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魏县漳河南边的秦庄村，是我生长的家乡，1947年秋解放。解放初期，我的家乡一度被划为平原省漳南县。经过群运斗争，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简称“土改”），然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我家被划为破产地主。后来，我对照党的有关政策规定，认为我的家庭成分属于错划，曾数次提出申诉，要求改正。
一、解放前后我的家境
按照划分阶级成分的观点，据说我的高曾祖辈应是地主家庭，其具体经济状况，我不知道。旧社会农村缺医少药，祖父不满40岁中年病故，家境开始败落。到父亲和叔父这一代，坐吃山空，很快败落下来。1938年农历9月，我弟弟出生不久，母亲乳房长疮，曾卧床不起（后来发展为乳腺癌），无法喂养弟弟，只好送到奶母家抚养。1940年初，父亲患急病，30多岁去世。当时，我不满5周岁。同年，叔叔与我们分了家。若干现种地，归我奶奶养老。我家分了十几间旧房，没有一亩现种地，还分了六七十亩地根。所谓地根，就是典当地，也叫小卖地。在典当期，有钱时还可再赎回来，到期没钱赎回时，可以再大卖一次，叫作卖地根，即永远不能再赎回。分家后，病弱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和弟弟），吃穿费用，请医买药，就靠卖地根和房子艰难度日，很快就把地根和房子都基本上卖掉了，最后只剩下两间房。当时住的三间东屋，属于我叔叔。分家单据规定，待我长到十五岁（即1950年），我们必须搬迁出去。
我的童年，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小时候，我和当时北方任何一家的穷家孩子一样，下地剜野菜，上树捋树叶。当地凡是能吃的野菜和树叶我都吃过，诸如锯齿菜、马神菜、醋酸菜、灰灰菜、柳芽、榆叶、榆钱、槐树叶、洋槐花等等，红、白萝卜叶子就算好菜。即使这样，也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有挨饿的切身体验：“娘，我饥！娘，我饥！”母亲无奈，只好向左邻右舍借一升米面暂时糊口。有一次过大年，吃不上白面饺子，母亲和姐姐就用红高粱面掺和榆皮面（有黏性）包素饺子吃。我从十岁左右开始，就经常抬水、拾柴、推磨、推碾子。家里烧火做饭和取暖的能源，主要是靠我拾的柴火，夏天铲一垛麦茬，秋天拾一垛玉米杆茬根，刮风下雨跑出去捡树枝，冬天用筢子搂树叶和干野草，去地里拾大雁屎。我家一度穷困到讨饭的边缘。有一次，我们村东头有一家办喜事，宴请亲友摆酒席，母亲和姐姐不好意思出面去讨要，就想叫我这个男孩子去，能要一碗菜和两个馍馍。我嫌丢人，也不愿去。当时母子、姐弟僵持了一会儿，那种无奈难过的心情难以名状。最后，我还是坚持不去讨要。我还跟着大孩子卖过烟卷，和小伙伴一起卖过甜瓜。
解放前夕，母亲把地根都卖掉，赎回14.2亩典当地。此时全家四口人，母亲病弱，大姐已出嫁，二姐十二三岁，我和弟弟年岁更小，家中无劳动力，就让邻居代耕，粮食对半分。那时产量很低，还要纳税捐，生活仍然相当艰苦。母亲的精神支柱，就是盼望我和弟弟快些长大成人。
尽管家境贫困，母亲毕竟生活在有文化的家庭里，有让男孩子上学读书的观念，于1946年春节后，让我进了本村一所私塾。全年学费是一麦二秋，即一斗（约30斤）麦子，二斗秋粮。将近两年的私塾，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和《论语》。
1947年秋，家乡解放，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成立农会、妇女会、姐妹团、儿童团。我12岁参加了儿童团，我们唱的一首歌就是：
一九四七年，成立儿童团，站岗放哨，盒子（枪）手里掂
……
1948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家乡开展群运斗争。我们儿童团参加本村和邻村的斗争地主大会，跟着大人喊口号：“打倒蒋介石！”“打倒恶霸地主×××！”“打倒地主分田地！”“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1949年春季，村里最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自报公议，三榜定案。我叔叔把他家报成破产地主（当时通俗叫法是破落地主），同时把我家也报成了破产地主。当时，我不满14岁，正在离我村8里远的回隆镇住校读高小。我和有病的母亲都不懂得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政策界限，就这样，我家就定成了破产地主，也就成了我的家庭出身，但我从未受过干部和群众的任何歧视。
土改时，我家不但没有被斗受损，反而还得到益处。按平均分配土地和房屋的政策，还分得两间房、一亩多地。全家四口人，四间房，十五亩多地，生活开始逐渐好转。
二、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
家乡解放后，我在本村上初小，读新课本，学算术，同时，老师还教我们读《孟子》，学《尺牍》，背诵《古文观止》。
解放后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小学是四二制，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二年，简称初小和高小。如果一个学校既有初小又有高小，称为完全小学，简称完小。1949年春节后，我考上县立回隆镇高小的插班生，跳过一年级，直接到第一班读二年级。严格意义上，这是我上了正式的新学校，国文、算术、地理、自然等课程，都由专职老师讲授，住校集体生活，唱革命歌曲，如：“土地法大纲是土改指南，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在班内，我年龄小，学习较好，备受老师和大同学的关心照顾，我感到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呼吸着解放后的新鲜空气。在回隆读高小的秋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我健康地成长着。
1950年初，我领取了高小“毕业证书”，面临升学考试。我本想去安阳考中学，可是路远，约一百里地，还要交生活费和学杂费；本不想学师范，当地人有“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小学教师）”的说法，可是当时家里经济困难，而魏县师范吃饭不要钱，不交学杂费，离家又近，约五六十里地，最后还是决定考师范。
1950年农历正月十五，我“金榜题名”，考上魏县初级师范学校。魏县师范于1949年夏建校，招收了第一班学生，我属于第二班学生，两个年级两个班，共一百人左右。入学时，我不满十五周岁，是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一个学生，集合排队游行，我总是最后一个。魏县师范三年，我吃的是公家饭（比家里生活还好），受党的教育，学习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身体也长成中等偏高的个子。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申济舟是参加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时任魏县副县长兼魏县师范校长（后为名誉校长），给我们班讲过中国历史。他对我说：“你这三年长高了一头，这一头高是吃公家饭长的，你要为公家办事，为人民服务！”他的话对我教育很大，印象很深，至今未忘。
魏县师范毕业后，1953年3月，我被分配到县立郝村完小任教。当时我不满18岁，是该校最年轻的教师。校长刘汝金和第六区文教助理孙国华对我很关心，也比较器重，交给我相当重的工作任务：教初小一年级算术，三、四年级复式班语文，初小体育，高小一年级历史，还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在校长刘汝金的鼓励和具体帮助下，让我组织了三、四年级复式班语文观摩教学，严格按照凯洛夫教育学的五大教学环节进行，全第六区的小学教师代表前来观摩，反映良好。夏天举办全区的初小和高小的学生运动会，让我担任具体的总指挥，也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没发生任何问题。我积极要求进步，在郝村完小工作的半年内，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全村干部集体上我家拜年，说我已经是国家干部了，我和家人都很高兴。
1953年9月，县教育科调我到魏县干部业余学校教语文课。每天早晨上两节课，其余时间，除备课和批改作业外，就是自修。我自学了部分高中课，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其他报刊，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通过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和提高。我于1953年初参加工作到1956年上大学，每年都涨工资。我从亲身经历中深切感到，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不仅我个人得到了益处，更重要的是，从感性到理性，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认识到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和伟大。新中国成立后，党风正，干部廉洁奉公，社会风气非常好，我感到处处都是阳光明媚，从发自内心的强烈愿望，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过1955年夏至1956年夏一年的“肃反”工作，于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前夕，按七大党章规定，我没有经过党支部大会讨论，由中共魏县县委直接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对要求入党人员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审查，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我入团入党、读师范、上大学、当学生干部，并没有因为破产地主家庭出身而受影响，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没有家庭出身的政治思想包袱，有时还暗暗想：我比其他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有点优越感——我是破产地主家庭出身，家庭不但没有被斗争，而且还得到共产党的好处，和其他被斗争的恶霸地主家庭是不同的。
三、家庭出身的包袱越来越重
1.弟弟的故事
弟弟祝俊坡被错误开除团籍，被迫回乡劳动，我开始有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我弟弟在魏县初中学习时，曾任少先队大队长，1956年初中毕业，各科成绩都是A，品学兼优，被保送到省立邯郸中学（后为邯郸第四中学）。反“右派”后，1958年，弟弟在学校黑板报上写了一首讽喻小诗，说“他姗姗来迟，走向队伍，真像阅兵的军官一样……”。学校团委书记认为这是讽刺他的，于是借整团之机，说我弟弟俊坡出身地主，思想反动，并诬陷弟弟参加所谓的“反革命小组”，从而将俊坡开除团籍。所谓“反革命小组”的实际情况是：学校的一名老师想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让我弟弟参加，学习小组尚未成立，那名教师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个未成立的学习小组就被认定为“反革命小组”。1959年弟弟高中毕业，第一次参加高考，志愿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时高校招生，先看政审结论，后看考试分数。弟弟政审为“政治思想不合格，不宜录取”，被迫回农村劳动。在那个年代，因家庭出身不好，“政治思想不合格”而“不宜录取”的青年学生不知道有多少。
1962年，邯郸第四中学给俊坡来信说，经审查，参加所谓“反革命小组”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是错案，予以甄别平反，恢复团籍。“文革”后恢复高考，在农村劳动将近20年的弟弟于197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成绩出人意料，全县两千多名考生中，他竟是第八名，达到了河北师范大学本科录取线。我考虑到他年龄大，家庭困难，为及早就业，就请邯郸师专录取了他。
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1962年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和谁斗呢？外斗帝修反，内斗封资修，还有地富反坏右，再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同时批判臭老九。在这一系列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实际上被打入了另类，我的家庭出身的包袱也就越来越沉重。
在土改时，对不同的地主富农如恶霸地主与非恶霸地主，汉奸地主与抗日地主、开明地主，大、中、小地主与破产地主，地主与富农，反动富农与一般富农，党的政策是区别对待的，而且规定地主劳动五年、富农劳动三年，不再剥削别人，应改变其成分，评定为农民（中农或贫雇农）。实际上，劳动改造二三十年的地主富农，也罕闻其改变成分的。在“文革”中，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及子女的子女，是不区别对待的，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凡是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及子女的子女，都被打入了“黑五类”，谁管你出身是恶霸大地主还是破产地主，反正词根都是“地主”，正如“摘帽右派”的词根还是“右派”。
“文革”初期，唯成分论、血统论盛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没资格参加革命群众组织，开会发言先报出身，取消了发言权，只能靠边站。动不动就查阶级出身和阶级根源，就连陆定一也不例外。陆定一是参加红军长征的老党员，担任中宣部部长二十二年，在打倒他的时候，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把他祖宗三代的照片都印出来了，其中一条罪状，说陆定一“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地主的孝子贤孙”。陆定一说：“成份论、血统论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以上两句引文，均见《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第2-6页，李锐：《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可见当时从上到下，普遍认为家庭出身不好，本身就是与生俱来的原罪。
2.我遭到了怀疑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给党总支书记贴大字报，说我出身地主（“破产”二字早已取消）被重用为政治辅导员，是阶级路线问题。1969年党的九大前后进行整党，恢复党的组织活动，成立党小组时，有几个多年党龄的党员因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当小组长，而指定一个出身好的预备党员当小组长。可是党章明文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更刺痛心灵的是，这位预备党员小组长当面对我说：出身好的党员和出身不好的党员，对党的思想感情是不一样的。这种阶级偏见，给我留下一道难忘的伤痕。当时我心想，你不知道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我童年时代受的苦可能比你还多；我入党十多年，受党的教育比你多；以我的亲身经历，深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就不可能上大学，当大学教师，怎么能怀疑我对党的思想感情呢？
1969年冬，我们河北师大响应林彪的“一号命令”，战备疏散到束鹿县（现为辛集市）。为加强战备，从师生中挑选骨干分子组织基干民兵。一些出身好的非党员编入了基干民兵；我是党员，身体和年龄都符合条件，却未编入。我就认为这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感觉在政治上受到冷遇，出身不好的党员还不如出身好的非党员受到信任。
3.殃及儿子
更加重我的家庭出身包袱的，是连累了两个孩子。1968年7月，我妻子到妇产科医院生第二个儿子时，医院让填登记表，要写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医生和护士一看是“富农”，就冷眼相待。我拿着孩子的出生证，到派出所去上户口，那个工作人员在户口本上把孩子的家庭出身填写成“地主”，“破产”二字省略掉了。我说：我参加革命工作和加入中国共产党都十多年了，共产党员怎么能生出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儿子？那个工作人员回答很干脆，而且理直气壮：“不填写地主，以后还有地主吗？！”我听了，觉得很荒唐，也很生气，但又很无奈！按照她这种逻辑，以后我的子子孙孙都是“地主家庭”出身了，这就更加重我的思想包袱了。
“文革”期间，我的大儿子先后上了小学和初中，开始懂事了。同学们一说“黑五类”“地主狗崽子”，他就低头不吭声了，受人歧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低人一等的阴影。他刚上初中时，有一次因一件事，我带着情绪批评他，他气冲冲地说：“你别来地主这一套作风！”我一听，情不能自已，怒火中烧，举手打他一巴掌，他毫不示弱，动手反抗，在家里（仅一间屋），父子武斗爆发了。幸亏他妈妈尽力劝阻，才停止了武斗。因“破产地主”家庭出身，我被冷眼看待，感到委屈又无奈，只好忍受；想不到自己的儿子竟然这样对待我，岂能容忍？便动手打他，事后非常后悔，想想儿子在外边一定因家庭出身受到歧视和欺侮，忍了一肚子怨气只好对我发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场父子武斗的根源，就是因为我出身破产地主家庭。
“文革”中提出一个新的政治概念，或者说是一项新政策，即“可教子女”，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缩写或简称，是指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主要是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的子女，自然也包括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当时我就想，我的孩子已被派出所注册为“地主家庭出身”，是否属于“可教子女”呢？组织上和别人怎样看待我的孩子呢？难道生下来就是不好的吗？所谓“可教子女”，它的前提就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原来就是不好的，是坏的，但可以教育好。这一提法，实际上是“唯成分论”“血统论”的变相说法。有人说，称这部分人为“可教子女”，实际上是对人格尊严的一种污辱。
4.出身不好，找对象也难
2006年1月8日《中国青年报》有一篇时评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出身’像一把政治枷锁，束缚了不少年轻人。出身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入团入党、当兵提干、找对象，统统受到牵连。不论你多优秀，只要‘出身’不好就很难重用你。”因家庭出身不好，我弟弟不仅在政治上受到迫害，而且也找不上对象，这又是我的一个家庭思想包袱。他是正式高中毕业生，忠厚老实，长相和身体条件也不错，被迫回农村劳动后，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对方一打听家庭出身不好，就告吹了。直到“文革”后期，弟弟已经三十大几了，有人给他介绍本村一个贫农家的姑娘，文盲，较丑，实际是个嫁不出去的又大又丑的姑娘。弟弟各方面条件比她好得多，只因家庭出身问题，女方就是不同意。后来，弟弟产生了不想结婚的独身思想。他曾对我说：“因家庭出身问题，我遭迫害、受歧视，何必结婚，生了孩子，让下一代再受歧视遭罪受呢！”我听了，感到震惊，不禁一阵心酸难过。有句传统话：“有父从父，无父从兄。”父亲不幸中年病逝，我为兄长，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弟弟结婚成家，不然，他到晚年孤苦伶仃，怎么办？可是因家庭出身，又是一个无奈，只有叹息和不尽的忧虑。
地富家庭出身的男孩子找对象难，并非个例，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王某在某地师院任教，教学效果、思想表现和身体条件都比较好。老同学给他介绍一个中师毕业的小学教师。两人谈恋爱，差不多快谈成了，当女方了解到男方出身富农家庭，就吹了。一些出身不好的男孩子，在农村务农，又没什么文化和技术，找对象就更难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是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这些人找不上对象，怎么办？于是逼出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换婚。我所知道的亲友中，就有这种情况，即甲方男性把妹妹嫁给乙方男性做妻子，换回乙方的妹妹做自己的妻子。有的地方，觉得两家直接对换女性，有诸多不便和不伦，就改为甲乙丙三家转圈换婚，即甲家女儿换到乙家，乙家女儿换到丙家，丙家女儿换到甲家。
换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有婚姻无爱情。父母为了儿子娶妻，传宗接代，强把女儿换出去，其丈夫有的年龄很大，有的是残疾人，甚至是精神病患者，毫无爱情幸福可言，一般不能离婚，因婚前有约，如离婚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当然也有“先结婚后恋爱”的，建立了较好的家庭。（二）有的家庭只有男孩，没有女孩换婚，或者是男孩多，只有一个女孩能换婚，其余的男孩就得打光棍，当鳏夫。
因家庭出身不好找不上对象而终生当光棍汉的，究竟有多少人，无人调查统计，无人知晓，也无人关注，这是社会的一个灰暗角落。这些人，实际上无形中被剥夺了结婚生育权和人格尊严——这是基本人权之一。过去多年来，我们不承认人有自然属性，只承认人的社会属性；在社会属性中，强调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认为人的阶级性是人的本性和本质，不承认人类有共同的人权普遍性，而人权普遍性就含有结婚生育权和人格尊严。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才承认人权的普遍性。1993年6月25日，我国同意了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起草的《维也纳宣言及行动纲领》，此文件有四个方面明确表达了人权具有普遍性。第二天，《人民日报》就登出了中国主张人权的普遍性的文章，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明确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参见李步云：《人权普遍性之我见》，《新华文摘》2006年，第13期，第117页）
四、申诉与改正
1964年10月至1965年7月，在河北赵县，我参加了第一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不久，此教育运动通称为农村四清运动。所谓“四清”，最早（1962年或1963年）是中共河北保定地委提出的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二十三条》，提出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通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清运动后期，有一项工作是复议农村阶级成分。根据党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对土改时划分的阶级成分，进行审查复议，如果确实划错的，要给予改正。
在四清工作队复议农村阶级成分时，我就对照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家解放前的经济状况，认识到把我家划成“破产地主”是不对的，属于错划。当时我想，等到我村开展四清运动时，我要提出申诉，要求改正家庭成分，可是却等来了“文化大革命”，家庭出身包袱越来越重，却无法解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拨乱反正，提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政策，不仅要求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要纠正“文革”以前的，包括反右派和土改中的冤假错案。我们党如此实事求是，勇于改正错误，正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光明磊落、伟大正确和强大有力。
在此形势下，1979年，我先后向本村、公社和县各级领导机关提出要求改正家庭成分的申诉。要求改正我家“破产地主”成分的政策依据，主要是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8月再行公布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央文件规定：“构成地主成份的时间标准，以当地解放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分。”什么是破产地主呢？中央文件规定：“在解放前，地主已经全部或最大部分失掉了他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有劳动力但仍不从事劳动，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叫做破产地主。”这就非常明确：构成破产地主成分，除了已经全部或最大部分失掉了他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以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有劳动力仍不从事劳动。第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如果不具备这三个条件，就构不成破产地主成分。
我家解放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我的家乡是1947年秋解放。解放前三年，即1944至1946年，我家四口人，地14.2亩，房2间，占有的土地比一般中农户还少，早已完全失掉了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在劳动方面，父亲于1940年病故，母亲有病不能劳动，姐姐十二三岁，我和弟弟年岁更小，十多亩地，因无劳动力而让邻居代耕，这不属于剥削；生活状况确实比普通中农户低得多。构成破产地主的三个条件，我家没有任何一条是具备的。显然，把我家划为破产地主，属于错划。1979年夏，我首先向本村大队党支部提出要求改正家庭成分的申诉。8月下旬，党支部召开了土改时期的村干部和贫农代表座谈会，对我的家庭成分进行审查复议。现将“座谈会纪要”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土改时的党支部书记武和臣说：祝伟坡家里老辈子是地主，那是很早以前的事，到解放前几年就很穷了，祝伟坡他爹死得很早，他娘一直有病，没有劳动力，生活比不上中农户。
当时的村长、对门邻居祝步元说：解放前，祝伟坡家里的情况，我很了解，他家在四十多年前就开始破落了，到解放前三年，就穷得很了。他五六岁（虚岁）的时候，他爹就死了，他娘常年长疮害病，什么活也不能干，三个孩子都很小，没有劳动力。我给他家代耕十二亩多地，粮食对半分。那时候，一亩地打一百多斤就不错了，税捐可不少。收的粮食都不够吃穿费用。解放前几年，不断向我家借粮食，还向别人借钱，经常欠回隆药店的药钱。他十来岁时，就抬水、拾柴、剜野菜、吃树叶……现在看来，跟下中农的生活差不多。
贫农代表祝梦堃、连玉生发言，同意祝步元的意见。
土改时的党支部委员秦国治说：以上大家说的都是实情……土改划成分时，是自报公议，他叔叔把他家报成破产地主，别人也没说什么，就这样划成了破产地主。现在真正按照政策，对照他家的实际情况，确实够不上破产地主，过去划错了，同意现在改正过来。
通过座谈情况，对照政策，进行讨论复议，大家一致认为，把祝伟坡的家庭划成破产地主，确实属于错划，同意改正为中农成分。
本村大队党支部把复核我的家庭成分的相关材料、同意将破产地主改正为中农成分的意见以及我要求改正家庭成分的书面申诉，报送公社党委。之后，我又亲自找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反映我的家庭情况和意见要求，恳请党组织按照政策改正我的家庭成分。1980年1月，我再次写出详细的申诉材料，呈交给中共魏县县委，迫切希望组织领导上给落实政策，予以改正。
自从1979年夏正式提出改正家庭成分的申诉后，我就盼星星、盼月亮、盼太阳似的，盼望着早一天改正我的家庭成分。终于盼到了这一天。1980年6月下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任教的河北师大马列教学部，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隋国佐同志代表教学部当众宣读了《关于改正祝伟坡同志家庭成分问题的证明信》及魏县革委会的决定，将破产地主成分改为中农成分。我听了，内心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非常感谢！我感到非常轻松，多年沉重的思想包袱放下了，无形的政治枷锁解除了。我暗下决心，今后要更积极地做好工作。
宣读罢，我把证明信和决定的原文，按原样式抄录了一份（原件应是存档了）作为根据，永久保存。现将原文附录于下：
关于改正祝伟坡同志家庭成分问题的证明信
我大队祝伟坡同志的家庭成分，土改时划为破产地主成分，他曾多次提出改正家庭成分问题的申诉。大队党支部召开了土改时老干部和贫农代表座谈会，通过调查研究，对他的家庭成分进行了复核。解放前，他家四口人，十四亩多地，两间房，没有劳动力，生活水平比普通中农还低，对照党的有关政策，根据他家的实际情况，确实够不上破产地主，属于错划。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政策精神，党支部一致同意把他家的破产地主成分改正为中农成分。公社和县委已经批准了党支部的意见。
特此证明
希望你们及时通知本人
接县革委四月三日落字482号通知称：根据中发（72）45号文件精神，经县革委一九八〇年四月三日会议研究决定祝伟坡家庭由破产地主成分改变为中农成分。希宣布执行并通知本人。
1980年5月5日（公社盖章）
魏县仓口公社秦庄大队（章）
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
中共魏县县委
落实政策办公室（盖章）
1980年6月14日
五、家庭成分改正后的一些情况
家庭成分改正后，我和弟弟在政治思想上和心理上彻底解除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我的孩子不再受歧视，前程不再受影响，我内心感到舒畅，工作上增加了力量。“文革”后恢复高考，1980年弟弟俊坡从师专毕业，当了中学教师，同年改正家庭成分后，扫除了找对象的障碍，亲友同学不断给他介绍对象，终于在已过不惑之年结了婚，建立了家庭，后半生过上较好的幸福生活。家庭出身问题，在我弟弟身上的影响太大、太明显了！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综合组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红旗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3页）这一《决定》贯彻执行后，当时有人说我，现在地主、富农分子都摘掉帽子，成为公社社员了，其子女也是社员家庭出身，不再是地、富家庭出身了，现在都一样了，你没有必要改正破产地主的家庭成分，改正和不改正，都无所谓了。
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1978年4月，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给予改正（实质是平反）。同样道理，地富子女不再作为地富家庭出身，而是社员家庭出身，与原来根本就不是地富家庭出身而错划为地富家庭出身，也是有原则区别的！
再则，党的政策规定，地富子女一律改为社员家庭出身，“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综合组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红旗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3页）但在现实生活中，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把社员家庭出身的子女和其他工农子女真正做到一样看待和对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升学、招工、参军、入党是要填写登记表的，其中一项就是“家庭出身”，填写“社员家庭”，就知道是地富家庭出身。说“不得歧视”，实际还会遭到另眼相待的。
这里有个真实事例。我在河北师大给地理系83级讲了一年中共党史课。1984年6月24日，学生王××在实习出发之前，“流着眼泪”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他说：“我出身于社员（倒不如说是地主）家庭。多年来，沉重的思想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两次入党申请（书），但我又两次含泪撕碎了，因为我感到自卑。我把对党的爱深深地压抑在心底，没有勇气把这种爱倾诉出来，更没有勇气把这种爱写到纸上，因为我害怕人言的攻击和诽谤。”“中共党史，使我更加了解我们的党，也更加热爱我们的党。”“现实留给我的，无疑还是无限的苦闷和徬徨。”他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把这封信和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并寄给我，让我替他把入党申请书转交党组织，并说：“如果党的政策不允许我们这样的人入党，那就请您替我把它撕掉吧！”
读了王××的信和入党申请书，我受到震撼，心情沉重，想不到他如此年轻却还背着如此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我很快就把他的入党申请书交给地理系党组织负责人，并谈了他信中的内容精神，说明他真心要求进步，迫切想加入共产党，可又背着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希望组织上抓紧找他谈心，解除思想顾虑，鼓励他轻装前进。他1983年上大学，应是1963至1965年生人，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已是地主子女的子女，生在新中国的红旗下，受党的教育，在高中时就加入了共青团，任学校团委委员兼任班上团支部书记，到大学又任班上团支部宣委，可见他的政治表现是好的。而且，1979年1月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一律改为社员家庭出身，不应受到歧视。可是，为什么他还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感到自卑和苦闷呢？因为“害怕人言的攻击和诽谤”。
过去几十年来，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要用阶级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强调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警惕他们翻天复辟。“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前提是首先“有成份论”，看人用人，首先是看家庭出身。这是阶级路线问题。长期以来，“在任何情况下，坚持阶级路线，都是最简单，也是最可靠，即最不容易犯错误的一种工作方法。”（杨奎松：《开卷有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99页）升学、招工、参军、提干、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首先看家庭成分和家庭出身，这种阶级观点和思想意识，早已普遍地、深深地渗透在每个人的脑海和细胞里。从党内到党外，从高级干部到基层干部，从出身好的干部到出身不好的干部，从干部到群众，以至出身不好的本人，都是这样认识，都认为这是正确的、正常的、自然的、必然的，已经成了习惯使然。1979年已经将地富家庭出身改为社员家庭出身，到1984年，地主子女的儿子王××还背着抬不起头来的家庭出身包袱，就不难理解了。对社员家庭出身的子女和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女，从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上，真正做到一样看待、一样对待，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过程的，按一般原理，大体是多长时间形成的，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逐渐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