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是个生逢盛世的太平皇帝，自皇太极到他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了。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西汉东汉也好，两宋唐明也罢，到了这个时候的皇帝大都是坐吃山空的主儿，即使不是败家子，也多平庸无为。乾隆不同，他风流倜傥不假，治理天下也毫不含糊。
乾隆对康熙、雍正的治国方针进行了认真地反思，康熙以“宽”成功，但是因为过宽，遂使晚年吏治败坏，贪风盛行；雍正以“严”取胜，但因为过严，致使大案迭起，诛戮甚众，群臣惶恐。乾隆初拟定以“政尚宽大”为方针来治理国家，这无疑是正确的、适时的。然而，从严酷到宽容，从烦苛到宽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而且是一个很难实现的转变。之所以这样说，首先在于清朝诸帝皆一致强调“敬天法祖”，都以尽孝为律己治国之首务，均赞颂先帝是神纵英武，标榜自己是循皇父旧制扬先祖之业绩。
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指责前君的弊政并予以废除和纠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有可能被扣上忤逆不孝、擅改祖制的罪名。打破“三年无改父道”陈规固然属于不易，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即是新君执政不久，威望甚低，所用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尚书和督抚将军，基本上是先皇倚重的大臣，那些弊端多系他们经办，他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不少人就是凭靠苛刻而由末弁微员青云直上荣任大臣的，他们能紧跟新皇一起，无所保留地革弊兴利吗？
虽然面临层层障碍和不小的阻力，乾隆并未胆怯畏缩、犹豫迟疑。这位从小凭借皇祖皇父宠幸、个人才干突出于诸弟兄而君临天下的年轻皇帝，继承了列祖列宗勇于进取、善于制胜的传统，于是，他决心推行“以宽代严，气度恢宏”的才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要勇于进取，敢于根据实际情况因时损益地制定政策。因时损益，即以自己拥有的全部权威，扫清实行新政道路上的障碍，使之能被执行，并且还要善于做思想论证，阐明自己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大张旗鼓地晓谕臣下和人民，竭力使他们信服。
乾隆告诫臣下：“一切官员，皆当自度力量识见，缓缓为之，不可为近功邀利之举。”即是说：欲速则不达，凡事要循序渐进，有病要慢慢医治，不可下猛药，以免适得其反。他还说：“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13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二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政，则吏治而民安，毋庸我君臣汲汲皇皇。”这其实就是乾隆的“宽缓”之举，反映了他初政时期所行方针的一些特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执政60年的政治形势和方向。
自即位起，乾隆就毅然改弦易辙，以化解积存的社会矛盾，收拢人心，但他从感情上并不想伤害雍正的前政，从策略上又不愿让人觉察到国家有什么不安定的征兆，于是他巧妙地把改变施政方针的主动权交给了已经死去的雍正。在即位后宣布的大行皇帝遗诏中，乾隆很巧妙地把雍正王朝统治严苛的原因归罪于各级官员，而把转变指导方针的必要性解释为是“皇考遗训”，为自己更改先父政治方针找到了合法而无懈可击的理由，以使最大限度地减少革新的阻力，顺利实现政策的过渡。乾隆所宣布的雍正遗诏，其中说道：
“至于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除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实。从前朕见人情苛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令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以垂永久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
从另一方面来讲，所宣布的“皇考遗训”也不完全是乾隆强加在雍正身上的，雍正帝在世时为人精明无比，至执政晚期他原本想从宽治国。雍正帝曾经在“遗诏大意”中表示：“朕夙夜忧勤，惟体圣祖(康熙)之心为心，法圣祖之政为政。”只是到了晚年，他的政令苛严早已成为规定，若马上改行易帜，恐造成政治混乱，所以就想以潜移默化之法徐而更渐，来慢慢地改变，但因他寿命已到，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要推出自己的新政，将康熙的“宽仁”和雍正的“严明”并用，既不宽大无边，也不繁苛累民，其核心宗旨即是“宽严相济”，采取执中政策。乾隆大帝少时既熟读《礼记》，又得祖父康熙真传，深知中庸是最高美德，并把它作为处理政事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自然在施政上有别于其父，他不仅成功地改变了雍正的某些政策措施，消除了很多弊端，并且提出了“中道政治”和“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为自己的政策转变制造根据，进行舆论宣传。他为此而宣称：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有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不理也。”
乾隆虽以“宽广”为方针，但也不忘律之以严。在他的新政刚实行了两个多月，就发现：“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缓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也许他这是借故显示皇父雍正严苛的正确性，表示自己对父道的至孝至敬，但他毕竟明白：在纠正一种政治极端的时候，必须谨防另一政治极端的产生，用今人的话说就是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纠正雍正的苛严不算难，难的是要同时防止宽纵、因循的弊病抬头，重蹈祖父康熙晚年政治的覆辙。
在上面的谕旨中，乾隆一方面肯定了皇祖以宽治国方针的正确，认为这项方针使国家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全国一片欢乐景象；二是肯定皇父雍正的严猛是出于形势需要，为纠正过宽之弊，因而振饬朝纲，目的还是为了“惠爱”人民，究其用心而论，与康熙的宽大方针并不矛盾。最后，乾隆很巧妙地回到了主题，即正式宣布以宽治国，详细论证自己主“宽”十分必要，是因时制宜，以柔克刚，相辅相成，与皇父之政并不冲突，要求总理事务大臣认真体会自己的“宽大居心”和“用善之意”，严明振作，便能达到“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并且要求臣子不能因此而流于废弛，否则自己将施以严惩。
无论是按照乾隆的说法还是在事实上，康、雍、乾三朝总的方针的确是一脉相承、并无差别的，只是具体的政策措施因时变异，各有特色。乾隆说雍正的严是不得已，是为了纠正康熙晚年宽纵之弊，而他自己修正雍正的政策，同样出于不得已。他说：“朕即位以来，深知以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朕自嗣位以来，蠲免租赋，豁除赔累，裁革积弊，广增赦条，无非惠保良民，使得从容休息，衣食滋植”。由此，乾隆认为他和康熙、雍正祖孙三代总的政治方针并无质的变化，只是因时制宜，针对政治上这样或那样的弊端而采取或宽或严的措施，仅是“酌量调剂”而非“轻议更张”。他说：“朕仰承皇考贻谋远略，一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间或法久弊生，随时斟酌调剂则可，若欲轻议更张，不独势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
为了能使新政得以顺利实行，巧用移花接木之术，在不变之中应万变，促使臣子心悦诚服地转变施政的态度，乾隆再三强调自己是在继承祖、父之业：“朕凡用人行政，皆以皇考为法，间有一二事酌量从宽之处，亦系遵奉皇考遗诏，并非故示优容。”看起来，乾隆是多么孝顺，什么都按雍正的政策办事，即使行使宽大措施，也是遵照父亲的遗命。无论其真假，仁义之心可鉴。这些都为他清除施政道路上的障碍奠下基础，使自己的目的得以实现，新政名正言顺地被臣民所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