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所穿的短褂就是马褂。清初，它流行于八旗军旅，只是一种征途中的“行服”（当时有“行袍”与“行褂”之分）。
据说，清乾隆以后，马褂被用作常服、礼服。其由来是出自一桩历史事件。
当时曾发生大小金川叛乱，清廷先是派川陕总督张广泗进剿，半年以后，损兵折将。乾隆帝震怒之下，将张广泗正法，改派满族经略大学士傅恒率八旗劲旅进剿。傅恒全力以赴一举平定叛乱。归来后，被乾隆帝加封为忠勇公，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褂，宝石顶戴。
因傅恒喜穿对襟马褂，美其名曰“得胜褂”，所以，人们便开始纷纷效仿。起初，只有跟班扈从者和出使者用作礼服，人们常见的是一套出行的轿车，前边开道的“顶马”上，骑一官员，长袍的外边罩上一件对襟马褂。
后来，无论迎宾、作客、游览，都喜欢在旗袍上罩上一件马褂。时间一长，马褂就逐渐成了普遍性的礼服。
马褂一般有短袖与长袖两类。
短袖马褂有对襟、大襟、琵琶襟的数种，其中，对襟马褂即上述之“得胜褂”，流传最为普遍。它的样式与今天人们穿的中式对襟小棉袄很相似，圆立领，有开禊，有算盘疙瘩式的扣袢，身长齐脐，袖长到肘，因为它的身和袖子都很短，天冷时便可以做成皮的或棉的，套在长袍外边。
琵琶襟马褂是右襟短缺，而略以短襟袍，襟呈弧形，排扣如琵琶状。长袖马褂为对襟，身长、袖长，俗称“卧龙装”。
清代，马褂的颜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统治者的喜好所决定的。
对襟马褂初为天青色，至乾隆中期流行玫瑰紫，乾隆晚期又流行福文襄公福康安所穿的深绛色，谓之“福色”。
嘉庆时，流行香色、浅灰色，而棕色纱制的马褂则是夏天比较流行的。此外，深青色大袖对襟马褂，也可作为一般场合的礼节性服装。
至咸丰、同治间，流行行蓝、驼、酱、油绿、米等色。至光绪、宣统时，用宝蓝、天青、库灰色铁线纱、呢、缎等做短到脐部以上的马褂，在南方尤为风行，甚至用大红色的。
清朝皇帝穿明黄色的马褂，其身边的扈从大臣、御前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什兵等，也可以穿黄马褂。正黄旗的官兵可穿金黄马褂。凡是担任现职的皇帝侍卫和内大臣等穿的，谓之“职任褂子”。
清朝的普通侍卫（分三等，分别为三至五品官），以及与皇帝一起出巡，不分品级的御前待卫（王公、贝勒、都统、国成均可充任），都必须穿明黄色的绸缎或黄纱做成的马褂。被解除职位的御前侍卫，则不能再穿。
有幸穿黄马褂的，还有荣立军功或战功的大臣，那是皇帝对他们的奖赏。
例如：每年秋季“行围打猎”（既是传统习俗，又是军事训练）时，皇帝对多次获得优胜者，即赏给黄马褂。但只限“行围”时穿，平时则不能穿。
再一种是奖给有功将领或带兵立功文官的黄马褂，谓之“武功褂子”。
这种褂子与职任褂、行围褂有所不同，虽然都是明黄色的，纽拌却分黄、黑，黄色纽拌的是武功褂子；黑色纽拌的是职任褂、行围褂；职任褂、行围褂平时都不能穿，武功褂子却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穿。
还有与马褂类同的是坎肩，也叫背心、紧身、马甲，实际上是件无袖的马褂，它的样式也是有一字襟、琵琶襟、对襟、大襟和多纽式等几种款式。
这种马褂除多组式的无领外，其余均有立领。多纽式的坎肩除在对襟的门襟有直排的纽扣外，还在前身腰部缝有一排横列的纽扣。
这种坎肩可在袍套之内穿，如果乘马行走觉得热时，只要探手于袍内，解开横、直两排纽扣，便可在袍内将其曳脱，避免解脱外衣之劳。满语称为“巴图鲁坎肩”。
“巴图鲁”是好汉、勇士之意。俗谓之“十三太保”。原来这种多组坎肩只许王爷及公主穿用，后来才允许普通人穿。
坎肩有皮、棉、夹、单、纱多种，可根据季节而选择。
早年，坎肩讲究在襟领之处镶上异色边缘，用料和颜色与马褂基本上相同。奴仆所穿的坎肩以红、白鹿、鹿皮制作，以图牢固。
满族人未入关以前，一些猎户、农户穿的皮坎肩都是毛朝外的。
在皮坎肩中，以刮成白板的鹿皮坎肩为贵。这种装束，在老北京的市面上，只能从王公、贵族死后出殡的仪仗中看到它的影子——一些雇用的执事夫，身穿翻毛坎肩、架鹰、牵狗、拉骆驼，以象征满、蒙游牧习俗。
民国以后，马褂、坎肩（马甲）还一直被人们所青睐。它与长袍被民国政府规定为男礼服，与燕尾大礼服、西服分庭抗礼。
此后的一段时间，长袍、马褂、坎肩成为中、老年人及公务人员的流行服饰。还有一些人穿着早已不流行的金貂绒、银貂绒的马褂或绣着轮、螺、伞、盖、花、罐、鱼、肠“八吉祥”图案的坎肩招摇过世。
不过，到20世纪40年代末，长袍、马褂就逐渐淘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