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旁白】
和记者简单对话后，于世来沉默了一会，慢慢开始了他的回忆。
【于世来自述】
我是一个和足球有缘的人。
1994年6月的一天，我来到了这个世界，降生在四川省一个小镇上的小医院里。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球迷父亲正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和几个老乡一起，挤在一个破旧的黑白电视机前面，津津有味地看着德国和玻利维亚的比赛（94年美国世界杯揭幕战）。
由于我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多月出生，我父亲毫不知情。那时候只有大老板才有手机，父亲甚至连BB机（当时流行的一种传呼工具）也没有，直到第二天，外公打电话到父亲上班的工厂里，他才知道自己有了儿子。
父亲赶紧请了假，坐了两天火车，又坐了半天汽车，总算赶到了家。他一回来就把我抱在了怀里，脸上乐开了花。虽然我已经有了个姐姐，可那时候在我家乡的农村，人们的观念还很落后，女娃儿是没用的，只有男娃儿才能继承香火。
父亲算了一下时间，发现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刻，在大洋的那一边，美国世界杯揭幕战的哨音正好吹响。“这小子是为了世界杯来的。”父亲后来这么说。于是给我起了大名：于世来。“世界杯的时候来的”，球迷父亲这样解释我的名字。
【记者旁白】
94年美国世界杯，是全世界球迷的节日，而对于中国球迷来说，这一年还有另一件大事，那就是万众期盼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终于热热闹闹地登场了。当王副主席宣布甲A联赛正式开始时，成都体育中心一片欢腾。这一年的中国，开始有了不少足球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于世来开始了他的人生。
【于世来自述】
转眼到了第二年，父亲把母亲和我接到了广州，从那时开始，我成了一个“广州人”。我的姐姐则是继续留在老家上小学，和爷爷一起生活。
那时候，父亲已经不打工了，他在广州的石牌村摆起了水果摊。
说起石牌村，广州人都知道，她曾是广州有名的城中村，如今已经拆迁了，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正在热火朝天地盖着摩天大楼。而在1995年，这里却是另外一番风景。
当时的石牌村，和冼村、猎德村、杨箕村等等，都是广州外来人口的聚集地，村里面的出租屋里住满了来穗谋生的外地人。一批又一批的人来了又走了，有的人在这里打拼几年后就回家了，也有的人赚了些钱，在广州买了房，扎下了根，成了新广州人。这里，给了很多刚到广州的外地人一个落脚的地方，对于他们而言，在最初那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这些城中村里的出租屋，就成了他们一个个温暖的窝。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会在昏暗的灯光下，慢慢抚平自己白天所受的辛劳和委屈，养足精神，坚定信心，明天再去奋斗。
我们一家就租住在石牌村里。每天一大早，父亲就去水果批发市场进货，然后拉到北面村口的公交车站旁边叫卖，这个车站叫岗顶，附近人流量很大，我们的生意还不错，尤其是下班的时候，那些白天在外面上班干活的打工族，就会一拨一拨地挤着公交车回来，很多人一下车，就顺便买点水果回去吃，特别是那些女孩子，一买就是一大袋。每到这个时候，我的父母就忙得不亦乐乎。
卖水果虽然辛苦，但收入还不错，我们的生活也还算安定。日子既然安定了，父亲就不会忘了看球。
1995年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甲A联赛如火如荼。为了能看球赛，我们家省吃减用买了一台旧电视，就是这台旧电视，成了球迷父亲的精神寄托。
有时侯，父亲也会买张球票，去省体育场看球。那年广东队踢得不错，但父亲主要是想去看看马儿，那是他喜爱的球员。看着场上欢腾的马儿，父亲心情很复杂，马儿如鱼得水，但在我们的老家，情况却很危急，那里正在进行着成都保卫战。
【记者旁白】
一个人，从小在哪里长大，就会把哪里当成自己的家。石牌村的出租屋，就成了于世来的家。而对于四川老家的了解，都是后来从母亲那里听说的，于世来自己没有任何印象。他所能回忆起的最初儿时记忆，就是石牌狭窄的巷子，还有父母的水果摊。
【于世来自述】
上学之前，我没有上过幼儿园，而是每天跟在父母的水果摊旁边。父母忙着做生意，没空理我，我就自己玩自己的，一个人自得其乐。我这个农村来的孩子，对农村一点也不了解，却对城市非常熟悉，我从小就在熙攘的人群中长大，看贯了高楼大厦和川流的汽车。
在广州，像我这样没见过农村的农民后代有很多。我们这一代，正赶上城市化的大潮，我们跟着大人离开了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来到城市谋生，并很快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我们适应了这里的喧嚣，却淡忘了家乡的宁静。
在我懵懂的儿时记忆中，记得大街上有这样的情景：远处一辆小车飞快地开过来，没等车停稳，我的父母，还有旁边卖羊肉串的、卖大饼的、卖光盘的、卖裤衩的……所有摆摊的，就都会飞快地收拾起摆卖的摊子，推起他们的三轮车，迅速地撤回石牌村，躲进隐蔽的巷子里。
过了一会，大家探头探脑地在巷口观望，当看到那些从车里下来的穿灰衣服的人走了，我们便会小心翼翼地出来，继续我们的公平买卖。不大会的工夫，就又是一片生意兴隆的景象了。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些人现在叫城管。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一天，我们被城管抓了。
那天，生意实在太好了，好几个人都拎着挑好的水果等着称，这时候城管来了，父亲犹豫了一下，就没有逃脱，他的三轮车和那一车水果都被收走了，我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果摊。
那天回到家里，父亲一直阴沉着脸，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沉默不语。
第二天，他终于决定要结束这种“走鬼”生涯。其实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长期猫捉老鼠的日子已经让他厌烦，他决心要做一份有尊严的工作。
我的父亲思来想去，他觉得那些城管之所以能够耀武扬威，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那套制服。城管的制服父亲是穿不了的，不过，有一种制服看上去也差不多——那就是保安的制服。
父亲于是去找李红军。李红军是我们邻村的老乡，在一个小区当保安队长。
在广州以及整个珠三角，都有很多勤劳苦干的四川人，他们在这里打工、生活，有了什么困难，往往会互相找老乡帮忙。经过李红军的介绍，我父亲如愿以尝成为了一名保安。
从那以后如果遇到城管，他就再也不用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