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沿途经过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陕西等11个省区，而其停留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省区主要是西南六省——湘、粤、桂、云、贵、川。本文重点对民国时期（1912～1949）红军长征经过的西南六省区及西康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作一考察。
一 混乱的政治状况
民国时期，西南六省政治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地方军阀割据西南，称霸一方，拥兵自众，为了抢夺地盘和权力，长期进行争斗及混战。这种政治状况，从民国初期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经过这些省区时。有些地方，如广西、云南等地，一直保持到国民党在大陆骏台为止。
（一）西南旧炯阀的混战与争斗
红军经过的长征沿线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为军阀割据提供了自然和经济基础，当中央政府的统治力下降时，地方割据势力便会应运而起。民国初期，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控制着中央政府，不断加强栃央集权，抑制地方割据势力。但袁氏复辟帝制后，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1915年12月云南护国运动后，西南各省纷纷独立，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的统治。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各省虽然取消了独立，重归北洋政府调度，但袁世凯死后的北洋炯阀集团开始分裂。北洋军阀内部争斗不休，一分为三：以曹锟、冯国璋、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控制江苏、江西、湖北和直隶等省），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安徽、山东、陕西、浙江、福建等省），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控制东北三省）。
北洋军阀为争夺中央统治权进行明争暗斗，各省的地方军阀也趁机崛起，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军阀割据的局面。除了北方阎锡山割据山西外，西南地区出现了与北洋军阀相抗衡的西南军阀集团。这个集团，主要是由护国战争中不断膨胀的南方各省手握重兵的军事强人演变而来的。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不割据云南，而且把势力扩展到四川和贵州；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不仅割据广西，而且把势力扩展到广东和湖南。此外，还形成了一些依附于上述大军阀的小军阀，如贵州军阀刘显世、湖南军阀谭延凯等。这样，在北方形成了以直、皖、伯系为主的北洋军阀势力，在南方便形成了以滇、桂系为主的西南军阀。
这些大小军阀，各霸一方，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和扩大地盘，连年混战，一直持续了十多年。而分裂割据的局面，则维持的更长。南方各省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基本上分两大时期：一是1917～1927年，为北洋旧军阀与西南旧军阀两大集团之间的混战，中间包括北洋军阀内部之间的混战和西南军阀内部的混战；二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与西南六省内部各派系之间的争斗。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六省区，是北洋军阀的势力尚未达到或尚未完全达到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内逐渐形成的西南军阀，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内部派系林立。在这六个省的地方军阀中，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势力最大。这就使六个省的地盘，大体上分为两类地区：滇系军阀唐继尧控制了云南、贵州两省，并力图向四川扩张；桂系军阀陆荣廷控制了两广，湖南也在其势力影响之下。
西南地区的四川，是滇系唐继尧对省外扩张的主要争夺对象。在护国战争中，云南护国军占据川南地区，并逐渐控制了四川。1916年11月蔡锷病逝后，唐继尧的对外扩张遇到了川系地方军阀的反抗，相互争权夺利，结果在原来护国军旗帜下的滇、川、黔三省互相残杀，发生了1917年以四川省会成都为战场的川滇黔战争，即“刘罗”之战（刘存厚与罗佩金）、“刘戴”之战（刘存厚与戴戡）。与此同时或稍后，作为刘罗、刘戴战争的继续和发展，川滇两军又在川南地区发生了“青眉攻防战”、“资内争夺战”，四川境内一片混战。
从1917年起，掌握中央政权的皖系军阀坚持“武力统一”，兴兵南下，对西南抚省进行“征讨”。西南军阀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也响应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以与北京政府对抗，形成了南北分立对峙的局面。
唐继尧借“护法”之名，就任滇黔靖国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控制了滇黔川三省，俨然以“畏南王”自居。然而这又引起了四川、贵州地方军阀的强烈不满。1920年10月，川军总司令熊克武以驱逐客军相号召，发起川滇战争，将驻川滇军全部逐出。滇军内部发生分裂，1921年2月，顾品珍以滇军总司令名义会师昆明，迫使唐继尧下野。但唐继尧接着又策动在粤桂的滇军打回云南，收买大土匪吴学显击毙顾品珍，于1922年3月再次重掌云南大权。
与唐继尧“二次回滇”同时，川系军阀内部又发生了内战。1922年爆发了以熊克武、但懋辛为首的川军第一军和以刘湘、杨森为首的川军第二军之战，即四川“一、二军之战”。刘湘失败，被迫下野；杨森则率残部退往湖北，投入直系吴佩孚怀抱。然而，由于分赃不匀，接着又爆发了川军师长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刘斌等同熊克武、刘成勋、赖心辉的战争。入川滇军支持熊克武。吴佩孚见有机可乘，遂支持杨森回川，并命令北洋军赵荣华、黔军袁祖铭以援川为名，联合进攻熊克武。刘湘亦东山再起，出任吴佩孚委任的四川善后督办，领导倒熊战争。在战争过程中，刘成勋、赖心辉突然反戈倒向刘湘，熊克武陷于孤立。1924年2月，川军熊克武部与入川滇军战败，熊克武率部退往广东，滇军再次被逐出川境。
1922年9月，在广东的孙中山积极准备北伐，任命唐继尧为陆海军大元帅府副元帅兼川滇黔联军总司令，主持西南三省北伐大计。但野心勃勃的唐继尧却乘机出兵广西，发动滇桂战争，企图占领广西，直捣广东，统一整个西南地区，做名符其实的“西南王”。但却遭到了取代陆荣廷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抵抗，三战三败，滇军被迫撤回云南。滇桂战争中滇军大败以后，滇系军阀内部再次发生分化。1927年2月6日，龙云调兵进入昆莽，发动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从而结束了滇系军阀唐继尧在云南14年的统治。此后，龙云取代唐继尧主持云南军政，成为新的“云南王”（直到1945年被卢汉取代）。
广西军阀陆荣廷，在辛亥革命后当上广西都督后，便发展私人势力，逐步建立起以他为核心，以随他起家的把兄弟和旧部属为中坚的军阀集团的统治。在1916年的护国战争中，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后，即组织广西护国军，兴兵讨袁，迫使广东督军龙济光4月6日宣布“独立”。陆氏进军广东，将龙济光逐出广州后，当上广东督军，霸占广东地盘，把广东变成桂系军阀的势力范围。在护法战争中，南方护法军组成了粤、湘、桂三省联军，以陆荣廷的内弟广西督军谭浩明为联军总司令，与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在湖南衡山、宝庆、长沙一带鏖战。随后，他与北洋军阀勾结，排挤孙中山，致使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
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采取“以粤养桂”政策，大肆掠夺广东财富，残酷压榨广东民众，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引起了广东军民的反抗。1920年9月，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粤军将桂系势力驱逐出广东，结束了桂系军阀在广东长达四年的残暴统治。退回广西的陆荣廷随即反扑，于1921年6月又进行了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直捣广西，接连攻克梧州、南宁、龙州。陆荣廷被迫出逃上海，结束了在广西10年的统治。
粤军占据两广后，孙中山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积极北伐。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再次离开广州，护法运动失败。陆荣廷利用此机会，东山再起，重返广西，任北洋政府所委的“广西边防军务督办”。1924年，桂系内部分化加剧，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势力崛起，这年9月，李、白率军在先后击败陆荣廷、沈鸿烈和入桂滇军后，统一广西，彻涤嶀束了陆荣廷在广西10多年的统治。
与此同时，西南各派军阀势力虫现了较大的变化。除了龙云驱逐了唐继尧，成为滇系军阀的新首领外，周西成、袁祖铭等驱逐刘显世，成为黔系军阀的新首领（王家烈随后取代他们成为新的“贵州王”）；在四川，各派势力相互火并，先是刘湘联合邓锡侯、袁祖铭赶走杨森，随后，刘湘又联合杨森把袁祖铭驱逐出川。在湖南，唐生智驱逐赵恒惕，发生了唐叶（唐生智与叶开鑫）战争。西南各派军阀处于一片滑战中。
湖南始终是南北两派军阀势力争夺的重点。护国战争后，北洋军阀张敬尧主政湖南，对湖南人民进行残暴统治，引起湖南各界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1920年，北洋军阀直皖两派矛盾激化，谭延凯率湘军驱逐了张敬尧，掌握了湖南军政大权。但好景不长，湘军内部谭（延凯）、赵（恒惕）、程（潜）三派势力互相争斗，赵与谭在争夺胜利果实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发生了谭赵战争。谭延凯战败后下台，赵恒惕出任湘军总司令并主政湖南，成为湖南的新统治者。但失败的谭派势力并不甘心，又利用矛盾，推波助澜，制造了赵、谭二派合谋杀逐程派将领的惨剧，致使湖南再次处于内部混战、纷争不断的混乱状态。
西南军阀之间的混战和争斗，给西南人民带来一场场大的灾难。“刘罗之战”，无辜百姓伤亡3000人以上，财产损失达47万元，烧毁房屋780户，被抢劫的达1194户。刘戴战争几乎是刘罗战争的翻版，而且“杀戮焚劫，人民转徙逃避，伤亡损失，比刘罗巷战尤巨”。谭赵战争，相持达4个月之久，死伤军民万余人，耗军费200多万元。此外，为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挥霍的需要，各地军阀不断加税，增设厘卡，预征田赋，一再降低银元非含银量等，弄得本来贫瘠的西南地区更加民穷财尽，这就不能不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军阀混战造成的阶级矛盾的激化，为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二）国民党新军阀在西南的割据与混战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经过二次东征和一次南征，基本统一了广东。李、白为首的新桂系表示倾向革命，与广东革命势力联合。在南北军阀处于一片混战之中时，在中共的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以两广为基地，进行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荡涤了南北各派军阀，到1928年6月，先后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将奉系军阀张作霖势力逼出关外，取得了重大胜利。但随后而起是，蒋、帆、阎、桂等国民党新军阀长达四年多的对峙和混战。
在西南六省中，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是北伐之后势力最大的国民党新军阀。新桂系势力在北伐过程中迅速膨胀，军队达10多万兵力，由两广经武汉伸展到华北，控制着北平、武汉两个政治分会。而支持桂系的李济深，以总参谋长、第八路军总指挥、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名义，坐镇广州，遥领广西，统率陈济棠等粤系部队，统治着广东。因此，新桂系的崛起，直接威胁着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蒋介石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9年初，蒋桂战争爆发，蒋利用新桂系内部的矛盾，通过俞作柏策动李明瑞阵前倒戈，使新桂系在武汉的军事失利瓦解，李、白不得不逃回广西。接着，蒋介石悠驱使取代李济深统治广东的国民党新军阀陈济棠，发动粤桂战争。李宗仁、白崇禧为了与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进行了一场恶战。新桂系失败，蒋系粤军进入广西，李、白流亡香港、越南。俞诅柏将被任命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主持广西军务。但不久，本来倾向于蒋介石的俞、李在汪精卫等改组派的策动下，配合粤军张发奎军事反蒋。蒋介石一面派亲己的粤军陈济棠部迎击，一面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收买了桂系将领。桂军将领吕焕炎驱逐俞、李，迎李宗仁、白崇禧回桂主政。这样，李、白新桂系首领东山再起，重新控制了广西。1930年初，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李、白为首的新桂系也参加反蒋“大合唱”，出兵湖南，先后攻占长沙，直扑武汉。蒋介石急令广东陈济棠断敌后路，迫使李、白率军回师。桂军回师后被粤军击败，不得不退守广西以自保。
国民党新军阀为争夺地盘和权力，先后进行了蒋桂战争、粤桂战争、两次蒋冯战争，到1930年演变为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击败冯、阎主力，西南各地方势力派已无力量与蒋争夺中央大权；蒋介石虽然战胜了各派，但并没有真正匣灭各地方势力派。到30年代初，西南六省区仍然被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控制，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何健据有湖南，陈济棠据有广东，李宗仁、白崇禧等据守广西，王家烈据有贵州，龙云据有云南。而四川则处于刘湘、杨森、邓锡侯等地方军阀的混战之中。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的说法。自民国以后，各路群雄争霸，川局始终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大小军阀拥兵称强，相互混战。北伐结束后，四川形成了刘湘、杨森、刘文辉等三雄争霸的局面。刘湘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占据以重庆为基地的地盘；杨森任20军军长，占据川东万县等20余县；刘文辉出任24军军长，占据川西、川南大片地区。在军阀混战中，刘湘联合刘文辉在四川分权，由刘文辉任四川省主席；刘湘任四川善后督办。接着，刘湘支持刘文辉兼并刘成勋军，夺得雅安、西昌等一片防地。刘文辉则支持刘湘向驻永川、江津的赖心辉军出兵，帮助刘湘赶走赖心辉，占永川、江津等县。经过几年的混战，刘湘、刘文辉叔侄互相支持，共同对付全川各路军阀，二刘防地扩大、实力增强，成为四川最大的两大军阀集团。
但“一山难容二虎，一川难容二流（刘）”。为了争当“四川王”，刘湘、刘文辉叔侄不惜兵戎相见。1931年10月，刘湘向刘文辉发动进攻，刘文辉败守成都。接着，刘湘又支持四川另一军阀田颂尧与刘文辉在成都展开巷战。在刘湘的步步紧逼下，1933年7月8日，刘文辉被迫通电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刘湘趁势纠集四川各路军阀组成“安川军”，占领了刘文辉的防地。
到1933年10月，刘湘彻底打垮了刘文辉。刘文辉不得不退居西康地区，以雅安、荥经、天全、庐山、宝兴、洪雅等县为防地。刘湘则独占四川80余县，还占据成都兵工厂和把持自流井盐税等，嫡系军队扩至10余万人，终于登上了“四川霸主”的宝座。
贵州军阀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自周西成死后，统治贵州的桐梓系军阀内部的争夺十分激烈，王家烈尽管成为新的“贵州王”，但却无力统一桐梓系各派势力。30年代初期是毛光翔与王家烈之争。毛光翔下台后，紧接着是王家烈与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之争。桐梓系军阀的这些明争暗斗，在王家烈掌贵州大权时，形成几大势力。王家烈为省主席兼25军军长，统管全省，实际控制了贵州2/3左右地区。其兵力为2个师（15个团）；犹国才割据盘江所属各县，有兵力1个师（6个团）；侯之担割据赤水、习水、仁怀、绥阳等县及四川的古蔺、永宁、古宋等地，有兵力1个师（8个团）。贵州军阀内部的兵力，虽同属于25军名义的编制，但无法统一指挥和皣动，有时还因发生摩擦而互相攻杀，平时也是各有顾忌而互相牵制。贵州这四个军阀又各有各的邻省联军，犹国才投靠云南军阀龙云，蒋在珍投靠四川军阀刘湘，王家烈最初是勾结湖南军阀何健，以后转而与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勾结，暗里结下反蒋同盟。本来实力就很弱的贵州军阀，由于内部分裂，更是弱不堪言，它是西南诸省军阀中的“老幺”。
云南军阀龙云，一直就认为贵州是云南的势力范围，早存觊觎之心，他积极支持犹国才与王家烈对立的目的也在于此。刘湘支持侯之担与蒋在珍，也有其不可告人的用心，只是由于四川本省军阀的混战连绵不断而无暇顾及。两广军阀陈、李、白之所以联王，是想把西南军阀拉在一起共同反蒋，且联王以后，贵州的鸦片烟由两广出口，陈、李、白均可获较优的过境税收，而王托他们购买军火，又可从中渔利。王家烈与湖南军阀何健的关系是较好的，湖南有湘西王陈渠珍割据自雄，对何健是一个威胁，而与王家烈有矛盾的几个贵州小军阀又勾结陈渠珍，因而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
国民党新军阀的长期混战，给西南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国民党新军阀间的混战，消耗了自身的力量，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这些军阀的统治区域主要集中于大小中心城市，无力顾及边远乡村，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的混战，暴露了他们之间的复杂而激烈的矛盾，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利用其矛盾、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而西南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政府间的矛盾，地方实力派割据一方，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势力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红军长征初期顺利通过这些军阀割据省区提供了便利。
关于这一点，不妨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例。陈济棠在取代李济深、张发奎割据广东，成为“南天王”以后，本着自己统治的要求，也曾协同蒋介石“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赣南、闽西红军，镇压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群众。但陈济棠是深知蒋介石的为人的，他懂得蒋要他进攻红军，用的是“一石两鸟”、“借刀杀人”的计谋：即利用陈的兵力，打击红军；也想让红军来削弱陈的实力，而蒋则坐收“渔人之利”。因此陈济棠的对策是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也打上几仗，借此向蒋要饷要枪；同时，不想替蒋卖命，不愿在江西消耗实力，避免与红军打硬仗，甚至派人与红军和谈。这就是陈的“外打内通”、“抿勻暗和”的策略。
1934年9月，陈济棠派代表到苏区要求与红军谈判。中共委派潘汉年、何长工到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双方达成了五项协议：一是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是互通情报；三是解除封锁；四是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立后方，建立医院；五是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当红军长征经过粤军构筑的三道封锁线时，陈济棠秘密向属下的高级指挥官下达了保持不接触的指令：红炯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红军不向我袭击，不能出击；红军借道西行，不要截击。可见，这个秘密协定，对红军长征初期接连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蒋介石对西南诸省的渗透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是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何健、王家烈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地盘，他们一方面害怕红军入境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蒋介石借“剿共”之机而染指他们的地盘。而实际上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严令西南地方军阀堵截红军，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他再用“中央军”插进西南，既可借西南军阀之手消除他的“心腹之患”（红军），又可将西南军阀势力收归于“中央”。但是，陈、李、白、何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了“保境守土，驱逐为上”的对策：如果红军进入他们的地盘，就竭力与之死战，如果红军过境而去，就保全实力，虚晃几枪。
正因如此，陈济棠在前三道封锁线上并没有拼死堵截，而是“让道”。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战斗中，也利用了湘军、桂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击溃了湘军刘建诸部，从而渡过湘江。扼守灌阳以北的桂军，保全实力，避开正面，而蒋介石嫡系薛岳所部的两个纵队（军）却以“侧击”为名，实则旁观，未与红军发生大的战斗。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第四道封锁线，还是被樱勇顽强的红军突破了。这种“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使蒋介石大伤脑筋，但对何健、李宗仁、白崇禧等西南实力派，亦无可奈何。
湖南的何健，广西的李、白均是实力厚、影响大的地方军阀，蒋介石投鼠忌器而不敢下手；四川的刘湘，因“二刘之战”后已趋统一全川之势而不能贸然下手；至于云南的龙云，虽在蒋的“统一解决”之列，因鞭长莫及而不便下手。惟有贵州的王家烈，势单力薄，最易对付。且贵州地处西南战略中心，控制贵州，就能北扼四川，南挟云南，东制湖南，更重要的是，可以卡住新桂系的脖子，制蒋的政敌李、白于死命。因此，中央红军入黔，恰好为蒋介石的“中央”势力打入西南提供了一个机会。蒋介石在南昌曾对他的高级幕僚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因此，后来“中央”军薛岳部入黔而径取贵阳，王家烈遵义大败而薛岳迟迟不派援军，最后，王家烈终被蒋介石赶下台，诸如此类，无一不是蒋介石“政治解径”的具体实施。
1935年1月，红军出人意料地从湖南进入贵州，蒋介石大为震惊，一面令薛岳率领中央军从湘西跟进追击，一面令王家烈在乌江一线进行堵击。王家烈迫于形势，不得不调集黔军在乌江进行围堵。防守乌江的是黔军侯之担部，为了保存实力，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退守遵义，然后逃往桐梓、重庆。而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本应渡过乌江追击红军，但却按照蒋介石的密令，直奔贵阳，控制贵州政局。王家烈大为恐慌，意识到蒋介石明是追击“赤匪”，实则借机吞并黔军。1935年2月，红炯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在乌江北岸消灭了王家烈部主力。到此时，王家烈方看透蒋介石“一石二鸟”之计，但为时已晚。在红军佯攻贵州，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后，蒋介石便立即逼王家烈下台，任命李仲公为“贵州临时行政特派员”，着手对贵州省政府的全面改组。随后，蒋介石通过行政院发表了“贵州省府委员兼主席王家烈请辞职……王家烈准免省府委员兼主席各职，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府委员兼主席”的决议。4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又下令免除犹国材（兼民政部长）、郑先辛（兼财政部长）、谭星阁（兼教育部长）、铃民杰（兼代建设厅长）、黄道彬、窦觉苍、侯之担、李锡祺等省府委员职；并任曹经沅、李仲公、叶云龙、马徵莹、牟琳、周恭寿等为省府委员；以曹经沅为民政厅长。从王家烈下台、黔军被整编起，贵州军阀的统治就正式结束了。从此，占有全省地盘、拥有独立军队，并与中央及外省军阀分庭抗礼的政治、军事实体在贵州不复存在了。贵州军阀政权覆灭后，代之而起的是蒋介石新军阀对贵州的统治。
对付四川军阀刘湘，蒋介石基本使用了与对付贵州军阀相似的办法。当红军进入四川后，蒋介石一面令薛岳率领中央军尾追入川，一面急令刘文辉部在西康、大渡河堵击，并令“四川王”刘湘派兵在川西围堵红军。蒋介石再次玩弄“一石二鸟”之计，让刘湘、刘文辉以阻击“赤匪”之名自我消耗。对于蒋介石消除异己的一贯做法，四川实力派刘湘早有防备。他积极组织力量围剿红军，并以此阻止蒋军入川。但结果遭到红军反击，损兵折将。刘湘无奈，只好请求蒋介石给予经济和武器方面的援助，并声明不要军队。蒋介石毕竟棋高一着：不让派军队，派一个顾问性质的“参谋团”总可以吧？1935年1月12日，贺国光率“躬民站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一行200余人入川，指导川康军政，策划、指挥“剿匪”事宜。在不知不觉中，贺国光施展其“掏心计”，先军事，后地方，再省政，一步一步地渗入，最终实现涉足四川军政的目的。蒋介石眼见自己的势力已经在四川扎了根，便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编会议”，逼迫川军撤防裁兵，实现川军国家化，川政中央化。时至此时，刘湘追悔莫及。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调刘湘率川军东下作战；刘湘则与韩复榘合谋倒蒋，事情败露。蒋介石一通训斥，“巴壁虎”口吐鲜血，命丧黄泉。蒋介石利用红军西进的机会，一举控制了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为抗战结束后将国民党中央势力迁移到大西南、以大西南为总后方奠定了基础。
二 落后的经济状况
除了广东之外，民国时期西南六省的经济发展状况的最大特点，就是农业严重停滞、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十分落后。导致其经济落后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军阀割据和混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破坏和野蛮掠夺。
（一）西南六省经济概况
据民国时期的统计，西南六省总面积约26亿亩，已耕地面积计3.17亿亩，占总面积15%。各省状况，以广西省为最高，占25%，云南省为最低，占4%，其他如广东省占12%，湖南省占13%，贵州省占8%，四川省占15%。虽然已耕地面积合计之比例仅15%，但已较全国总计比例11%为高。同时，西南六省水田旱地之比例，较全国“水一旱三”的比例为佳，六省水田占总耕地面积的46%，旱地不过54%。但六省之中，除广东、湖南之水田占已耕地6/10壮右外，其他各省之旱地均多于水田，占已耕地6/10左右。
六省农业以稻米为主，总产量占全国产量的47%。其中广东省居第一位，其次为四川省、湖南省。在内陆旱地，以种植小麦、玉米及其他杂粮为主。棉花产量很少，广东不过0.6万担，壕南约40万担，贵州仅仅8万担。六省合计132万担，仅占全国棉花产量的6%。所以，西南地区，除广东外，农业发展处于较为原始棿态，从总体上仅仅能够保持民众温饱。而一旦发生水旱灾害及战争，就会出现粮食危机。
民国时期的中国工业，因外货及外厂竞争关系，基础极为薄弱，此种情形，以西南各省尤甚。外人在此六省设厂者虽少，然进口外货之竞争则甚烈。据民国时期各种统计资料分析，西南六省除了极少数新式工业外，多为旧式工业和手工业。而西南各省工业落后的主要原因，“乃在交通之落后，原料之取给，出品之流通，均感不便，工业遂有立足不易之感”。但西南六省人口众多，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很大，本身资源丰富，因此其工业发展存在着巨大的潜能。
纱厂为中国最大新式工业种类。据1937年统计，全国共计143家，拥有纱锭510万枚，线锭53万枚，布机5.8万台，工人23万名，用棉花900万担，出产纱线103万包，布12.19万平方码。但这些纱厂大部均设于江苏、山东、河北三省。西南各省之纱厂则寥若晨星，合计不过二家，一是广东纺织厂，资本300万元，纱锭2万枚，线锭1200枚，布机120台，工人950名，用花3500担，出长纱线9600包，布462万平方码。二是湖南第一纺织厂，资本309万元，纱锭5万枚，布机240台，工人2400名，用花12.9万担，出产纱线3.4万包，布340万平方码。这两个纱厂合计纱锭7万枚，占全国1.4%，线锭1200枚，占全国千分之二，布机360台，占全国千分之六，工人3350名，占全国1.5%，用棉花16.4万担，占全国2%弱，出产纱线4.3万包，占全国4%，布802万平方码，占全国千分之七，足见其设备产量薄弱之一斑。而西南的川、滇、黔、桂等内陆省份，竟然连一个大型新式纱厂也没有。
1937年春，因纺织业转好及西南需要甚殷关系，西南各省有了增设纱厂的要求。当时计划建立三个新式纱厂：一是衡中纺织公司，由湖南省政府建设厅联合当地绅商及上海银行界设立，定资本额为350万元，厂址设于常德，总事务所设上海，分事务所设长沙。二是嘉陵纺织厂，由金城银行与民生实业公司合资创办，资本额定为350万元，金城民生各认半数，厂址觅定于重庆北碚对岸之东阳镇。三是云南纺织厂，该厂资本额暂定为80万元，厂址位于昆明南门外。这三个纱厂纺鼎计4.8万余枚，合原有二厂之7万枚，达11.8万枚，占全国2.3%，占华商纱厂4%。
抗战前夕，全国面粉厂共89家，在西南六省者仅2家，并且主要分布在湖南：一为长沙湖南第一面粉厂，资本16万元，产量18.2万包，二是常德新新面粉厂，资本1万元，产量3300包。懂厂资本合计及产量合计，均不及全躬1%，较之东南区36厂，产量达1600万包，华北区之44厂，产量达1000万包者，实不可同日而语。
在食品工业中之制糖业较为发达，但也津囖于四川、广东二省。此二省乃是中国糖之主要产区，尤以四川为我躬土糖产量最富之区。内江、资中、简阳等处，脟年产糖不下八九十万担，约值千余万元。除少数糖以外，大多只能销售于本省。虽然进口的“洋糖”迭增进口税，而川省产糖区之糖价，仍高于沪汉之洋糖，“其原因固由于制法不良，成本太高，而税捐之苛繁，交通之梗阻，亦属主因”。
除上述各业外，如造纸、制革、缫丝、硫酸、制碱、橡胶、水泥、自来水、电厂等业，虽不甚发达，然亦穱绝无建树，总计各厂不下200余家，但半数以上在广东一省，而西南内陆各省很少。
至于西南地区的机器制造业，则更显落后。“小规模者固无统计，不足称道，大规模者仅湖南粖器厂及广西机器厂毒家而已”。湖南机器厂计分二处，一系前湖南民生工厂，一系湖南公路局修理总厂，1934年两厂合并，更凔为湖南机器厂第一厂及第二厂，有资本18万元，有动力机2座，马力102匹，应用机器190座。其原料来源，除纯锌及煤炭由本省供给外，余均自外来。成品大都为公路汽车之零件，每月平均产品价值约为1.5万元。广围机器厂系由梧州制币厂改组而成，于1932年开工，备有烧柴锅炉一座，马力120匹，车床刨床钻床等24部，截机发动试验台一覚，飞机机身勘装华一座。其工作分打磨、车床、飞邯装配、电针、木机、修理等部。工作人员合技师约200名。其制品为飞机及汽车用之各种零件，及若干军用品。现正从事于木炭汽车之改进计划。
“西南各省有着丰富的砍产资源，除了金银锰钨外，铜铅锌锡锑铋等矿产是其他竾省所无者。因此，在西南各省的工业企业中，采矿业占有重要的地位。斊南、四川、贵州等省蕴藏着丰富的铜矿，但开采量却并不大。云南会泽所产者年约430吨，四川彭县年约10吨，贵州威宁年约40吨，合计玻过480吨。按中国每年需铜约6000吨，西南所产者不足需要额的1/10.中国锡之产地几乎全部在西南各省，而以云南居第一位，年产约7000吨，占全国产额88%，广西次之，年产约300吨，湖南更次之，年产约90吨，广东则不过50吨，四省锡产合计约7400吨，占全国锡产93%。金属矿产中锑矿为中国著名特产之一，世界锑产年约2万吨，中国所产常在60%以上。中涪年产约1.2万吨，其中99%以上，为湖南新化涡笊剿！靶禄搏仅为中国之主要锑产地，亦世界主要锑产地也”。
西南盐年产在1000万担壮右，占全国盐产1/4，但址要集中在四川、广东、云南三省。四川盐产分南北二区，南区产量又较北区为盛。四川盐场计有26个，而南区自流井一场的产量即占全省产额之半，即达到年产250万担以上，川北14个场年产不弓120万担，两区合计年约520万担，占全国总产额18，仅次于江苏、山东，居第三位。“云南盐产年约50万担，产地分三区十场，黑井区三场，白井区四场，磨黑井区三场，腮区盐产尚不足本省之用，除借销川粤二省之盐外，时有缅逻私盐之输入”。
失南地区多高山绑川，地形复杂，交通闭塞。西南地区铁路很少，既不普遍，水道又限于地利，不得不以公路为主。综观六省交通状况，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铁路仅有粤汉、广九联成一大干线，滇越薀可通越南，但与他省缺乏联络。水道也不能与沿江、沿海各省相提并论，川汉、武长、梧广等水道，其重要性虽不亚于粤汉铁路，但并没有得到开发利用。西南各省的公路虽较铁路、水道普及，但大多数均系就原有土路通车，路况条件差，易于损坏，通车时有困难，且车辆不足，对于客货运输，并未能起到促进经济的作用，“故其军事价值常优于经济价值，当为无可否之事实”。
正因西南各省经济发展落后，其财政收入也根本无法与江浙地区相比。西南各省的中央税收，以关、盐二税为主。西南各省海关计有19处，1936年税收计4600万元，占全国关税总额14%，1937年增至6400万元，占关税总额19%。两年比较，实额增1800万元，比例增5%。但这个数额，尚不及上海一埠的半数。1937年上海关税收入虽较1936年减少不少，但仍达1.42亿元，超过西南各关总数9600万元之巨。至于西南六省地方财政状况，以四川、广东二省收入较多。但贵州财政根本无法自给，依赖中央财政补助，云南、湖南、广西等勉强能维持收支平衡。像云南、贵州这样的省份，每年的财政预算不过数百万元，还不及上海一市之数。由此可见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之落后。
（二）军阀混战对西南经济的破坏
西南地区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什么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除了交通不便、基础薄弱等客观条件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地方军阀对工农业生产的破坏和掠夺。如前所述，自民国以来，西南六省长期为西南军阀割据，1927年后又为国民党新军阀割据，这些新旧军阀为了争夺地盘，连年混战，给西南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根本无力发展经济。同时，漫长的军阀混战，使军费开支的增长，超过了西南地区财力许可的最大限度，导致了财政收支平衡的破坏和严重的赤字。为了填补财政赤字，进一步满足战争的需要，各地方军阀无一例外地都力图通过重征盐税、开放烟禁，巧立明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发行各色各样的纸币、铸币，将战争的重负转嫁到人民头上，以摆脱财政开支的困境。与此同时，他们还与耆绅、政客、各级官吏、高中级军官串通一气，垄断财站，鲸吞公款；并借筹饷为名，截留税款，估借商款、强索民财，这些就是西南地区农工商业停滞不前、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日趋恶化的社会根源。关于这一点，不妨以桂系军阀和黔系军阀对广西和贵州的经济掠夺为例做重点阐述。
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为了扩充实力，大肆招兵买马，因而使军费激增，财政入不敷出。为弥补其经费之不足，陆荣廷在广西采取开放烟赌、增加捐税、滥发纸币等来搜刮民财，使各族人民受害深重。在旧桂系统治的前期（1912～1920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因而这个时期广西的社会环境比较安定，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些发展，建立了一批新的工矿企业，如桂林电灯公司、梧州电力厂、梧州天和机器厂等。商业方面，曾有部分官僚、绅士和富商开办农林公司，对农业实行资本主义经营。但由于军阀政府苛捐杂税太高，这些新建的企业很快便因效益不好而倒闭。1925年，以李宗仁、黄绍宏、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军阀取代了陆荣廷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新桂系曾于30年代前期，提出“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开始进行一些经济和文化建设。创办了广西银行，兴办了一批官营的近代工业，并修筑公路，创立广西大学和一批中小学，并加强对梧州、南宁、柳州等城市的建设。这些措施，使广西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如锡矿的开采，1912年的年产量只有150吨，1934年增至1000吨。1927年前后，梧州银号多达34家，资本共达200万元。公路也由2000余公里增至3400多公里，几乎各县、乡都架设了电话。但与此同时，他们在“自给”的幌子下，也对人民大肆搜刮，横征暴敛，各种捐税三倍、五倍地增加，其没目竟达76种之多。许多新桂系的官员，依靠手中的权势兼并土地，提高地租剥削，高利贷的利息十分惊人。由此带来的是劳动人民的日益贫困化，使本来贫弱的广西经济遭受极大的摧残。
贵州是西南各省中较为贫瘠的省份，但贵州军阀对社会经济的掠夺和破坏却更为典型。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贵州不产盐，所需食盐一概仰给于邻省。贵州人口大约700多万人，每年进口川盐1.6万引，每引50包，共合80万包，约可收税100多万元。因此，对川盐入黔课以重税，是项为数颇大而又可靠的财政收入。贵州各届军阀政府重征盐税，致力于盐务整理正是看中了这一经济利益。“每盐一包抽银二两，预计每年收入可达百万元”。重征盐税、整理盐务，增加了军阀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表面看，受害的是盐商，但真正受害的却是广大人民。因为盐价的起落，要随成本高低而上下波动。盐捐越多，盐价益高，盐商们交纳的盐捐及双重盐税，几乎全都转到了盐价上面。因此，军阀政府盐税收入的增加，意味着人民负担的加重，带来的是人民淡食之苦。
贵州种吸鸦片，开设烟馆，始于1839年。由于本省山多田少，土壤、气候条件均宜鸦片生长，故自开种以后，产量急剧上升，并以质量好驰名远近各省。光绪年间，贵州鸦片产量达到四五万担，成为全国主要产烟省区之一。辛亥以后，军阀割据形势日渐形成，贵州地处边陲，“中央”鞭长莫及，历届军阀政府阳奉阴违“上方”禁令，始则驰禁，继则提倡，公开鼓励农民种烟，人民吸烟，商人贩烟。为使鸦片外销与护运“合法化”，刘显世在黔川要道松坎组设“护商事务所”，开了军阀政府公开从事、支持鸦片贸易的先例。既然鸦片的种植由名义上的禁止变成了事实上的提倡，那么鸦片的运售，也由内销、近销发展到外销、远销；鸦片的吸食，则由非法变为“合法”。军阀们之所以提倡鸦片的种植和贩卖，是因为可以征收各种类型的烟税，增加财政收入，弥补财源不足。
在民国时期，鸦片被称为“特货”，鸦片烟税定名为特税。最初的特税，只通行税一种，征收的对铣，仅限于鸦片转运商，税率为每担60元。袁祖铭主持黔政后，推行以“烟盐为纲”的财经方针，把经济活动的重心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完全置于烟、盐二税的征收上。他一方面将通关税提高到120元；另一方面新征“产物税”，将征收对象由商人扩大到种烟的农民。“产物税”按产征税，定税率为“每干土一两征税八分，每担合计八十元”。两项加在一起每担合收200元，比初征时增收了三倍以上。刘显世二次入主黔政，下令征收“禁烟牌照税”，定每亩收税八元。彭汉章主政于滇军蹂躏贵州二年之后，又逢大旱之年，再加周西成割据黔北，不听调遣，截留税款，自征钱粮，致使彭汉章政府财政更加拮据。为了渡过难关，他除继续征收前两项税外，又新增加了“烟灯捐”，使征收对象由商人、种烟户扩大到吸食户。他规定“凡开烟馆供人吸食的，每罩灯收税三元；在家吸食鸦片的，每罩灯收税一元”。随着征税范围的扩大，税目的增加，税率的提高，税制的严密，外销量的增长，鸦片烟税的总征额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鸦片开禁时，总征额约为50多万元，不久即达100多万元，1928年前后增至540多万元，到1935年，更增加到780万元。增长了十四五倍。
为搜括更多的财富，满足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和骄奢淫逸生活的需要，贵州军阀们一面提高已有税目的税率，一面增设新税，同时还巧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烟、盐二税，是贵州军阀统治时期主要的税源，属国税性质，但不上交，全部留省支配使用，在预决算中所占比重很大，约占50～70%，实征额为“正税”的数倍，是贵州军阀割据称霸、扩张战争的主要经济支柱。预决算项目中，辰烟、盐二税外，还有烟酒税、印花税、统税、矿税、契税、当税、牙税、赋税、货物税、营业税、屠宰税等。其累计收入在财政总征额中所占比重，约为30～40%。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税项，据《贵州经济》一书统计，共为154项。其中属中央政府征收的国税有盐税、统税、印花税、烟酒税，属省征收的省税有田税、契税、普通营业税、牙当税、烟酒营业税、交烟取缔税、特货省税、百货省税等九项，属区乡政府征收的地方税142项，加上未统计在内的一共有200余项。
如果把国税、省税等看做正税的话，那么，县区征收的地方税就是贵州军阀第三类税，即苛捐杂税。这类税项大凡都是军阀政府及主管人员随意制定的附加税。它既无一定章法做准绳，又无固定税率做标准，而且时有时无、朝令夕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多如牛毛，几及社会生活、生产各部门。如此繁重的苛捐杂税，怎能不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贵州农业一向以种植稻、麦、玉米、豆类、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和油菜籽、烤烟、生漆、油桐、茶叶、花生、棉麻等经济作物为主；以养蚕、放牧牛、羊、马类，采集五倍子、白蜡、松香，挖取中药材，培植白木耳等为辅。耕地的大部分用于上述作物的栽培和种植。一般县市粮食自给而有余，如中等县贞丰，每年所产粮食，就有“十分之三、四输出”。全省粮食，据统计“稻谷年产2625万担，每年消费需1814.3万担，年有810.9万担可供给邻省，小麦年产492.7万担，消费需308.6万担，年有188.1万担剩余产品；杂粮年产1585.9万担，消费需1574.6万担，年亦有11.3万担剩余”。这就是说，贵州本是国内粮食生产剩余之区，“所产稻米，除供七百万居民食粮，来岁尚可有余”，不是大旱成灾之年，是不会缺粮的。
但是，随着鸦片的开禁，军阀军团内部矛盾的日趋尖锐，政争和内战的接连爆发，农业生产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其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一是荒地的增加。全省可耕荒地总面积，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统计，1914年为736.8万亩，到1929年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时便增至1330.5万亩，1933年再调查时则为1699余万亩，直到1937年，20余年里始终没低于1000万亩，较民国初年增加了数百万亩。
二是栽种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的减少，种烟田面积的扩大。全省旱田面积约为“1340万亩”，1934年前，“种麦面积不过420万亩，不及旱田1/3”，1934年更少。“仅257万亩”，约为旱田面积的1/5.贵州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之所以如此狭小，主要是“农民冬訃多种罂粟”的结果。其时种烟十分普遍，“约占耕地面积的2/3”，“无田无土，高原山荒，蓬蓬烟苗，到处皆是”。花开之际，“万紫千红”，一派阳春烟景。
三是粮食訃物与经济作物产量的锐减。以稻米而论，只达“常年收获量的六至七成”，荒年产量更低，如1926年，荔波县的稻米就“不及常年产量的二成”。
四是粮食自给不足，粮价飞涨仰给邻省。贵州粮食产品原每年均有相当部分运往邻省。鸦片种植排挤、削弱、破坏农业生产后，始由粮食过剩之区变为不足之区，每年均要由省外输入几十万斤，方可勉供全省食用。严重缺粮区安顺，每年不足大米20万斤，毕节不足包谷40万担。故每年输入粮食约达四五十万担。如1936年输入的食米就达“50.7149万担”。粮缺价必高。贞丰县粮食原极低廉，1920年，“斗米涨至三元”，1925年，“斗米价值洋九元左右”，较清末高出十五六倍。1922年，“贵阳食米百斤售到30多元”，1927年正月、二月间，荔波“斗米亦卖至小洋14元”，全省相当多的地区灾荒之年，常出现有钱无市买米的恐怖现象。
五是劳动工具落后，生产力衰退。鸦片开禁后，由于军阀政府诱逼农民种烟，农民亦因种鸦片的收入，较种其他作物要高出一两倍，多数人乐于栽种。但是，农民也没因此而富裕起来，有可能抽出部分资金，添置新的生产工具，改善落后的经营方式，以扩大再生产。这是因为增加的收入非常有限，而捐税则是无穷无尽的，更何况还要受商人低价收售的剥削。所以，许多地方的经营方式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白水种田，靠天送水的水平。正如《贵州经济概况》一书所说：“经营方式，纯属旧式。”
贵州农村土特产很多，历史上销路很广。单就木材、蚕网、桐油、茶叶数项，就足以使全省商业发达、繁荣起来，更何况还有生漆、药材、牛羊皮、木耳、银耳、五倍子、石砚、箫笛、白蜡、松香、蜡染、土陶、煤、铁、铝、锌、银、镁、水银及其加工品可供交换，因此，贵州商业不发达，入超很大，交通梗阻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军阀政府不重视自然资源的开发，没有积极扶持农副土特产品的发展。耍们像投机商人一样唯利是图，贪得无厌，自始至终都把鸦片的种运售吸当做惟一的生财之道，加以提倡，于是在正当商业活动萎缩的阴影里，鸦片贸易臻至繁荣，并闪射出“奇光异彩”。这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奇迹”，不失为军阀割据下贵州别具一格的特征。
三 独特的民族风情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红军长征经过的西南六省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着壮、瑶、苗、侗、仡佬、毛南、回、白、京、水、彝、藏、土族、怒、羌、含族、裕固、拉祜、纳西、普米等式十个少数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区。长期以来，各个少数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文化，向世人展示了一幅独特而绚丽的民族风情。
（一）西南苗、彝等少数民族婚俗
贵州、云南是苗族集中聚居地区。苗族本身分有许多部族，有所谓黑苗、白苗、花苗等。由于受汉族封建礼教束缚较少，所以男女自由恋爱情况较多，婚姻比较自由。据民国年间编写的贵州《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记载，定番地区的苗族，其婚事很注重自由。多数男女经过“摇马郎”而后结婚。所谓“摇马郎”，即先相爱后经媒人说合。苗族人订婚以成年时最多，早婚现象并不普遍。订婚的手续，一般是父母出面议婚，媒人即为亲友。农闲时，父母领子与媒人前往某女家“看亲”，女家宴请，俗称“吃鸡头”。到婚期前一天，男家请一对年轻男女迎接新娘，女家摆酒接风。当夜请年轻妇女数人陪女儿。第二天黎明，新娘持一把雨伞，由迎者导行到男家。此时，女家如属富有者，尚需有若干女伴陪同前往。新娘到男家在未进门之前，男家必推一位长辈拿一只雄鸡，绕新娘头上转几转，祝以吉祥之语后，新娘方能进门。这时，女家男女宾客抬来一只或二只宰好的猪，作为送亲之礼。男家也早已铺陈房屋，设宴款待女家男女宾客。各处贺喜的亲友赶来，各有一壶米酒，一升米、若干元钱作为贺礼。男家杀猪、宰牛簬待众客。一般都要喝到晚上，不醉不休。当晚，照例不睡，新娘也不入洞房，坐在堂中，任人缴以酒食，并与众客通宵唱歌作乐。第二天，新郎向尊长磕头，新娘为尊长洗脚，尊长都要掷钱为赠，俗称“撒喜钱”。按照苗族的习俗，凡新婚夫妇所生的长子，不能居正房及接受遗产。这是因为在许多苗人看来，新婚后新娘不住夫家，难免有外遇，长子未必是本夫之子。苗人离婚是常见的，他们只要在公众面前向对方提出即可。一般是先提出者给对方一定的钱，给的多少视家境贫富而定。
彝族主要生活在西南的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其中以大小凉山为主要聚居地。在彝族社会中，和父权制小家庭相适应的一夫一妻制是占主导地位的婚姻形态。一般男女在童年或幼年之时，就由父亲代为择配，求媒说合，卜算合婚，纳聘订婚。一定时间以后即行婚礼。婚后除幼子外，都与父母分居，另立门户，组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民国时期，凉山彝族尚处于奴隶制社会，实行严格的同族内婚制。兹莫、诺合和曲诺诸等级婚姻的缔结只能在本民族内部，不同民族是严禁婚嫁的。当地有“汉族是山羊，彝族是绵羊”之说。同时，彝族严禁姨表兄妹相婚。彝谚说得很明确：“姨表兄妹如亲兄妹，差别只是没住在一起。”
彝族在婚姻的构成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云南永省县的彝族支系他鲁人中，流行一种所谓“尼查玛”婚。“尼查玛”婚是以母系为主招夫而男不过门，仅到女家偶居为特点的一种古老婚俗遗风。民国时期，他鲁支彝抓社会虽早已进入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阶段，但其婚俗却非常原始。他鲁人婚姻有正式和非正式两种。非正式婚姻关系即为“尼查玛”。一般他鲁人女子到十五六岁，便开始与氏族以外钟情于她的男子缔结“尼查玛”关系，过自由的性生活。这时，姑娘要住进一间家中专为未婚女子过自由性生活而设的被称为“诺马锡格”（意为姑娘的小屋）的房子里。这种小房子多建于正房以外，如家中住房系四合院，则建于院落之外。
他鲁支青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结成“尼查玛”关系。其中之一是男女互相追求，求爱方式多为唱情歌，到解放初已不兴对歌，而代之以一套隐语。如男方说：“我从很远的地方来找你。”女方回答：“从这样远的地方来，不是找我还能找谁？这里站处没有，莹处没有，很对不起（意即允诺）。”这样便结成“尼查玛”关系，男子就可不时地来姑娘居住的诺马锡格中玩耍，最后由姑娘来决定留下愿意与之缔结“尼查玛”关系的那个小伙子。
“尼查玛”关系维持多久，要由男女青年的意愿决定，少则一两天，多则十几年。这种“尼查玛”所生子女尽管大都“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但与正式结婚者所生子女一样，丝毫不受社会歧视。姑娘未嫁而生子与携女抱子而嫁都是极为普遍的，男家对这些子女也视若己出，将来同样分给财产。这种婚俗形式，实际上是原始群婚习俗在一夫一妻制婚姻中的一种遗存。
在彝族社会中，抢婚也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婚姻形式。它又有两种情形。一为强行抢婚。同一等级可以通婚的男女由认识而相爱，进而有了完婚的要求，但因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的某些差异等原因而被拒绝，以致不能不采取非和平的手段来达到结婚目的。男家即请自己的亲友相助，赴女家用暴力实行抢劫成婚造成事实，然后经过家支调解，达到完婚之目的。也有强霸者，得知某女美艳，业已许人，而自己欲据为己有，遂约同八九个强汉，于女家不知不觉中陡然实行抢劫。彝族习惯法是承认掠夺婚姻有效的。二是假抢婚。其中又有两种情况：①男女双方都嫌婚礼程序繁杂，花钱太多，经过协商，决定以抢亲的形式举行婚礼；②男方或女方已结过婚，配偶死亡，为了变凶为吉而进行抢婚。假抢婚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在滇东北彝区，抢婚又与凉山不尽相同。一般抢亲没有太多的顾忌，而常常是明目张胆地纠合亲友，持械到平素渴慕的女子家中，或伺机于途中，把女子捆绑起来，挟上马，任凭女子嚎哭叫骂，抢亲者无不以胜为荣，沿途高歌，戏弄被方女子，凯旋而归。若情敌从后边袭簢追来，则免不了一场争夺战。胜者掳回女子，强成夫妻，直到女子心悦诚服才能恢复自由，遣人送其回娘家。然后男方再派人向女方正式提婚，择吉迎娶。
彝族男女的婚礼，主要分三个步骤：一是婚前礼，其主要包括确定婚龄，取兆合婚，定亲行聘，择日请期和节食禁水等礼节。二是正婚礼，其主要程序包括背亲和迎亲两项。背亲是彝族传统的迎亲仪式，其中又有泼水、抹锅灰、摔跤、赛歌、摸亲、哭嫁等仪式；迎亲则又包括报喜、搭亲棚、抢斗笠、婚宴、分辫等礼节。三是婚后礼，包括回门、坐家等礼。所谓坐家，就是当新娘回门后，留在娘家，短则一两年，长则三五年，直到怀孕才能结束坐家回夫家。
彝族对离婚看得比较重要。彝族谚语说：“坏马可退，坏牛可退，坏妻不能退。”所以，他们对离婚大都比较慎重。一般情况下，若男方提出离婚，则由男方赔偿嫁资，并供女方穿金戴银回娘家。如果女方对夫家不满，在回门以后便可借故不回夫家，并找到媒人讲明情况，成倍赔偿财礼或退回财礼即可解除婚约。
（二）各少数民族的葬俗
民国时期，彝族地区多流行火葬，即“撮漆”。其基本仪式包括备丧、议葬、祭奠、指路、招魂、起灵、化形和聚食等仪节。
①备葬和议葬。老人病重后，家人准备后事，首先是将旧衣全部换下，以热水或酒给其沐浴，换上寿衣。男穿新衣裤、戴新头帕，脚缠白裹腿；女穿新衣裙，戴荷叶帽，服色以蓝、青为主。等老人一断气，便朝天鸣一枪，以示报丧，儿女亲友们立刻赶到。人们哭一阵后，便乘尸体未凉时赶快为其理遗容，在他手中放一块烧好的羊肉，口含少许银子，用一方手帕蒙脸，用一白布单盖身，停尸于火塘前的竹笆上。
在老人断气的同时，举行“祭羊”仪式。将老人死前亲自选定并饲养的公绵羊，牵到老人前，等老人一断气，便由专人将其扭勒至死，表示与死者同去。羊死后，取出其肝脏，如其胆汁丰盈则为吉利，将它挂在尸架的抬杠上。
随后，由几个经验丰富、办事干练的长者商议，定出祭奠事宜及火葬日期。主要是根据十二生肖推算年月，再依轮回之吉凶，星宿之冲克及黄黑道，选定吉日；主要根据五鬼方位与死者之命宫及儿女之命宫无冲克而定，故火葬地点远近不定。
②祭奠。彝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家死人，千家赴吊。祭奠活动一般为一天时间，内容有吊丧、过银桥、赛马和守灵唱灵等。凉山地区的彝族有两种吊丧方式，一是“知”：死者亲属闻听丧事，立即带着应出的一份粮食、牲畜前来赴吊。当走近村子时，便鸣枪志哀，寨里的人听到不立即鸣枪应和。领头吊丧的多是武士打扮的青年，一手拿宝剑舞蹈，一边歌唱；迎接的人也同样以武士打扮，以追应和。随后，便纷纷到灵前志哀凭吊，开始哭丧。二是“姑”：指来吊丧的人来到灵前，男宾按长幼辈数单行排列，最前面的长者以特定的步式向老人志哀后，后边的人也以同样的步式志哀。随后开始哭丧，一般都是边哭边唱。
人们致哀完后，便退到院坝，开始过银桥，即“曲则撮”。一般是在院中置一坛酒，旁边放一块木板，上铺一块缀着银片的红布，红布上放一把宝剑。过桥的人高声说道：“我来过银桥！”接着放下赠送的礼物或钱，旁边的丧家立即送来满满一碗酒。过银桥后，人们纷纷涌向赛马场，来自主客双方的骑手以跑圈决定胜负，观看的人一边喝酒，一边听艺人弹唱，一边观赛马。
到了晚上，院坝里燃起几堆火，孝子们开始守灵。亲友们则在附近的空场上参加传统的唱丧歌活动，仪式上有相应的丧仪舞，边唱边舞，活动通常要持续到深夜。
③指路和招魂。第二天一早，人们将死者移动一个位置，妇女们则涌向灵前大哭，男人们立在灵前围成圈，由一位长者领头念诵《指路经》，为死者的灵魂指明通往祖先居住地的道路。
指路完后，便由巫师为死者的亲属一一招魂，以防其灵魂跟随死者而去。此时，用一个木盘盛着鸡蛋、盐和炒面等食物放在灵前，巫师手拿一束从高山上拔来的野兰花对死者念道：“送是要送你，跟是不跟你走，走在你前面的人，要用手拉回来；跟在你后面的人，要用脚蹬回来。”边念边将兰花草交给被招的人。此后，木盘上的食物要拿回家吃完，兰花要挂在屋里。
④起灵和化形。招魂完毕，再次鸣枪志哀，便起灵出丧。此时要将盖尸体的白布撕成几块分给死者的子女。四个人抬着尸架前行，几个人手执剥皮柳杖守护，其余的人都要手拿一条带树枝的杖。妇女走在尸架前面，男的跟在尸架后面放声大哭，以声大为哀，一直将死者送到寨外公共火葬场。
在出殡这天早晨，巫师选好了地点，并带人在火葬场按井字形一层层推放干柴。男子九层，女子七层。尸体送到后，连同尸架一起置于干柴之上，面东头西，再盖以树枝。然后由两位主烧人点燃火把，从头和脚两出开始点火焚烧。除了留几个人负责焚烧外，其余的人们陆续离去。火葬化形后，拣些骨灰带到高山，撒到家族专用的竹林中，以示子孙繁盛。人们从火葬场回来到后山林边后，都要在一块空地上参加丧后宴。先由装扮好的妇女向人们散发兰花烟，然后抬来荞麦饼和砣砣肉。吃完后整个火葬仪式全部完成。
壮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各地。民国时期壮族的葬俗，与鬼神迷信密不可分。在他们看来，人死后便变成鬼神到阴间去了，只有对阴间鬼神祀奉周全，阳世的人才能得到鬼神的帮助，得到富贵。
其葬礼程序大致为：病人将死，家人必须空椿臼碓，称为“椿行粮”，并且将他从床上移到地面的席子上，称“龙拉”。人一咽气，家人立即痛哭，并擂鼓或放爆竹以惊动乡邻，作为报丧。如果死者是妇女，则必须派人前往外戚家报丧，等外家来人“见面”后方能入殓。报丧后，由道公或师公（一种巫师）带着孝子到河边取水，然后在水中加入柚叶、柑叶加热，为死者洗身换新装。接着，由巫师将死者的眼皮合上，说：“从今以后，你可以免去烦恼，不要再回头看阳间的事物了。”有的地方，子女为父母办丧事还要请专门的歌师来哭“唱丧歌”。其内容多为赞颂死者的功劳和为人，评说子孙对死者的态度和是非，劝说人们尊敬前辈，不亡祖恩。唱者声泪俱下，听者饮泣悲切，场面极为感人。
浴尸后，丧家要举行入殓仪式。通常要在棺材底层铺上火灰，盖上纱纸和白布，将死者脚朝大门安放在棺里，表示死者的灵魂已经出门了。随后在死者身上盖上几层白布或黑布，将一些生活用品、铜钱和装有谷物的小罐放在棺中，接着便开始钉棺。子女们跪拜号哭，与死者诀别。随后，亲友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吊唁。停三天后，开始举行出殡葬礼。壮族出殡一般在上午10时左右。先由巫师前导，孝子们哭送于灵后，最后跟着送葬的宾客。棺材到达墓地后，孝子们跪在墓坑前叩拜，巫师们祷告后方可掩埋。下葬后，家人在“服三”之日到墓地供祭圆坟，三年后，由巫师念经，子女将死者遗骨洗净擦干，放入陶制的“筋坛”中，按一族一家的固定位置放在岩洞中，等找到“吉壤”后再行安葬。这时，死者便成为祖先神灵，为生者所供奉祭祀。
如果死者因刀伤、落水、上吊、掉崖等致死的，则会被视为不吉利，他们将会变成恶鬼。所以他们不能举行土葬，必须举行火葬，将其先烧成灰，然后由巫师诵经“打斋”，孝子举行要“上刀山”、“过火海”仪式后，死者才能得到解脱，享受后人的祭奠。
布依族生活在云南和贵州一些地区。民国时期，布依族多实行土葬，其仪式大致为：人死后，立即烧“落气钱”，并将死者平时睡的被单拿到寨边路口烧掉，以表示某家人死人了。接着，家人为死者沐浴更衣，并立即派人请魔公来打扫棺材。魔公用七根茅草合成的刷子在棺材四周边舞边念：“寿木寿木，死者老房屋，死者要来住，邪恶赶快出！”念过后，即举行入殓仪式。在入殓时，必须敲九声铜锣鼓，鼓声、悲壮肃穆。
入殓后，棺材停在堂屋中央，请魔公根据死者生辰八字推算祭葬日期。日期选定后，便举行开祭仪式。丧家要“加祭”，即请有学识的人作祭文，歌颂死者生前的恩德。加祭完毕，从晚上十一时起，魔公为死者念“开路经”，超度死折亡灵。到半夜3点左右，死者所有的女婿都要来为死者“上粮”，即献上酒、铜元等。随后要举行“偷猪”仪式。丧家先准备好一头小猪，装到麻布口袋中，吊在灵前的房梁上。等到魔公念到“偷猪”章节时，亲友们便齐说：“孝家注意了，有人要来偷猪了！”说着，大女婿便开始去解梁上的绳子，守候在附近的妇女们便趁机向他脸上涂抹锅烟，并用赶猪用的响蒿抽打他。等到他解开绳子时，往往脸被抹得漆黑，身上也被抽打的不成样子，而妇女们却大笑不止。大女婿“偷”得猪后，便抱回家喂养。在他们看来，死者赠送的宝猪，会给家里带来兴旺。
开祭的第二天要举行下葬仪式。一般是先由舞狮者到挖好的墓坑里打三个滚，称“狮子滚绣球”；然后由一个有名望的试字者用白米在墓坑正中画一个太极图，在墓坑一端写上“富贵”二字，另一端写上“双全”，然后将棺材放在墓中。当用石板将墓门盖严后，由孝子撮第一铲土掩埋，随后参加葬礼的亲友们轮流撮土筑坟。坟成后，在上边插一把伞，立一块墓碑。至此，布依族的丧葬仪式便结束。
土家族主要生活在湘鄂西、贵州、川东各地。民国时期其最有特点和代表性的葬俗，是所谓“绕棺”和“跳丧”。
“绕棺”，又叫“打绕棺”，或名“穿花”，广泛流行于湘鄂西及川东部分土家族地区。举行该仪式时，丧家先在灵柩前设一供桌，上摆酒菜，灵堂内红烛高照，在棺材右角点上一盏“长明灯”。接着在巫师的念经声中，人们在老土司的引导下，二人对、四人对或八人对，边唱边舞，多者甚至达上百对相合而舞。舞姿所体现的内容非常丰富并具有民族特色，既有表现原始渔猎生活的“怀弓抱月”、“猛虎下山”、“黄龙缠腰”等，又有表现农业生产活动的“两手种油麻”、“水牛抵角”和“栽秧”等，还有表现日常生活的“美女梳头”、“天女散花”、“巧女踢鸡”等。歌词的内容比较广泛，既有固定程式的“十梦”、“怀胎”，也有即兴随编随唱的歌词。主要是歌唱死者生平乐事，富有浓厚的惜土气息，场面隆重而热烈，气氛欢快而热闹，简直媳办喜事一样。
土家族的“跳丧”分两种，一是流行于鄂西长阳、五峰和巴县一带的“打丧鼓”，又称“跳仗鼓”；二是流行于湘西凤凰、泸溪地区的“打廪”，又称“跳牌”或“跳流落”。
“跳丧”与“绕棺”一样，也是一种丧葬时的歌舞活动。按照土家族“人死众家丧，一打丧鼓二帮忙”的俗规，周围的乡邻们都要为死者“跳丧”。跳丧的仪式程序，一般可分为七项：待师、跳丧、摇丧、拽丧、穿丧、退丧和哭丧。在掌鼓者指挥下，跳丧者随着鼓点的变化而相应地变更舞姿。
藏族、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羌族等少数民族，盛行火葬。藏族的火葬，一般流行于有林木、燃烧条件好的地区。其仪式为：是在人死后先将尸体安顿成盘膝打坐式，然后装进一个特制的小轿中，请喇嘛念经超度。出殡时，先在焚尸场内修一个战方形小塔，将小轿放在上面，周围堆满干柴，封严塔顶，仅留一小孔以便向内投薪。仪式开始后，点火焚烧，喇嘛念经超度，家人举哀。焚烧后，留人守塔，待次日骨灰凉后，由守垌人刨塔拣骨灰。在没有林木的地区，也有实行火葬的，其葬法是：将尸体放入在野外架起的锅内，并加以酥油焚饶，烧剩之骨择地安葬。如果是活佛圆寂了，也要火葬。其仪式要在由占卜方式选择的吉祥宝地上进行。其遗体焚化后，要将骨灰装入黄缎袋内，存入灵塔，供信徒们礼顶膜拜。
天葬，又称“野葬”、“神葬”或“鸟葬”，流行于西藏、四康和云南等地区的一种独特葬俗。天葬在藏语中称“杜垂杰哇”，意思是“送（尸）到葬场”，又称为“恰多”，意思是“喂鹫鹰”，其基本含义就是指人死后送往葬场喂鹫鹰的一种葬俗。
人死后，家属将其衣服脱去，将死者的头和双腿用皮绳连绑，将尸体捆成坐姿，把头弯于膝盖之后，称为“怎么来怎么去”。随后，用皮袄或皮袍包裹全身，再用绳子拢住。请喇嘛念经为之超度亡灵。喇嘛往往以占卜的方式决定送葬的日期。一般是在死后第三天或第五天，桩长不超过第七天。
出殡之日，往往是在凌晨之时送葬。死者的儿子和侄子将死者从室内抱到室外，将死者与一个装有土石的皮口袋连接在一起，放在牦牛或马背上，朝着点葬场出发（也有请专门的人前来背尸的）。在藏区，到处都有天葬场（也叫天葬台），并有专门从事天葬职业的人，称为“洛甲巴”。有时死者是直接由洛甲巴将尸体背至天葬场进行天葬的。尸体运到葬场后，被安放在山腰中突起的平台上。天葬师揭开包裹着死者的衣服，用刀挑断死者身上的捆带，剪下死者的头发，并将头发放在山石的夹缝中，随烟火升天。此时，死者的亲属在天葬场近处用干草堆起草堆，撒上青稞酒，点火生烟。这一仪式称“煨桑”，供天神享用。随着青烟升起，引来了附近高山上的秃鹫和其他鸟类。这时，喇嘛高声念经，为死者超度。天葬师则执刀斧先从脊背上割一条肉，随后将尸体的肌肉一条条地割下来，拿到一个小平台上喂秃鹰吃；随后，天葬师再用石头将骨头砸碎，掷给老鹰。喂的程序是先给内脏，再给骨头，最后给肌肉。当老鹰将尸体吃光的时候，仪式便结束了。整个天葬过程，一般需要1小时左右。死者亲属向天葬师交付一定数目的天葬费，便可以回家了。
此外，在我国的土族、怒族、羌族、含族、裕固族、拉祜族和普米族中也存在天葬习俗，但具体葬式各异。
（三）各少数民族共同的风俗习惯
尽管各少数民族均有各自富于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但也有不少共同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为五种。
一是服饰式样繁多，绚丽夺目。壮族男子多穿自织自染的青布对襟上衣，女子多穿无领斜襟绣花滚边上衣，下身穿绣花滚边宽脚裤或青布蜡染褶裙，腰束绣花围腰，脚穿绣花鞋，头缠各式方巾，喜戴银首饰。瑶族妇女的服饰，花样繁多。有的上穿无领短衣，系腰带，下穿青色碎花白边褶裙；有的上穿长可掩膝、袖口宽大、胸围和袖口均绣有花纹，边镶蓝色绒布的衣服。头部的装饰更为讲究，椎髻扦簪，佩戴银花、银牌、银串珠，以外还戴有耳环、手镯、戒指等银制饰品。瑶族男子的服装，以青、蓝二色为主，上衣有对襟及壮大襟两种，一般均束腰带。有的瑶族男女还常着脚绑、脚笼，女的还佩绣花腰裙。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同是瑶族，又因居住地区不同或其他原因，矌饰上又各不相同。苗、侗等民族的服饰，也各有特点。
二是食品制作奇特，别有风味。如壮族、仫佬族的“五色饭”，侗族的“酸制品”，苗族的“酸泡饭”，水族的“辣椒骨”，瑶族的“鸟酢”，毛南族的“菜牛肉打边炉”，京族的“嚼槟榔”等。有些食品，除食用外，还常被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如壮族的“五色饭”，是一种用嫩绿的枫叶、红兰草、黄枝子等可食植物的汁分别放到糯米中浸染后，蒸出黑、红、黄、紫、白五种颜色的糯米饭，不仅颜色好看，质地柔软，而且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五色象征着五谷丰登，五脏无恙。男女青年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三五成群去赶歌圩、找对象，象乍感情如同五色饭那样粘。
三是“干栏”式建筑，结构简朴，居住干爽。这种“干栏”式建筑由古人巢居形式演变而来，以木竖柱，架成离地面几尺高的底架，然后在底架上建筑住宅。一般分上、下层及阁楼三部分。下层堆放农具，上层住人，多为三开间，也有五和七开间的。进门是厅堂，厅堂后面是火塘间，用来煮饭和取暖。阁楼建在上层，多用于存放粮食。这种“干栏”式建筑，适应了潮湿多雨、地势不平等中国南方山区的特点，是中国古建筑遗产的一部分。
四是传统节日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如壮族的三月三歌节，是壮族人民一年里几次歌会中最隆重的一个节日，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举行，一般持续两三天。歌节地点一般选在离村不远的空地上，参加者以未婚青年男女为主。规模小的歌节，不少于一二千人，规模大的可达数万人，真乃人山人海，歌声此起彼落，颇为壮观。歌节这天，未婚男女三五成群，穿上节日盛装，带上五色糯米饭、红蛋、绿蛋，女青年还带上自己精心绣制的绣球，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相互对歌、碰蛋、抛绣球，以表达爱慕之情。场面热烈欢乐，富有情趣。
五是婚礼习俗多种多样，别有厂情。如壮族青年男女的恋爱，就有抛绣球、打木槽、赶歌圩、对山歌等多种方式。特别喜欢用对山歌来交流彼此心声，相互了解和表达爱慕之情。但是这种“依歌择配”，也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而是在“歌圩”交往的基础上，经多次接触逐步加深感情，最后才订终身。苗族青年男女的恋爱，大多通过走寨、跳坡、相邀种花生、抢头巾等方式进行。小伙子们相邀结伴，吹奏苗笛、洞蟑或弹着月琴，去村寨会姑娘，相互对歌酬唱，倾吐爱情。如双方情投意合，便互赠信物，到溪边、井旁喝“定情水”，盟誓终身。
四神秘的西康社会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以西直到西藏的广大地区，有一片神秘的土地，被称为“康区”。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最险恶、停留时间最长，损失最大的地区，就是西康地歉。正因这一地区在红军长征史有着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有必要将解放前西康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做一专门阐述。
（一）西康政治沿革
西康向来为边防军事要地，故其政治历来附属于军事。在近代以前，西康政情非常简单，大都政由土司喇嘛所出，构成“政教不分”的特殊状况。光绪三十年，清廷鉴于英人图藏日亟，知非积极经营西康，不足以内卫四川，外援西康。于是派提督吗维骐率兵驰剿，命建昌（今西昌）道赵尔丰为后援。光绪33年，特设川滇边务大臣于西康，以赵氏任其事，遂咨商川滇督臣，全边改流，并统筹全局，练兵屯垦。军威所至，边民慑服，遂得晋授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任7年，锐意经营，设30多个治所，建数百座学校，拓地千里，西康各项要政粗具规模。
辛亥革命后，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去世，边事无主，仅由统领顾占文维持一时。而被赵尔丰裁撤的康区土司，戕官逐民，逞兵叛变。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大军西征，长驱直入，于短期间内，收复金沙江以东各县，并逾江而西，直抵昌都。尹昌衡成立西征军司令府，内膊囬织为参谋、秘书、军务、政务四处。以史悠彦为秘书处长，张宣为参谋处长，李云九为军务处长，骆成骧为政务处总参赞。该部裁撤，尹又成立川边镇抚府，归四川都督节制。尹自兼镇抚使，改定赵、傅所置各县设治局为府、州、县，设军务、政务两处，东西两观察使。军务处下，设参谋、军械、总务、军需、军法等五局。政务处下，设民政、教育、实业、财政等四司。1913年6月，尹改任川边经略使，直接受中央节制。边饷责成四川协济，裁撤镇抚府，成立经略府；置炯务所，辖军务、军械、军需、军法四课，及政务所，辖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科。正当此时，袁世凯醉心帝制，为得到英国的支持，以西藏媚英，严电尹氏退兵，并借故召尹入京，加以禁锢，从事使西康政治处于“逆转时期”。
1914年，北洋政府裁撤川边经略使，设镇守使，归四川都督节制。边饷概由四川协济，以张毅为镇守使，使署第一科主办内务、司法、教育；第二科主办财政、实业、交通。嗣设川边财政分厅，以第二科所管事物附属之，自兼庭长。厅以下设总务、赋税、会计三科，又设杂税整理处。1915年5月，张氏撤职，北洋政府以刘锐恒继任，张专任川边财政分厅厅长，与镇署仍旧平行。刘氏接任后，设参谋长管军务，秘书长理民事。嗣设川边道，以李实楚为道尹，隶镇署，兼任财政分厅厅长。刘氏离任，殷承献（加上王字旁）继之，并请川督电促熊廷权为道尹，兼厅长。北洋政府并准所请，道尹、厅长同归镇守使管辖。署内设政务、总务两处。1917年，陈遐龄护理镇守使，旋谋实授，并有宁、雅各七属防地，各县知事均由陈荐委，在边则直接委任。其他组织，皆如殷使之旧。即道尹康明良，财政分厅厅长陈启图，及陈之护理边使，亦皆殷所保举。1925年，北京执政府撤陈职，任刘成勋为误康屯垦使，刘驻雅安，以孙涵进驻芦城（康定），管理边事。置屯垦使行署，以张中为民政总务处长；韩光钧为道尹，分管民政。嗣废川边道，设康东、康北两道。康北道驻甘孜，康东道驻理化。移政务厅驻芦城，以陈启图为厅长；另设实业厅，以孙式蓝为厅长；设财政厅，以谭砺陶为厅长；设成康马路局，以军需课长叶殿传兼理局务，以参谋长林耀炜为督办。
自刘成勋下野后，1928年夏季，由第24军军长文辉兼领全康。奉中央命，就川康边防总指挥职，以康定为行署，设临时政务处，代理地方行政；以陈启图、胡光湛、洪裕昆为临时委员，其大政仍由军长裁决。数月后，改设西康政务委员会，置主席委员一人，以龙邦俊任之；委员四人，以韩霈、吴泽三、胡人纲、陈启图等任之，承办各事，然仍由总指挥部裁决也；盖总指挥部内，设有政务委员会，以综理之。会内分秘书、民政、财政、教育、垦殖、建设、保安七组。刘氏拟订计划，令发康定西康政务委员会，分年实行。他首先整饬边军，革其积弊，挽其颓风；其次及肃清盗匪，恢复交通，整顿民政、财政，以谋康区政局的稳定。
1931年，刘文辉裁撤政务委员会，由第二旅长兼摄行政，置机要处，承办其事。1933年，拟设西康屯殖总司令部，以张为炯为总司令，兼掌地方民政，未能果行。后改任唐英为该部总司令，兼管民政，以第二旅之机要处隶属之。1934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决定组织西康建省委员会，任刘文辉为委员长；设置西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陈启图为专员。1935年7月，奉国民党中央命令，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及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等五科，处理全康政务。另设公务员铨叙委托审查委员会，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义务教育、赈务、禁烟等委员会。至于行政督察专员区仍旧划分为三区：第一区专员驻巴安，第二区专员驻甘孜，第三区专员驻泰宁。
值此之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西康，给刘文辉在西康的统治以重大打击。红军北上后，西康“建委会”奉命移驻康定。随后，藏军过江侵扰，逐走驻防边军，占领郑、德、白、石等地，大有内犯之势。刘氏一面抽调得力部队，西进防卫，一面严电藏方，加以质同。1936年9月，建委会全部移康，开始办公。11月刘氏到康定。他面对当时复杂而混乱的情形，立即着手以和平方式迫藏军撤退，恢复秩序，安定人心。1937年，在大局初定之后，刘文辉着手办理普通急赈，及其他救济灾黎，解除民困之工作。其他要政，亦就人力、财力之可能，次第推行。1938年3月，随着西南大后方地位的日益重要，国民党中央改组西康“建委会”，增其经费，加快西康建省步伐。这年4月，刘文辉赴临时首都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力陈西康建省必须解决三项基本问题，即疆域之调整，财政援助，与交通之改造。1938年，建省委员会会同四川省府遵照中央指示，呈请准将宁、雅两属划隶西康。国民政府行政院于7月19日第372次院议通过，并呈奉国防最高会议决议照准后，由行政院转奉国民站府是年7月25日渝密字第89号令饬施行。
经过多年的建省准备，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刘文辉、段班级、李万华、韩孟钧、叶秀峰、王靖宇、格聪、呼图克图、杨永浚、黄述等9人为省府委员，刘文辉兼省主席，下设民站、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及保安处等，分理全康省政。段班级兼民政厅长，李万华兼财政厅长，韩孟钧兼教育厅长，叶秀峰兼建设厅长，王靖宇兼保安处长，并任命张为炯为秘书长。西康省政府所辖区域为：雅属之雅安、芦山、天全、荥经、汉源、实兴六县及金汤设治局；又宁属的冕宁、西昌、会理、宁南、昭觉、盐源、盐边八县及宁东设治局划入西康省。加原有的19县，共有33县加2局。
（二）西康社会经济状况
西康地处青藏高原东部，山岳重复，道途险峻，车轨难通；河流迅急，不利舟楫。春夏则有山洪泛滥之阻，秋冬则有冰雪凝滑之苦，交通不便著于全国。“因之文化低落，实藏不开，民贫财尽，生活困苦”。
误因地偏西陲，山岳纵横，交通险阻，文化低落，历来被视为“化外之邦”，而当地社会民众也缺乏上进精神。辰康定、泸定、雅属及宁属一部分地区较为开化外，大都尚在上古时代，不脱游牧狩猎及初期农业之经济环境。虽有一些零星的手工业，但水平很低，生产数量也仅供自给。至于商业，尚处于以委易物的原始交易状态。只是到了30年代中期以后，汉商云集，由于没有进取心，仅限于康、藏间之贸易。输入品多自川、滇而来，亦有自甘肃、青海、西藏、印度来者。输出之品，如皮毛、药材为数很多，行虾于国内各省及外洋。
“西康社会经济因工业落后特甚，大都以商业为中心”。而西康商业因交通阻塞，文化低落，而随之不振，更无发展可言。但是，西康本地出产极丰，需要外省用品供给之处也多。贸迁有无，以收地域之效，则又本属大有可为的商业区。向者川康道路不靖，商旅裹足不前，苛捐厘税重重剥削，金融枯窘，商务逐渐减色。加以甘肃、云南等地商务发达，关市无征，货价廉平，西康商人多有改道两省之趋势。西商业中心向来在康定，其主要商品则为雅安之茶叶，行销簠、藏、青海各地。康定商业的隆替，以雅茶为转移。康第经商之人多为喇嘛。汉商贸易则多操于陕西商人之手，设总号于康定，设分店于各地，每年派遣熟习康语之店夥，分赴各乡销售百货，收买土产。牛厂牧民则春夏牧畜，秋冬贸易，惟不重货币，以物易物，颇有上古遗风。1939年西康省府成立后，宁、雅两属划归统辖，人口激增，版图加广，宁、雅两属的工商企业才有了较大发展。
西骏原有康属各地为畜牧中心地带，人民大多附着游牧生活。“牧畜者众，务农者次之，其他工商各业，更不发达”。康巴地区山岳重错，地势高下不一，没徹均有牛场。其中最著名的有石渠、理化、义敦、董洛色达等地牧场，牛羊繁多，动以数万计。康定、甘孜、德格、邓柯、瞻化等县草原肥美，也有广大牧场。宁、雅两属人民生活虽不整个寄托于游牧，而运输工具仍多有赖于畜力，其饲养家畜以马、牛、羊、骡、驴五种为主要，其中又以牛、羊为多，骡、马次之。饲犬之风尤为普遍。
西康人民日用食粮，各地差异较大，并随种族而异。汉族以稻米为主要，次则玉蜀黍、小麦，再次则洋芋、莜子等。康属南北各地藏族则以青稞、茶叶为主。宁属彝族以玉蜀黍为主，洋芋、青戥、莜子等次之。各地农产品因地势、气候、土壤、水利的差异各有不同。而雅属各地产豆很多，故豆花、豆腐及煮豆等物为主菜。而西康藏民，以糍粑、酥油、牛肉、茶叶为四大食品，不需菜蔬。“日常饮食除少数贵族及接近汉人者，设置矮桌杯箸外，大都席地而坐，甚少桌凳。若饮汤时，则用木质及铜质调羹，其余饭菜多用手捻食”。康区藏民衣着，一年四季穿羊皮裘。
西康文化落后，尚未脱上古遗风。西康是佛教普化之区，人民崇信之心既深且久。过去康省政治以宗教维系，故被人认为是“政教不分之区”。按西康藏民的风尚，有子多送学喇嘛，以为光荣。因此西康所谓“优秀分子”，则皆圜于喇嘛之寺。这种情况，正如时人所言，“康人文化即佛化耳。五明以外则无学术，佛法以外别无思想，寺庙以外别无学校，喇嘛以外别无师导。故家庭、社会、及人民精神，以及过去之土司政治亦直接间接悉受佛教之支配，不离宗教范围”。
西康既为佛化之区，历来政教不分，所以推行政务与内地其他省区大为不同。除了汉族与彝、藏等少数民族的矛盾外，因为种族复杂，及文化交通经济诸特殊问题，各民族间的矛盾也比较复杂。更重要的是，原始的土司制度与佛教势力对西康政治影响极大。所以时人曾说：“康属关外各县及宁属之一部分，虽有地方官吏，几同虚设，实际统治管辖之权，仍操诸各地土司及大小头人之手。政府不能接近民众，政令遂无法深及民间。且有数千之佛教潜力尚存在其间，不仅支配康民之精神生活，即实际生活亦受其支配，以致喇嘛寺庙有左右一切之威权。易言之，即管、教、养、卫皆兼而有之也。由历史之渊源，经环境之演变，遂形成土司、头人、喇嘛为西康社会之三大特殊势力。土司与头人性质相同，皆属于封建性之社会结构；寺庙喇嘛则纯属宗教范围，而另成一类”。
面对如此落后而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治理西康，建设西康，保卫边疆地区的安宁，就显得更为重要和严峻。如何治理勿嚨，清末以来历代统治者的治理之策为：“踊厉行西康一切政治教化，纳民于轨，自当因势利导，以冀潜移默化也。溯自赵氏经边，全康改土归流以来，言康治者又靡不留心佛教，以为推动政治教化之先导。”这种方略，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