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让近百万群众搬出家园，这可是一代人为了国家建设作出的沉重奉献。”
·邓小平提议：“一定要妥善安置三峡移民……要有意识地在这个地区多搞些项目。”
·江泽民说：“要有具体的规划，还要及早制定比较系统的法律规定，在水库区加强对干部、农民包括工人群众的宣传教育。”
毛泽东说不能亏待移民
1953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考察长江，他把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请进自己的船舱，详细地询问了长江流域的治理规划，探讨了治水大计。
传说大禹在长江治水，虽然哺育了沿江两岸的世代子孙，但也给中下游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自汉代到清末的两千多年间，长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泛滥一次。
1860年和1870年，长江洪水接连两次给富庶的江南带来了灭顶之灾。仅20世纪30年代的两次大洪水，就吞噬了近30万人的生命。
1954年，尽管党领导人民与长江洪水进行了艰苦的搏斗，但这年还是有3万人被无情的洪水夺去了生命，京广铁路也因洪水而瘫痪百日。
此后，毛泽东决心要把三峡工程推上议事日程，并为此照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求派专家来华帮助修建三峡工程。
1956年6月，毛泽东挥笔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这是毛泽东心中三峡建坝的肯定性结论。
1958年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成都会议之后。毛泽东来到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进行实地考察。
3月29日清晨，毛泽东乘“江峡”号轮船从重庆启航东下。
下午，轮船停靠万县港，在三楼船尾半椭圆形大舱里，有关领导把当地一位干部带进来，引见给毛泽东：“主席！这位是万县地委书记。”
毛泽东十分客气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招呼来客。
这位干部急忙趋步上前，用双手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地说：“主席，您好！”
毛泽东微笑着让他坐。
这位干部远远地坐着，十分拘谨。
毛泽东打破沉默问：“你姓什么？”
来人回答：“姓燕，叫汉民。”
“《百家姓》中‘边扈燕冀’的‘燕’？”
燕汉民回答：“对！”
毛泽东又风趣地问：“不是少数民族是汉民？”
燕汉民笑着回答：“地地道道的汉民。”
毛泽东接着问：“你为什么姓‘燕’，知不知道？”
看来，毛泽东给他出了个难题。
燕汉民虽有高中文化程度，但从来都未考证过自家姓氏的来历，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为什么姓燕。”
毛泽东简单讲了“燕”姓的来历：“燕”是以国为姓。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燕，便将“咭”姓、“姬”姓都改成姓“燕”。
毛泽东接着说：“你是周王朝的后裔，正统的华夏人氏，绝不是少数民族，的的确确是汉民！”
毛泽东的风趣幽默，使燕汉民完全消除了拘谨，忙从身边拿出两样礼物呈献给毛泽东。
燕汉民先把一盏空气电池灯放桌上：“毛主席，这盏空气电池灯，是我们万县电池厂工人鼓干劲争上游的成果，特别托我代他们敬献给您。”
毛泽东拿起空气电池灯，高兴地询问它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后对燕汉民说：“工人的干劲一定要多多鼓励，创造才能一定要好好珍惜。”
燕汉民又拿出几听果酱罐头，说明这是万县罐头厂工人送给毛主席尝鲜的。
毛泽东问身边的人，是否有可以品尝新产品这个规定？
大家笑着说：“有！”
于是，毛泽东高兴地吩咐打开果酱罐头，请陪同他考察三峡的中共四川、湖北、上海三省市第一书记李井泉、王任重等一起品尝。
三峡地区由于水土湿润，日照充足，是驰名全国的水果之乡，果酱更是鲜美异常。
毛泽东尝了果酱，说道：“好！”
在座的人们品尝后，也一致称赞不错。
随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在驾驶室观察了三峡的地形和河势，对身旁的船长李吉成、莫家瑞，大副杨大福及女三副石若仪和18岁的舵工贺理富等说：“假如我学驾驶，一定要学会驶过三峡这段航程。”
毛泽东接着又说：“看来有些航道仍然不好。在三峡修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不赞成？”
船员们齐声说：“太赞成了！在三峡东头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方便了。”
在船上，毛泽东曾就三峡大坝的事问过四川省副省长任白戈和燕汉民：“你们都是三峡地区的父母官，要在三峡修个大坝，既防洪又发电还养鱼，好不好？”
任白戈等都说：“好是好，但要真的把大坝修起来，就是淹没的土地多了点。”
毛泽东笑着追问一句：“淹了土地，少吃点粮食，多吃一点鱼，好不好？”
任白戈说：“多吃鱼那当然比多吃粮食好，只是那么多的移民只怕还没吃到鱼就没粮吃了。”
燕汉民提出：“淹没了大片土地后，如何大量安置移民，这是个大问题呵！”
燕汉民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一问题有深切体会。几年前，重庆市长寿县狮子滩修大水电站，移民到万县地区梁平县，遗留下生产、生活上的种种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好。
毛泽东陷入沉思，他似乎对这一问题考虑得很深很远，然后慢慢地说：“是呀！让近百万群众搬出家园，这可是一代人为了国家建设作出的沉重奉献。大批的移民得生产，得穿衣吃饭，他们的子女得受教育，这些事，今后总得要妥善安排喽！”
江峡轮驶过滩多水急的西陵峡中新滩、泄滩和崆岭滩后，江面豁然开朗，再往前驶，突然出现一座绿荫覆盖的船形小岛。
这就是拟选为三峡工程坝址的中堡岛。此时已到30日傍晚。轮船调头减速，平稳地浮在江中……
毛泽东站在船尾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仔细察看这座神奇的小岛。
毛泽东边看边对身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诙谐地说：“喂！长江王！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
毛泽东一直在提醒陪同前来的专家们，他说：
移民问题要妥善解决，库区人民做出了牺牲，不要亏待他们。
毛泽东当时心情是相当沉重和复杂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他对三峡工程慎之又慎，迟迟不肯决定上马。
当时，中国除了积极主张工程上马的林一山之外，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作为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在长达数十年的三峡论战中，始终与林一山针锋相对。而在诸多分歧中，李锐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移民问题。
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李锐上书毛泽东说：
如果按坝高200米的方案来修建三峡水库，估计移民就至少有105万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
建设较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取得相当的水利和电力效益的同时，一般都会有相应的淹、占损失和随之而来的移民问题。
像三峡这样举世无双的特大型工程更是如此。它有着巨大的综合效益，但同时也将带来相应的淹没损失和艰巨的移民搬迁任务。
三峡移民具有相当大的艰巨性。首先三峡水库库区淹没涉及范围之广、移民人数之多，迁建任务之重，都是我国建库史上所罕见的。
如果考虑到三峡工程从开工到建成期间的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及城镇迁建征地等多种因素，规划最终需要搬迁安置的人口约为113万多人。
另外，三峡库区人多耕地少，人均耕地仅1.1亩，水利设施差，抗灾能力弱，粮食产量不高，人均粮食产量仅350公斤左右。
该区域又是老、少、山、边、穷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属于穷困地区，多数县靠吃财政补贴。这些也是安置移民的不利因素。
而且，库区教育不发达，科技知识水平不高，信息闭塞，人才奇缺，这种状况，更增加了移民安置的难度。
最后还有一点，三峡移民还有个心理因素。由于过去有些水库移民没有安置好，给社会上一些人造成“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惧心理，一提到移民就顾虑重重，感到是个无底洞。
他们对过去给移民留下的后遗症的原因，缺乏具体分析，对三峡的有利条件和其他水库的许多不同点，不了解情况。这种心理状况，也给三峡移民带一定障碍。
1958年，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
毛泽东在这份意见稿上批了8个字：
积极准备，充分可靠。
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不远千里亲自到三峡工程坝区进行考察。
当时，在“江峡”轮上的毛泽东，久久地从望远镜中观察着中堡岛。
毛泽东看到，中堡岛成船形，面积约15万平方米，将汹涌澎湃的长江一分为二：小江在南宽约200米，大江在北宽约1000米。离南岸约1公里远有茅坪、三斗坪两个小镇，位于中堡岛的上下两方。
林一山向毛泽东汇报说：“将来三峡大坝的中轴线，就从这座小岛横穿而过。这神奇的岛上，将耸立起一座巨型水利枢纽。”
毛泽东满面笑容，又倾听身边其他专家继续介绍：“中堡岛三峡大坝，是执行我们提出的美人沱筑坝方案，这是对1944年美国专家萨凡奇提出，前不久又经苏联专家认可的南津关筑坝方案的修订。周总理亲自考察过南津关，肯定了我国专家的意见，那里是喀斯特石灰岩地区，要建大水坝是犯了大忌，而三斗坪地区却是花岗石，正好建大水坝。”
毛泽东频频点头，称赞中国专家有志气。
林一山接着说：“在中堡岛建大水坝有其特有的天然优势，可利用大江、小江的有利地理条件，分两期施工，大江截流也不必另辟溢洪道。”
毛泽东越听越高兴。
毛泽东这次考察长江三峡，雄伟壮丽的景色和优美动人的传说，已使他心旷神怡，现在又亲自考察了中堡岛得天独厚的地质地貌条件，更增添了他对修建三峡大坝的信心。
毛泽东握起拳头，在船舷栏杆上重重地捶了一下：决心下定了。
“江峡”轮继续东下，从开阔的三斗坪宽谷驶入水急江窄的西陵峡东段。
不一会儿，轮船驶出三峡出口南津关，江面由300多米展宽到2000多米，视线豁然开朗，眼前左岸就是宜昌城。
轮船驶经江中一座小岛“葛洲坝”，这里就是三峡工程梯级开发的附坝坝址。
毛泽东在宜昌港作短暂停留后，31日，接见宜昌地市委负责人后，继续东下，结束了三峡之行。
邓小平说妥善安置移民
1980年7月，邓小平视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并向技术人员了解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情况。
邓小平从朝天门码头登上了长江“东方红32号”轮。一路上，从防洪到长江流域的生态问题，从航运到三峡库区移民的安置困难，从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到三峡工程的社会影响，邓小平都无不关心备至。
11日晚，轮船停泊万县。邓小平问起鄂西资源情况。
国务院长江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魏廷铮说：“鄂西铁矿储量很大，分布在宜昌、恩施两个地区，经冶金部门长期研究，准备开采。但也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地下开采难度大，二是矿石含磷较多，三是交通运输比较困难。”
邓小平问：“矿石的品位如何？开采和选矿技术能不能解决？”
魏廷铮说：“含铁量约为30％至40％。地下开采和选矿问题，采用先进技术可以解决。”
邓小平接着问：“那么运输问题呢？川汉铁路选了哪几条线？”
魏廷铮详细汇报了川汉铁路选线的南、中、北3个方案。
讲的过程中，魏廷铮一步步把话题引到三峡工程上来：“现在长江沿岸大型钢铁企业从国外进口铁矿，从长远看是不合理的，应当积极建设鄂西铁矿基地。另外，川东巫山、鄂西北郧阳也有大型或较大型铁矿……”
魏廷铮见小平同志听得很感兴趣，索性放开来讲：“三峡及其以上长江河谷地区，500米高程以下适于种植柑桔。鄂西地区最为丰富的是长江水利资源，开发长江水利资源可以兴利除害。”
邓小平马上听出了魏廷铮的弦外之音，他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你的意思，是要修建三峡大坝。”
湖北是产棉区，挺进大别山时已经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谈到这里，主动把话题引到三峡问题上。
邓小平说：“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还有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魏廷铮答道：“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计算，比原来河道水面只增加1000多平方公里，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最重要的论据是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修起来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料相对减少了一点。”
邓小平说：“噢，是这么回事啊！”
魏廷铮接着说：“三峡的水量比丹江口大十几倍，库容量只比丹江口大一倍多。因此，对环境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邓小平点点头，他认为魏廷铮说的有道理。
船走到江流湍急处，邓小平抬头观察船行情况，看到滩多流急，航行困难。
邓小平对魏廷铮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早，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
船过奉节，入夔门，进入瞿塘峡。
邓小平到船尾看瞿塘峡进口。他说：“诗中说‘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岩间，阔狭容一苇。’瞿塘峡，是长江三峡的第一峡，峡口雄冠天下，有川东咽喉之称。”
峡道全长8公里，在三峡中最短、最狭，而气势和景色最为雄奇壮观。
邓小平问：“在这里选过坝址没有？”
魏廷铮回答：“这里在三峡上口，水深流急，地质条件不好，而且整个三峡河段是水能比较集中的，如不加以利用，只在上口建坝，要得到同等防洪发电效果，则对四川会造成更大的淹没损失。”
魏廷铮又介绍了当时坝址的地质情况。
邓小平问：“你们不是有两个比较坝址吗？”
魏廷铮答道：“现在剩下太平溪和三斗坪两个比较坝址，相距7公里，都在宜昌县境内，坝址条件都很好，适于建高坝。”
邓小平对三峡的兴趣越来越浓。午休以后刚到14时，他就让邓楠将魏廷铮找去，单独谈。
邓小平接着上午的话题，详细询问两个坝址的情况。
魏廷铮说：“两个坝址都是好坝址，各有优缺点。选择哪一个都可以。太平溪坝址在上游，河谷相对较窄，土石方开挖较多，混凝土工程量较少；三斗坪坝址混凝土工程量较大，但在施工导流方面简便一些。”
邓小平又详细询问了投资、工期、发电、航运等问题。
邓小平问：“100万千瓦的机组，国内能不能制造？”
魏廷铮答：“美国爱利斯·查谟公司董事长给您写的那封信，转给了我们。他们表示愿意承制三峡100万千瓦的机组。一机部沈鸿副部长表示，100万机组可以造，也可以和美国人合作，共同设计，在我们工厂造。”
邓小平肯定说：“这是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行。”
邓小平又问：“围堰发电六年半开始受益，是否1981年开工，1987年即可以发电？”
魏廷铮回答：“是这样的。全部建成16年，就到了1996年，年发电量1100亿度，接近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总量。以每度六分计，可收入66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邓小平说：“利益很大，要进一步好好讨论。”
船过三斗坪坝址，邓小平站在江轮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久久地凝望着这座船形的小岛。
到了葛洲坝工地，邓小平的情绪更加高涨，沿途向正在施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频频招手致意。
邓小平看了正在施工的葛洲坝，后来又看了已经发挥重大经济效益的丹江口工程，坚定了他上三峡工程的决心。
三峡工程移民问题，是三峡工程决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从20世纪50年代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湖北省提议建设三峡工程，当时有3个方案，即正常蓄水位200米或者195米或者190米。
四川省坚决反对，原因之一就是涉及四川省的移民太多。后来水利部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据说有相似的防洪效益，发电量略少一些，但最大的优点就是移民人数大为减少，最多只有50万。
1980年7月，邓小平回四川探亲，然后从重庆坐船途径三峡地区，在船上，邓小平听取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报告。
船到武汉之后，邓小平立即把胡耀邦、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召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开会讨论三峡工程。一个月后，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三峡工程，决定由科委、建委组织水利、电力等部门专家进行论证。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在20年内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在谈到兴建三峡工程时，邓小平表态说：
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15号文件，决定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研究。
当时，为解决三峡移民的安置问题，邓小平提议：
一定要妥善安置三峡移民……要有意识地在这个地区多搞些项目。
1986年3月，邓小平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说：
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
1992年3月16日，李鹏代表国务院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报告，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
根据批准的议案，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大坝顶高高程海拔185米，移民总人数113万。
2006年10月中旬，三峡工程将蓄水至海拔156米，这比邓小平赞成的150米低坝方案，只高出了6米。
到9月25日，三峡工程已经完成移民123万，其中，湖北省已搬迁移民25万，重庆市98万。
江泽民指示开发性移民
1989年7月21日，江泽民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二十六天，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三峡，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三峡大坝坝址，察看荆江大堤。
在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江泽民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
到了武汉，江泽民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
4天时间，江泽民边看边听边问，从三峡工程的效益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了解得非常具体。
这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江泽民的决心：
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理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为现实。
1992年2月2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决定将这个议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通过了蓄水位为175米的新方案。
江泽民说：“这个大工程，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各方面专家反复研究论证，我们多次听取不同意见，最后才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
专家们通过调查统计，他们提出了中肯的见解。
专家们说：“在三峡工程移民人数中，城镇人口占移民总人数的一半以上，高于农业人口。城镇迁建后，居民仍旧从事原有的职业，对土地需求小。”
“城镇新迁地址选择，经过多年的调查和比较，基本选定在高182米以上，有足够的规划用地，有稳定的地质条件，有良好的建港条件，便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为今后的发展留有余地。”
在库区农业人口移民中，专家们提出：
离土不离乡，就近移迁。进厂不进城，开发性移民。
把移民安置与库区治理开发结合起来，同时利用当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以达到区域性经济发展和移民长治久安的目的。
在移民费用投资方面，按三峡工程移民专家组的方案：闸区移民拟用20年全部完成。在移民安置费中，农村人均6045元，城市人均8500元，县城人均7500元，集镇人均5000元。
长江三峡工程移民专题论证专家组组长、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局长张岳说：“我们以4年时间作为移民的前期工作，用12年时间迁完160米以下的移民，再以4年的时间迁160至175米之间的移民。”
“按此计划并逐县分年平衡，每县市年迁移人数最多不超过8000人，年投资在前12年最少每年1.5亿元，最多4.5亿元。后8年内投资为7.61到9亿元。移民投资的高峰，是在大坝围堰发电以后。”
江泽民说：
这次在方针上，一定要坚持开发性移民；而且已经在试点，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大原则通过以后，要有具体的规划，还要及早制定比较系统的法律规定，在水库区加强对干部、农民包括工人群众的宣传教育。
1992年11月15日，李鹏总理专程到湖北省秭归县水田坝乡李家坡村考察“开发性移民”试点情况。
那几年深深体味到改革甜头的桔农郭启芳听到消息后，从自家桔园里精心挑选了14个金灿灿的大脐橙，并手写了情真意切的这句话，从几十公里远的郭家坡村赶到县委机关，请工作人员转送给李鹏总理。
郭启芳在捎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字条上写道：
改革开放富桔乡，科技致富感谢党！
这充分代表了库区移民的心声。
早在三峡工程开工之前，江泽民和李鹏就对三峡库区的移民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他们都特别指示：
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是移民。
1994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江泽民就来到川、鄂两省的水库移民区进行考察。
一路上，江泽民多次强调：
这样大量的移民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在组织上一定要把工作做得非常细。
移民工作必须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分省负责，县为基础，这样才能做好。
库区的经济开发，要有一个长远的科学规划，分步前进。
李鹏、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深入到三峡库区移民家中，问寒问暖，并亲自牵线搭桥，对这项改革的实施作了周密部署。
国务委员陈俊生说：
要从高度出发，坚持开发性移民方针，采取综合投入，综合措施，综合治理，把库区移民开发与地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工业开发、农业开发、扶贫开发、对外开放结合起来，中央与地方紧密配合，把库区建设成为最繁荣地区。
改革，意味着风险；改革，也孕育着生机。
“边移民、边开发、边致富”，开发性移民改革，一举跨越风险，在世界移民史上具有开创性。
江泽民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三峡工程问题上的思想，带领全国人民胜利地实现了工程上马，并按预期目标顺利进行。
三峡工程特别是在百万移民工程中，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这是破解“世界级难题”最根本的精神武器和行动指南。
这一措施为三峡工程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也使三峡工程改革的全方位推进有了良好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