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一九三九年，党派我到吉红岭一带山区农村去工作。那一带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留下了革命的种子。过去曾经发生过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群众的觉悟是比较高的；党的组织虽然打散了，还埋得有许多根子。我的任务就是去清理党的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
我为了行动方便，扮成一个收山货的行商，在凉风顶的小村头找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为了要把自己装得体面一些，不仅在穿着上要费一点功夫，还要请一个老太婆来替我做饭洗衣服。我和一个外号叫一阵风的农民同志说了，并且告诉他，没有什么特别条件，只要政治上靠得住，千万不能暴露我的身份，只说是给一个山货客做饭就是了。他说，过两天就找一个老太婆来。
过了两天，果然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到凉风顶来找我，一见面就笑嘻嘻地说：“一阵风叫我来给你做饭，你就是陈先生吧？”
“是呀，请坐吧，老婆婆，你贵姓呀？”
她脸上的笑容忽然不见了，把嘴噘起，很不高兴。我非常奇怪，为什么我才说一句话，她就这样子。我问她：“老婆婆，你怎么了？”
“什么老婆婆不老婆婆的，这一带哪个不晓得我叫老三姐，一阵风没有给你说吗？快不要叫我老婆婆咒我吧，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我听了这话，差点笑出声来，明明头发都白了，还不承认是老婆婆，硬要说是老三姐，岂不可笑。但是我一转念，也许她根本没有出过嫁，所以叫三姐吧。当时我并不想去挖根究底，叫老婆婆也好，叫老三姐也好，对我说来都没有什么。
看她那样严肃地期待着我的回答，我只得说：“好吧，以后就叫你老三姐吧。”
我仔细地看了看这位老三姐。看来她有五十几岁的年纪，大概由于忧虑过多，头发全白了，牙齿却出奇的白净整齐。衣服虽然很破，补丁压补丁，却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大概由于劳动的需要，没有缠过脚，甚至那双脚大得有些和身体不相称。眼睛转动起来十分精神，老带着笑脸，好似在她面前永远展现着无限美好的前程，只待她走向前去。但是脸上的皱纹和压弯了的背，说明她和其他受着苦难的老太婆一样，几十年辛酸的生活挨过来，是很不容易的。
她是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十分热心的老婆婆。她一到我住的地方，便不停地打扫和收拾我原来的烂摊子，甚至让我觉得她过于热心了。我带来的几本书籍和文件是不宜于她动手收拾的，她也坚持要替我整理放好，想不叫她办，简直不行，好似她一到这屋子里来，就成为这屋子的主人了。
我说：“老三姐，你就歇一下吧，我的床铺和桌子，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己来收拾。”
“你忙你的，我收拾我的，我不碍你的事，闲着我才不惯哩。”
她坚持她的做法，我也无可奈何，只好把文件和重要的书放进箱子里去。
老三姐是一个出色的好管家，我把钱交给她去办伙食，她计划得很好。虽然在山里买不到什么好吃的，可是她做的菜花样多，又有味道，并且特别替我节省钱。她既然给我做饭，本来应该和我一样吃，她却不，给我吃好的，吃大米白饭，她自己却在饭里和上菜或者豆子。
我看不过意，就对她说：“你和我吃一样吧，不要分了。”
“你们的钱也来得不易呀！”她说。
“我的钱好办，只要运气好，收到好山货，拿出去就是对本利。”我很不习惯冲壳子[1]，脸上发起烧来。
她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这一带农民中的党组织，虽然清理得很顺当，但是还很不巩固。因此我们决定办秘密的轮训班。我为了要赶写出一个通俗党课教材，不得不留在家里，白天晚上伏案工作，相当紧张。
老三姐收拾了厨房后，就提一个瓦壶给我送开水来，然后她就靠在门口，微笑地望着我，也不说一句话，好似怕打扰了我。我很不愿意她来看我写东西，怕她泄密。
我掩饰地说：“老三姐，你没有事就出去转悠去吧。我正在记我收买山货的账，不喜欢人家来打扰我，怕弄错了。”
“你就好好地记你的账吧。”她笑了一下，离开了房门，可是并不走得很远。她拿个小竹凳子坐在那儿，一会望望房里的我，一会望着外面。隔一阵又来摸一摸瓦壶，看开水还热不热，同时好似在注意我到底写些什么。
我简直有些怀疑起来了，为什么她老是这样看我写东西呢？有一次，她一面给我倒开水，一面就看着我在纸上飞快写着的手，简直有些出神了，连开水都倒得满出杯子来了，她还不知道。
我耐着性子问她：“老三姐，你认得字吗？”
“扁担大的一字我也不认得。”她笑了。
“那么你为什么总看我写呢？”
“喜欢看你写。一看你写，我就想起一个人。”
“什么人？”我有点吃惊。
“也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天天在这大山里东跑西跑，回来就在桌子上写呀写个不停。”
“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收山货的生意人吗？”我故意岔开话题。
“不是，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可惜过不多久，赛阎王要捉他，他就跑了。赛阎王，你知道是谁吗？”
赛阎王，我早就知道了，那是我们的死对头。但是我故意装作不知道，问她：“这名字好凶，到底是谁？”
“嘿，你在这一方跑，不知道赛阎王可不行哪。那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我们这一方有了他，就像给黑锅盖住了。”
“你说的那个人跑掉了吗？”我问她。其实我完全知道她说的是谁。在两三年前，我们党曾经派过一位姓齐的同志到这一带来清理过党的组织，后来因为形势不好，他又被赛阎王注意了，因此就撤退了。
“当然跑掉了，还是我送他走的哩。他走的时候说，他不久还要回来，可是一去两三年，也不见他的影子。”老三姐有些感慨。
我想，老齐撤退是她送走的，想必她是最可靠的人了。她究竟是什么人？她莫非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吗？
有一天，吃罢晚饭，在屋前闲坐乘凉，我就问她：“老三姐，一阵风请你来给我帮忙，他说过是帮的什么人吗？”
“当然说过，他说是帮一个大好人。”她笑一笑，继续说，“大好人，我就明白了。上次帮老齐，不就是帮的大好人吗？我想你是和他一样的大好人。这个世界，除开你们和我们这些人，哪里还有好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和他一样的大好人呢？”
“怎么不知道？我一看就认得出来。老齐上次来，晚上出去，深更半夜才回来，白天却在屋里写呀写的。你来了，在晚上也是东奔西跑，白天关在屋里写呀写的。我一看就知道你写的是什么。”
“你知道我写的是什么？我不是在记账吗？”
“哪里是记账？你是在哄我这个睁眼瞎子呢。我不认得字，但是我知道你写的是我们这些人翻身的事情。上次老齐写的也是这些事情。他写了一段，就念给我听，问我懂不懂，我不懂的他都改了。硬是写得好，听起来叫我们心里舒气，脑筋开窍呀。”
“他要能再回来给我们念念就好了。”我打趣地说。
“他不回来，你这不是来了吗？”她想了一下，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然后她就直截了当地揭开了我的身份，“你不要装，我什么都知道。前不久，我的孙子和一阵风，还有别的人，晚上到我家里，嘀嘀咕咕说了好一阵悄悄话，我的孙子晚上就东跑西跑起来。我就明白，一定是有人来了。一阵风叫我来帮一个大好人，我更猜中了八九分。看你那个样子，一点不像山货客，你还在那里装模作样，以为把我蒙在鼓里。其实我站在明处，你却站在黑处呢。”
看来老三姐是完全猜对我的身份了，对她掩饰再也不可能，也再没有必要了，但是必须嘱咐她保守秘密。
我说：“好吧，你明白了也好，但是不要说出去，免得坏了大事。”
“这个你就放心吧，你去问问他们，哪一回我漏过风声？我倒是看你老在屋里写东西，却没有一个人给你放哨，不放心得很。哪有一个收山货的客商一天坐在屋里写的？我就只好给你放哨。我看你还是在屋里住两天，又出去转悠两天，收点山货，才像个样子。”
真是好三姐，她的批评完全对。我也真照她说的办，写了两天又出去转悠两天，不要被人看出破绽来。
自从我在老三姐面前公开承认我的身份后，她愈发对我好了。她十分关心我的生活，尽量叫我少花钱，吃得好。那时组织上的经费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一带山中，党员不少，可是除了象征性地交点党费外，谁也不可能多出几个钱。他们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一个赛一个凶恶的阎王把他们挤得精干，还不放手，还要把骨头都榨出油水来。他们能够胡乱塞满肚子，已经实在不容易，能吃上红苕、洋芋、苞谷粑粑就很不坏，吃上白米简直是稀罕的事。这里有一首民歌唱道：
山高水险石旮旯，
红苕洋芋苞谷粑，
要想吃碗大米饭，
除非坐月生娃娃，
等到大米找回来，
娃娃已能满地爬。
在这一带吃盐也是很困难的。由于那些奸商垄断，盐巴像金子，很多人家一年也难吃一回。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买一块盐巴用绳子吊起来，吃的时候放在锅里荡一下，就赶忙提起来挂上。
可是在这一带收山货的客商，用低价买高价卖的手法，一本万利，着实赚钱不少，他们就有条件在场上馆子里大吃大喝，气派得很。我既然扮成一个山货客，也就不能不装门面。所以，在凉风顶住的时候，总是勉强吃大米白饭，油盐炒菜，并且表示慷慨，要老三姐和我一样吃。其实我哪里有许多钱吃好东西？我吃着油盐好饭，看着许多农民同志吃白水南瓜加苕叶，有一顿无一顿的，真是心痛死了。
现在既然老三姐知道我的底细了，我就不能不和她商量，如何省吃俭用。老三姐实在是一个十分有心计的管家，她买些苞谷来磨得细细的，筛得干干净净，蒸来吃比白米饭还香些；她得空就在屋前屋后空地上种上小菜，还时常到野地去扯野葱之类的野菜来补充。最好吃的是她泡的咸菜，酸酸的实在有味。假如她能找到一点黄豆，就做成连浆带渣煮青菜的菜豆腐，拌上辣子，真叫作“肉不换”，实在吃得过瘾。我长期在外奔波，从来没有像在这里吃得这样舒服，但是这花了老三姐不少的心血，我简直有些过意不去。
我对老三姐说：“老三姐，只要吃得就算了，不要为我太操心。”
“嗯，我才不是光为你一个人操心咧，我这也是为大家的事操心。”
这一句话说得我的眼睛起眼泪花花儿了。
“这样大了，还鼻涕眼泪的，不害羞吗？”她笑着用衣襟来替我拭眼泪。
我不好意思，转过头去，自己拭了。我拉着她的衣襟叫了一声：“老妈妈。”
“别人叫我老妈妈，我是要生气的，你愿意叫我老妈妈，我就收了你这个干儿子吧。我的儿子也是为这些人办事的。”她把我拉到她的面前坐下来，仔细看我，微笑着，但是眼里却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唉，我的亲生儿子还在的话，怕也有你这么高呢。”她长叹一声，马上又振作起精神来，强露笑容。
她儿子的情况，前些日子我问一阵风才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一带有名的一个农民领袖，我们的党员，在上一次暴动中英勇牺牲了。我虽然对这位烈士的母亲怀有极大的敬意，但是我从来不敢在她面前提起她的儿子，总怕触动她，使她伤心。她今天自己偶然提起来了，很悲痛，但是马上又使自己镇定下来，不愿表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对于痛苦能够负担得这么重，对于未来美好生活，是这样的殷切盼望，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革命者，倾注着全部的爱，而一提到敌人却是那样的切齿痛恨。
我不是为了安慰她，我打从心底愿意做她的儿子，我想再也没有比做这样一个革命母亲的儿子更光荣的了。
我说：“现在你不是又有了一个儿子了吗？”
“有你这样一个儿子，我很高兴。”她笑起来，用手摸了摸我的头。
自从我和老三姐的关系更亲密了一层后，我才发现她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她讲到这一带的奇风异俗，使我笑痛了肚子；她讲到各色各样的老财，以及他们做的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使人痛恨。但是她不大愿意讲述这一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各种斗争，特别是上一次失败的暴动。我完全理解她的这种隐衷，但是让我了解这一带农民斗争的历史，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向一阵风和其他同志打听过，都说得过于简单，因为他们那时候还年轻，只是普通的参加者，不可能知道很多东西。老三姐就不同了，因为她的儿子是暴动的领导人，在她家里进行准备活动；她也参加了暴动，她亲眼看到她的儿子和其他几个农民领袖从她的家里被捉去，牺牲在她家门外的草坪上。因此我总想从她的口中了解当时的情况，以便从中吸取教训。
每天吃罢晚饭，我要是不出去接头，就和她坐在屋外瓜架下面。繁星满天，蟋蟀啾啾，晚风吹来，分外凉爽，正是谈心的时候。我就试着问她当时的情况。她本来不想说，但是看我这样三番五次十分热心地问她，她也就谈了一些：
“那一回是秋收的时候，年成很好，我们都想，该吃口饱饭了吧。谁知道那些老财们算盘打得精，给你七算八算，又是欠租，又是欠利，还要加押。枪杆子在他们手里，道理也就在他们口里，结果一箩一箩黄澄澄的谷子都算到他们的仓里去了。大家气得不得了，都说这日子活不下去了，和他们拼了吧。许多人来找我儿子，要出这口恶气；我的儿子也天天在屋里生气，他是没有接到命令，也不敢动。后来果然来了命令，叫搞秋收暴动，打了土豪，把粮食分给干人，为首的人蹲不住，就拖上山去，跟他们干。大家一听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不要说年轻小伙子，连一阵风他们那些半大不小的娃娃都串起来了，有的就只拿到一根竹竿，也当作武器。我们女人们也都准备了，大家把瓦罐子、瓦坛子、麻口袋洗得干干净净的，没有麻口袋就把裤脚补得结结实实的，把裤腿扎起来，准备装粮食。事情本来进行得很顺当，大家都悄悄地搞，一点风声都没有漏出去，只等日子一到，等到半夜，乡公所的张师爷——他是一个党员，把寨门打开，拥进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就好办了。”老三姐正讲得有声有色，忽然停住了。
“唉，”她长叹一声，“哪里知道坏就坏在这个师爷身上！这个人能说会道，虽是贫苦人家出身，开头当小学教员，为大家办事也还跑得起跳得起，谁知道被乡公所提拔当了师爷，心就变了。就在暴动头一天晚上，他害怕了，他向赛阎王告了密。我的儿子和几个带队的，正在我家里等着，只等时间一到就出发。谁知那个叛徒被赛阎王的‘贴心豆瓣’外号叫血里红的薛大爷押着，混过我们的岗哨，一直来到我家屋外叫门。大家听到是张师爷的声音，就去开了门。我儿子一打开门，看到是血里红，晓得大事坏了，就拔出手枪开火，可惜才打倒一个狗腿子，他便受了重伤。其余几个同志也拼命抵抗，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打死。我听到枪声，扑了出去，扶起我那心爱的儿子，我的儿子对我说：‘妈妈，我们失败了，我好悔呀！……叛徒……’
“那些凶神恶煞的狗腿子，把他们都拉出去了，在草坪上无论死了的或是还活着的，都用刀把头割了。我的心好痛呀！我发疯了，我恨不得去咬死那个叛徒，但是没有等我挨拢去，他们就给我头上一枪托子，把我打昏了。等我醒过来，他们都走了。只剩下草坪上几个无头的尸首。我爬过去，爬到我儿子身边，倒在血里面，又昏死过去了。”
老三姐忍不住眼泪长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落泪，衣襟湿了一大片。
“完了。就是这样，完了。”她最后叹了一口长气。
繁星还在天上眨眼，蟋蟀愈发叫得凄凄切切，我的心里结了一个老大的疙瘩。我自言自语地说：“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克的，叛徒，这是心腹大患。”
但是我马上振作起精神来说：“没有完，这个事情没有完。”
“是呀，这笔账我们总要算清的。”老三姐肯定地说。
我们沉默了好一阵，我又提起话头：“这个叛徒，现在到哪里去了？”
“见了阎王了。”
“怎么搞的？”
“也把他的头割了。”老三姐说，“暴动失败后又过了一年，也是秋收时候，有一天夜晚，我正准备睡呢，忽然一阵风和几个我儿子在世的朋友，还有我那个一天不落屋、到处乱窜的孙子，把我的门闯开了。
“我的孙子说：‘奶奶，把堂屋的灯点起来吧。’
“我问他做什么。那个叫袁七爹的老庄稼汉说：‘哎呀，老三姐，你倒忘了！今天是几月初几呀？’
“哦，他一提我就想起来了，今天是我儿子的周年祭日，我倒忘了！我失悔没有在白天备办香烛纸钱，好歹也要祭一祭我的儿子。等我把堂屋的灯点起来，一下拥进来一大屋子人，我的孙子爬到神龛上把我儿子的灵牌拿下来擦得干干净净的，放在正当中，另外几个人把香烛点起来。忽然他们都站起来，一字儿排在灵牌面前，袁七爹站在当中，对着灵牌说：‘丁大哥，今晚是你的周年，我们供不起三牲八品，我们处决了仇人来祭你！’
“‘这就是那个叛徒的下场，逃不出革命的法网。’袁七爹告诉我。
“‘这狗东西滑得很，今天不是假托赛阎王有事请他，他还不出寨门呢。’我的孙子接过去说：
“‘我一下把他抓到了，他一看不好，就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地求饶：怪不得我呀！饶我一条命呀！说得多好听。哼，我们还饶他？’
“我咬牙切齿地说：‘早就该有这一天！’
“这件事干得很痛快，算是出了我们的恶气。可是后来上级对我们说这叛徒是该宰，但是还要把仇恨对准赛阎王，要挖老根。”
我简直入了迷了，老三姐都说完了，我还呆呆听着。
我也学老齐的办法，把写好的通俗教材，念给老三姐听，她听不懂的地方就改正，一直要她觉得了然了才算数。但是看来教材写得并不好，老三姐虽然懂了，却并不感到很有兴趣。大概是写得过于抽象，并且没有从农民的现实生活中吸取例证。于是我和老三姐研究了一下，由我讲道理，由她讲本乡本土的事情，有名有姓，有眉有眼，这样彻底重写过，就生动多了。她讲那些老财怎样刻薄收地租，怎样大利盘剥，怎样养武装团丁，私设公堂，都是大家想说的事，把这些材料拿去教育农民同志，真像他们自己说的，“一下就觉得心里亮堂了”。这个通俗教材其实是我和老三姐两个人合写的，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老三姐。她却以为我和她开玩笑呢。
“别挖苦人了，我写扁担大个一字还拉不伸展呢，写什么书？说实在的，我要能认得你写的东西，那就不枉活这一辈子了。”
她这一说，一下提醒了我，难道不可以教她认拉丁化新文字吗？要是她掌握了文化，她去宣传起来，该多带劲。于是我说：“怎么没有指望？我可以教你，包你认得字。”
于是我每天没有事的时候，就教她认拉丁化新文字。她的年纪虽然大了，记忆力差一些，但劲头却不小，一天到晚嘴里b、p、m、f；b、a、ba，p、i、pi地念个不完。她还用一根木炭在墙上、板上学写。
才不过一个月，老三姐就把拉丁化新文字基本上学会了。有一回，我到厨房去，想叫老三姐早点烧火做饭，我吃了好出门。我还没开口，她就直摇手，并且把我推回我的房间去，弄得我莫名其妙。过不多久，她兴冲冲地走进来，在我的桌子上放一张纸条就跑了。我拿起来一看，纸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了一句话：“Ni iɑo shenmɑ？”（你要什么？）
我明白了，她想练习应用新文字。于是，我也用新文字写了一张条子：“wo iɑo zhɑoidiɑnr ch wɑnfɑn。”（我要早一点儿吃晚饭）拿去放在她的灶上便走了。
她拿起来仔细看了一阵，高兴地跑到房门口对我一面拍手，一面笑着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不开口我就懂得你的意思，这才真有意思咧。好安逸呀。”说着，简直是蹦蹦跳跳地回到厨房烧火做饭去了。她本来是一个比较达观的人，很少愁眉苦脸，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高兴，好似她又年轻了几十年，回到她青春年少的时代去了。
以后我就自己编一些教材教老三姐阅读，并且把通俗党课教材翻译成新文字，让她自己去读。她真是把什么都忘了，老坐在厨房里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吃力地读下去。看她读通了一句，那样眉飞色舞，我也跟着高兴。看她读不通的时候，用手指狠狠按在字上，生怕那个字飞了似的，反复拼读，却又使我无限感慨。该学文化的人，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学习文化，好吃懒做的人，给他们充分的机会学习，却并不想学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公平。
我在四乡奔跑，什么地方黑，就在什么地方歇。在那些荒山野店里，和苦力小贩一起滚枯草，盖像石头一样硬的被子，被子里虱子成串，疥疮壳一片一片的，因此我也害了疥疮。老三姐看我秋后瘦了起来，满身生疥，手指都烂得弯不过来了，她心里很疼。在山里买不到药，她就不辞辛苦地到深山老林去找一些草药回来，给我敷上。有的单方据说要用嘴嚼烂敷上才行，她就把苦药草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烂，吐出来给我敷上。为了清除我满身的虱子，她烧好开水，叫我脱下衣服来烫，强迫我勤换衣服，勤用药水洗澡。有时我嫌换衣服麻烦，不想常换，她就像对待自己调皮的小儿子一样，捉住就剥衣服，挣也挣不脱。然后把我掀到房里关起来，非要洗罢放了艾叶的滚水澡，才准出来。向她告饶，她也不理会。有一回，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办法，买了一包硫黄回来，放在小杯里烧着了，用被子盖起来，然后叫我脱光衣服，钻到被里去熏，只留出鼻子和眼睛没有盖上。硫黄烟从汗毛孔跑进去，很不是滋味，不一会我便觉得头疼了。
我说：“遭不住了，我的好妈妈，放我出来吧。”
“我晓得你不好受，但是不这样整，治不好你的疥疮。你要是起不来，走不动，岂不误了大事？”她慈祥地摸着我的头说，“忍一点吧，我的干儿子。”
硫黄熏蒸的办法，虽然不舒服，却真是有效，不久我的疥疮就好了。老三姐非常高兴，她又在伙食上想各种办法，总想叫我的身体恢复健康。我常想，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同生死共命运的阶级友爱，更伟大的呢？
夏天又来了，一转眼我在这里工作一年了。工作本来一直很顺利，没有料到又出了一个小毛病。
由于一阵风发展组织不当心，吸收一个买空卖空的投机小贩到党里来，结果出了问题：我们的秘密交通站被敌人发现了。虽然我们及时发觉，把交通站撤销了，拉断了线索，可是敌人警惕起来，开始在各个地方侦察我们。老三姐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紧张，千叮咛万叮咛，叫我出去要小心。她在家里和我约好了安全记号。她把党课教材，连她念的拉丁化小册子都收拾起来，埋在厨房的土墙里。我告诉老三姐，敌人还没有发现我，并不要紧，交通站的人已经撤退了，断了线了。
她却认真地劝我：“这就一点大意不得。不要把赛阎王那些人想得那样瘟，他们和我们斗了几十年，也凶得很，不能不小心。我的儿子给他们整死了，我不能看见你又落到他们的手里去。”
老三姐的这种高度的阶级警惕性，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她从自己的生活中，特别是从自己儿子的牺牲中，引出理所当然的结论：敌人是凶恶的，斗争是残酷的，不能有半点疏忽。
有一天晚上，我出去接头回来，走热了，在小溪里擦了个澡。山中夜风吹来，十分凉爽，我不觉哼起山歌来了。当我快走到村头时，在岔路口上，忽然听见前面苞谷地里发出沙沙的声音，好似有人在里面动，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果然看见一个人从苞谷地里出来，向我招手。我一看原来是老三姐。她走到我面前，悄悄地说：“你还唱得安逸呢，可不得了哪。”
“什么事？”
“今天一大早有赛阎王的狗腿子到凉风顶来，专门查问外乡外地来的客商，也到了我们家。我说你进山收货去了，他们在屋里东看西看的，不怀好意。莫非是哪里又漏了风声吗？我就怕你回来撞上他们，谁知道那些坏蛋真的离开凉风顶没有呢。上午我就到这路口来，躲在苞谷地里等你。”
“哎呀，你在苞谷地里整整等我一天，里面不是热得很吗？”
“是热得很，但是我不等你，又放心不下。我在苞谷地里也没有闲着，默读拉丁化新文字，好多天没有背，又回了生了。一读不觉就过了一天。”
我们一块儿往回走，快到村头，老三姐不准我进去，她先回去到处看了又看，瞅了又瞅，才放心叫我回屋。
她急急忙忙弄点晚饭给我吃了，提议说：“我看今晚就搬家，搬到我娘家弟弟家里去。你的山货客干不得了，不然为什么他们到处来查山货客呢？”
老三姐这最后一句话，猛然提醒了我。的确不能再干山货客了，因为我们被发觉的交通站，就是伪装成山货客的转运站的，敌人一定发觉我们隐藏在山货客里活动。因此，我同意不再干山货客，准备扮成一个货郎，挑起货郎担子，卖些针线和零头布，在乡下串游，倒也方便。但是我今晚上困了，想住一宿，明天再挪动。可是老三姐坚决反对：“听我的话吧，说搬就搬，你提个包袱就走，七古八杂的东西放在这儿，我以后来搬。”她说罢，就把替我早已收拾好的包袱提出来。
我们锁了门出发了。这时月光正好，我们在月光下一面走着，一面谈着。
老三姐说：“本来干得好好的，又出了事了，总是不顺当。这革命要哪一年才成呀？”
“快了，只要大家都组织起来干，要不到好久就能胜利。”
“是呀，我也想，我不相信这样多人，就扳不倒几个恶霸。”老三姐说，“将来扳倒他们，我们见了天日，你说的那种好日子是不是就快来了？那种好日子能看上一眼，也不枉活了这一辈子。”
“你一定看得到的。”我说。
“恶霸扳得倒，你说这虱子疥疮臭虫也除得掉吗？这也是我们这山里头的祸害。”
“那就更容易了，只要住上好房子，讲卫生，开起医院来，就都除掉了。”
她不说话了，不知道她又在想些什么。革命的艰苦性，老三姐是清楚的，可是她总是那样顽强地希望着美好的将来，连除害灭病也想到了。
我们半夜后才到了她的弟弟家里，在这儿住了两天。听外面来的同志说，赛阎王下了命令，凡是山货客都要去区公所登记，领取执照，不然就不准进山，捉住了严办。看来敌人发动进攻了，形势略微有些紧张，我决定向上级报告请示。
我走的早上，天还不大亮，老三姐送我出来，老是嘱咐我，要我一路小心。她陪我走了好一阵，走到观音阁的大柏树下，歇了下来，我无论如何不能叫她再送了。
我说：“你回吧，我过几天就回来。”
“谁知道？上次老齐也说过几天就回来，一去就不见了。你这回走了，谁知道能回来不？”老三姐有些感慨，“这一年多，总算没有白服侍你，听你讲了好多道理，还学会读书，以后不知道会怎样。”
“其实我向你学到的东西更多。”我说。
她没有搭理我，尽望着那山垭口升起的早晨的迷雾，太阳快要出山了，满天金光灿烂。
她最后叹了一口气：“唉，我也算想穿了。老齐走了，你来了，你又走了，总还要来人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好人。只望你不要忘了我这孤老婆子……”说着说着，她竟掉出几颗眼泪。
我连忙安慰她：“我要回来的，我的好妈妈。”
“好吧，你就走吧。”她站起来挥了挥手。
我提起包袱走了，一直走到山垭口，回头看，在那大柏树下，她还站在那里望着我。我站了一下，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了。
我去向上级报告了工作，又有别的事情耽误了几天，大约过了半个月我才回去。我找到一阵风，他劈头一句就说：“老三姐过世了！”
像有谁在我的头上狠狠打了一棒，我急忙问：“怎么搞起的？”
“你走了后，她回到凉风顶收拾你的东西，因为你没有去登记，赛阎王就怀疑你，把老三姐弄到区公所去盘问，老三姐一口咬定你进山收货去了，还没有回来。本来也就没有事了，谁知有个坏蛋认出老三姐就是丁大哥的妈妈，这一下他们就认定这里头有名堂，把老三姐吊起来严刑拷打。老三姐还是那一句话，咬住不放。赛阎王的狗腿子三番几次地整，得不到一句实话。老三姐真是个铁石人，可是她的身体受的折磨也就说不得了。最后放了她，我们把她抬回来，只剩下一口气了。她还老是挂心挂肠的，怕你出了事。到她快落气的时候，她还老念着你：‘唉，我想再看看老陈，老陈怎么还没有回来？没有出事吧？’
“她忽然精神起来，脸上现出笑容，吃力地说：‘老陈说的那种日子，我多想挨到，看上一眼……我挨不到了……你们会看得到的……’”
一九六一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