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借助产业区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意大利艾米利亚产业区经验，是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与人文环境，不能够机械地在别国复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意大利经验分析地加以借鉴，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区经济成长和中小企业发展模式。
一、构筑高效的区域产业网络
产业区经济遵循的是自下而上、循环递增的发展路径，因此，政府部门的职责更大程度上在于引导而非直接干预区域经济发展。依据产业规划，政府部门可以立法的形式对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指导，而区域发展政策与地方生产系统之间必须存在良性互动。达成这种互动关系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建立支持地方生产系统运转的区域产业网络。
依据产业区成长理论，处于初创期或成长期的产业区迫切需要完善的市场服务和资金支持。政府部门不但要改善基础设施状况，还应注意满足产业区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并帮助企业拓展本区域外的市场。我国目前的专业化产业区大多处于种子期。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和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产业区发展的“瓶颈”。有关部门可以借鉴意大利的经验，鼓励现有金融机构为业绩良好并具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采用优惠差别利率等措施扶持产业区企业的发展。商业银行要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贷服务的组织体系，必要时国家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建立专业的中小企业信用评定和贷款担保机构。
支持中小企业产品出口是区域产业网络的重要职能。政府部门可考虑通过官商合办或民间自营等灵活方式，建立高效的中介服务体系，其工作重点应放在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和解决企业产品出口的资金需求上。目前，我国国营进出口公司经营普遍不景气。如果转型为中介服务机构，这些公司一方面可以发挥自己在外贸领域的业务专长；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更有效地对客户企业进行信用评定。对那些确有出口潜力的企业，商业银行应提高流动资金和短期出口信贷的授信额度，甚至可以向资信良好的产业区中小企业发放信用贷款。
另外，区域产业网络还应该高度重视培育“软性生产要素”。根据美国学者波特的“菱形理论”，各级政府部门在政策目标的选择上，应该将重点放在改善企业经营能力的要素条件和维持市场竞争机制的需求条件，即“菱形架构”的两个支撑点上（Porter，1990）。同时，保持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是使产业区竞争优势得以持续的重要条件（李小建等，2002）。
人力资本是产业区获得竞争力的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米利亚产业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大量廉价但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的涌现（李涛，1998）。现在艾米利亚产业区中，与企业员工在职专业培训有关的各类支出已经在地方政府财政中占到相当大的比重。真实服务中心等公共部门在人力资本培育中起到关键作用。
与此相反，我国中小企业普遍缺乏高素质的劳动力，并可能影响产业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部门在加大对教育系统投资来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的同时，必须强化区域产业网络在建立“学习型社会”中的作用，将学历教育与实用技能的培养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是，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很长的周期。为了缓解我国现阶段中小企业专业人才的严重匮乏局面，有关部门可以借鉴意大利经验，制定相应的政策，允许技术、科研人员在企业中、尤其是中小企业中合法地从事有报酬的第二职业。
为了建立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实现经济资源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政府部门应加大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力度，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以人力资本、市场竞争机制、要素流动机制为代表的“软性生产要素”将大幅提升我国产业区的竞争力。
二、发展区域支柱产业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较早地提出了通过发展支柱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增长极”理论。佩鲁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支配单位起主导作用的不平等、不平衡的动态过程，而增长极就是起支配作用的“推进型单元”（propulsive unit）；增长极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特定区位集聚而成的经济中心。这些中心具有生产、贸易、金融、信息、决策及交通运输等多种功能，能够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在产业层面，具有较强的驱动力和收入弹性，以及广泛产业联系的推进型产业可以产生集聚经济，并承担起增长极的任务（吴浙，1995）。
受该理论的影响，现在很多地区都将培育支柱产业作为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手段。所谓支柱产业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特定产业结构中，客观地居于主导性支配地位，具有较大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带动作用的产业。但是，在支柱产业的选择上，目前许多地方都存在较为严重的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
很长时间以来，高科技产业被认为是推动区域经济的直接动力，高新技术产业区则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一方面，许多传统产业被盲目地定义为“夕阳产业”，但经济落后地区缺乏资金和技术储备，一下子进入高科技时代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明显存在“飞地效应”，产生的经济增长往往不在本区域内。经济落后地区要解决本地的就业问题，而真正的高新技术活动在本地所产生的就业增长也是有限的（王缉慈等，2001）。因此，经济落后地区不可能全部依靠高科技产业解决发展问题。
从意大利的经验可以看出，传统产业并不意味着必然缺乏竞争力。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传统产品的生命周期会延长，并实现高附加值。中小企业尽管单独地生产、经营和技术创新的能力有限，在专业化产业区内，如能建立有效的专业分工和技术创新扩散机制，仍可获得强大的竞争力。
根据我国夕阳产业地域的划分，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列为正常发展区域外，其他省份和自治区分别处于未实现工业化和弱夕阳产业地域，西部开发由此面临实现工业化和进行产业升级的双重挑战。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西部开发要靠非公有制经济体的积极参与，其中尤以中小企业居多。一些国内外专家认为，西部应以特色农业、机械加工业和生态旅游业为发展龙头。因此，依托当地实际条件，建设以中小企业为投资、经营主体的生产传统产品的专业化产业区可能会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新思路。
目前，我国已经注册的中小企业达1000多万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陆世敏等，2001）。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以往中小企业各自为战、分散经营的结果就是形不成整体规模和竞争力。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从事传统产品生产的中小企业集群已经具备专业化产业区的特征，并使本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实惠。依据浙江省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2000年的统计，在该省的10多个专业化产业区全部生产服装、鞋靴、皮革、轻纺产品、箱包、低压电器等传统消费品。有关学者已明确提出：“对于我国的众多欠发达地区来说，从传统的乡村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达区域，可能比以美国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区域更加有价值”。
三、加强企业间技术协作，增进“产业区氛围”
艾米利亚产业区经验表明，技术创新在企业间的扩散是维持产业区竞争优势的核心条件。我国现阶段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非常有限，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同时，公共研究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又很困难。我国有关部门可以考虑通过财政、金融立法，以经济手段为杠杆，设计有效的技术创新扩散机制，同时规范技术市场，大力加强从事技术转让工作的中介机构的建设。美国学者兰提斯就认为，此类中介机构使产业区企业及时掌握同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战略，产生的竞争压力是企业积极创新并相互合作的直接原因（Rantisi，2002）。
艾米利亚产业区经验还证明，建立有效的技术创新扩散机制有赖于产业集聚区域企业间的诚信机制和以此为基础的对产业区整体形象及专业产品的高度认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使外部经济或“社会资本”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李小建，2002b），投资软环境建设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招商引资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我国在积极吸引外资的同时，还应注意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创造有利于中外企业发展的商业环境。不可否认，诚信缺失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障碍。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2002年的初步统计，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类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诚信缺失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
政府在加强、完善法规体系的同时，可以通过产业区建设调动积极的人文因素。产业区独特的社会经济网络加强了企业间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经济联系，建立了针对产业区整体形象和专业产品的集体认同，并规范了企业行为。这正是构建诚信商业环境的重要前提。另外，我国现阶段产业区企业的构成主体是家族私营中小企业，基于家族或其他关系而形成的信任关系，可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并改善制度的不完善（李小建，2002b）。可以预见，产业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将能为诚信社会的建立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四、实现产业区双向发展
在我国，集聚经济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同样也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高度集中的区域。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产业集聚区域的发展取决于地方生产系统的效率，以及该系统与跨国公司生产系统的联系。
在产业集聚区域，本地企业间可以发展各种产业联系，这就是地方生产系统内部的物质、信息的交换与流动关系。同时，该生产系统还具有开放特性。随着集聚经济的发展，本地企业有可能与跨国公司区域生产网络发展配套供应关系。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采购不仅为当地企业提供了产品市场，而且通过产品质量认证、技术输出，带动了为之配套的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向纵向转变，意味着企业更加注重符合柔性生产方式需要的供应链管理。供应链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产品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产业网络，市场竞争也从企业间的竞争演变成供应链之间的竞争（郑广超，2003）。有效的供应链管理强调仅靠企业自身的内部资源已经不能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必须把经营过程中的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整合在一起，实现对企业的动态控制和资源的集成与优化，才能够加强本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李创等，2003）。产业集聚区域的竞争力来自当地的社会经济网络。该网络所提供的技术、金钱外部性和社会资本可以成为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资源。跨国公司在产业集聚区域进行直接投资，使其能够凭借企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整和外部经济，减少投资风险，利用集聚区域的生产系统迅速完善本企业供应链。
受发展周期的限制，现阶段我国产业集聚区域中的企业更适于充当跨国公司生产网络的分包商（即上游中间产品供应商）。随着合作供应关系的发展，跨国公司会逐步增加其分包工作的复杂程度，必要时甚至会向分包企业提供技术、管理和资金等支持。同时，不断深化的分包关系促使地方企业间出现等级差异，少数当地企业将发展成为具有领导地位和更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企业，从而带动整个地方生产系统进行产品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跨国公司的分包制生产更加具有流动性和选择性，并且有可能对集聚区域地方生产系统造成破坏，这主要表现在：
（1）即使跨国公司在产业集聚区域内进行直接投资，因为“群体式迁移”的存在，集聚区域的地方生产系统未必可以从跨国公司的分包中受益。
（2）跨国公司与地方企业间供应关系的确立可能会冲击、瓦解集聚经济。集聚区域少数优秀的本地企业被纳入跨国公司供应链，造成其他本地企业的供应链断裂。
因此，为了使外资更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我国应鼓励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建立专业化产业区。不但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支持产业区企业产品出口，还应特别加强地方生产系统与跨国公司生产系统的联系。在初始阶段，可以有选择地发展支撑型产业为重点外资企业进行产品配套，注重技术转移和管理仿效。时机成熟时，可鼓励当地企业发展企业集团以加强竞争力。同时，还可考虑吸引外商以资金、技术入股，进一步优化地方生产系统的产业组织结构。只有这样，区域经济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五、改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能力
中小企业是增加就业、支持经济增长和进行技术创新的主力，在各国经济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在欧盟国家，中小企业已占到企业总数的99.8%，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60%。美国企业构成中99%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占私营部门就业人数的52%（OECD，2000）。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生产传统消费品的专业化产业区的出现已经把中小企业的集群化发展提升到了战略高度（Bianchi et al，1997）。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彻底解决。例如，乡镇企业是我国中小企业的主体，目前其出口产品交货值已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40%，但商业银行对乡镇企业的贷款数量还不到全国信贷规模的10%（陈乃醒等，2002）。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之一在于企业资产少，负债能力有限；资金需求一次性量小、频率高，造成融资成本高。而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营销观念不强，在强化约束机制的同时缺乏激励机制。同时，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狭窄和社会中介服务体系不完善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民银行，2002）。
在由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企业和家户共同组成的简单的四部门经济模型中，企业除自有的留存盈利外，资金需求更多依靠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来解决。近年来，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发达国家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已经超过间接融资，资本市场成为满足企业资金需求的最重要来源。
艾米利亚产业区经验显示，产业区建设虽具有自组织性，但至少在产业区的初创期和成长期，政府必要的资金扶持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担保贷款是中小企业融资的有效途径。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产业区内企业间紧密的前、后向联系，会使区域产业网络提供的融资便利等中小企业扶持措施的政策效果更加显著（王传英等，2003）。与此同时，创业板市场的不断完善和资本市场对产业区中小企业集团竞争力的逐渐认可将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对于很多中小企业而言，企业产品上市前创业期的资金需求难以靠银行信贷满足；支持中小企业的很多资金来自风险投资（陆世敏等，2001）。依据100号法律组建的意大利SIMEST投资公司就具有明显的风险投资性质。另外，传统产业区为了实现整体规模经济，区内中小企业间不断加强生产的专业分工，通过围绕核心企业实现企业集团化来克服以往各自为战、分散经营的缺陷。由此可以预见，传统产业区中那些经营业绩好、市场广阔的中小企业经过集团化的整合，将逐步具备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的条件（王传英，2003b）。实际上，艾米利亚产业区近年的发展也显示，伴随着产业集聚的出现，企业集团会借助资本市场满足资金需求。
从长远看，政府的资金扶持政策不能取代资本市场作为产业区企业融资重要渠道的地位，而风险资本利润的实现也有赖于资本市场提供的有效的退出机制。据统计，目前在美国，风险资本投资的中小企业约20%通过上市，80%通过企业间的并购实现退出。风险投资不同的退出方式所需平均周期和平均收益值。
完善资本市场建设，逐步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是解决我国产业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举措。深圳市在2004年建成我国第一个被称为“中国版纳斯达克”、面向新兴中小企业的创业板市场，目的就在于扶持、推动业绩显著的中小企业及风险企业的发展，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股票市场。成思危在“2004年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上强调，我国面向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既应有创业板股权的退出渠道，又应有产权交易所股权的退出渠道。这可以弥补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不完善的缺陷。可以预见，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逐步成熟，将会明显改善我国产业区中小企业集团的直接融资能力。
改革开放后，依托当地的资源禀赋和生产、加工条件，在传统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专业化产业区已经在我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悄然兴起。通过对意大利艾米利亚产业区运作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产业区经济的实质是在产业集聚区域构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社会经济网络。日本学者在比较中国产业结构的三个理论构成，即弗里德曼的工业政策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集聚效应理论后指出，今后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将是后者（丸川知雄，2002）。但是，如果长期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市场中介服务不完善等问题不能有效地得到解决，我国产业区建设将很难获得长足的发展。在产业区经济发达的意大利，各级政府部门利用产业区企业间的紧密联系，抓住技术创新和企业国际化这两个影响产业区竞争力的关键环节，通过财政、金融政策立法，与商业性中介服务机构共同构筑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因此，如何更好地借鉴艾米利亚模式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应用，是值得中国区域经济学者认真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