安然事件中，安然公司通过关联交易隐瞒债务、虚增利润、捏造虚假报表，误导投资者，给万千股民带去了极大损失。对企业来说，所谓慎独就是指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严格自我约束，向公众提供合格产品和真实的财务信息。但是，安然公司高层却违背这一原则，置众多投资者的利益于不顾疯狂造假。最终，他们把企业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并在商业史上书写了极为丑恶的一页。
【中庸精解】中为大本，和为达道
人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做“中”，“中”是内心的平静安详，是万物皆备于我，包容一切的雍容大气；“和”是“中”的外在表现，是言行举止、待人处世能够恰到好处，符合情理的从容淡定。“中为大本，和为达道”，意思就是说，“中”是一个人安身立命、行为处事的根本；“和”是人们做事情取得成功所要遵循的普遍原则。
“中和”之道，在感情表达上要求适度，讲究“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如果表达的方式过于激烈，就会引起别人的反感甚至厌恶；如果对自己的感受总是隐而不发又会被别人认为过于古板生硬，不通人情。因此，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是一门高超的艺术。控制自己的情绪，使之安定平和，不走极端，这就是“中”；当情绪流露之时，要方式正确，符合约定俗成的伦理规范，这就是“和”。这样才能在人际交往中获得尊重和认可。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一团和气在，也就是说要有生活的温情和乐趣。如果丧失了人生的快乐，那么整天奔波劳碌、呕心沥血也就失去了意义。操劳只有操劳伴，辛苦唯有辛苦随，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人生。工作是一个人的责任所在，分内之事，务必尽心尽力，恪尽职守，然而在工作之外，我们还应该有其他的寄托和情趣。“和为达道”，“达”并非只是事业上的成功，陶冶情操、享受人生乐趣，也是“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工作与事业之余，用平和宽松的心态面对人生，适当地为生活减压，享受自然之美，人伦之乐，这才是真正完满的“达”。
“中和”有中正、平和之意。这并不是说让我们遇事四平八稳，唯唯诺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和”与圆滑的不同在于，圆滑是无原则的。在圆滑之人的观念中，不存在那个高于一切的“终极真理”，一切以利益为导向；遵守“中和”之道的人心中自有一杆秤，称的是大道良心，但是他们从不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是历史上的温和稳健派。
做事情合乎“道”是我们人生取得成功的前提。真正有智慧的人，正是深刻领悟到了“道”的内涵，才会真正地按照“道”的要求行事。我们一旦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就能够不受外物的影响，心平气和地待人接物，而成功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孔子说“吾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古罗马著名诗人和哲学家塞涅卡也说过“自由就是懂得了限制”。在追求真理和幸福的道路上，经过了一切的迷茫与挣扎之后，圣贤给我们的答案却是“耳顺”，“不逾矩”，“懂得了限制”。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中，蕴涵着极为深刻高超的智慧。或许，这就是中和之道在这些圣哲身上的终极体现吧。
【中庸做人】娄师德与人为善
“中和”之道具体到做人，就是要不偏不倚，乐观大度，既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又保持自身的心态平和、宠辱不惊。唐朝著名大臣娄师德，历经唐高宗、武则天两朝。不仅才堪大用，有上马杀敌、下马安邦的本事，而且为人中正平和，留下了许多宽厚有度、与人为善、不争名利的故事。
娄师德身长八尺，方口阔面，早年以“猛士”入朝，从军而西防御吐蕃。娄师德前后在边疆统兵达三十余年，武则天时，官至天兵军副大总管，充陇右诸军大使，成为镇守一方的重臣。虽然娄师德身为武将，但却以谦退忍让闻名。
《新唐书·娄师德传》记载：有一次，娄师德和宰相李昭德一起上朝，因为娄师德身体比较肥胖，行动迟缓，李昭德走得快，不一会就把娄师德落下一大截，于是只好站着等他，等了半天也没等到。李德昭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不禁骂道：“真是个土老冒！”这种侮辱人的话如果放在别人身上，那还了得。可是娄师德听了之后却笑着说：“我娄师德不是土老冒，谁还配当土老冒！”以幽默的自嘲一笑了之，并不介意。
娄师德做宰相时，他的弟弟被朝廷授予代州刺史，将要赴任的时候，娄师德问弟弟：“我身为宰相，你又是封疆大吏，我们享有朝廷这么多的恩宠和尊荣，肯定会招人嫉恨，怎样才能免于被人陷害呢？”他的弟弟说：“从今天起，就算是有人把唾沫吐到我的脸上，我也只是把它擦干净而已，绝对不会与他发生冲突，兄长你不用为这件事担心。”
娄师德却神色忧虑地说：“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啊！别人把唾沫吐在你的脸上，是因为对你感到愤怒不满，你把唾沫擦掉，就是违逆了他的怒意，只会让他更加愤怒。所以，别人把唾沫吐在你的脸上的时候，你不要擦，反而要笑着接受，让它自己干掉，这样才不会招致别人的怨恨。”
后来，娄师德与狄仁杰同朝为官，狄仁杰一直十分排斥娄师德，还常常在武则天面前说娄师德的不是。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你认为娄师德这个人贤吗？”
狄仁杰说：“他作为一个将领倒是严谨守法，至于贤与不贤，这个我不知道。”言下之意，对娄师德的品德颇有不满。
武则天又问：“你觉得他有知人的才能吗？”
狄仁杰说：“我与他同朝为官，没发现他有知人的才能。”
武则天又笑着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提拔重用你吗？”
狄仁杰答道：“我是因为文章写得好，而且品行端正受到您的重用，并不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依靠别人的。”
武则天听了之后说道：“我以前并不了解你，你能做到宰相，其实是娄师德在我面前称赞你的才能，娄师德推荐你，实在是有知人的才能啊。”并随手拿出以前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的奏章给他看。狄仁杰看后，十分惭愧，叹息道：“娄公德行高尚，胸怀宽广，能够容纳我，我却不知道，我与他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自此之后，狄仁杰对娄师德十分敬重。后来，狄仁杰也开始学习娄师德，在平时注意物色人才，以随时向武则天推荐。
武则天一朝，用过的宰相有好几十个，但是要论到对同僚的包容忍让，恐怕没有人能比得上娄师德。
我们都希望能够与别人和谐相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不会自然达到的。因为性格不合会起争端；因为价值观不同会闹矛盾；因为生存的压力会互相竞争。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人为努力的结果。娄师德深谙中和之道，胸怀宽广，有容人之量，无论何时，他都能以大局为重，与周围的人和平共处。
【中庸政道】唐初名相房玄龄
房玄龄是唐初名相，他跟随李世民征战数十年，为大唐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即位以后，他身为宰相二十余载，上辅皇帝，下理群臣，是“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但后世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总是一致地首推房玄龄。唐人柳芳写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徵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可谓至评。
贞观一朝，明君在位，贤才毕集，文治武功，光耀千秋。在很多人看来，这些光芒属于李世民、魏徵、李靖、尉迟敬德……是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在这个帝国的疆土上尽情挥洒，建立了不世之功勋。然而有一个问题被我们忽略了：才能超群的人往往也都个性极强，他们都是骄傲的，最容易相互不服气，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凑在一起，关系处理不好，最容易产生内斗，帝国的生机和活力就会渐渐消耗。然而终贞观一朝，大体上做到了君臣和睦，同心同德，统治阶层内部从未发生过大的内斗。是谁有这个手段能够稳住这一个个脾气个性不同一般的猛人呢？这个人就是房玄龄。
他的这个宰相不是好当的，面对这些能力一流、脾气个性也一流的君臣，哪一方的关系处理不好，宰相的位置就坐不稳。房玄龄做了二十多年的宰相，自有其过人之处。考虑问题的时候，他总是比别人细致周密，别人想到的，他要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他也要考虑，因为他是对所有人负责；如果发现了别人的错误需要坚持自己立场的时候，即使是在争辩，他也是和蔼可亲、豁达大度。他总是洞察人心、深谙世事，但是如果不涉及原则问题，他又总是一声不响地隐忍委屈。无论任何人攻击他、排斥他，他还是像没事人一样。
房玄龄对每一个有才能的人都呵护有加，王珪、魏徵敢于直言进谏，有时候触怒了皇帝，是房玄龄在皇帝面前为他们说好话，才使他们免遭牢狱之灾。李靖、尉迟敬德善于带兵，每次他们率兵出战，房玄龄又总是在后方为他们筹集粮草、组织兵马。每一个官员，他都能让他们淋漓尽致地施展才华；他没有一项完全属于自己的“政绩工程”，然而没有他在幕后默默的付出，就不会有这些人的辉煌。
性情急躁的皇帝李世民有时候也会像大臣们一样拿房玄龄出气，房玄龄照例不争辩、不顶撞。因为他知道，李世民作为一代雄主，也是个十分骄傲的人，但是成天被魏徵这些人“骂来骂去”还不能还嘴，难免心理不平衡。偶尔发火也是正常的，皇帝把气发在自己身上，总比他在心里窝的时间长了导致重大决策失误要好。
贞观时期，朝廷中央全部官员加起来总共只有六百多人，房玄龄总是日复一日地处理着繁杂的政务，让这个高度精简的机构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支撑着整个唐帝国的运转。李世民认为他太过细致，劝告他只管国家大事，把那些琐碎的小事丢给下属处理。可房玄龄还是一如既往地“琐碎”着。当时各部工作最繁琐冗杂，又最被别人看不起的，是管理财政预算和账目的“度支司”，这是一个冷衙门，工作吃力不讨好，一度无人肯去任职。房玄龄竟以宰相之尊自任“度支郎中”，亲自管理大唐的财政预算和账目。
“中为大本，和为达道”，贞观时代的君臣们，在性情温和、通达睿智的房玄龄的带领下，组合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优秀团队”。各路人才齐心协力，各展风采，终于实现了大唐的第一波繁荣昌盛。
【中庸商道】胡雪岩的成功秘诀
胡雪岩，安徽徽州绩溪县人，原名胡光墉，雪岩是他的字。胡雪岩出身贫困，没有念过多少书，但他是个商界奇才，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靠经商家累万金，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红顶商人。人称“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胡雪岩的成功，源于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世道人情的准确把握，亦官亦商，灵活变通。胡雪岩看人极准，喜欢交友，因此，他的一生总是能左右逢源。
胡雪岩遇见的第一个贵人是王有龄。王有龄，福建侯宫人。王有龄早就捐了个浙江盐运使的官，但无钱进京。胡雪岩认识王有龄之后，认定他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有龄五百两银子，让他速速进京混个官职。王有龄果然不负胡雪岩的期望，没多久就当上了浙江巡抚，胡雪岩也就成了王有龄的智囊。在王有龄的帮助下，胡雪岩开设了阜康钱庄。之后，借助王有龄的关系，胡雪岩又结识了不少官场中人，这更有利于他的商业发展。随着王有龄的官越做越大，胡雪岩的生意也节节攀高，除了钱庄以外，还经营其他店铺。没过几年，他就成了江浙一带有名的商人。
1862年，太平天国的军队围攻杭州城达数月之久，胡雪岩为困在城中的王有龄购买粮食。但是，由于太平军围城甚紧，粮食运到城下，却无法进入城内。不久，城内的王有龄兵尽粮绝，绝望之下，自缢而亡。胡雪岩在伤心之余，对还在自己手里的数十万担粮草不知如何处理而苦恼。恰好在这个时候，驻扎安徽的左宗棠的部队进兵浙江。左宗棠的部队在安徽时已欠粮饷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这次进兵浙江，粮草短缺问题令左宗棠十分苦恼。胡雪岩灵机一动，将那些本来给王有龄的粮草全部转给了左宗棠，解了左宗棠的燃眉之急。这件事情之后，左宗棠对胡雪岩另眼相看，十分信任。后来，胡雪岩在为左宗棠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联系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的常捷军。常捷军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在帮助左宗棠打败太平军时出力不少。
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奉命率军西征，由于当时朝廷财政亏空，为解决军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筹借洋款。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自然落在了胡雪岩肩上。胡雪岩以自己的资产做抵押，终于借到巨额贷款，保证了左宗棠的顺利西征。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胡雪岩，商贾中奇男子也。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胡雪岩经商，重在一个“和”字。由于鼎力帮助官府大员，助其成事，胡雪岩自己也获得了许多经营上的便利。官商合作，是胡雪岩成功的秘诀。而官商合作，则得益于他对中庸之道的领悟与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