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出版之前八个月）
仅一本书，一本书就让我看到一种新的生活正为我敞开大门：那些身家百万的年轻明星所拥有的生活。我从住在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的父母家中搬了出来，找了一套豪华公寓作为安家之所。
“第一章是至关重要的，马库斯，如果读者不喜欢它，就不会再读剩下的部分了。你准备怎样给你的小说开头呢？”
“我不知道，哈里。你认为我有一天会成功吗？”
“怎样算成功？”
“写一本书。”
“确信无疑。”
2008年初，大概就在我因第一部小说成为美国文学界新宠的一年半之后，我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危机当中：在白纸上，我不能再写出半个字来。这病似乎在一夜成名的作家中并不少见。它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早已在我的体内慢慢生根发芽。我的大脑如同中了招一般，一点点地僵住了。刚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我并没有多加注意。我对自己说，灵感明天就会回来的，不然就是后天，再不然就是大后天。但是，时间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地过去了，灵感仍然无法找回。
我好像坠入了地狱一般，在这期间我经历了三个阶段。对于所有让人眩晕的坠落来说，飞速的攀升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我经历的第一阶段。我的第一部小说卖出了200万册，这也让年仅28岁的我一下子跻身成功作家之列。那是2006年的秋天，我的名字在几周内传遍了大街小巷。人们在电视里、报纸上、杂志封面上都能看到我，我的头像甚至还出现在了地铁站的大型广告牌上。即便是东岸各大日报最苛刻的评论家也异口同声地说：年轻的马库斯·戈德曼将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仅一本书，一本书就让我看到一种新的生活正为我敞开大门：那些身家百万的年轻明星所拥有的生活。我从住在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的父母家中搬了出来，找了一套豪华公寓作为安家之所。随后，我把我的三手福特车换成了带有色玻璃窗的崭新黑色路虎。我开始光顾那些高档餐厅，还找了一位文学经纪人帮我安排日程，并开始在我新家的巨大电视屏幕上观看棒球比赛。我在离中央公园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租了一间办公室。知情识趣的秘书黛妮思替我接收邮件，准备咖啡，归类重要文件。
在新书出版之后的头六个月里，我很满足地享受着甜蜜的新生活。早上，我到办公室里看一看那些有关我的文章，读一读每天几十封的读者来信，黛妮思在我看完后会把它们一一归类整理好。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会心满意足地到曼哈顿闲逛一会儿。那儿的人在我走过时总会低声地说些什么。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会充分享受名气赋予我的新权利：购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去麦迪逊花园广场上的贵宾包房里看流浪者队的比赛，和那些我年少时崇拜的歌星一起走红毯，还能和人人觊觎的当红电视剧女主角莉迪亚·戈洛尔约会。我是位有名的作家，我感觉自己从事着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并且深信我的成功会一直持续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出版商和我的经纪人却已经开始让我重新回到工作中来，并催促我进行下一部小说的创作，而我对这些劝说毫不在意，并认定成功会一直伴随着我。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开始意识到快要“变天”了：读者来信越来越少，渐渐没人在大街上认出我来。不久之后，那些还能认得我的路人开始问道：“戈德曼先生，你下一部书的主题是什么？什么时候会出版？”我明白是时候开始重新投入写作了：我随手在纸上记下了一些思路，然后在电脑上写出了一些故事梗概，可最终并没有写出什么好东西来。我也曾想过其他思路和内容，却没有什么起色。于是，我给自己买了一台新电脑，盼望着它能给我带来新的灵感，启发我想出一些精彩的故事脉络，但还是徒劳无功。我开始尝试变换工作方式：让黛妮思帮我记录下我想出的好文字、好句子以及一些不错的小说评论，这样的工作经常会持续到深夜。但是第二天一看，这些文字显得那么乏味不堪，句子变得那么平庸无奇，就连评论也都毫无意义了。于是，我的病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2007年的秋天，我的第一部小说已经出版一年了，而我的下一部小说还一个字都没有写。当已经没有信件需要整理的时候，当在公共场所不再有人认出我的时候，当我的头像海报从百老汇的大书店里消失了的时候，我才明白这种光鲜的生活原来是那么转瞬即逝。它就像一个饥饿的戈尔贡[1]，没有办法喂饱她的人马上会被新人取代。如今，我的关注度正是被那些当红政客、那些最新的真人秀明星，以及那些刚刚崭露头角的摇滚乐队给抢走的。可是，我的第一本书才出版了短短12个月啊！对我来说，这何其短暂，但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却又何其漫长。在这一年当中，仅仅在美国就有100万人出生，100万人死亡，几万人被枪杀，50万人染上了毒瘾，100万人成功变身为百万富翁，1700万人换了新的移动电话，5万人因车祸丧生，200万人因车祸不同程度地受伤。对我而言，这段时间也仅仅是写出了一本书而已。
在出版我的第一部小说时，有权有势的纽约施密特·汉森出版社给了我一笔可观的收入并对我寄予厚望。可是现在，出版人开始揪住我的经纪人道格拉斯·克莱恩不放，克莱恩则转而催促我。他说时间很紧迫，我必须得拿出新小说的底稿了。为了安慰他以及自我安慰，我肯定地对他说，第二本小说进展很好，完全不必担心。事实上，即便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几小时，我面前的纸上也还是一片空白：灵感悄无声息地走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夜里，我一个人在床上难以入眠，幻想不久以后，在伟大的马库斯·戈德曼30岁之前，他就将不复存在。这个念头吓坏了我，于是我决定去度度假，换换脑子。我在迈阿密的一家豪华酒店里住了一个月，美其名曰给自己充电。我暗自以为在棕榈树下的休憩能重新唤醒我的创作天赋，然而佛罗里达之行显然只不过是一次美妙的逃避现实之旅。早在两千年前，哲人塞内卡[2]就经历了同样的困境：无论你逃到哪里，问题都会躲在行李箱里如影随形。这话真是一点不假，我刚从迈阿密机场出来的时候，便有一位好心的古巴行李搬运工跑过来对我说：
“您就是戈德曼先生吧？”
“嗯。”
“这是给您的。”
他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一沓纸。
“这些白纸是给我的？”
“是的，戈德曼先生，您离开纽约的时候不是应该把它们也带上吗？”
就这样，我独自一个人在佛罗里达度过了一个月。我和那些缠着我的“病魔”一起孤零零地被关在了一间套房里，悲愤不已。在我那台没日没夜开着的电脑里，那个我命名为“新小说”的文件一直空着。某个晚上，我在酒店的酒吧里喝酒时，为那里的钢琴师点了一杯“玛格丽特”，就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得了一种在艺术界很常见的疾病。这位钢琴师坐在吧台前，主动和我攀谈起来。他说他一生只写了一首歌，而这首歌风靡一时。巨大的成功使他从此再也写不出其他曲子了。而如今，在不幸和潦倒中，他只能靠为酒店里面的客人们弹奏其他人的成功之作来勉强度日。“曾经我也在全国最大的音乐厅里举办过超大型巡演。”他紧紧揪着我的领口说，“一万人一起高喊我的名字，一些女孩儿直接晕了过去，另外一些女孩儿还向我扔她们的小内裤，感觉真是太棒了！”他像小狗一样舔了舔酒杯边的残余物，接着说道，“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糟糕的是，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一回到纽约之后，病情的第三阶段便拉开了序幕。在我从迈阿密回程的飞机上，我读到了一篇报道一位年轻作家的文章，他刚出的一部小说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我刚抵达守卫者机场，就看到他的大型海报出现在了行李提取大厅里。命运开始嘲笑起我来，很可悲的是，人们不仅忘记了我，而且我正在被其他人所取代。道格拉斯来机场接我，他看上去一副完全不知所措的样子。原来，施密特·汉森出版社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急于确认我的写作是否进展顺利，并希望我很快就能给他们拿出一部新小说的手稿。
“这回坏了，”在用车把我送回曼哈顿时，道格拉斯对我说，“快告诉我，佛罗里达给你带来了很多灵感，你的小说已经写得差不多了！现在大家都在议论着那个家伙……他的书在圣诞节期间肯定会大卖。你呢？马库斯，圣诞节你能拿出什么来？”
“我马上要开始写了！”我叫道，心里却害怕极了，“我能写完，到时候我们在宣传上下点功夫，准能行。大家不是很喜欢我的第一本书吗，他们肯定也会喜欢接下来的这一本。”
“马可，你根本没明白，我们几个月前就应该做这个事情了。这是我们的战略：乘胜追击，讨好读者，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读者想看马库斯·戈德曼的书，可是他自己一个人跑到佛罗里达静养去了，所以，读者们都跑去买其他人的书了。你学过一点经济学吧，马可？书籍现在已经成了可替代产品：人们喜欢看书只是为了放松和得到消遣。如果不是你来给他们写这本书，就会是你的同行，那时也就是你被当作垃圾扔掉的时候了。”
道格拉斯的一番教导让我陷入了无尽的恐慌，于是我以从未有过的姿态投入工作当中去：早上六点就开始写作，不到晚上九点或十点之前绝不停下来。我一整天一整天地在办公室里工作着，在极度绝望中，我不停地写着，遣词造句，堆砌小说的构思。最终，我还是痛苦地发现自己没能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黛妮思开始没日没夜地担心起我的境况来。她显得有些无所事事，因为她再也不用给我做笔录，不用分拣邮件，也不用冲咖啡了。她只能在走廊里不停地踱来踱去。最后，她实在忍不住了，使劲地敲着我的房门。
“求求你了，马库斯，开开门吧！”她带着哭腔说道，“出来看看吧，去公园走走，今天你还什么都没吃呢。”
我没好气地说：“不饿！不饿！写不出来，我就不吃饭了！”
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别说得这么可怕，马库斯，我现在就去街角的那家熟食店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烤牛肉三明治。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我听到她一把抓起了包，朝大门跑去，然后飞快地下了楼梯。似乎她这样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就能让我的境况变得好一些。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病因了：从零点出发写一本书对我来说很容易，但是现在我已经到了一个巅峰，在这个时候要重新施展我的才华，重新走一遍当初迈向成功的艰辛之路，再写出一本好书来，我却感到无能为力了。我被作家们的通病打倒，没人能帮得了我：我要是跟别人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会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肯定很常见，即使我今天写不出来，明天也会写出来。于是，我回到了蒙特克莱尔我父母的家中，花了两天时间尝试在我以前的房间里工作。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找到了写出第一本书的灵感。但是，这次尝试再度以可悲的失败告终。母亲对此也许并不感到意外，在这两天里，她一直坐在我旁边，看着我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不停地跟我说：“这真是太棒了，马可。”
“妈妈，我一行字都没有写出来。”我终于忍不住冒了一句。
“但是我感觉你的新书会很不错的。”
“妈妈，能让我单独待一会儿吗？”
“为什么要一个人？是不是肚子不舒服了？你想放屁吗？你可以当着我的面放屁的，亲爱的，我是你妈妈呀。”
“不，我不想放屁，妈妈。”
“你是不是饿了？想吃煎饼吗？还是来点华夫饼？要不来点咸的？鸡蛋怎么样？”
“不用了，我不饿。”
“那为什么你想一个人待着？你的意思是那个把你生下来的女人让你心烦了？”
“没有，你一点也不烦，但是……”
“但是什么？”
“没什么，妈妈。”
“你应该去找个女朋友，马可。你难道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个电视剧明星分手了吗？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莉迪亚·戈洛尔。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在一起过，妈妈。我想说，也就这么回事吧。”
“也就这么回事？！现在年轻人都这样，总是不当回事。等到50年过后，头发都掉光了，还是孤零零一个人。”
“这和秃头有什么关系，妈妈？”
“没什么关系。但我是从杂志上才知道你和这个姑娘在一起的，你觉得这正常吗？哪个儿子会这样对母亲，嗯？告诉你，就在你正准备去佛罗里达之前，我去了申格兹那里，就是那个理发师，不是那个肉店老板。那儿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问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头上戴着烫发器的伯格太太给我看了那本她正在读的杂志。上面有一张你和那位莉迪亚·戈洛尔的照片，当时你们正一起走在街上，但是标题说你们已经分手了。理发店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你分手的消息，而我，我甚至连你和这个女孩儿在一起的消息都不知道！我当然不想被她们看作傻瓜，于是我就说：这是个不错的女孩儿，她还经常来我们家吃晚饭。”
“妈妈，我没告诉你完全是因为我觉得我没跟她认真谈过恋爱，她不适合我，你明白吗？”
“当然不可能合适！你就没有遇到过对的人，马可，这才是问题！你觉得那些电视明星懂得操持家务吗？告诉你，昨天我在超市碰到艾美尔森太太了，她女儿正好也是单身。我觉得你们俩就是天生一对呢！还有，她的牙齿很漂亮。你想让我现在叫她过来吗？”
“不想，妈妈。我在工作！”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我想应该是她们到了。”母亲说道。
“什么她们？”
“艾美尔森太太和她的女儿啊，我邀请她们下午四点过来喝茶的。现在正好是四点，一个守时的女人肯定是个好女人，难道你不喜欢这样的吗？”
“你居然已经请她们过来喝茶了？快让她们走吧，妈妈！我不想看到她们，我有书要写！该死，我没闲工夫跟她们玩过家家，我要写我的小说！”
“哎，马可，你真的需要找个女朋友，一个你将来可以和她订婚、结婚的女朋友。书的事，你考虑得太多了，该想想你结婚的事了。”
没人能体会到此时事态的严峻：我无论如何都得写出一本新书来，按照出版商和我签订的合同里的条款，就必须如此。2008年1月，施密特·汉森出版社的社长罗伊·巴尔纳斯基把我叫到他在拉斐特大道一栋大厦51层的办公室里，向我发出了严重警告。“那么，戈德曼，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新作品的手稿？”他对我咆哮着，“我们的合同里计划要出五本书，你必须给我赶快动起来，要快！我要看到结果，要看到实实在在的数字！你已经比预期晚了，你现在什么都晚了！你知道那个在圣诞节前出书的家伙了吧？在读者心里，他已经把你取代了。他的经纪人说他下一本书已经在收尾了。而你呢？你让我们损失了一大笔钱。你该醒醒了，重新振作起来吧。出一招厉害的，给我写本好书出来，这也是在拯救你自己。我给你六个月的时间，就到6月。”六个月的时间就要写出一本小说，而我已经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被“困”住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巴尔纳斯基在给我强加这个期限的同时，并没有告诉我，如果我没有按要求完成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情况最终是由道格拉斯来负责向我通报，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在我的公寓里进行了第N次谈话。他对我说：“你必须得抓紧写了，我的老兄，这回你可不能再逃避了。你签了五本书的合同，五本！巴尔纳斯基很恼火，他就快要失去耐心了……他告诉我给了你六个月的期限。你知道假如完不成会发生什么情况吗？他们会撕毁合同，将你告上法庭，然后把你‘吃’得连渣都不剩。他们会掏光你所有的钱，然后你就可以和你的美好生活说再见了：你的高级公寓、你的意大利咖啡机、你的大汽车，到那时你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会将你榨干的。”这就是我，一年前才被公认为全国文坛新星，现在却成了让人失望透顶的作家、北美出版界的超级大懒虫。于是，我吸取了第二个教训：荣誉不仅仅是转瞬即逝的，而且不得不因此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就在道格拉斯向我发出警告的第二天夜里，我打了电话给那个我认为唯一可以将我救出困境的人：哈里·戈贝尔，我原来的大学老师，更重要的是，他是拥有最多读者、最德高望重的美国作家之一。我和他在十多年里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这一切都还得从我在马萨诸塞州巴若斯大学读书时说起，当时他教过我。
在给他打电话时，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过他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几乎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他家在新罕布什尔州欧若拉，我直接拨通了他家的电话。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略带嘲讽地对我说：“哦，马库斯！真是你在给我打电话吗？不可思议啊！自从你成了明星之后，我就再没你的消息了，上个月我曾试着给你打电话，是你的秘书接的，她说你谁也不见。”
我硬生生地打断了哈里的话，说道：
“哈里，我现在糟透了。我想我已经不是作家了。”
他也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你在说些什么，马库斯？”
“我不知道怎么写作了，我完了，我的稿纸上一片空白。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甚至可能有一年了。”
他突然笑了起来，热情的笑声让人感到安心。
“马库斯，我想只是你的思维暂时‘塞’住了，就是这么回事。这种‘白纸症’和‘性功能障碍’一样愚蠢至极：这是天才们特有的恐惧，就好比你正要和一个爱慕你的姑娘做爱，想让她体验到地动山摇一般的性高潮时，你的‘小弟弟’突然疲软了。别总把自己当成天才，成天患得患失的，至少先把文字一行行地排出来，灵感自然而然会回来的。”
“你真这么认为？”
“当然。不过你必须先远离那些灯红酒绿的聚会，放下你那些微不足道的挫败感。写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应该向你反复强调过这一点吧！”
“但是我一直很努力啊！除了这件事，我什么都没干！即便如此，我还是什么也没能写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缺少的应该是一个有益于创作的环境。纽约确实很华丽美好，但也过于嘈杂。你为什么不来这儿呢？来我家，就好像你还是我学生时那样。”
远离纽约城，换换空气。这一邀请对于试图逃离现实生活的我再合适不过了。为了寻找新书的创作灵感，去美国的乡下，在那里还有我的老师作陪，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于是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2008年2月中旬，我去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欧若拉小镇，并在那里安顿了下来。而我将要讲述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就发生在几个月之后。
在2008年夏天震惊全美的那件事情发生之前，没有人听说过欧若拉。这是一个海滨小镇，离马萨诸塞州的边界只有15分钟的车程。小城的主干道上有一家电影院，里面上映电影的时间总是比全国其他地方要晚。街上还有几家商店、一家邮局、一个警察局和屈指可数的几间餐厅。其中“克拉克之家”可以算是小城里年头颇为久远的餐厅了。道路四周的住宅区很安静，房子的外墙都由彩色木板拼成，还带有颇具风情的挑棚，屋顶铺的是深灰色的板岩，花园中的草坪都被修剪得整整齐齐。这里是典型的美国内地乡镇，居民们关门都不上锁。这种地方似乎只会在新英格兰地区出现，这里，安静到让人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我对欧若拉小镇很熟悉，因为当我还是哈里学生的时候就经常来这里。哈里那美丽的房子是由石头和大块的松木搭建起来的，位于城外朝缅因州方向的第一大道旁。它的边上是一个海湾，在地图上被称为鹅弯。这座屋子简直就是为作家而建的，它面朝大海，还带有露台，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到上面坐一坐，露台的楼梯直接通向沙滩。房子笼罩在一片原始的静谧之中：海滨树林、成片的鹅卵石和一排排的巨石、湿润的蕨类植物和青苔，还有几条可漫步的小径顺着沙滩延伸开来。如果不是知道几英里之外就有人类文明的痕迹，我们甚至会以为自己到了世界尽头。在这里，可以很轻易地想象这样的场景：那位老作家在他的露台上，从潮汐和日落中获取灵感，写出了一本本绝世佳作。
2008年2月10日，我的稿纸上还是空空如也。我忍无可忍，离开了纽约。那时，整个国家已经因总统预选开始沸腾起来。就在几天前，“超级星期二”（那一年该活动特意从3月挪到了2月，这也预示着那年的与众不同）的结果已经让共和党候选人、参议员麦凯恩拿到了一张总统大选的门票。而在民主党那一边，希拉里·克林顿和贝拉克·奥巴马激战正酣。我一口气就从纽约开车到了欧若拉，冬天里的大雪把我的四周变成了白茫茫一片。我喜欢新罕布什尔州，喜欢它的宁静，喜欢这里巨大的森林。我喜欢那些铺满睡莲的池塘，夏天可以下水游泳，冬天可以在上面滑冰。我喜欢这里不需要为收入上税。这是一片自由的乐土，那些从我车边飞驰而过的汽车车牌上印着“要么自由地生，要么死”，这句口号正是对这种自由精神的概括。每一次到欧若拉暂住的日子里，我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精神，并为之折服。我记得我到达哈里家的那天十分寒冷，大雾弥漫。一到这里，我的内心立刻变得宁静祥和。哈里就在他家的门廊下等着我，身上裹着厚厚的冬衣。我下了车，他走上来迎接我，将双手放到我的肩上，对我报以灿烂的微笑，他的笑容让我感到安心。
“你怎么了，马库斯？”
“我不知道，哈里。”
“嘿，别多想了。我知道，你一直是个多愁善感的年轻人。”
还没来得及整理好行李箱，我就和哈里在客厅里聊了起来。他端来了咖啡。壁炉里的火燃烧着，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屋子里很温暖，然而从巨幅的落地玻璃窗向外望去，大海在寒风中呼啸翻滚，白雪飘落在露出海面的礁岩上。
“我几乎忘了这里有多美。”我低声道。
哈里表示赞同。
“放心吧，我的小马库斯，我会好好照顾你的。你将会为我们写出一本惊世之作。千万别着急，所有优秀的作家都会经历这种艰难的时刻。”
他那从容自信的神情对我来说是何等熟悉。在这个男人的身上，我从未见过一丝迟疑：他充满自信，浑身散发出天生的威严。他就快67岁了，但仍然精神矍铄。他那一头银丝总是梳理得整齐得当。他有着宽阔的肩膀和强壮的身躯，这得益于他常年参加拳击训练。不错，他是一位拳击手，也正是因为这项运动，这项我曾经玩命练习的运动，才使得我们俩在巴若斯大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哈里和我的相识，我将在下文中细说，那些将我俩紧密相连的事件都非比寻常。1998年，他走进了我的生活，当时我刚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巴若斯大学。那时哈里57岁，已经在这所规模不大的乡下大学的文学系任教差不多15年了。这里气氛祥和，学生们友好礼貌。在此之前，和所有人一样，我知道哈里·戈贝尔是位知名的大作家。但在巴若斯大学，我认识了那个简简单单的哈里，即使我们年龄相差甚远，他最终变成了我最亲近的知己，也是他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位作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哈里凭借他的第二本小说《罪恶之源》一举成名。这本小说卖出了1500万册，也让他斩获了国内最权威的两项文学大奖：国家文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之后，他会定期出版书籍，并在《波士顿环球报》上负责撰写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专栏。他绝对算得上美国知识界的一位大人物：他举办过很多个人讲座，经常被邀请参加重要的文化活动。他的政治观点也备受重视。他是一个受人敬仰的人，是国家的骄傲，是美国的精英之一。我希望在他家待上几个星期，让他把我重新变成一个作家，重新教会我如何跨越这“白纸症”的深渊。我有一种感觉，哈里虽然知道我的处境艰难，但是他并不觉得这有多么不正常。“作家们都会有大脑空白的时候，这是这个职业所要面对的风险，”他对我解释道，“你需要做的就是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问题自然会一点点解决。”他让我在一楼的书房里工作，他就是在那里写出了一本本小说，当然也包括《罪恶之源》。我在书桌前待了好长时间，却一直被窗子另一侧的海洋和白雪所吸引。在给我送咖啡和食物的时候，他看到我一副绝望的神情，于是试图让我打起精神。有一天早晨，他终于开口对我说：
“别难过了，马库斯，你这个样子看起来像是要死了一样。”
“差不多。”
“别这样，你可以担忧这个世界是否正常运转，又或者对伊拉克战争忧心忡忡，但实在没必要为了几本破书而烦扰不堪！一切都才刚开始呢。你现在觉得自己很可悲，是因为你没有了写作的灵感。但是你应该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你已经有一本很棒的作品了，而且声名大噪，你的新书只是在构思上遇到了困难，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你……你就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他大笑了起来。
“白纸症？你开玩笑吧，我可怜的朋友，我遇到的问题比你能想到的要糟糕得多。”
“我的出版商说，假如我写不出新书来，我就彻底完蛋了。”
“你知道出版商都是些什么人吗？他们都是一些不成功的作家，凭着老爸的几个臭钱才能将别人的才华据为己有。放心吧，马库斯，一切都会重回正轨的。大好的前程就摆在你的面前，你的第一本书已经很了不起了，第二本书会更好的。别担心，我会帮助你重新找回灵感。”
我不相信逃离到欧若拉就能找回灵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确确实实让我好受了很多。对于哈里来说也是一样，我知道他常常感到孤单：他没有家人，也没有太多娱乐消遣。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段幸福时光。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会一起沿着海岸漫步，一走就是很久。我们会一起重温那些经典的歌剧，一起在雪道上踏行，一起参加当地的文化活动，一起到当地的超市里采购那些为捐助美国退伍军人而贩卖的鸡尾酒、小香肠，它们是哈里的最爱，他认为这是美国攻打伊拉克唯一的好处。我们也经常去“克拉克之家”吃午饭，在那儿一待就是一下午，一边喝咖啡一边谈论人生，就像我还是他的学生时那样。欧若拉人人都认识哈里，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敬重他。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也开始认识我了。其中，和我打交道最多的两个人要数“克拉克之家”的老板娘珍妮·道恩以及小城图书馆的志愿管理员厄恩·平卡斯了。厄恩和哈里走得很近，他有时会在傍晚来鹅弯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图书馆读一读《纽约时报》。我去的第一天，就看到厄恩把我的书放到了前面很显眼的展架上。他带着骄傲的神情对我说：“瞧，马库斯，你的书一直排在第一位。它是过去一年被借得最多的书，你的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来？”
“老实说，我现在提笔有些困难。我就是为了寻找灵感才来这儿的。”
“别着急，你肯定能找到一个绝妙的构思，我确信无疑。你会写出引人入胜的故事的。”
“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不太清楚，你才是作家，但是必须选一个能让大家产生浓厚兴趣的题材。”
30年来，哈里在“克拉克之家”总是坐在同一张桌子前，也就是那张17号桌。珍妮在上面钉了一块金属牌，上面写着：
1975年夏，哈里·戈贝尔在此写出了《罪恶之源》。
这块牌子我很久以前就见过，但是从来没有好好留心看过。直到这一次故地重游，我才对它有了兴趣，并认真端详起来。这一连串刻在金属牌上的字让我看得出了神：在这张残留着油渍和枫树汁的简陋木桌上，在这个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小饭馆里，哈里写下了那本让他成为文学界传奇人物的巨著。他是怎么得到灵感的呢？我也想坐在这张桌子旁边写作，和灵感来一次不期而遇。于是我真的拿着纸笔坐到了桌子旁边，并在那儿待了两个下午，但还是一无收获，我忍不住问珍妮：
“嘿，他就是坐在那张桌子旁边工作的？”
她点了点头。
“一整天，马库斯，他一整天里分秒不停地写。那是1975年的夏天，我记得很清楚。”
“1975年的时候，他是多少岁？”
“和你差不多，三十来岁吧，或许比你再年长几岁。”
我感到一股怒火在我内心里翻滚：我也想写出一本伟大的作品，我也想写出一本代表作。在欧若拉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哈里发现我还是没能写出一行字来，于是他对我的情况更加了然于心了。3月初的某一天，当我在鹅弯等待神赐予我灵感的时候，哈里穿着围裙，给我带来了几个他刚做好的炸糕。
“写得怎么样了？”他问我。
“我写出了一些不错的东西。”我一边回答一边把三个月前那个古巴行李工递给我的那沓纸拿给他看。
他把盘子放在了一旁，迫不及待地想看我写出的东西，可是翻开一看，发现只是一堆白纸而已。
“你什么都没写？三个星期以来什么都没写出来？”
我怒声回答：“没有，没有，一点有价值的东西都没写出来，有的只是一些属于滥俗小说的写作框架。”
“上帝啊，马库斯，如果你不想写一般小说的话，你想写什么呢？”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巨著！我想写一本巨著出来。”
“巨著？”
“是的，我想写一部伟大的小说，里面有伟大的思想！我想写一本让人难以忘怀的书。”
哈里看看我，笑了起来。
“你的‘远大志向’真是让我受够了，马库斯，我老早就和你说过。你会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我一直对这件事深信不疑。但是，你想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你太急于求成了，你现在才几岁啊？”
“30岁。”
“才30岁！你就已经想成为与索尔·贝洛和阿瑟·米勒不相上下的作家了？名利会来的，但不要太着急。我现在已经67岁了，我产生了很强的恐惧感：时间飞逝，你很清楚，每过一年就少一年，而我却无法挽留。马库斯，你是怎么想的，你这个样子怎么能写出第二本小说来呢？做事需要慢慢累积，我的老朋友。要想写出一本好的小说，并不需要有多么不凡的思路：要学会相信自己，你一定能成功的，我对你一点都不担心。我教文学已经27年了，在这27年当中，你是我教过的最出色的学生。”
“谢谢。”
“不用谢我，这只是简单的道理。但别老是像个懦夫一样无病呻吟，而这只是因为你还没得到诺贝尔奖而已。天哪，30岁而已……啧啧，别老想着写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来……要是有吹牛皮诺贝尔奖的话，你绝对够资格。”
“但是哈里，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在1976年的时候就写出了《罪恶之源》。那本书绝对是本巨著！那只是你的第二本书……只是你的第二本书啊！你是怎么写出这本巨著的？”
“马库斯，巨著不是写出来的，它们自己本身就存在着。你也一定知道，在很多人眼里，这是我写出的唯一一本书……我想说的是，我之后出版的书，成就再也无法超越它了。当人们谈论我的时候，都会一下子想到《罪恶之源》。这很可悲，因为如果在30岁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我已经到达了事业的顶峰，我肯定会跳海自尽的。所以，不要太着急。”
“你后悔写这本书吗？”
“也许吧……一点点……我不知道……我不喜欢后悔这个词，它意味着我们不能正视自己的过去。”
“那我需要怎么做呢？”
“做你一直以来最擅长的事情：写作。马库斯，如果我能给你一个建议的话，我希望你不要像我一样。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恳求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什么样的覆辙？”
“我和你一样，在1975年夏天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满脑子想着怎么能写出一本巨著来，我完全受困于想成为一名伟大作家的欲念。”
“但是你成功了。”
“你不明白：如今，我如你所说成了知名作家，但是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这幢大房子里。马库斯，我的生活空空如也，千万不要像我一样……不要被你的宏图大志冲昏了头脑。要不然，你的心会变得孤寂，这样怎么能妙笔生花呢？对了，你为什么没有交女朋友呢？”
“我没交女朋友是因为我没有遇到真正喜欢的人。”
哈里的言传身教并没有帮上多大忙，我还是被那个问题困扰着：为什么他能在和我差不多大时灵光乍现，写出了《罪恶之源》？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趁着哈里让我在他书房里写作的机会，自作主张地乱翻了起来，也因此有了我万万想不到的惊人发现。当我为了找钢笔而打开一格抽屉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则手稿和几张散乱的纸页：这些应该都是哈里的真迹。我兴奋起来，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我终于可以了解哈里是如何工作的了。我要好好看看这些纸页上是不是画满了修改符号，还是灵感让他能做到一气呵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开始在他的书柜里翻来翻去，试图找到其他一些手稿。但是想要完全不被发现，我就得等哈里出门的时候才能“行动”。星期四是哈里在巴若斯大学上课的时间，他需要很早出门，一般要到下午晚些时候才能回家。而就在2008年3月6日下午，发生了一件让我想立刻忘记的事情，我发现：哈里在他34岁的时候和一位15岁的女孩子曾经有过一段恋情。那时正好是1975年。
这个秘密是这样被发现的：当时我发了疯似的在他的书架上乱翻，终于在几本书的后面发现一个上了铰链的大漆盒。我预感到里面肯定藏着大秘密，可能就是《罪恶之源》的手稿。我拿着盒子，把它打开。和我预感的不一样，我并没有发现什么手稿，只看到一些照片和一些从报纸上被裁下的文章。照片上的哈里还很年轻，应该是三十多岁，正当黄金年华，优雅而自信，他的旁边是一位年轻的姑娘。盒子里有四五张照片，而她出现在了所有的照片当中。其中的一张，我看到哈里坐在沙滩上，光着上身，身材健硕，皮肤被晒成了古铜色。他亲吻着怀里的这位年轻姑娘，她微笑着，金色的长发下半掩着太阳眼镜。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1975年7月底，马尔莎葡萄园下的我和诺拉。那时，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新发现里，根本没有察觉到哈里比平时都要回来得早得多，也完全没有听到他的雪佛兰科尔维特轿车的轮胎在鹅弯的沙石路上发出的摩擦声，更没有听到他进门时发出的声音。我之所以什么都没有听见，是因为在盒子里，在照片的后面，我找到了一封没有日期的信。这是一张很漂亮的信纸，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小孩的笔迹。
不要担心，哈里，不要为我担心，我会自己想办法去那边找你的。在8号房间等我吧，我喜欢这数字，这是我最喜欢的数字。晚上七点在这个房间里等我，然后我们一起远走高飞。
我是那么爱你。心中充满柔情。
诺拉
这个诺拉是谁？伴随着强烈的心跳，我开始浏览那些剪裁下来的旧报纸：所有的文章说的都是一个叫诺拉·凯尔甘的人在1975年8月的一个晚上失踪的事情。报纸照片上的诺拉和哈里收藏的照片中的诺拉是同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哈里走进了书房，手里的托盘上放着咖啡和一碟饼干。他用脚踢开门，发现我蹲坐在地毯上，身前撒了一地小盒子里的东西。瞬间，托盘从他的手里掉了下来。
“天哪，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他大喊道，“你在找什么，马库斯？我把你请到家里来，就是让你来翻我的东西的吗？你这算哪门子的朋友啊？”
我结结巴巴地胡乱解释一通。
“哈里，我是无意中发现的。我绝对是偶然发现了这个盒子，但我不应该把它打开……对不起，哈里。”
“你绝对不应该这么做！谁给你的权力，浑蛋，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他把照片从我手中抢了过去，并把地上的照片捡了起来，把所有东西放进盒子里面，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房门。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我无法知晓这是出于恐惧还是愤怒。隔着房门，我编了种种借口向他解释说我并不想伤害他；我是无意中发现的盒子，里面的东西我也没看。他再次从房间里出来，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他直接到客厅喝了几杯威士忌。我看到他稍微冷静下来一些后，便走过去。
“哈里……这个女孩子是谁？”我轻声问道。
他低下了双眼：“诺拉。”
“谁是诺拉？”
“不要问我诺拉是谁，求你了。”
“哈里，谁是诺拉？”我又问了一遍。
他摇了摇头，道：“我曾经爱过她，马库斯，爱得很深。”
“但为什么你从来没和我提起过这件事？”
“很复杂……”
“对于朋友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称得上复杂。”
他耸了耸肩。
“既然你看到了照片，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1975年当我来到欧若拉的时候，我爱上了这位只有15岁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叫诺拉，是我一生的女人。”
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话，我有些被触动了，继续问道：“诺拉到底怎么了？”
“这是一个丑恶的故事，马库斯，她失踪了。1975年8月底的一个晚上，住在附近的一位居民曾经看到她浑身淌着血。如果你打开过那个盒子，你肯定看过那些文章。我们再也没有找到她，没有人知道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可怕啊。”我叹了口气。
他使劲点了点头。
“你知道，”他说，“诺拉改变了我的人生。如果我能把诺拉留在身边的话，什么伟大的哈里·戈贝尔，什么大文豪，什么我今天所取得的名利，什么家财万贯，什么伟大的人生，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如果不是因为她那个夏天跟我在一起，给我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意义，恐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这是我自从认识哈里以来第一次见到他情绪如此激动。他凝视着我，继续说道：“马库斯，没有人知道这段故事。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你一定得替我保守秘密。”
“当然。”
“对我发誓。”
“我发誓，哈里。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
“如果欧若拉小镇里有人知道我曾经和诺拉·凯尔甘有过恋爱关系，我可能就会惹上大麻烦……”
“你可以相信我，哈里。”
这就是当时我所了解的关于诺拉·凯尔甘的全部。我和哈里再也没有说起过她，还有那个盒子。我决定将这段故事埋葬在我的记忆深处，殊不知几个月后，由于几件事相继发生，诺拉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3月底，我重新回到了纽约，在欧若拉的六个星期里，我并没有写出新的小说。离巴尔纳斯基给我的最后交稿期限只有三个月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一次，我的作家生涯是没救了。我好像一只折翼的鸟，已经开始衰亡，我很不幸，是纽约新兴作家当中最无能的一个。时间一周周地飞逝：我把大半时间用来准备迎接最终的失败。我给黛妮思找了份新工作，我联系了一些律师，他们可能在施密特·汉森出版社要将我告上法庭的时候帮上一点忙。我列了一份我最在乎的东西的清单，我需要在执法人员来敲我的门之前把它们藏到我父母家里去。6月对我来说是死亡的月份，当这个上断头台的月份来临时，我开始倒数我的艺术生涯结束之前的最后时光。短短30天后，我就会被叫到巴尔纳斯基的办公室里，接下来会被拉上“刑场”。倒计时开始，我完全没有料到，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扭转了我面临的死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