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98年2月10日，正月初八，春天已经到来，虽然依旧寒意深重，但是有春天的意味在空气里，让人也是欣喜。春节一过，“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专案组便快速投入了新一年的工作中。
在周吉峰副局长的安排下，专案组分成两组，第一组由吴迪和陆树斌负责将案件向上级申报的材料和技术勘验。局里要求专案组快速组织材料，向公安部申报该案成为部督案件，这样的话，首先可以申请到办案经费，最主要的是，还可以得到公安部有关专家的协助。第二组由方远山负责，对受害人的情况再进一步进行现场及外围的摸排勘验工作。
陆树斌是一个严谨古板且有些冷傲的老头。他对我能进入专案组应该是一直持怀疑态度的，所以每次和他相处时，他对我的态度都很僵硬，所以在分组时，我认为我应该会被分到方远山这一组。
但是在上午11点快要下班时，周吉峰副局长在自己的办公室召集我们安排工作，他让我跟陆树斌去北京向公安部递交案件卷宗，同时向部里有关刑侦专家请教案件刑侦技术方面的专业问题。
“对了，树斌，你听说过DNA吗？”周副局长在安排完工作的最后，突然问陆树斌。
“当然听说过！”陆树斌说，“那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人类染色体鉴定技术，据说可以通过一根头发，一点儿唾沫鉴定出亲子关系。周局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在凶案现场已经提取了大量的精液和血液，只要通过DNA技术鉴定，就能立刻查出谁是凶手，比指纹更加准确。
不过，据我所知，现在国内仅有的几台进口仪器，都在公安部刑事技术研究所，想要做这种鉴定，就要把被鉴定者的鉴定物拿到公安部才能做比对。而且，目前DNA技术在各个领域的运用上争议也比较大，虽然它比指纹鉴别更先进，但是因为有一些伦理方面的问题，在社会上存在着争议。据我了解，DNA鉴定也存在着亿分之一的误差，不像指纹虽然传统，但是基本不存在误差，所以DNA技术目前还不太被广泛运用到公安技术侦查手段上去啊！”
周局长点点头：“我知道，但是，既然要去北京一趟，还是带上现场采样，去跟公安部的领导提提，试试吧！”
陆树斌回答：“好！”
然后他看着我，说：“我从来没有和小汪配合过，她是一个女同志，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沟通起来都有困难，我想带我的助手小王一起去。”
这完全出乎我意料，陆树斌竟然会这样丝毫不留情面地拒绝和我的合作。
“小王没有进入专案组！”周吉峰副局长显出异常的耐心，对陆树斌说，“我们局里法医科的人手有限，漠南不单只有‘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还有许多恶性刑事案子需要人手。而汪小童作为专案组唯一的女性，她更适合做理论方面的工作，难不成让她和其他男同志一起，晚上去趴在公园树林里蹲守吗？”
陆树斌不再吭声。
“连夜准备材料，明天就去北京！”周吉峰副局长口气坚定，似乎不容任何人再提出异议。
接下来的部署，是其余专案组成员立刻进入具体的案件侦破当中去。按照初步的方案，是在市局治安科科长陈天明的协助下，由方远山带队，再一次对“88.5.26”“94.7.27”“98.1.16”“98.1.19”四起案件的受害人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了解。
1988年的，也就是十年前的首起案件最为重要。方远山再次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受害人的身份、人际关系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切入点，为什么是她们，只是她们会成为受害人？现在只有受害人的情况会告诉我们答案。
我不得不承认，方远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刑侦警察，他的思路完全符合犯罪心理学的最基本的脉络，但是我接下来要跟着陆树斌去北京，所以我暂时无法向方远山学习他丰富的刑侦实战经验了。
会议结束后就下班了。
吴迪跟着我走出公安局大院，我们因为同在一个专案组，所以经常同出同进也让所有同事觉得是正常的。
“听说你要和陆科长去北京？”
我转脸看他：“是啊！”
“那你要照顾好自己，去的时候多带点儿衣服，注意安全！”
我看着他：“我这么大个人了，还在北京上过四年大学，当然会照顾好自己了，你不用担心。”
吴迪憨憨地笑：“我就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陆科长这个人比较古板，不好相处。”
我说：“没关系的，他人很好，就是严肃了点儿。”
吴迪笑笑：“那就好。”
“谢谢你啊，这么关照我！”我说，“中午到我家去吃饭吧，也顺便告诉我爸妈我要去北京。”
2
2月10日下午。我协助陆树斌准备到北京的案件材料，按照周副局长的安排，我们把“98.1.16”和“98.1.19”现场采集到的凶手遗留的毛发和手套汗液采样都带上，做为DNA的采样去送检。
但是陆树斌依然一再强调现场图片和指纹、血液的整理，让我详细地准备。
我将我手头的照片再详细地整理了一遍，尽量补充进去我自己感觉更能体现凶手作案的几张。在这些资料中，其中“88.5.26”案件的现场照片是缺失的，只有受害人的照片，其他资料也只是一些当时案件的勘案记录。我将这些照片封存好装进案件材料袋里，陆树斌则准备了详细的验尸报告，我们在一起默默工作，我对他恭敬如师，而他则对我依然表情僵硬，偶尔有话题，也是命令式的。
我们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才结束，材料是完备而精细的。在专案组，我不得不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方远山，一个是陆树斌，他们都有着丰富的刑侦和勘验经验，让我学到很多大学里无法学到的东西。
晚上回家，爸爸和妈妈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出行的皮箱，我不用打开就知道里面的东西应该是一应俱备，一件不多，一件不少。妈妈还给我另外装了一袋东西，是密封好的，让我带给我大学的导师梁教授。虽然妈妈只是中学语文老师，而梁教授是大学教授，但是他们两个曾经有过一面之缘。
第二天到单位后，我们拿好了材料，吴迪开车送我们去漠南李家台火车站，坐早上一班去往北京的火车。
票是局里定的卧铺，我和赵树斌的位置是隔壁。陆树斌在餐车吃完早餐后便上床睡觉了，我没有睡意，便拿出随身带的书来看，看了一个早上，中午无聊也去睡觉，睡到下午一点多，醒来又没什么事，只好一个人坐着看车窗外的景色。
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有人敲敲门，陆树斌在外面叫我：“小汪，出来我们聊一会儿！”
我开门出来，看见陆树斌提着他的大大的皮箱，那里面装着我们的材料，他总是须臾不离身。
我跟着陆树斌从卧铺往硬座车厢走。正月初九，正是回家过年的人返回城里的时节，硬座车厢里连过道都坐满了人，但是陆树斌依然一言不发地带着我往前挤，一直到最后一节车厢，陆树斌站在了来回剧烈摇晃的过道里。
“没地方坐，我们站一会儿吧！”
他从衣服里抽出一支烟，拿出火机要点，但是过道里的风很大，他用一只空着的手扑扑地打着火机，火焰却在每次将燃的时候被风吹灭。
我从他手里接过火机，用左手拢住打着，为他点上烟。这个动作后，陆树斌的脸色明显缓和下来。
“你今年只有二十三岁，是不是汪小童？”
“是啊，陆老师！”我有些无措地回答。
“我在你这个年龄，还在乡下种地呢，后来为了返城才考的大学，你很幸运啊！我第一次和你一起工作，你拍的现场照片非常专业，我当时以为你是学刑侦的，当晚还问了其他同事，他们说你是法律专业的。”
陆树斌始终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
我以为，他和专案组的所有同志一样，对于我这个刚出大学校园，嫩得能攥出水来的小警察，尤其是女警察，能进入这样大的案子的专案组是心存芥蒂的。没想到，和我的第一次合作，他就注意我了。
“你在大学里，对犯罪心理学比较有偏好，对不对？”
我很惊讶：“陆老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周吉峰副局长昨晚告诉我的，你在大学里深入研究过犯罪心理学，所以你的专业虽然是法学，但是周副局长真正看重的是你的另一个专长，犯罪心理学。所以我想和你探讨一下，关于‘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你是怎么看的？”
他从嘴里吐出来的浓烈的烟雾被风吹得四处飘散，散到我的脸上。
“我希望我有想法，但是我没有，真的没有，陆老师！”
“为什么没有？”
“我不知道罪犯想要什么。”
陆树斌看着我。
我继续说：“我不知道这个凶手，他要受害人的什么。钱？不是，四起都没有抢劫迹象；色？但是为什么没有强奸？仇杀，现在不得而知，似乎还没有有力的证据来支持。所以我们现在所依赖的，除了这趟去北京后请部里有关刑侦和法医方面的专家作出权威推断外，还是要依赖方远山队长他们，要从受害人身上找出痕迹。为什么凶手选择的是她们而不是别人。犯罪心理分析最主要依赖的就是两条脉络：凶手——受害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买主和商品，为什么一个人会选中一件商品，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喜爱、需要、碰上等等诸多因素。凶手犯罪也是一样，凶手选择受害人，也有他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是什么，要通过受害人，也就是买主选中的商品去一步步推断。”
陆树斌听着我的讲述，深深地吸着烟，深深地看着我：“你说得很正确。那么，你从受害人的尸体上有什么发现呢？”
“陆老师，我想我们互相来探讨会更好吧。我想请教，从尸检情况来说，凶手作案时的步骤是怎么样的，一系列凶残的作案过程中，最致命的作案手段是什么？”
陆树斌挥手赶走我眼前的烟雾，看我的眼光变得温和，但是也带着一种深深的忧郁。
“其实，对于这两起案件，是我提出来和十年前、四年前的凶案并案侦查的，因为1988年，在我的前任没有退休时，我是作为法医助手勘验那起凶案的，1994年也是，我和另一名法医一起勘验现场，作案手法，用刀……太熟悉了，真是惨不忍睹。”
我掉头看一眼列车窗外，深吸一口气，然后转头看陆树斌。
他切入正题：“从尸检情况来看，凶手第一步先用刀切断受害人的颈部，从法医学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可以快速制服受害人，但并不致命，另一个原因就是不让受害人发出声音。”
“不让受害人发出声音？”
“是啊，凶手在白天做案，而且在居民区，他当然不想让受害人发出声音。接下来，他在受害人无力挣扎，无法发出声音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切割和划割，切割的刀法非常娴熟，切割下来带走的器官皮肤也非常有规则，我这两天一直在思索他是不是从事过临床医疗工作。还有，他在划割受害人皮肤的时候，刀法排列整齐，而且都只在浅表处，处于浅表处的划痕，是人体痛觉神经分布最多的地方，所以，凶手在划割的过程中，应该是想看到受害人在垂死的状态下，还要流露异常痛苦的神情。”
陆树斌突然停了一下，盯着我的眼睛：“汪小童，难道说，如你刚才说的，凶手，他在观赏这个过程，或者说，是在享受这个过程？他要的就是这个？”
“有极大的可能啊。”我说，“如果真是这样，凶手就是一个非正常心理、极其凶残的人。”
“难道，会是仇杀吗？”陆树斌喃喃道。
“不知道！”
我回答陆树斌，同时也是回答自己。
我们在火车过道的风口里沉默了几分钟，陆树斌突然说：“汪小童，有一件事我想问你一下，你千万千万不要为难啊！”
我说：“恩，你问吧，陆科长！”
我不知道他会问出什么，不禁有点儿慌乱。
“你，你妈妈是不是漠南矿业公司中学的教务主任啊？”
我松口气，说：“是啊，有什么事吗？”
陆树斌低下头，乱糟糟的头发在风中飞舞：“真不知道应不应该张口，你看……”
“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是这样！”陆树斌迟疑一下，“我的小儿子，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也就再没上学。这小子一直在社会上乱混，也没有正当的职业。我和爱人原来都是矿业公司的，他也算是矿业公司子弟，本来一直想等到矿业公司招工的时候随便安排个工作去上班就行了，但是现在企业改制，也不招工了。今年总算有了一批名额，但是报名的人数听说很多，最主要的，还要求是技校生和高中生，这个孩子现在只有初中学历，不够资格啊。你看，你能不能跟你妈妈说一声，给弄个……弄个高中文凭。”
我舒一口气，我以为他要问我其他事呢。我说：“没事陆科长，最近好多人都在为孩子招工的事着急呢。这样吧，我回去后问一下我妈，看有没有办法，有办法一定会帮你的，毕竟高中文凭国家管得也不严。”
陆树斌感激地冲我点点头。
3
2月12日下午，北京。
我和陆树斌下火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就近订了宾馆，放下随身行李，便一刻不停地来到了公安部刑侦局递交案件卷宗。这些事基本都由陆树斌来做，我相当于一个跟班拎包的秘书。案件的《立案报告表》和前期情况已经由省厅通过传真简单向部里汇报过，所以部里对此也是非常重视的，案件申报材料虽然层层递交，但是很顺利，一个下午就已经申报完毕。
按照周副局长的意思，我们也向刑案专家办公室递交了希望得到有关刑侦专家协助的书面申请。同时，把希望用DNA技术协助侦破“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的想法跟部里接待的同志提了一下。
负责接待的同志看着我们带来的现场取样，沉默半天告诉我们：“你们漠南目前有DNA信息数据库吗？”
陆树斌茫然地摇摇头。那位同志无奈地看着我们：“DNA鉴定虽然是目前国际国内最先进的技侦鉴定技术，但是也必须要用犯罪嫌疑人的精液、唾液或者毛发来进行一对一的比对，现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我们公安系统也才开始着手建立DNA信息数据库，你们现在光是送来凶手的取样，但是没有具体对象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做鉴定比对。只能先放着，等有了具体的嫌疑人，再来做比对吧。”
我和陆树斌也只能面面相觑。
从公安部刑侦局出来，我用北京街头的座机给梁教授打了电话，大概讲了我来北京的原因，问他有没有时间，晚上可以一起吃饭。
这个开朗的老头儿立刻答应了我的邀约，但是他的要求依然苛刻，他要求我先找好餐馆，他认为满意后，才可以赴约，不然就只能是我自己吃了。我一口答应了。
打完电话，我征询陆树斌：“晚上可不可以和我的一位老师一起吃饭？”陆树斌很爽快地答应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也过了吃饭的点儿。我们来不及回宾馆，便直接乘出租在学府路找到一家餐厅坐好，然后立刻惴惴不安地打电话给梁教授，说了详细的地点和餐厅名称，问他可否赴宴。
梁教授在电话里沉思一会儿后，说：“可以！”
这是一家名叫“西北人”的餐厅，是我上学时就知道的，餐厅有包厢，也有大厅。大厅里经常有附近高校的学生光顾，但是人数并不多，因为这里的价格并不允许囊中羞涩的学生来挥霍。
我和陆树斌要了一个包厢，安静地等待梁教授的到来。
半个小时后，在服务员的带领下，高瘦儒雅的梁教授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墨绿色的长夹克风衣，白衬衣，咖色带暗花的领带，虽然已近花甲，但依然风度翩翩、让人心动。
我起身迎接他，并向他介绍陆树斌，两个男人握了手。
梁彦东，56岁，北京X大刑侦专业犯罪心理学教授，在犯罪心理学方面有着非常高的研究。
梁教授没有落座便指着我：“她，汪小童，是能请动我吃饭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之一。”他落座后思索一下，又冲着我说，“不过，你并不是我的学生。”
“我怎么不是呢？”我小声抗议，“虽然不是正式的学生，但是我一直旁听你的课，应该是最忠实的学生。”
陆树斌有些茫然地看着我们两个，拿菜单给梁教授说：“梁教授请点菜吧。”
服务员站在面前，梁教授拿过菜单，看都不用看就报了六个菜名，并要了啤酒。
“听梁教授的夸奖，汪小童在学校里应该是特别出众的学生了。”陆树斌说。
“不是特别出众，是特别奇怪的学生。她有许多故事，而我喜欢有故事的人。”
教授看着我：“汪小童，我刚才考你一下，你基本通过，但是有一点还不合格，我们不应该坐在包厢，而应该坐在大厅里吃饭，我告诉过你我的习惯。”
“教授，我想到了，但是毕竟坐大厅不符合待客之道。我是你的学生，而且你和陆科长是初次见面。”
“基本通过就行，不必太拘泥。你在电话里说你们到北京是因为漠南的一件系列凶杀案？”
“是的，教授。”
第一道菜在这个时候上来，是一盘土豆丝。梁教授立刻拿起筷子让我们品尝：“快来吃，这是你们西北的名菜，但是同时也是全国都有名的国菜，我到这里经常会点一盘尝尝。”
“梁教授对美食有研究？”陆树斌问。
“没有！”梁教授摇头，“我对食物没有多少研究，但是我喜欢餐厅，甚至酒馆茶楼，这里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当我坐在一个餐厅或者茶楼的大厅里时，我边吃饭，边看着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哈哈，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陆树斌有些惶惑地看着我们师生两个人。
接下来，趁着吃饭的功夫，我向梁教授大致讲述了最近发生在漠南的两起凶案，陆树斌偶尔在旁边做补充。
梁教授仔细地听完我的讲述，说：“汪小童，这两起案件，是不是会和94年，你们漠南的‘94.7.27’考虑并案？”
陆树斌深为吃惊：“梁教授，你也知道漠南‘94.7.27’案件？”
梁教授看着我：“是啊，我认识汪小童，就是因为‘94.7.27’。我说了，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孩子。难道你身为她的领导竟然会不知道？‘94.7.27’案件的受害人汪小颖，就是汪小童的姐姐。”
陆树斌吃惊地看着我。
“怎么……怎么会是这样？94年的凶案，我也是现场法医之一，当时历历在目啊！太残忍了！”
我咬着嘴唇，忍住泪水点点头：“是的，陆科长，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大学时候明明学的是法学，却要跑去偷听犯罪心理学的原因，也是我为什么回到漠南当警察的原因，另外，也或许就是周吉峰副局长让我进入‘漠南系列切颈案杀人案’专案组的原因吧！”
4
在心理学里，有一种心理叫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那就是许多人会记住令他有正面情绪的事，这并不是有意识的。而另一部分人，则会记住一些令他痛苦的事，忘掉令他高兴的事，这些记忆也同样是无意识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心理学并没有明确的解释。
但是，我相信在人群中，大多数人的选择性记忆应该是选择记住令他高兴的事，而遗忘让他痛苦的事，我想，这应该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动物自我保护本能，保护自己不让太多的痛苦侵袭。而对于那些选择记忆痛苦的人，我想，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本身太过优裕，所以需要小小的痛苦给予刺激才能更健康更免疫地成长。
我是一个绝对选择记忆高兴的事情的人，因为有些记忆，太痛苦了，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心脏所能承受的范围。
在我十二岁回到父母身边后，我慢慢发现一件事，就是我的姐姐小颖因为一直待在爸爸身边，而爸爸又工作太忙的缘故，她的学习一直非常吃力。而我因为一直和当老师的妈妈在一起，在妈妈的督促下，一直成绩优秀。这种巨大的差距使我和姐姐之间有了一层无法言说的隔阂。每当姐姐在学校因为成绩太差而受到老师的批评时，回家就会闷不作声地发脾气，而且厌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初中毕业后，虽然妈妈竭尽全力辅导，她依然没有考上高中。
我记得，当中考成绩公布的时候，我们全家都闷闷不乐，爸爸妈妈不敢过于严苛地责备姐姐，但是也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让姐姐复读，但是姐姐对读书已经没有丝毫的兴趣。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离开小学，升入初中的那个夏天，正是我的姐姐小颖和父母产生激烈斗争的一段时间。姐姐一再地表示，她不想再上学，她要去上班，而一直以“学而优则仕”为做人理念的爸爸妈妈，一直坚持多读书、读好书才是人生最正确的方向。
姐姐曾经有一天晚上赌气离家出走，爸爸妈妈发现后，在深夜时分拉着我到处寻找姐姐。那时候我们还住在平房，我和妈妈沿着黑黑的巷子去寻找姐姐，爸爸在另一条道上寻找。在我的记忆里，那天晚上天好黑，我们住的平房还没有架路灯，小巷子中的路坑洼不平，我紧紧牵着妈妈的衣襟，一直感觉后面有个人在跟着我们，在我的耳边轻轻地喘气。
因为心里的恐惧，我对姐姐的怨恨也在一点点地升起。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她的不听话，我此时正在家里看我喜欢的电视剧。而她，为什么不自己好好学习，又要让全家人不高兴，为她操心？但是，即使有怨恨，我还是非常的害怕，我害怕我的姐姐就这样丢了，再也找不到了。
后来，爸爸在我们房子后面的一棵柳树上找到了姐姐，她黄昏时爬到树上，骑着树枝看树下的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我的姐姐小颖平时就是这样一个顽劣淘气的女孩儿。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爸爸妈妈的态度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不再提让姐姐继续复读这件事，而是开始考虑让她去读矿业公司的技校。矿业公司技校的考分要求很低，只要是公司子弟基本都能符合入学条件，技校毕业后可以分配到矿业公司下属的厂矿和企业当工人。
在爸爸妈妈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姐姐进了技校，她在技校上学时住在学校里，每周回一次家。而就在同一年，我以全市第五名的成绩上了漠南市的重点高中——漠南市一中，成为一名尖子生。三年后，姐姐也技校毕业了，她被分到矿业公司水电子公司，成了一名工作轻松待遇不错的抄表员，但是没有编制，暂时只是一名临时工，按照政策，两年后她才会转正成水电公司正式工。
也许，正因为自己只是临时工，也或许是因为内心对自己始终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存有想法，也可能是因为住在技校住习惯了，1993年的春天，姐姐到水电公司上班后，她立刻向单位申请了单身宿舍，要自己住到外面去。父母再一次为姐姐住宿舍的事烦恼不己，但最终还是没有拗过她，她就这样一意孤行地住到了水电公司的单身宿舍里。
爸爸妈妈始终不放心姐姐，便让我去和姐姐住在一起，给她做伴。在我和姐姐相处的那半年中，我们的关系，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成为我这一生的隐痛。
我的学习成绩在升入高中后，愈发节节高，一直稳居年级前三名。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羡慕一直环绕着我，而姐姐对我所表现出的优秀，一半是欣慰，一半是嫉妒。或许在姐姐的心中，因为从小就跟着爸爸来到西北而不是跟着妈妈留在南方的缘故，她一直认为爸爸妈妈的感情是偏向我的，这也是她的性格一直比较叛逆的原因吧。
她有时候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责骂我，而进入青春期的我，当然也不甘示弱，会和她争吵，我们的关系并不像别的姐妹那样亲密无间，而是经常性地爆发争吵，比如她会撕掉我的作业本写信，还会把我的书扔得到处都是，我都会为此而非常生气，认为她是故意的。
1993年，我上高三，那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因为我要参加高考，而那也是我和我的姐姐相处最亲密的一段时间。在我们不争吵的时候，姐姐是这个世上我最亲近的人，我们睡在一个被窝里，在热的时候互相推搡着让彼此睡远点儿，冷的时候又会紧紧抱在一起取暖。她每天都会在我放学回到宿舍的时候给我做饭吃。有时候煮方便面，有时候架着煤气灶炒菜，然后出去到隔壁的同事房间看电视，留下我一个人学习。
也就在那一年的夏天，我们家因为妈妈是教导主任的原因，分到了一套新楼房。为了迎战高考，我在高考前一个月便回家去住，由爸爸每天请假在家给我做饭，妈妈则全力督促辅导我的学习，全家人的心思都放在我的身上，姐姐还是每天上班，有时候回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很多时候依然不回家，父母也无暇顾及她。
随后，我迎来了人生中的高考，在全家人的期盼中，我考试顺利，自己也感觉非常满意。考试结束后，我和同学们对题，和老师交流，惶恐不安地等待着成绩的公布。
高考成绩公布后，我的成绩排在全市第二名，全家人欣喜若狂。爸爸妈妈打电话让姐姐回家一起庆祝。那一晚，爸爸做了满桌子的菜，开了一瓶白酒，爸爸妈妈都喝了点酒，姐姐也喝了，但是在喝完酒后，她显得有些落寞，而年少轻狂的我没有在意姐姐的落寞，一味地在爸爸妈妈跟前胡闹撒娇。
随后，我收到了X大的录取通知书，我被这所远在首都的名校录取了。一切都像夏天的阳光一样灿烂而美好，我是爸爸妈妈的骄傲，也是老师的骄傲。整整一个暑期，我都在和同学们疯玩，十年寒窗的压抑和考入名校的惊喜的碰撞，让我有些忘乎所以了。就这样，到了秋天我就去北京上学了。
进了大学后，我和姐姐的距离一下子变得很遥远。她有时候给我写信，但是说的都是她们单位的一些琐碎的事情，我基本上只是看看，也都不回信给她。爸爸妈妈说，姐姐依然住在单位宿舍里，不愿回家。
1994年的暑假，我回到了漠南。一年的大学生活，让我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态度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我看着漠南，就像看一个什么也不懂的村夫一样，闭塞、落后，像一位年轻却没有任何活力的颓废青年。
我清楚地记得，我从那时候开始内心看不惯漠南的任何东西，甚至我的姐姐和父母。
在短暂的假期里，我只和几个和我一起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在一起聊天玩耍，甚至不愿和姐姐汪小颖一起去逛街。那个假期，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姐姐的宿舍，因为那里没有电视，也没有可口的饭菜。
1994年7月25日，姐姐从宿舍回到家里吃饭。吃完晚饭，在她要回宿舍的时候，她对我说：“小童，明天陪我去逛街好不好，我刚发奖金了，我要买件衣服，你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姐姐给你买一件夏天穿的T恤吧。”
我想了想：“不行，明天我们几个同学要去高中的班主任刘老师家去坐坐，改天吧。”
姐姐说好，但是直到出门，她都有些落寞。妈妈给她拿家里做的包子，她也爱拿不拿。
7月26日，我和同学们一直在刘老师家吃完午饭才离开。
7月的漠南，天气闷热，我和同学们走在大街上，几个人商量着去金鱼公园再玩一会儿，最好能凑钱去划船。我想起来，我虽然在漠南生活了六年，但是因为一直忙着学习学习，还一次船都没有坐过呢。因为这座城市唯一能坐船的地方就是公园里的一处人工湖，那里划一次船要五块钱，我没有时间，也不想花钱去坐一次船，但是今天同学们一提议，我突然强烈地想坐一次船，像在我的故乡江南一样。
就在我们商议得很开心的时候，我老远就看见了我的姐姐汪小颖。她手里拎着几个袋子，一只手里举着一只雪糕，正一个人百无聊赖地逛街。我看着姐姐，想上去喊她一声，却忍住了。我想，我要是过去，她肯定要我陪她逛街，那我肯定就没办法和同学们去划船了，那一刻，我鬼使神差地一拉身边的同学，从一条小巷子穿了过去，避开了姐姐。
……
我一生，都不愿去回忆这些情节，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姐姐，青春、美丽、鲜活的姐姐。
1994年7月27日，我的姐姐遇害，凶手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了她，而在她身边，放着一件没有撕掉商标的、买给我的白色T恤。
……
我和爸爸妈妈赶到现场后，爸爸和妈妈哭晕在了那个单身宿舍的门口。
后来，警方经过多方调查，认为和1988年发生在漠南的一起悬案做案手法相似，凶手应该是一个人，但是这个凶手，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直都没有找到。
5
沉重而惨痛的往事让陆树斌、梁教授都沉默下来。
陆树斌看着我：“汪小童，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关系！”我摇摇头，“我现在只想知道，凶手是谁？”
梁教授慢慢地嚼着菜：“当年你是我的旁听生，向我讲述了这两起案件后，我曾经调来了那两起案件的一些案件细节，做过一些详细的研究，也和公安部要案科的刑侦专家汪明辉教授共同探讨过。”
“汪明辉教授吗？”陆树斌打断了梁教授的话，“那可是公安系统赫赫有名的刑侦专家。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如果能请到汪明辉教授给予刑侦技术上的支持，那就太好了，可惜今天没有见到他。”
“我和他是多年老友。”梁教授看着我，“但是这个案件的确有它的难度啊！”
“教授，如果让你来初步判断，1988年到1994年的那两起案件，是不是和我们眼下的‘98.1.16’‘98.1.19’案件为同一个凶手？”
“是同一个凶手的可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梁教授用了肯定的口气回答我，“这也就是这个案件的难度所在，十年后再次疯狂作案，我们所面临的凶手不论从心理还是行为上，都难以用常人的心理和行为去判断。我认为，凶手的性质应该定位为性犯罪者。”
“我也一直认为这四起案件应该列为性犯罪的行列，可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四起案件都没有性侵犯行为。”我接道。
梁教授喝掉半杯啤酒：“之所以定义为性侵犯罪，是因为我们首先排除了图财的动机和仇杀的动机，当然，不排除广义上的仇视女性的动机。因为如果是仇杀，我相信漠南警方应该能从两个甚至四个受害人的身份与人际关系中多少发现一些线索，但是据你们所说，到目前还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发现。并且，前两起案件已经并案，之间有六年的跨度，后面两起考虑并案，与首起案件跨度更达十年，仇杀案件不太具备这样长的心理潜伏。因为除非非常重大的仇恨，比如灭族之恨等等，一般人的正常仇恨心理其实只会存在最多四年时间，就会慢慢淡忘，既然仇杀的综合因素不具备，所以只能推断为性侵犯罪。”
梁教授吃了几口菜，继续他的观点：“犯罪心理学中，性侵犯罪分为两种：行为性侵和心理性侵。这个凶手在侵害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和受害人发生性关系，但是他用另一种手段——虐待受害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虐尸，或者虐待还未完全死去的受害人的行为，达到了心理上的性满足。这名凶手，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她）所要达到的，都是一种性满足。”
梁教授看着我：“汪小童，大学时的课程，可能不太涉及太多个案，同时作为我们中国的高等学府，肯定也要隐去一些对于你们青年人来说不太适宜的内容，比如我们在心理犯罪学中，性侵犯罪，被认为是最复杂也是涉及人的心理活动最广泛的一类犯罪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的犯罪行为，有百分之八十都跟性犯罪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比如，为什么男性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都集中在十六岁到四十岁之间，因为性在人类的思想行为中，尤其是男性的思想行为中占了一个非常大的比重。这个年龄阶段是男性一生中性冲动最激烈的时候，当他们的性冲动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宣泄的时候，他们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去寻求满足，也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性高潮。”
我承认，连一场正规恋爱都没有谈过的我，对于这一堂课是缺失的，梁教授此时正给我恶补，我虽然尴尬，但是也凝神静听。
梁教授对着我和陆树斌滔滔不绝：“人类的性高潮，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心理行为，有直接接触性高潮、性梦高潮、意淫高潮、手淫高潮、视觉高潮。按照我对你们所讲述的这四起案件的看法，应该是凶手通过杀害受害人的过程，或者等受害人死亡之后通过虐待受害人而获取倒错性快感的一种不正常性行为，也就是通过视觉达到高潮。只是这种视觉高潮跟正常人的视觉高潮截然不同，正常男人可能会通过观看性交场面达到性高潮，但是畸形心理，也就是罪犯的心理，则有可能通过这种血腥和虐杀的行为来达到性高潮，也就是非正常心理性高潮。”
“那么，凶手的性别呢？”我问。
“性别？”教授看着我，对我突然提出的问题似乎没有想过。
他摇手拒绝了陆树斌递过来的烟，凝神沉思，然后说：“凶手的性别应该是男性，因为从犯罪手段和时间的长短来看，是属于力量型的，而且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受害人都为成年女性，身体健康，尸检排除药物犯罪情况。如果是女性，除非是多名女性犯罪，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所以凶手应该是男性。现在让我想不通的是，如果四起案件并案，那么作案时间跨度达十年之久，这名凶手的年龄也很难判定。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1988年时，该凶手已经成年，并且有了性冲动，比如他只有15岁，那么通过我在这家餐馆吃饭所观察到的，一个15岁的西北少年，已经完全可以制服一名19岁到23岁的女子，当然，这名男子还是要具备强壮的体格。还有，前两起凶案，受害人没有被拿走器官，但是最近的两起，凶手开始切割，这说明，凶手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解剖技术，这名凶手有从事屠宰和医疗工作的可能。”
我和陆树斌静静听着梁教授的分析。
梁教授摘下他的金丝眼镜，用纸巾细细地擦拭：“当然，我所有的这些观点，只是通过对案件的倾听后做出的。我没有去过漠南，更没有去过现场，我只能在这家名为‘西北人’的餐馆，尽量去寻找和想像那个发生了极惨烈的凶案的西北小城的一些印象。我的观点可能只是纸上谈兵，帮不上你们任何忙啊。”
“教授！”陆树斌给梁的杯子里倒上啤酒，“你的观点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谢谢你！我还有一个请求，就是你如果能见到汪明辉教授，请把这个案件再向他着重提一下，请二位教授继续研究探讨。我和汪小童明天就要回漠南，我们在漠南等待你们对这个案件的指导。”
梁教授点点头：“我一定会尽力的。”
晚8点，我和陆树斌将梁教授送回家后，也立刻回宾馆休息。
回到房间，在我打开皮箱准备拿出换洗的衣服洗澡时，皮箱旁那只妈妈严密封起来的小纸箱引起我的注意。我才想起，这个纸箱，是妈妈特意让我带给梁教授的。
我闻到了一股腥味。
我忍不住用随身带的水果刀打开了那个小纸箱，发现在纸箱中，竟然用牛皮纸包着一只塑料袋，塑料袋中，是一汪水和没有融化完的冰块，冰块里浸着半只羊。
在我上大学时，妈妈曾到大学来看我，因为姐姐的案子，我带妈妈去拜望了梁教授，两人在交谈中，梁教授提到他最喜欢吃西北的羊肉，所以此次北京之行，妈妈竟然不远千里将吴迪带给家里的半只羊加了冰块捎给梁教授。而我匆忙中竟然忘了将它送给教授。
我对着这半只羊，一阵茫然，一时不知道该处理这份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