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冬天，作家好友竹林告诉我，萧乾先生到沪了，朋友的热心帮助，促成了我与萧乾先生的见面。萧乾是在三十二岁风华正茂的年纪，由《大公报》派遣赴欧报道“二战”战事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亲历法国诺曼底登陆战的中国记者。让我在内心与萧乾先生感到亲近的原因，还因为先生当年对刚到《大公报》副刊工作的刘北氾提出的要求和希望。怀有敬畏，些许紧张，走进萧乾的宾馆住房，但当我看到他那亲切和蔼且带有童心的笑容，就使我感到容易接近。
交谈中，先生充分肯定了我准备编选这套“文选”的想法，随后，就是先生和我之间的随便叙谈。先生对我提出的希望，为我规划，给我“加压”，让我不要那么“盲目轻松”，让我早日成为一个既能编好书、又有丰富社会活动经验和组织能力、还能写文章的优秀编辑。
萧乾先生去世已经有十七年了，我的眼前，会经常出现这位淘气笑着的可爱老头。萧乾一直说他是一个自由又是喜欢平等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如今，他已经上路去了那个鲜花簇拥的天国。在那里，先生一定也是自由快活的。先生常常爱把自己的一生比作小小生也的一道浪波。对于生的奋斗和贡献，对于死的平静和超脱，先生是看得那么明白和透彻。先生是如此的为人和为文，我们都可以向先生好好地学几辈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