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又名《黄石公素书》。旧题黄石公撰，宋张商英注。此说源出张商英《黄石公素书·序》。张商英，字天觉，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为尚书右仆射，曾学浮屠法，喜讲禅理。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徽宗颇惮之，遂蒙忠直之名。后被台臣上疏攻击，出知河南府。卒谥文忠。他在序言中称：“黄石公圯桥所受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神不圣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黄石公得子房而传之，子房不得其传而葬之，后五百余年而盗获之，自是《素书》始传于世间。”张商英这段话说的神乎其神，然而说得愈神秘愈露出了他作伪的马脚。对此明代以来，学者多有辩驳，如明都穆说它有“三伪”：“子房以三寸舌为帝者师，而卒之谢病辟谷；托从赤松子游，君子称其明哲保身，顾有死而葬以玉枕，其伪一也。自晋逮宋，历年久远，岂是书既传，而荐绅君子不得而见，亦未闻一言及之，其伪二也。书有秘戒，乃近世术家欲神其术之俚言，而谓圮上老人为之，其伪三也。且书中之言，往往窃吾儒之绪论，而饰以权诈。苏文忠谓圮上老人秦之隐者，而其言若是，乌足以授子房？其为张氏之伪明矣。”（《听语纪谈》）《四库总目提要》引胡应鳞的话说：“其书中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皆仙经佛典之绝浅近者。盖商英尝学浮屠法于从悦，喜讲禅理，此数语皆近其所为，前后注文与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即为商英所伪撰，明矣。”笔者以为《素书》从内容到文句，引用《黄石公三略》颇多，如“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等。实际上它是张商英取《黄石公三略》之本旨，以广其说，又撷取儒道文辞，杂采仙经佛典俚语以及有生命力的民谚汇集而成的一部著作。虽为张商英所伪托，但“其言颇切理”，书中不乏有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
《素书》一卷共六篇：原始章第一、正道章第二、求人之志章第三、本德宗道章第四、遵义章第五、安礼章第六。全书围绕“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展开论述，主张“潜居抱道，以待其时”，修德行仁，遵义尚礼。教育人们不要损节背理，要谦恭行善。在军事方面，重视设权定谋，指出：“设变从权，所以解结”，“长莫长于博谋”，“阴谋外泄者败”，“患在不预定谋”。重视民心民意，认为“民怨伤国”，“民困国残”。重视人才的选拔和正确使用。认为“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国将霸者士先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在战争中，主张根据各种人才的特点进行战斗分工，扬长避短，人尽其能。“重可使守固，不可使临阵；贪可使攻敌，不可使分阵；廉可使守主，不可使应机，五者各随其才而用之。”
《素书》自宋以来翻刻者颇多，流传很广。从现存版本看有明刻、明抄本，以及日本庆长（明万历）刻本，但更多的是丛书本，比较重要的有子汇本、二十子本、先秦诸子合编本、且且庵初笺十六子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道藏本、四库全书本等。据不完全统计，各种丛书本有二十余种之多。《便宜十六策》
《便宜十六策》旧题诸葛亮撰，后人疑为伪托之作。
本书提出的作战指导思想的主要有：
“用兵之道，先定其谋”。重视谋略是书中论及用兵作战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指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作为“人之司命，国之利器”的领兵将帅，在战前必须周密地部署，做到“先定其计，然后乃行”。对于谋的内容，它说“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只有对上述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谋划，才可以出军任将。作战中不仅要有谋略，而且要很高明，在战略谋划上胜敌一筹。
作者十分强调“气势”和“神速”，多次说明士气和速度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它说：“士无气势……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又说：“计谋欲密，攻敌欲疾”。主张进攻时要快速，只有快速才能造成一定的兵势。所谓“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败，此用兵之势也。”作者指出，要以压倒敌人的英勇气势，迅猛异常，敢冲敢打，一举消灭敌人。
在用兵作战上，强调“知”的作用，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这可算是对“知彼知己”的具体解释。对于敌人各方面的情况，敌我国力的强弱，将领指挥才能，兵士的战斗力，天象气候的变化，地形的利用，进攻退守的时机，都要善于了解和掌握，据此去决定自己克敌制胜的战争行动。它不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要求把敌我双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利用和发挥自己之长，去攻击敌人之短，这才算真正的“知彼知己”，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
《便宜十六策》首先提出了“国以军为辅”，“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的问题，强调了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作用。因为战争是“匡救大乱之道”，“存国家社稷之计”，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加强武备，即所谓“夫国三大务，莫先于戒备”，而武备之要便是通过治军使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并提出“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的原则，即注重教育，反对一味的惩罚。在提高部队素质的训练上，它继承了《管子》的思想，提出了所谓的“五教”；同时又提出了“上为下教”的观点，带兵者必“先正其身”，才能教育好部队。另外，它还强调治军要严于法纪，赏罚分明。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军队纪律不严，不听从指挥，虽有百万之师也是无济于事的。《便宜十六策》既有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