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小人”的概念也不是特指某个阶级，这同我们的“阶级论者”认为孔子的“小人”是指劳动者的偏见完全不一样。孔子曾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周”就是为人能够合群，所谓“比”就是拉帮结派。拉帮结派者不一定指劳动者，在上层人士中更为严重，在这里，我们看到“小人”泛指一切不合群而结党营私之徒。有些人抓住孔子批评樊迟学农民为“小人”的记载，断定孔子把农民看成“小人”，这是一个非常蹩脚的推理。孔子希望他的弟子博学多才，不希望他们停止学业，当一个无文化的农民。当时是学在官府，务农者缺乏文化知识。如果没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就难以成为君子。有人还认为孔子把女人看成“小人”，他的根据是孔子对门徒说过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显然不是断定孔子认为女人是“小人”，他只是把女人的困境与“小人”困境相比较，认为这两种人在教育与扶养方面有很大的难度。女人在封建社会受到歧视，要培养教育她们成为君子存在很多困难，要使他们发挥社会作用困难更大。这似乎就是孔子所说的女人难养的含义。从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孔子的“君子”概念不是一个崇尚统治阶级、贬低劳动人民的概念，而是一个提升人的道德人格的概念。
现在我们来分析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君子”价值观，我们的研究表明孔子的“君子”价值观大体有如下的价值标准。
（1）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孔子认为人的价值追求是“义”而不是“利”。他在《里仁》篇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重“义”的人是君子，重“利”的人是小人。他认为追求富贵是人共有的欲望，但是对富贵的追求应符合道义，如果见“利”忘“义”那就不是一个好人。他主张见“利”思“义”，要把“义”放在第一位。主张把“义”放在第一位就是肯定道德理想高于物质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2）安贫乐道的价值观
孔子认为人的形象的高大不在于富有或贫困，有志于做君子的人不要以贫困、吃穿不好为耻。他高度赞扬颜回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在《雍也》篇中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生活在陋巷，饮食十分简单，但依然乐在其中，孔子称其为圣人。在孔子看来，那些追求崇高理想的人，淡化对物质生活的享受，重视精神状态，保持乐观进取的生活状态，这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是圣人应具备的人生情操。目前，一些人把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同孔子当时的人生价值观相对比，认为孔子安贫乐道的思想是保守的、落后的文化意识。其实，孔子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今天我们倡导人们要致富，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克服小富即安意识，这是今天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思想要求，而孔子面对人们强烈追求物质财富不惜损人利己、祸及国家的情况提出安贫乐道的价值观不能说是无意义的。今天我们在提倡全民致富的形势下，也要提倡艰苦奋斗，引导人们建立对生活的知足感和满意感。人们也不能一味追求财富，否则就会心理失衡，悲观失望。在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约束自己的追求，热爱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安贫乐道何尝不好呢？
（3）利他主义的价值观
孔子特别强调要以“忠恕”的态度对人。所谓“忠”就是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自己要想得动富贵，首先要帮助别人达到富贵，自己要成为有高尚道德人格的人，首先要帮助别人成为这样的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还提了“恕”的要求。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孔子有哪一句话可以终身信仰，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说自己不愿要的，不要施加于别人，要体贴别人，推及别人，不能把困难留给别人，把方便留给自己。“忠恕”的人生观实际就是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它要求在处理人与人后关系上要先人后己，以利他的原则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
（4）道高于死的价值观
在孔子看来世界上最高尚的是仁义道德，世界上最恐怖的不是死亡而是失道。孔子继承了叔孙豹的“三不朽”思想，认为人的最大价值是对社会的贡献和对历史的长远影响。他既重视人对现实的贡献，又重视人死后的影响。他曾举例说，齐景公有马千驷，但是他死后没有值得人称赞的地方，因为他的德行不高尚。伯夷、叔齐虽饿死在寿阳山，但因为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受到世人的高度评价，成为永垂不朽的人物。
孔子把追求仁道看得比什么都高尚，认为唯道而死才有重大价值。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早晨悟了大道，晚上死去也心安理得。他提出了杀身成仁的道德信念，要求人为了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某种理想要不怕死亡的威胁，敢于以身殉职，杀身而成仁。他要求人们终生奋斗，死而后已。
（5）孝为人本的价值观
前面已说过孔子把“孝”作为“仁”的重要内容，他又从价值观上指出“孝”是人的根本，“孝”是人生价值的第一要务。孔子曾说：“孝悌为人之本。”他认为只有达到了孝才能够消除犯上作乱的现象，维持社会的和睦秩序。他又指出由“孝”出发才能够达到爱。“孝”就是要对父母和长辈从生到死都要孝敬，就是要做到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是说“孝”不仅体现在亲人生前要尽孝道，而且要表现在亲人死后要举行哀悼和葬礼，还要在逢年过节祭祀，表示追念祖先。孔子认为“孝”不仅表现在形式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对父母的真诚爱心上。当他的弟子宰戎问他，服孝三年为期太长，改为一年是否合适。孔子的回答是不管三年或一年都要做到对父母的真诚爱心。如果在父母去世后觉得吃美味不觉香，听音乐不学快乐，这样就表现出真心的悲痛，所以“孝”首先要形成对自己心理的教化，表现出内心的孝，这样才能够把“孝”这样的行为推向社会，进而形成民德归厚的社会风貌。
（6）闻过必改的价值观
孔子认为任何人都不是完人，各人有其长各人有其短，要有见贤思齐向人学习的态度。他有一句教诲人谦虚谨慎的话，叫做“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他曾赞孔文子：“不耻于问，敏而好学，是以谓之文也。”他教导人们在学习上要抱诚实态度，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有知”。他特别强调人要“闻过必改，认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就是说有错误不要紧，怕的就是有错不改，这是更大的错。他指出君子和小人的一个界线是：小人文过饰非，而君子则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毫不掩饰自己的错误，而且能自觉改正错误，这样做的结果是人皆仰之。
以上概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儒家的人生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珍贵遗产，两千多年来，规范着人们的道德行为和价值取向。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与孔子生活的时代有巨大差别的新时代，但孔子代表的儒家学派的价值观还有可取之处。当然我们不是崇孔学派，要看到儒家人生价值观的缺陷，要吸收合理的成分，革新他保守过时的成分。
4．用历史的尺子量儒学
我国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人们的共识是儒学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学说，但对这个学说的评价往往出现严重分歧。一些人用现代的尺子衡量孔子及其学派，把儒学思想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认为是封建主义的反动的意识形态。这种评价方式在“五四”运动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为露骨。“五四”运动在思想领域否定儒家思想保守的一面，这是积极的，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人们思想的解放都起了促进作用，但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实际全盘否定了儒家学说。“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运动，运用的尺子和标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不符合“造反有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一切思想言行都看作反动倾向。儒家思想自然被认为是反动透顶的学说。特别是儒家的天命观在“文革”遭到全面的批判和否定。
对孔子学说评价的另外一个极端是用儒家的尺子评儒家，从而得出的结论是儒家思想是人类文化思想的最高峰，是具有终极性的普遍真理，特别是儒家学派的道德观往往被终极化和神圣化。从孔子的孙子子思开始，出现了对孔子及其学派的造神运动。孔子被抬到了上帝的地位。自那以后在全国各地兴起了为孔子修宫殿、庙宇，把儒家思想当作中国人治国兴邦的唯一正统思想，从而排除了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和学术争鸣的必要性。
我们认为用以上两把尺子评价孔子及儒家思想都是极端化的思想方法，用一个哲学术语表达就是行而上学。那些为孔子造神的人，把儒家思想看成了千古不变的绝对真理，看不到任何一个学说都是可变的，有局限性的，有时代特征的，都是相对真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必然要求继承的某种思想理论顺应历史发展变化而更新其内容，同时也必然会出现新时代的新学说，而对儒家学派进行神化的人则把历史看成了凝固的、保守的。董仲舒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概念表述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用现代的尺子衡量儒学的人犯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他们看不到今天是昨天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今天的文明是历史文明的继承和延续。儒家学说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儒家学说凝结了中国人数千年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以及认识人自身发展的智慧结晶。今天的新思想、新文化，不是离开历史优秀文化传统而凭空产生的，是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吸收。如果把今天的思想文化和认识看成一种高不可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意识形态，那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我们觉得评价儒学及其一切历史文化的尺子，应当是历史主义的尺子。这里的历史主义指在评价文化现象和学术流派时，要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分析其产生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思想文化前提。研究这种文化与学说在当时的历史作用，特别分析这种文化与学说对后世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由此出发确定我们对历史上各类文化与思潮的排除和合理的继承。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待孔子，他不是历史罪人，而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伦理学家，同时孔子不是神，而是一个历史人物，孔子是圣贤而不是至圣。现在我们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客观地看待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正反作用。
（1）天命观的二重性
孔子的人生观可以概括为天命观。孔子天命观的消极性表现在听天由命，他看到他的弟子处在病危状态就认为这就是“天弃之”，是无法搭救的。他认为人一旦得罪了天，对一切神灵的祈祷是无用的，所谓“获罪于天，无可祷也”。他会见了卫灵公夫人引起了弟子的不满，他就对天来发誓：“如果做得不对的话，就让天舍弃我吧”，即“天厌之”。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孔子天命观的进步性。孔子认为圣人的道德是天赋予的，是世界的邪恶势力不可摧毁的，有一句话叫“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就是说我的高尚人格是上天赋予的，绝不怕桓其这种人围困的。
孟子更认为任何人都有行使天职的需要。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身份不同，职业不同，但都要勤勤恳恳，加强学习，增长知识，为完成天命而奋斗不息。圣人承担着历史的重任。他有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就是说既然天赋予我们一代君子以重任，我们就应当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来完成这种大任。
儒家学派认为暴君佞臣的行为违背了天命和天意，他们不值得存在，人们反抗、消灭他们才是合理性的。这从替天行道的角度引出人们对浊世的抗争合理性。
（2）重现世轻来世的神鬼观
儒家学派可以说是有神论者，但又是淡神论者。孔子避谈神鬼，重视今世，他强调要关心活人的发展，多谈生存问题，少谈死亡问题。他提出要孝敬祖先，祭祀祖先，认为祭祀的目的在于能使死人享受祭品，而主要要求活人信守孝道，尊敬父母，亲近兄长，关心大家。行孝的目的主要是仁。通过建立“孝”的意识，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看来，不能把儒家的鬼神观说成封建迷信。
（3）以君子、小人为分界的等级观
在儒家学派看来，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人是有高尚修养和智慧的人，也是大公无私的人，所以称为君子；一类人是道德修养差，知识欠缺，唯利是图，这类人可以称为小人。在我国，一些阶级论者为了把孔子描绘为奴隶主的代言人，硬说孔子的君子概念是指剥削者、统治者，小人概念是指工、商、农劳动者。实际上孔子的“君子”和“小人”概念是一种跨阶级分析的抽象概念。在儒家的君子里面既有周公这样的贤良统治者，又有谦虚谨慎的读书人，还有助人为乐的农、工、商劳动者。这在儒家学派的学说中是处处可见的。孔子虽批评小人，要求弟子不做小人，但孔子“仁”的思想核心是爱。爱是普及一切对所有善良者的爱，即“泛爱众”，可见众人里也有值得爱的君子。孟子更不认为凡是统治者都是君子，他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论断。如果认为老百姓都是小人，还有什么“民为贵”呢？如果认为统治者都是君子，为什么要“君为轻”呢？可见君子、小人的概念不完全是维护封建等级的概念，而是做人标准的概念。儒家学派要求人要用君子的意境来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做一个有高尚道德修养、丰富文化知识，献身社会事业的人，要警戒人们不要做文盲，不要做懒汉，不要做唯利是图的人。事实上两千余年来，人们多用君子的概念推崇社会美德和贤良方正，用小人的概念批评庸碌无能、损公肥私、不求进取的人。从这个意义看，君子、小人的概念，对今天社会文明的建设仍具有影响作用和参考价值。
（4）文化兴国的教育观
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崇尚教育。他们的人性学说主张性本善和性相近，但他们认为在后天的经历中会出现人群的分离和对立。一些人仍然是性本善的，而另外一些人则出现了性的由善变恶。儒家学派认为这种后天的分野关键在于是否受过教育，受过何种教育。所以儒家学派把教育看成提升人格的根本途径。孔子主张对一切人都要实行教育，教育对一切人应当是平等的。这就是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既是教育方面的理论家，又是教育实践家，他是中华兴办私学的鼻祖。他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而孔子本人是一个自觉接受教育的典范，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自我解释。他主张向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这就是“三人行，必有吾师”。他十分重视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亲自整理了中国的古典文献，主要是六经，他为中国古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谈孔子的人生观和生死观不得不谈论他的教育观和学习观。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学习和受教育的多寡和好坏。中国人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应始于孔子。
总之，我们在分析儒家学说时要破除陈见，尊重历史，既不能把孔子奉为人间上帝，又不能把儒家学说看成与社会主义完全抵触的意识形态。有人提出在新时期要开展儒学兴国，这种思想显然是悖时的。而另外一些人把儒学看成改革开放的障碍，这是对传统文化及其作用的无知。在今天我们必须坚持以唯物主义历史观评价儒学，吸收其精华，使其变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