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冰心老人是在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走进她的家门，请她谈巴金印象。之后，经常去看她。一九八四年，我在《北京晚报》开设“作家近况”栏目，去看望她，并拍摄照片。回来洗印几张寄出。
大约一年之后，冰心住进医院，就再也没有出来。
我很喜欢去和她聊天。现在想来，作为一个世纪老人，每次聊天，其实她是在为我讲述历史。从“五四”时期第一次投稿，到赴美轮船上和梁实秋等人一起办墙报（同条船上还有后来的名将孙立人）；从“文革”中年过花甲仍被批斗、打扫马路、干校劳动，到暮年为教育、为知识分子待遇大声疾呼……关于自己，关于友人，她有讲不完的故事。
冰心就是这样以不同于以往的另一种姿态，续写着最后的人生故事。
每次去看望冰心，她都会签名送上新书，但不爱题跋。只有一次例外。一九八八年六月，她送我一本新出的《关于男人》，是刚拿到的样书，签名之后，她顺手补上：“这是现在我手里仅有的一本。”还开玩笑地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一年，她八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