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上承南北对峙割据局面，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疆域辽阔，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重要发展。政治上，隋唐以汉民族的礼制为统治基础，承袭了汉晋南朝的官制而进一步发展。在唐近三百年的历史中，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门阀大族势力逐步减弱。经济上，隋和唐初承继的北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新型的按地征税的两税法取代，由此奠定了以后宋明各代税制的基础。农业生产中，雇佣关系在后期有较大发展，农民和封建国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学校和科举也到了成熟的阶段，尤其是科举制度走向制度化、成熟化。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隋文帝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规定每州每岁须贡士三人。隋炀帝又开创了进士科。唐代的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道举、童子等科。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制的发展对排除门阀地主的势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文化上，唐融合了南蛮、北狄的文化，又经历了中外文化的交融会合，佛儒道三教并重，社会呈现出极为绚烂多彩的面貌。诗歌、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等均有长足的进步。经济的飞跃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促使社会分工的细致化和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类型的繁复化，艺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各具特色，充满了魅力。
唐人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当时社会妇女实际生活状况的映现。就社会角色和阶层而言，它们大致可分为这样一些类型：后妃、宫女、贵族妇女、官僚妇女、农妇、商妇、胡姬、侠女、征妇、女道士和尼姑、妓妾等，还有许许多多以女性形象出现的鬼怪狐仙。就性格特征而言，有刚直不阿的，有热情奔放的，也有丑恶可憎的，更有含蓄腼腆、柔弱悲哀的，有人们所鄙夷的懒妇、淫妇、嬖宠，也有人们广泛颂扬的贞女、贤妇、烈女、勇妇等。她们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上至于高贵的后妃公主，下至于卑贱低微的婢女，还有穷村荒野困苦绝望的贫妇。文人们深入地观察了女性的生活，描述了她们复杂的情感和细致的内心世界，抒发她们的爱恨情愁和幽怨悱恻。他们创作的诗歌小说就像是一幅幅画卷，向我们展示了宫女的凄苦与不幸、贵妇的艳丽傲慢、贫妇的穷困愤懑、弃妇的悲哀绝望、商妇和征妇的孤苦、婢女的悲惨绝望，其反映女性生活之广泛、揭示其情感世界之丰富和内心世界之深刻都是唐代以前的社会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唐代妇女的地位及生活状况。
不同文献反映的女性形象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诗歌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最为丰富，它来源于现实，又经过了文人的艺术加工，是社会生活及其观念形态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存在着对女性仙化、妖化、丑化和美化的种种现象。唐代给今人留下了大量的墓志资料，女性墓志中有关妇女生活的资料极为丰富，可以弥补正史的不足。但是墓志历来是古人对亡者进行歌功颂德的场所，所以墓志反映的女性大多为遵循妇道的“圣贤”和“楷模”形象，对孝女贤妇的称颂形成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对墓主生活和品德的描述与她的实际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关注这种书写的模式，是因为这种吹嘘女人的描述清楚地展现了符合唐代主流文化标准的贤妇形象，展现了性别制度塑造女人的过程和内容。《新唐书》《旧唐书》等诸多正史中有关女性的部分是封建士大夫们根据“据实直录”的原则记录的史实。他们力求真实地反映当时妇女的状况和地位。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文化系统中，这种描述是必然零碎和分散的，同时，由于封建文人们对女性的根深蒂固的歧视和偏见，肆意对女性进行溢美和丑化的现象随处可见。
二、以柔弱为普遍特征的女性形象
现存文本中唐女性形象一个普遍特征是“柔弱”。在历史长河中，在传统的性别价值观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一套阳刚阴柔、男尊女卑的系统理论，要求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气质和身体都是柔弱的。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女教的专著《女诫》开篇即以“卑弱”为首，强调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女子的卑、贱、静、柔、顺对应着男子的尊、贵、动、刚、健等，“柔弱”被看作是女人们生来具有的天性，奠定了她们的社会性别身份、人格和自我概念的基础。因此，古代的女教也称为柔教。贞观年间，魏征奉令主编《隋书》，参加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在《隋书·列女传》中，魏征等人明确表明柔和顺是对妇女基本道德和性格的要求，“夫称妇人之德，皆以柔顺为先”。柔、弱、顺不仅是社会赋予唐代女性的性别角色特征，而且已经深化到两性的心理之中，成为妇女自觉遵守的准则。
古汉语中不少以女为头的词，“女”子的含义与“弱”的意义相近，如女风、女好、女枝、女桑等都代表自然界柔弱的事物。在社会生活中，两性的劳作、娱乐、穿着、性格都有特定的规范，阴强阳弱、角色颠倒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灾难。《晋书》云：“妹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妇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晋书》卷27《五行上》。曹魏名士何晏爱穿女装，被正统史家看作是妖服，预示着家族将要败亡；夏桀的妃子妹嬉好着男子的冠服，预示着整个夏王朝的覆灭。在古代的士大夫看来，这些异装行为都是极严重的行为。男女服饰都有特定样式，阴阳不分、刚柔移位是极严重的事情。穿衣这种个人的爱好和天下大势联系在一起，成了天下灭亡的预兆。武周垂拱二年，雍州新丰县突然有山涌起，高达三百尺，武则天认为是吉祥之兆，下诏将新丰县改为庆山县。荆州人俞文俊上书，指出这是自然界极不正常的现象，是由于人类社会阴阳颠倒，即性别等级的颠倒所造成的。他认为这种异常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掌权的太后武则天女居男位，刚柔异位，结果导致地气隔塞，山水异常。他要求武氏侧身修德以答天谴。
当然也有例外，如花木兰的男扮女装和代父从军。虽然此种行为违背了阴阳男女之道，违背两性的角色分工。但是，她替父亲从军，又替国家英勇杀敌，既忠于君主，又孝于家族，可谓忠孝双全，所以在父权制社会得到一致的赞扬。木兰的行为在唐代广受士庶的赞扬，诗人韦元甫咏颂道：“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韦元甫《木兰歌》，《全唐诗》卷272。
柔弱婉顺是唐代小说诗歌中女性形象的基本特征。隋唐两朝王室血统虽为胡汉混血，但均以儒学为正统，继承汉民族的妇柔教育，且努力奉行，卓有成效。唐人主张女子应柔婉顺从，认为这是天地间不二的真理。诗人白居易就指出礼贵妻柔，宋若莘所撰写的女教专著《女论语》也专列“和柔”为一章，要求女子对父母、公婆和丈夫都要柔顺，对姻亲也要柔和有礼。受北朝遗风和西域审美标准的影响，唐代的雕塑和绘画中出现了一些丰满艳丽的女子形象，在中国古代的绘画史上独树一帜，反映当时人比较欣赏健美的女子。但是，柔弱仍然是唐代美女普遍的性格特征和外貌特征。翻阅唐诗，人们不难发现，人们反复咏颂的美女形象，仍然是符合汉晋文化传统标准的秀丽纤弱的女子形象。
文人们不厌其烦地描述美女的樱桃小口、纤弱细腰。唐代宗时期，权倾天下的宰相元载有一著名的宠姬，名字叫薛瑶英，她也是一位肌香体轻的美女。元载的朋友贾至赋诗赞赏其轻柔的姿态：“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元载的另一位好友杨炎作长歌褒美：“雪面淡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翘碧步无尘，纤腰如柳不胜春。”他们以汉武帝时著名的轻盈美人飞燕比拟美人，显然此姬是一个瘦弱小巧的美人。唐代墓志中所刻画的美女也多是修长柔弱的，如翰林学士黎埴所撰《唐故赠陇西郡夫人董氏墓志铭并序》描述曾为宫中梨园弟子的董氏：
荣华绰约，仪则详闲，执礼谦和，发言明媚，而又纤腰柔弱，举趾嫣妍，飞燕自得于体轻，平阳称其妙丽。《唐代墓志汇编》开成010。
唐人文学作品中象征女性的自然物多是月、柳、兔丝、水、女萝等自然界以“柔弱”为特征的事物，墓志中也喜用这样一些词句褒扬女性，如“柔明”“柔顺”“和柔”“婉丽”，还有“贞节婉穆”“仁和恭逊”等。这些都说明，即使在隋唐时期，符合文化标准的美女仍然是纤弱而非强健。
女性的柔弱不仅反映在其外貌姿态上，而且也反映在其精神面貌上。唐代的诗歌和小说中，男子普遍对女性持一种欣赏、哀怜而又轻视的态度。女性本身也自卑自怜，以取悦男子为己任，在爱情和婚姻故事中扮演悲剧角色。以传奇小说《任氏》中的狐女和《柳毅》中的龙女为例，此二人的形象鲜明地反映了女性的卑弱和屈从地位。
《任氏》是一篇成功的作品，写法精致，人物形象鲜明而丰满，它标志着唐代传奇的成熟。本篇属于狐仙故事，塑造了一个鲜活的青年女性形象。狐女任氏艳丽动人，热烈地爱恋一个贫穷落魄的青年，而且恪守妇道，对这位依附妻族的贫困书生忠贞不二。她拒绝富家公子的诱惑，但又为这富家公子奔走效劳，四处为之猎取美丽的女子，她向贵族公子崟九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