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绂（1692～1759），字灿人，号双池，婺源（今属江西）人，清代学者，教育家。
汪绂出身于书香门第，先人曾为太傅，家中藏书甚丰，这使得他在幼年时便接触了各方面的知识。既长，乃以精儒学、通兵法、识术数而著称。后家道衰落，遂聚众授徒，著书立说。一生著述颇丰，计有《理学逢源》、《策略》等30余种。
《戊笈谈兵》是一部综合性兵书。全书共十卷（其中卷六上、卷十已佚），凡十四笈，附图130余幅。其卷目依次为：
卷一：周天图说第一笈；卷二上：七曜灾祥第二笈；卷二下：云雨风角第三笈；卷三上：遁甲奇门第四笈；卷三下：演宿翻禽第五笈；卷四：宇内舆图第六笈；卷五上：形势更革第七笈；卷五下：州郡财赋第八笈；卷六上：（佚）第九笈；卷六下：水陆路程第十笈；卷七：司马吴孙第十一笈；卷八：黄尉李姜第十二笈；卷九：古今阵法第十三笈；卷十：军器第十四笈（佚）。
《戊笈谈兵》一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讨论军事问题，所论不免多迂阔而不切实际，但它较典型地反映了明以来以儒统兵的思潮，故对于研究兵学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该书初未刊行，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始由刘景韩等官员集资刊印，后收入《汪池先生丛书》。《灰画集》
作者李培，字益奚，清初直隶蠡吾（今河北博野西南）人。生卒年不详。清朝初期学者。
李培毕生致力于军事地理研究。他酷爱地理，对《读史方舆纪要》等军事地理著作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康熙癸巳（1713）甲午（1714）间，他就职于忻州祝振南署中，朝夕与张文升促膝讲地理，指画今古开创守咸，行师奇正形势，积累了大量资料。雍正四年（1726）他归乡教书，开始整理平生研究成果，于雍正六年（1728）纂咸《灰画集》一书。
《灰画集》共二十卷，各卷依次为：第一至三卷《边腹总论》、第四卷《北直》、第五卷《南直》、第六卷《盛京》、第七卷《山东》、第八卷《陕西》、第九卷《河南》、第十卷《四川》、第十一卷《浙江》、第十二卷《湖广》、第十三卷《江西》、第十四卷《福建》、第十五卷《广东》、第十六卷《广西》、第十七卷《云南》、第十八卷《贵州》、第十九至二十卷《秦边纪略》。
《灰画集》未见有清刻本行世，现在所见到的只有辛亥革命以后的铅印线装本和平装本。
《灰画集》既是一部辑录体兵书，又兼有专科军事类书的性质。它采集资料比较广泛，所采著作有三十多种，其中录用内容较多的有《读史方舆纪要》、《文武库》等书。它将采集的资料条分缕析，分类编排，先总后分，以地区立类，颇具特色。《灰画集》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经国用兵方略，内容包括山川形势、驻防兵额、风俗民情、屯田水利、财经物产、水陆交通、古迹胜景、各地重要历史人物等，核心是围绕地理讨论兵略，对天下大势和各省形势历陈诸家之说。
《灰画集》虽然是一部军事地理著作，又多录自它书，但是由于它溶铸了李培一生的研究成果，在选材、立论方面都有可取之处。其主要思想有：
方舆是经国用兵之本。作者认为征战、攻守、兴废、成败、利钝、得失，并耕屯、盐铁、经国、阜民诸大政，无一不本之于方舆。
形势与德政相依附，缺一不可。李培认为天下大势犹人身，京师是元首，玉门、辽阳、上谷、云朔是肩背，河渠是咽喉，伊洛、湘汉、江淮之间是腹心，齐鲁秦晋是左右手，闽蜀是两腋，交广滇粤是足。要使各部分相互配合，拱卫京师，这样才能形成坚强的全国防卫体系。
李培提出边外防边，河外防河，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主要是急收河套等地，在险要的地方修筑要塞，往北占据阴山，东向收复开平等地，西复敦煌、玉门、阳关，打通西域诸国。他认为只要据守关隘，就能万无一失。其中居庸关、古北口、山海关等是天下雄关，万万不可失守。
作者还提倡兴修水利，以富京师；植树造林，以制敌骑。这些主张不仅对军事，而且对经济、气候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灰画集》对明末清初间军事地理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保留了它书少载的资料，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它在军事地理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洋防说略》
作者徐家干，字稚荪，清末义宁（今江西修水）人。生平不详。
徐家干在光绪九年（1883）任湖广总督幕僚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感念世变”，为抵御外敌入侵，认真研究沿海地理形势，总结昔日海防教训，于次年撰成《洋防说略》。
《洋防说略》分上、下卷，约四万字。上卷篇目依次为：奉天海道、直隶海道、山东海道、江苏海道、浙江海道、福建海道、广东海道、长江道里。下卷篇目依次为：防海说、防江说、地营图说、润土炮台说、开地隧伏炮说、陆战宜先避敌枪说。上卷主要概述奉天（令辽宁）至广东的海疆舆地，分析沿海沿江的要隘险阻。下卷阐述对清朝海防、江防的设防构想和抵御海上来敌的作战方法。
《洋防说略》成书于清光绪九年（1883），刻于光绪十三年（1887），现有此本存世，前有湘乡俞云秋序，后有作者自跋。
该书的主要军事思想如下：
主张建立海、江、陆联合防御体系。作者认为只有海防和江防、陆防相结合，才能万无一失。敌人突破我海防，即沿江而进，我则以江防御敌。若突破江防，我便以陆防御敌，并发挥我陆战的特长，歼敌于陆地。所以，他坚决反对拘泥专守海岸的旧法，提出海军要与陆军互相战守，陆军会同船队水陆夹击等主张。
提出了重点设防的思想。他认为，中国沿海万有余里，城镇林立，而兵力有限，不能处处设防，只能在要害之地重点设防。他列出了一些重要的设防地点，如旅顺、天津、北塘、登州、江阴、定海、福州、台湾、广州、琼州等地。他论述了沿海各省的防守重点，认为天下的根本是直隶，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则不可轻视江苏。海防要以直隶和江苏为重点。
发挥了魏源“御外洋不如御海口，御海口不如御内河”的防御思想，进一步提出“御内河不如御陆地”的思想。作者通过对敌我双方长短分析，认识到敌人的特长是在外洋，所以我要战胜敌人，就要扬长避短，必须凭据陆地防守；可设间示弱诱敌登陆，在险阻的地方设奇兵，出奇制胜。
提出了“以民卫民”的防御思想。作者认为，解决官军不足的最好办法是在沿海实行团练之法，官府发给民众军械、火药，按时教练，使他们人自为战、家自为守。他还提出不与敌长比高低，而以己长制敌所短。此外，还具体提出了以小制大，地营与地雷、暗坑互相为用，诱敌深入、设伏截击等战法。
由此可见，作者的防御思想较注重从实际出发，敢于修正前人的防御思想，具有一定的实用性。《龙江船厂志》
《龙江船厂志》是一部论述战船建造和船厂管理的专著，明李昭祥撰。
李昭祥是龙江造船厂的管理专家，字元韬，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人，生卒年不详。嘉靖十六年（1537）举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初任知县。嘉靖二十九年，任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派赴龙江造船厂督造船只。到任后，除主持督造船只事务外，便着手编纂厂志，于嘉靖三十二年印行。1949年，南京中央图书馆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影印发行。
《龙江船厂志》以龙江造船厂的组建、组织编制、规模、主要业务为主线，论述与战船建造事业发展有关的事项。第一卷《训典志》记载了明代前期历届朝廷关于造船的上谕、船政制度、官员的奏议、造船的成规、有关部门的职掌，以及《明会典》的有关条文。第二卷《舟楫志》记载了明代前期所造船只的名称、数量、形制构造与图形。第三卷《官司志》记载了龙江造船厂的编制员额。第四卷《建置志》记载了龙江造船厂的厂址地势、道里广狭、署守沿革、坊舍（车间与房舍）的兴废。第五卷《敛财志》记载了龙江造船厂的田亩收入、木料（长1尺）与单板的价格，以及各种杂料。第六卷《孚革志》记载了兴利除弊的各种规章制度。第七卷《考衷志》记载了造船所用人工与材料数额的核定。第八卷《文献志》记载了历代所创船只的形制构造、造船官员的设置与名称、船舶使用的情况，从中看出历来船舶之异同与用船之利弊。
与《南船纪》以战船为主线展开记述的方式不同，《龙江船厂志》则是以与建厂有关的问题为主线展开记述，各有特点。
卷三官司志
本卷主要论述全厂人员的来源、组成、分工等内容，并指出官员的设置是遵循“有是事而后有是官”的原则进行的。
“官司志”指出：明朝建立后朝廷设立六部，故“政无旁出”，两直隶的河渠舟楫之事，均有都水司郎中主其事，而设于卫河、清江、龙江三个造船厂的分司提举司则隶属于都水司。其中卫河、清江两厂建置于永乐年以后，也专理漕务用船的业务。只有“龙江（厂）则肇自洪武初年，专为（建造）战舰而设也”。
厂的行政机构为龙江提举司，司设正八品提举1人，正九品副提举2人，典史1人未入流。正德十三年（1518），裁撤副提举与典史各1人。嘉靖七年（1528），只保留提举1人。提举专掌战船、巡船之政令，每月初一与十五日，向南京中军都督府与操江都察院汇报请示工作。副提举协助提举工作。典史职掌厂内公文往来收发之事。全厂的办事机构为帮工指挥厅，厅设帮工指挥千户、百户各1人，每5年考核选拔一次，由清廉勤奋者充任，受中军都督府与操江都察院约束，主要督率驾船官军在厂协济小工；战船建成后，要统计上报中军都督府与操江都察院，听候验收与调拨。
厂内工匠招募自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等地临海滨江府县的居民，初有400余户，隶籍于提举司，编为四厢，厢设厢长1人。第一厢为船木梭橹索匠，第二厢为船木铁缆匠，第三厢为胎匠，第四厢为棕篷匠。每厢下编10甲，每甲设甲长1人，统10匠户。又从400余匠户中选择下力有余、行为端正的45人当作头，在技术上督促与检查工匠的工作，分布于各工种之中。其中木作、船作各4人，篷作、索作各2人，铁作、缆作、细木作各1人。此外，厂内还要奉工部之命，派出造船工匠至其他部门充当工役，如充内官监匠38人、御马监匠4人、丁字库匠3人、宝船厂2人、酒醋面局匠3人、后湖水夫74人、看料匠丁20人、更夫15人、桥夫4人、脚头1人，共170人。他们或完工后返回厂内，或常年充役不回。除固定造船匠外，还招用一些船户驾船，招用一些佃户充当船厂起船、出船、车水、作坝等临时杂役。从工部其他所、局调配一些工匠，参与完成新增造战船之工役。这些工匠被称作上作头，以便与厂内之作头有所区别，其中搭罩篷作3人、旗作、油画作、鼓作、铜作、绦作、铸作、蜊壳作、穿椅作、贴金作、缨作、旋作各1人，箍桶作2人，共16人。
卷四建置志
本卷主要论述龙江造船厂设置的年代、厂区四至道里、厂内设置的各部门及沿革大要，为今人考证龙江造船厂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原始佐证。
据“建置志”记载：“洪武初，即都城西北隅空地开厂造船，其地东抵城壕，西抵秦淮街军队塘地，西北抵仪风门第一厢民住官廊房基地（阔一百三十八丈），南抵留守右卫军营基地，北抵南京兵部苜蓿地及彭城伯张骐（此字原文不清，《明史·表第九·外戚恩泽侯表》为骐）田（阔三百五十四丈，阔原为深，似误，故改），经多方考证，该厂厂址约于今南京汉中门与挹江门之间，靠近长江边。“厂地外萦天堑，内倚石城，衍沃四望，卢龙、马鞍、挂榜诸峰，前后拱揖，足称形胜”之地。
厂内建有提举司堂、寝。庑、门，帮工指挥厅办公用房，以及篷厂、细木作、油漆作、舱作、铁作、索作、缆作、看料铺舍等房舍。
船厂对于进料、管料、用料、成品检验、财务收支等，都有严格的制度，明细的规定，违者要受到处罚。龙江造船厂创办后，即由工部直接掌握。到永乐年间，因郑和下西洋所乘宝船在该厂建造，故又被称为宝船厂。据《龙江船厂志·训典志》记载：“永乐五年，改造海运船二百四十九只，郑和画像备使西洋诸国”，为三宝太监郑和组织庞大船队出使西洋作了充分准备。明代兵书著述家茅元仪在其所编纂的《武备志》卷二百四十中所列的“郑和航海图”，其全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国”（图名似指宝船厂设在龙江关）。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因奉天等三大殿发生火灾，内心惶惧不安，故下令停造宝船。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结束后，即留在南京。朱棣死后，朱高炽即位，重申停造宝船之令。此后，龙江造船厂便遂行一船造船任务。
卷六孚革志
本卷主要论述治厂的首要问题在于官员的严格律己和慎重用人，要力求革除种种弊端。虽然革除弊端并不容易，但必须下大力革除。
1.官员要革除弊端必须严于律己
官员律己必须要做到慎任使、杜请托、平市价、略势分、察扣减等五条。其一是慎任使，即对所任用的人，要亲自选拔才智兼备者充，其二是杜请托，即不徇私情而要秉公择人，其三是平市价，即要掌握市场行价情况，不受采购者蒙蔽，其四是略势分，即要了解全厂情况，对下属要“恩威兼著，情法并行，使彼畏我而不敢欺，爱我而不忍欺”，这样才能使下属“乐于趋事而大有功矣”，其五是要察扣减，即必须严禁官吏克扣工匠的辛劳所得。厂内官员只有严于律己，秉公治厂，才能将厂办好。
2.革除收料中的八种弊端
厂内在验收入厂材料时经常有八种弊端需要革除：其一是烛（识破）容隐，即送料人用财物贿赂收料人，收料人便容忍材料短缺、以次充好等情况，故意视而不见，“容隐不举”，隐瞒不报，因此必须“稽考严密”，严惩不殆；其二是预储蓄，即要在春夏木料上市充裕时多加采购，以便在秋冬时不缺木料，避免商人在此时哄抬物价；其三是戒滥恶，即厂内采办人员在收购楠木、杉木等木料时，必须按标准择优选购，滥恶差次不合标准的木料一律不收；其四是仅权度，即对购买的木料要严格量衡、烙号，随时勘查，以防挪移；其五是禁需求，即要在商人向厂内交货验收时，付清货价，否则办事人会拖到完工时才交付货款，并巧立名目刁难敲诈商人，从中渔利；其六是量贴息，商家交货时常变换手法加价贴息，对此要严加稽查，除加付送货的脚力钱外，其他不得随意贴息加价；其七是稽抵换，即物料在送往场库路中，有时会被人用次料抵换好料，故应先派办事人前往场库烙号回验，方可入库；其八惩勒，即厂内作头赴场库支料时，看守人常勒索小钱，凡遇此种情况便严加惩处。
3.革除造船中的弊端
厂内在造船过程中也有十种弊端需要革除：其一是以薄板冲厚板；其二是钉稀，即减少船钉的密度，从中偷取钉料；其三是不精，即施工粗制滥造；其四是不式，即不按规定的制式施工；其五是故板，即用破朽盈缩的旧船板，冒充好船板，用在新建造的船上；其六是省舱，即克扣新船用于舟念缝的舟念料；其七是稽延，即拖延新造船交付使用的时间；其八是克减，即克减造船所用的各种物料；其九是诈，即船厂作头强迫监督人接收不合格的新船；其十是赔补，即厂内在给匠作支付工钱时，只付正工工薪费而不付杂工工薪费，至使匠作日贫，不堪忍受，应加赔补。上述造船过程中出现的十种弊端，严重影响了新造船只的质量，所以必须严加革除。
4.革除收船中的两种弊端
验收新造船只有两种弊端需要革除：其一是器物不全，即新造船只的器物已有短缺损坏；其二是查板片，即新造船只常因板片缺少而使新船在不到维修年限就发生破碎沉水。这两弊端不革除，会在使用中发生重大危险，战船尤其如此。
5.革除看守的弊端
看守船只的人也常有两种弊端：其一是玩偈（kài，荒废）职守，即看守人偷安嗜利，不按时巡查；其二是使用老弱之人看守船只。这两种弊端不除，看守形同虚设，船只安全便受到威胁。
卷八文献志
本卷主要以战船史和水战史为线索，追述历代所创各型战船的形制构造、用途、造船技术之优劣，以及有关的经验教训；又从历代的水战简史，论述战船在水战中的作用及其得失。这些内容在古代兵书中是所见不全的。
李昭祥在“创制”中指出：有关造船的历史记载，当从《周易·系辞八下》开始。《系辞》称“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以利天下”。周文王在“渭水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其意是说在船与河岸架跳板，船上的人就可以上岸，岸上的人就可以上船了，造船为梁与在河岸上架桥的作用是相同的。
《左传》记载：襄公二十四年（周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是最早明确记载以舟师进行征伐的水战。
《武经总要》记载：“公输般自鲁之楚，为舟楫之具，为之钩拒，退则钩之，进则拒之。”这段话引自《墨子·鲁问第四十九》。当时吴楚两国同位于长江沿岸，吴国在下游，楚国在上游。如果在水战中，吴国舟师战败后想沿江水顺流快速而退，楚国舟师便用长钩将其钩住，阻止其后退，并将其掳获或钩沉，是谓“退则钩之”（原文为“退者钩之”）。如果吴国舟师溯江而上，进攻得势并乘势追击时，楚国舟师便用长拒，拒挡进逼的吴军战船，是谓“进则拒之”（原文为“进者拒之”）。
《左传》记载：昭公十七年（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战于长岸，大败吴师，获其乘”（是见于记载最早的船名，又写作“余皇”）。船体高大，装饰华丽，相当于后世海军舰队的旗舰。吴公子光认为先王之舟不可失，便令人伪装楚军，乘夜袭击楚营，将夺回。
《越绝书》记载：越以“大翼（广一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小翼（长九丈、宽一丈二尺，容战士八十人）、中翼（长九丈六尺、宽一丈三尺五寸，容战士八十六人）为战船”。
戈船，“《伍子胥书》有戈船，以载干戈也。”（张晏解释说：越国的战船为避免水中蛟龙之害，故在船下安戈，所以有戈船之名。）
楼船，“汉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在立秋以后进行教育训练，楼船士则在船上练习水战。（楼船在春秋时的越国已见使用，到汉高祖时已相当成熟。）
露桡，是一种把长长的木桨从舷侧孔穴中伸出，插入水中划船航进的战船。这种战船在战国时已经出现。《后汉书·岑彭传》称：建武九年（33），岑彭以楼船、露桡等数千艘战船，烧毁了公孙述用竹木所架的枋单（即浮桥），将其平定。
蒙冲，“《释名·释船》曰，上下重版曰舰，外狭而长曰蒙冲，以冲突敌船也。”三国时东吴将领黄盖诈降曹操时，以蒙冲载薪草膏油，将曹军战船烧毁，曹军大败。
连舫，《晋书·王传》记载：晋武帝司马命王建造大型战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
五牙船，《隋书·杨素传》记载：隋将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造“五牙船”，“起楼五层，高五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杆，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次日黄龙，置五百人，余平乘、舴艋等”，载人各不相同。
战舰，《资治通鉴·唐纪五》记载，武德四年（621），唐将“李孝恭及李靖率战舰二千余艘，东下击萧铣”。
车轮船，《旧唐书·李皋传》记载：唐德宗时（780～805），山东道节度使、襄州刺史李皋造车轮船，“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这是记载最早的车轮船。至宋代，车轮船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宋时期的战船，在《武经总要》、《筹海图编》、《武备志》等兵书中多有记载，明代前期的战船已在《南船纪》中解读。
1.经济实用的理论
李昭祥认为，一件上贡的器物，本身的价值并不高，但每年的运输费、修造船只费、包装费、搬运费、船工费的耗费却很多，以致一件器物运到京师后，其费用往往相当于它本身价值的数倍。因此，他建议在京师设局制造，这样就能做到上供不缺而又能节约民力、财力。
2.严格的治厂理论
李昭祥有关治理军用船厂的理论，是治军理论用于治船厂的典范。其一是船厂的领导人当与军队的将帅一样要严于律己，身先匠作，才能达到律己正人的目的，其二是船厂各级官吏、办事人员和工匠头的选拔，要像军队选拔各级武官一样，惟才智兼备的人才能任用，其三是招募技能和工艺高超的人，充任适合造船需要的工匠，其四是船厂必须要有严明的纪律，奖勤罚懒，严惩违纪犯法的人，其五是要善待工匠，不得克扣工匠的工食费，给予多劳的工匠以应有的补贴，不得巧立名目对工匠进行敲诈勒索等。
3.提出战船与巡船并举的造船、用船主张
李昭祥认为：建造军用船只要坚持战船与巡船并举的方针，“有警用战（船），无事用巡（船），二船不可缺一”。水军操练时进退卷舒都要按军律进行。否则敌人“乘间设奇，变起仓卒”时，就来不及应对。水军操练也要战巡结合，不要泥古守旧，而要使“兵知将意，将识士情”，当敌人来犯时，便能“因势趋便”，取得胜利。所以水军训练也应坚持战巡合一，“操练以观其进退之常，巡逻以习其应变之略，奇正并用，缓急从宜，则船不虚设而临事为有备矣”。
4.建造快速适用的战船
李昭祥认为，建造战船要注意航速，快航性是战船的重要性能，战船不论大小，以快航最为重要。九江式哨船和安庆式哨船虽小，但“江船之最疾者莫如九江、安庆”。
5.以史为鉴创造新式战船
李昭祥在《龙江船厂志·文献志》中，对明初以前有关战船建造与水战之事，作了概要的论述。其内容上自《周易·系辞八下》关于上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追记，下迄洪武四年（1371）明将廖永忠建战船300艘，溯江而上进攻四川夏政权的战事，前后将近3500年。其中提到的著名战船与战具有上百种，所记载的著名水战有数十次，从中可以看出明代主要战船演变的轨迹，以及主要水战的规模与战术、技术运用的水平，并以此为借鉴，创造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各种战船，以达到改善国家武备之目的。
《龙江船厂志》不但在当时加强了船厂的管理，规范了各项规章制度，而且对后世的战船建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它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极为少见的工厂管理和造船技术典籍，同《南船纪》一样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两者堪称战船建造史上并开的奇葩。
2.书中包含了明代的度量衡、木材丈量法、木材的选用和施工的经验。
3.是鉴定为郑和下西洋建造宝船船厂遗址所在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它同前文所说南京下关三汊河中保村“上四坞”、“下四坞”八个船坞遗址的发现，以及长11.07米的大舵杆、长4.75米绞关木残件、海船所用的水罗盘之注水壶、船材、船板等遗存的出土和发现，雄辩地证明了宝船厂遗址的确切所在，从而使数百年“宝船厂厂址所在”的不解之谜，获得了破解的信息。由此可见，《龙江船厂志》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