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有胡子的人
“可耻的人类啊！凡人本来生而自由，却把他们的苦难，归咎于天命所为；把他们的罪恶，说成是众神之令；而把自己的愚蠢粗莽，诬称为命运之错。”
——荷马，《奥德赛》亚历山大·蒲伯，译
“真相揭示：人类行为的奥秘”，英国星期日报纸《观察家报》（Observer）2001年2月11日的头版通栏标题中写道，“环境，而非基因，决定了我们的行为。”这事要从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说起，他在基因界白手起家，创办了私营公司来研究人类（他自己的）基因组的全部序列，与一个由税收和慈善团体资助的国际联合组织展开竞争。这一序列——编为30亿个化学字母串，由4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来排列，包含了一个人身体构成和运转的全部所需成分——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刊出。初步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组中只有3万个基因，并非是几个月之前许多人估算的10万个。
记者们已经知道相关细节，只不过被禁止登出消息。但是，文特尔在2月9日里昂的一次公开会议上透露了此事。当时《观察家报》的罗宾·麦凯（Robin McKie）是会议的听众之一，他立即明白3万这个数字已不再是秘密了。他找到文特尔，问他这么说是否意识到自己打破了报道禁令；文特尔说自己知道。在基因研究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文特尔已不是第一次抢在对手之前让研究结论登上了头条。“我们的基因根本不足以证明生物决定论是正确的，”文特尔告诉麦凯，“人类物种呈现的奇妙的多样性和遗传密码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生存的环境才至关重要。”
继《观察家报》之后，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此事。“基因组的重大发现震惊了科学家们，基因图谱中所包含的基因比之前以为的要少得多——DNA（脱氧核糖核酸）没那么重要了，”《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在该周日晚些时候这样刊登。各类科学刊物迅速破除之前的禁令，这一消息通过报纸传播到世界各处。“基因组的分析结果是人类基因数量其实要少得多，”《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也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并不仅仅是麦凯曝出的独家新闻，其实文特尔早就定下了基调。
这一切就像是在缔造一个新的神话。事实上，人类基因的数量多少并不能改变什么。文特尔的发言中隐含了两个不合逻辑的推论。第一，基因数量少说明了环境对人的影响更大；第二，3万个基因“太少”，不足以解析人类本性，要是有10万个基因还差不多。人类基因组计划领导者之一，约翰·萨尔斯顿爵士（Sir John Sulston）在几周后告诉我：即便只有33个基因，每一个有两种变异（比如打开和闭合），也足以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独一无二。把一枚硬币掷33次，都会有100亿以上种方式。因此，3万绝不是一个小数字，2自乘3万次以后的数字会大于已知宇宙中所有粒子的总和。此外，如果说基因数量少就意味着更高的自由度，那么岂不是果蝇比人更自由，细菌也更自由，那病毒就成了生物界的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s）们。
幸运的是，人们无须通过如此复杂的计算来得到安抚。这则看似丢脸的消息说蠕虫比人类拥有的基因数量要高出两倍，但没有人因此便当街垂泪。没有什么一定要牵扯着10万这个数字不放，那只不过是一个胡乱的猜测。然而，在一个世纪以来反复上演的环境论与遗传论的争论后，这则新闻的刊出有助于掀翻那张先天与后天必然对立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除了爱尔兰问题可能是个例外，先天后天之争是在刚结束的那个世纪里最没有进展的争论。经历了染色体、DNA 和抗抑郁药的发现，先天后天之争依然屹立不倒。2003年它引发争论，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1953年那场，那一年发现了基因结构；同样也不逊色于1900年的争论，也就是现代遗传学开始的那一年。甚至在人类基因组刚诞生时，就有人宣称这是后天与先天的战斗。
50年后，人们终于听到呼吁结束这一争论的理智之音。人们对于先天后天相互对立有许多种说法，有的说这已经消亡和完结了，有的说这是无用和错误的——这是一种荒谬的二分法。但凡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类是先天与后天交互作用的产物。但是，依然没有人能中止这场争论。在声称这场争论无用或消亡以后，提出者本人又投身于战斗中，开始指责他人过分强调一个或另一个极端。争论双方，一方是天生论者，我有时也会称为基因论者、遗传论者或是先天论者；另一方是经验论者，我有时也会称为环境论者或是后天论者。
让我开诚布公地来说吧，我认为人类行为是由先天和后天共同决定的，我并不仅仅支持一方或另一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采纳“中间路线”的妥协方式。正如得克萨斯政治家吉姆·海托华（Jim Hightower）所说的那样，“路中间除了双黄线和死犰狳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想表明的是，基因组的确改变了一切，这并不是因为它终结了这场争论或让一方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它充实了双方，直至两者在中间交会。基因如何从实际上影响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又如何影响基因，这些发现帮助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争论，先天与后天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对立，而是交互作用。人类的基因形成可以从后天中找到线索。若要领会已发生的一切，你就必须要抛弃曾经信奉的观念，敞开心扉。你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境地，在这里，你的基因不再是扯动你行为之线的木偶主人，而是一个被你的行为牵引着的木偶；在这里，本能并非与学习相对立，环境影响并不如基因那般可逆转；在这里，先天专门是为后天而设计的。这些普通并看似空洞的短语第一次在科学中被赋予了生命。我打算从基因组最深的隐蔽处来讲述这些奇特的故事，以此说明人类大脑是如何为了后天而塑造的。简言之，我的观点就是，我们越深入揭开基因组的真相，就能越多地发现基因组受到经验的影响。
我想象出一张拍摄于1903年的照片。照片上有一群参加某次国际会议的男人，会议地点位于某个时尚之地，比如德国的巴登——巴登或法国的比亚里茨。也许“男人”这个用词并不准确，因为尽管那儿没有女人，却有一个小男孩、一个婴儿和一个幽灵；不过其他人都是中年或老年男性，他们都是白人，大多都很富有。也许是因为与年龄相符，这12个人大都蓄有浓密的胡子。他们中有两个美国人，两个奥地利人，两个英国人，两个德国人，一个丹麦人，一个法国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瑞士人。
唉，这只是一张想象出来的照片，其实照片上很多人从未碰过面。但是，就如同1927年在索尔维会议上所拍摄的那张著名物理学家们的合影一样（照片上有爱因斯坦、玻尔、居里夫人、普朗克、薛定谔、海森堡和狄拉克），我的这张照片也捕捉到科学研究里各种新观念交会的躁动时刻。我这里提及的12个人，串起了20世纪中有关人类本性的所有主导性的理论。
在图片上方盘旋的幽灵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他已在照片拍摄的11年前过世，他也是所有人中胡须最长的。达尔文的理念是，通过类人猿的行为来探寻人类特征，并证实二者之间存在人类行为的普遍特征，比如微笑。左边那个远远笔直坐着的年迈绅士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虽已81岁，但看上去体格强健。他那浓密的络腮胡子挂在脸颊两边，像两只小白鼠。他是遗传论狂热的捍卫者。坐在高尔顿旁边的是美国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他61岁，胡子轮廓修成方形，却不太整齐。他倡导本能说，坚称与动物相比，人类更多地由本能支配。高尔顿的右边坐着一位植物学家；在一群专注于人类本性的人中间，他显得有点像局外人。他不太高兴地皱着眉头，胡子乱蓬蓬的。他是丹麦人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55岁。他揭示了遗传定律，意识到早在30年前，摩拉维亚的一个修道士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就已发现遗传的基本规律。德弗里斯的旁边是俄国人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54岁，留有浓密的花白胡子。他捍卫经验论，相信解析人类心智的关键在于条件反射论。他的脚边坐着约翰·布鲁德斯·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唯独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把巴甫洛夫的理论转化为“行为主义”，并提出著名宣言：只要通过训练便可以改变人的个性。站在巴甫洛夫右边的是体态微胖、戴着眼镜、留着小胡子的德国人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和下巴胡须整整齐齐蓄着的维也纳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俩都是47岁，都处于影响几代精神病专家的阵痛期；这时，精神分析已转离“生物学”的解释，投向研究个人经历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弗洛伊德的旁边是社会学的奠基人、法国人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45岁，胡须非常浓密。他坚持认为社会事实是一个整体，它的作用大于组成它的各部分之和。从这方面来说，坐在旁边的德裔美国人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85年移民）算得上是他的心灵伴侣了。他打扮时髦，小胡子向下微卷，脸上有因决斗留下的伤疤。他越来越坚信是文化塑造了人类本性，而不是本性造就文化。站在前边的小男孩是瑞士人让·皮亚杰（Jean Piaget），他的模仿与学习理论即将取得成果。他的下巴还没有胡须，其实他属于20世纪中期。那个坐在婴儿车里的人是奥地利人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他将于20世纪30年代复兴本能理论研究，并提出“印刻效应”的核心理念。他蓄着浓密的山羊胡子。
我并没有声明，这些人一定是人类本性研究中最伟大的专家，也没有说他们都同样才华横溢。仍然有许多人，无论是已过世还是未出生的，都值得放到这张照片里。其中应该有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只不过二人过世已久（当然在此达尔文是个例外）；还应该有现代理论家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但他们当时还未出生；当然还得有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她发现猿猴具有个体差异性；也许这张照片还应该包括一些更有见地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们。
但是我要表明，这12个人都有一些惊人之处。他们是对的，当然并不是指所有时候都正确，也并非一直都正确，而且我并不是指道德上的正确。他们都在宣扬自己的观念和批判他人的理念中大获全胜。他们其中的一两个有意或无意引发了“科学”政策怪诞的歪曲，这也伴随他们一生为世人所知。然而，我说他们全都是对的，是因为他们不遗余力地贡献出自己原创性的观念，为科学之墙添砖加瓦。
人类本性实际上是一个结合体，它的形成混合了达尔文的普遍性、高尔顿的遗传、詹姆斯的本能、德弗里斯的基因、巴甫洛夫的反射、华生的关联、克雷佩林的历史、弗洛伊德的形成式经历、博厄斯的文化、杜尔凯姆的劳动分工、皮亚杰的发展和劳伦兹的印刻效应。你会发现，以上内容都能影响人类心智。所有关于人类本性的论述必须要包括这些才算完整。
但是——在此我要开辟一片新天地——如果将一切现象归为先天与后天，或者基因与环境的大范围里，那是极具误导性的。相反，如果想要理解每个及所有的现象，你就得了解基因。基因允许人类本性去学习、记忆、模仿、印刻、吸收文化并表达本能。基因不是牵动木偶的主人，不是一幅蓝图，也不是遗传的搬运工。它们在生命过程中是积极的，牵动着彼此开启或闭合，它们会对环境做出反应。它们也许在子宫里指挥身体和大脑的形成，但随即又可能会对已建成的东西进行拆卸和重建——这是对经验回应的产物。它们既是我们行为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有时候，争论中“后天”一方的捍卫者会为基因的力量和必然性所吓倒，但他们遗忘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基因是站在他们一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