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远的确对我格外照顾和关心，但我并不喜欢和她交谈。假若，我有个丈夫，整天跟我谈论传统观念与新的人生态度无法谐调，终日百思不得其解他总也搞不清楚该怎么办。那么，我不是跟他离婚就是他把我推进词语的陷阱，跟着他去混乱。那是我最后的停泊地，如果在那儿我还得扮演政治指导员，那么我的多重角色早晚有一天得乱他个稀里哗啦。
我记得那本险些被我丢进厕所小书架的禅宗书里举过这样的例子：当你把一只手拍响时会发出什么声音？你出生之前长得是什么样？一个女孩穿过街道，她是姐姐还是妹妹？假若你长久思索这些相互矛盾的问题，最终你会发现这里实际上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不过是一些带着假象的词语的混乱，生活本身却简单得多，这些问题不存在。
我很想告诉她这个道理，从生活本身去想问题，别在那些个“观念”上绕来绕去。但我知道，感悟是不能教的，就像经验只有自己去碰南墙才获得一样。所以，我什么也没再说。我理解她，她的痛苦不比那位总想把双脚扛在肩上而拯救人类的“天才”轻。
我把饭碗交给守在楼道门口的护士后，就往公共休息室走去。我不想再回到病房继续探讨“观念”问题，更不愿扮演“红衣主教”。我只想去公共休息室，在那儿也许能拣点什么真正轻松的笑话，我现在就想听真正轻松的笑话，不是那种严肃幽默，更不是那种严重得死去活来的哲学命题。我真搞不懂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毅力，硬是把四年的哲学专业读完了。我现在简直回忆不起来当年任何一位哲学老师说过任何一句能真正点拨我生命的话。我非常敬重我当年的那些老师们，所以我常常去回忆他们的话，想解开我生命中的问题。
一直到有一天，我从一本通俗的小册里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金黄色的太阳洒在台阶上。一个小男孩坐在那儿望着遥远的天边发呆。他的小眉头紧紧锁着，一只手托在下巴颏上，他对自己说：“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正好这时有一个哲学家从他面前经过。哲学家听到这句话急急忙忙逃回自己的书房，把所有的书全部藏了起来。哲学家也对自己说：“我不敢面对最简单的问题。”
我那天看了这个小故事后，就不再回想我的哲学老师们曾经说过的指导人生意义的话了。
我这会儿就想去公共休息室听点轻松的笑话。我在楼道里闲闲地走，公共休息室在大楼的另一端。实际上我更想把这无人的楼道拉长，我一个人独自享用。
记得，我十八岁中学毕业离开“不穿鞋的隐士”那天，我也是在像现在这样的长长的楼道里徘徊，一边走我一边给这位令我爱慕的老师写诗，那是我这辈子惟一写过的一首诗：
最后一次，让我
远远地接过
你掌心里的温热
然后，我就离开
走出你那，遮挡
视线的睫毛林
请不要送行，不要
和我冰冷的双手把握
不要遥远地守望
让我们背立于晚风中
背对目光与目光的反射
把那条寂寞的小路拉长
留我一人享用
如果，在一个
秋天清澈的早晨
你突然醒悟
那么，请沿这条小路
走向那爬满青苔的石阶
季节不会带走
旧日的歌
如果，永远是
黄昏等到夜晚
夜晚等到黎明
那么，我将在荆棘中
昂起头颅
以一种顽韧
以一种沉默
像枯柏
挺拔于山坡
让一去不返的山风
凝固成大理石的我
记得，我当时在学校的楼道里被自己的诗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从小就特别会自己给自己制造气氛，自己把自己感动得要命。那天，我把诗撕碎了，从楼道的窗口扬向蓝天，像电影里真正失恋的情人那样。我一路哭着回了家。用我母亲常爱使用的那句话叫做：“我无比沉重的哭泣”。我甚至没有勇气去和“不穿鞋的隐士”告一下别。
我觉得我那时真是可爱极了，我一个人又写诗又失恋，把自己折腾得神魂颠倒。可人家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这会儿，我又是一个人在楼道里走，我就想起了那首诗。可是，十八岁的那漫长的楼道已经再也没有了。我走在二十四岁精神病医院的楼道里，没有了诗。我尽量走得缓慢，尽量把独处的时间拉长。我想怀念一下我的过去。
可是，我刚刚走到楼梯处，就撞见那对同性恋倚在墙角搂搂抱抱，又是亲又是泪。憔悴人哼哼叽叽，说着“永远不分离”。铁丝头也转着“海枯石烂”、“日日夜夜”、“无尽相思”之类的词儿。我一听差点坐在地上。我乘还不至于坐在地上的当儿，就赶紧走开了。
我还没走几步，就被音乐治疗室的那个歪戴着白帽子的男护士拽进屋里去。
“为了你的《F大调浪漫曲》我在资料室蹲了一天，才算找到。”
“太谢谢了！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想再听什么《F大调浪漫曲》了。”
“那么，我们就跳个舞吧。”
我还没来得及想想我是不是有心思跳舞，他就一只手揽住我的腰，另一只手握住我的手。
“你的手真凉！”他说。
我见过这样的男人。他一跟你握手就没完没了感觉你手里的温度，然后就握着不放。我知道有的男人有这个习惯，但我并不都反感。假若我不讨厌这个人。
他一边说着我的手的温度，一边带我跳起了探戈。他的一只手在我的后腰上不住地做小动作，我假装没感觉跟着他跳。我觉得他真是个可爱的傻小子。他随着节奏，把头一下一下摆成九十度角，一丝不苟，严重得不行。
跳到最后一声音乐结束时，他故意把我往他身上一拉，我顺势就贴在他身上。我甚至在他的傻肩膀上亲了一下。
他说了许多声“没跟你跳够”。
我知道他同样会对许多女人说这句话，可我并不反感，我冲他笑了一下。他的确是那种会讨所有女人喜欢的傻小子。
“我从此……”他的话说着半截我就走出屋关上了音乐治疗室的门，把他的后半截话留在屋子里。
“从此”这个词在我心里跟“永远”一样滑稽而不存在。
我出了门继续朝公共休息室走去，那儿也许会有什么真正的笑话，说不定。
走廊里很静，很寂寞。我脚底下的踏踏声显得格外响亮。我忽然感到有点害怕，怕什么我也说不清。我走几步一回头，前瞻后顾地往前走。也许，我是怕有个躁狂症扑出来抓住我。
我总有这个毛病，喜欢远远地离开人群，可要是离开得太远而陷入绝对的孤独的时候，我的神经又敏感脆弱得承受不住。
公共休息室里热热闹闹，大家忙着吸烟、看电视，说说笑笑，哭哭闹闹。我刚刚迈进屋门，那位总用枕巾包住脑袋的女人一下子就蹿起来，把我拽到她身边。
“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聊聊，不是随便聊聊。”
我往热闹的人群里溜了一眼，想找借口脱身。可是，她根本不在乎我想不想聊，就冲着我，自己跟自己聊起来。
十三
“我不喜欢干理发师的工作。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我很爱我的女儿和丈夫。我不喜欢在那么多陌生人脑袋上修理个没完没了，摸来摸去。
“可是，我不能不去干理发师的工作。我女儿要上大学需要钱。我必须每天完成二十个脑袋的修理工作。后来，我一闻头发味就要吐。我戴上口罩还是闻到一股头发味。回到家或走在街上那头发味仍然跟随我。后来全世界都弥漫起头发味。”
我把耳朵送给她，脑子里却想起玩意和点五来。一想起他们俩，我就觉得我浑身沉得要命，即使脱光衣服，我仍然无法轻装，好像身上挂满石头。
怎么有那么多人麻木不仁呢？当你向一位老友打听一点小事，为了这点小事你给他写了八封信或十八封信，可是就是没有回音。你以为他为了什么事在生你的气或他忙得厉害，没时间回复你。于是，你跑老远的路去找他，你急急切切，出了满身的汗。可是，他乐哈哈悠闲闲接待了你，没事人一样。你提起信，他才猛然想到似的说：信全收到了，可是一放下就又忘了，所以没有回复。然后他用一句话不费吹灰之力就回答了你写了八封或十八封询问的那点小破事。你看着那张对所有的人全麻木了的脸和那张只会啊啊啊地做个狗屁报告的当了官的嘴，你忽然想骂人！可是，你只是粗粗喘了几口气，然后你却和他一样乐呵呵，说了无数声谢谢就离开了。
当你去水果店买橘子，你说：“请您称三斤橘子。”你说了好多遍，可售货员小姐没听见似的聊得热火朝天。终于，她狠狠瞪了你一眼，潦潦草草称了一点橘子，像倒垃圾似的扣在你的书包里。你觉得分量不够，但你没有根据。回到家，你拿出弹簧秤一称，三斤橘子才给了你一斤二两，你回去找她，她说你路上偷偷吃了一斤八两，她甚至要去叫治安警察把你带走。你只好把那一斤二两橘子拿回家当做三斤去吃。你对自己说了声活该……
玩意和点五就不会冲那张当了官的大肉脸微笑还说谢谢；玩意和点五就不会把那一斤二两橘子当做三斤带回家，宁可让警察带走。
“有一天，我给顾客剪着半截头发，那一缕一缕的黑发哗哗地往下掉。我忽然觉得掉下来的头发全是我自己的。我抬头望了一下镜子，果然，我的头发一下子秃了好多。我拔腿就往家跑。
“我不敢再走平时上班走的大路，我捂着脑袋穿小巷绕来绕去。见到熟人我就害怕，因为我就要秃了，难看死了。全世界都看见我了。我跑呀跑，头晕又恶心。正好路过一个药店，我就进去买药。我站在柜台前排队。可是，我一眼看见我前边的一个男人头顶上有块碗大的秃疤。我轰的一阵眩晕，拔腿又跑。我的脑袋就快成为那个秃疤了。天哪，我怎么办？怎么办？
“没人理解我的痛苦，没人理解。我讨厌我的工作！我每天都在剪别人的头发，可是一缕一缕掉下来的全是我自己的。”她哭起来。
我抬头看了看她的头发。她用枕巾使劲捂着，但我还是看得见。她的头发虽然说不上“又黑又亮”，但的确很密很多。
我告诉她：“你纯粹是胡思乱想，你的头发太好了。”
“不，不，马上就要秃了。每天都哗哗地往下掉。”
我说即使哪辈子秃了也没什么。美国就有一个“秃头协会”，专门吸收年轻的男、女秃子。他们说秃子的天敌就是假发，他们无比自豪与快乐地向全世界宣扬他们是天生的幽默大师。
“我在小路上东逃西窜，不敢回家。可是，不知为什么，那天总遇到熟人，全是我理发时结识的顾客，他们冲我狞笑，我抱着头无地自容。我想，电影院里黑暗，大家都忙着看电影，不会有人注意我的头发。于是，我买了张票就钻进电影院。银幕上正演一个老绅士向一个金发少女求婚，好像是英国片子，那少女长发披肩，娇柔妩媚。看着她，我自卑极了。后来，他们俩一起走进了一个公寓，那少女迅速地投入老绅士的怀抱。他把她抱上床，解她的衣扣，她的神态我没注意，因为我一直盯住她的头发看。正在这时，那老绅士脱掉了帽子。天哪！他头上依稀可数的几根黄发，光秃秃的白头皮袒露在头顶。我抱着头就蹿出了电影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