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亚当·斯密的“中国之谜”说起
出版《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哲学教授亚当·斯密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他是从对到中国的英国传教士们回去写的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观察报告的研究中，给出了一个“中国之谜”，即“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
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来源有三个：资源、效率和创新。目前，发达国家的竞争力基本来自创新，包括几个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基本是建立在效率之上。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外延式的资源投入之上的，中国是个大国，不可能再走来自资源的路，那么接下来的两个里，“效率”一定是基础，中国可能是正在从“资源”转向“效率”的阶段。
（二）20世纪最重要的创新是什么？
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是什么呢？是采用抗生素和免疫技术，将人类的寿命延长了两倍吗？是汽车、飞机的出现对传统距离的重新定义吗？是推动我们进入新经济时代的电话、电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吗？但如果没有另外一门学科的介入，那么上述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广泛地被人们掌握和普及。这个学科就是管理学，它是一系列让组织机构运作的思想和实践的总结。如今，管理学逐步转化为人们的工作经验，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各类组织中的管理制度的改进，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了技术的革新，促进了组织绩效的提升。
（三）是“管理”而非“道德”问题
在中国，“道德”是个很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它也是特别空泛的概念，一直就高高在上，无法体现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有点类似于仰望天空的“天空”。从有效性来说，应把“道德”倡导的东西，细化为可以执行和考核的制度、流程和规则，这样可以避免国人嘴上的、贴在墙上的、写在纸上的“道德”，成为借以“道德”的空泛而不作为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