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名琛的名声
咸丰八年（1858）的广州，已非清廷控制的广州，而是外国“代管”的广州。
广州是中英《南京条约》划定的“通商口岸”，但是，这份条约的中、英文本有个显著的区别。中文本允许一般英国人居住“港口”，只有官员才能进驻“城邑”；而英文本则谓不论官民，凡为英国人均得入住“城邑”，也就是说，任何英国人皆有权进入广州长期居住。同时，法、美等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其国人亦有权在广州长期居住。由于文本差异，清廷与外国长期争论不已，最终演变为一场战争——此亦是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部分。
咸丰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广州这座高二丈三尺、宽一丈八尺、周长十九里多的华南名城，只经过一天多的战斗就陷落了”。然而，攻入广州的英法联军，总计不过万人，“如何统治这座不屈的城市，如何对付数百万广州及其近郊的不屈的人民”，这是一个问题。
城陷时，身在广州的清方高级官员有总督叶名琛、将军穆克德讷、巡抚柏贵、布政使江国霖与按察使周起滨。叶名琛（1807—1859）与其他高官皆于侵略军入城后被抓捕，然而，只有他一个人被流放至印度，客死异国。因为他在广州入城问题上坚持“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方针——严格地说，这并不是叶名琛自订的方针，而是当时舆论对他的误解——他不仅为清廷所唾弃，也为侵略军所痛恨，更成为谈史者的笑柄。
但是，据当时的《香港日报》评论，广州陷落后，英法联军在如何统治这座城市方面碰到最棘手的问题，竟是“叶名琛的威望是否仍然使广州人怀念他”。这位“勇敢、果断”的总督，极有可能成为抵抗组织借以号召民众的象征符号。因此，为了保证“善后”工作顺利开展，“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同时，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1811—1863）也担心“叶名琛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恢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
一个阶下囚，竟有如此影响力，不得不令人反思叶名琛在他所处的时代究竟具有何种形象，是否真如前揭民谣所描绘的那么不堪。正是基于这种反思，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察，认为叶名琛的漫画式形象并非真实的历史写照，“仅仅因为叶名琛最后是失败了，所以他同包令（1792—1872，时任香港总督，也是叶名琛在‘夷务’方面的对手）共同具有的这种气质（‘头脑清醒，沉着冷静’），就被歪曲得无以复加，使他受万众唾骂”。不过，说明成王败寇的道理，兼为叶名琛洗冤，并非本文的主旨，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可以参看黄宇和著《两广总督叶名琛》。所以在此提及他的冤情，是为了反映英法联军治理广州的困难。
汉奸须论资格
叶名琛既对广州人具有影响力，不妨将他送至国外软禁，然而，送走他以后，仅凭英、法两国之人，仍然“无力统治广州城”，联军指挥官“相信，只有中国人的机构才能维持秩序”。也就是说，只有让叶名琛的同僚——巡抚、将军等人——出面安抚民众，才能稳定局势。
额尔金明言，“没有柏贵的协助，企图管理广州是困难的”“假如柏贵被（清廷）撤职或是受到（联军）虐待，所有下级官员非常可能弃职逃亡”“我们将在没有任何行政机构的情况下管理一个数十万居民的城市，而且几乎无法与居民对话（当时只有三个翻译）”，因此，必须控制柏贵，“使他成为我们手中无足轻重的工具，又不损害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这一番话，是殖民主义者的心声，“委员会”正是遵循这个宗旨而建立起来。简言之，即在“广州联军委员会”的严密监管下，由巡抚衙门出面，处置广州的日常事务。
额哲忒·柏贵（？—1859），蒙古正黄旗人，起家知县，自咸丰二年（1852）任广东巡抚。他与总督叶名琛的关系，就像清史上绝大多数同城督抚一样，钩心斗角，面和心异。及至大难临头，各走一边，遂是自然而然的事。叶名琛在联军入城后，犹未“屈服”，认为“讲和”“或给以银钱”“都无不可”，“独进城一节断不可许”：他仍然一厢情愿，望联军在获得赔偿后退出城外。让不让外国人入城是原则问题（基于《南京条约》中文本），赔款只是经济问题，孰轻孰重，叶名琛自认拿捏得准。柏贵不然，他不管原则，他只关心如何解决目前的尴尬。以此，联军入城次日，他就与广州将军联名发布安民告示：“明言两国议和，不必惊慌。”
对联军来说，他们也要坚持原则（《南京条约》英文本），是否入城根本不容再行讨论，何况大军业已入城，以此，他们认定柏贵是一个合适的合作对象，并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提出与柏贵进行“实质性”合作的四项原则。
四项原则是：一、联军组织一个委员会，驻留巡抚衙门，派出若干巡逻部队，“协助”维持广州治安；二、在联军控制地区以外（实谓广州以外，广东以内），凡有案件涉及外国人，俱应由委员会负责处置；在联军控制地区以内，则不论何种案件，均按军法处置（即“杀无赦”）；三、未经委员会加盖印信，巡抚无权颁布任何布告，不论用官衔还是私人名义；四、巡抚速令广州城内所有清军缴械。
柏贵既接受了英法联军的四项合作原则，于是，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二十五日，即广州城陷后第十一天，在惠爱坊巡抚衙门（即今人民公园与广州市政府所在地）召开了傀儡政府成立大会。会上，额尔金宣布：一、联军占领广州，直至与清廷达成协议，再将广州交还清政府；二、任何企图以武力或欺骗来扰乱局面者，不论唆使与肇事，俱将受到严惩。接下来是法国驻华公使葛罗发言，大旨与额尔金相同。最后，柏贵发言，作出了“令人满意的答词”。
同日，“广州联军委员会”亦告成立。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故又称“广州三人委员会”。三人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英国上校柯露辉与法国海军大佐马殿邦。两位军人是英法侵略军的指挥官，不谙华语，亦不懂行政。巴夏礼自幼居中国，于汉语之听、说、读、写，样样精通，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拜广东总督耆英为“义父”，“机警勤密，有口辩，诸酋中最称桀黠”，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通”。因此，所谓三人委员会，其实就是巴夏礼一个人的委员会，时人称“他简直就是广州的总督”，洵非虚誉。
凡欲殖民，光有侵略军的“中国通”还不够，得有土产汉奸配合才能做成“好事”。在这种局面下，认柏贵为汉奸，自是不错，尽管他是满人。然而，具体与外人沟通，事事亲力亲为的，却非柏贵，而是另有其人。一般认为，广州十三行中的怡和行第四世浩官（即伍崇曜），在此期间交接西人，上下其手，做了不少辱国失格的事。
但是，他是一个商人，既无守土之责，亦无殉国的义务，论其资格，欲做“汉奸”，欲行“卖国”，实不够格。况且，当侵略军入城，崇曜“亲见酋长，责以大义，凶威稍戢，西关闾阎幸免灰劫”云云，他竟为广州人民做了大好事。
因此，我们要找出一个合适的汉奸代表，而代表资格认定，首要条件得是此人具有官方身份。据时任南海知县华廷杰指证，前任肇庆知府现为候补道的蔡振武，才是不打折扣的汉奸。
傀儡政府其他官员迫于兵威、迫于生计，纵不敢与外国人相抗，但也尽量做到相对时“默无一语”，唯振武“素以才辩自居，颇与洋酋酬答”“随机应对，即洋酋亦喜形于色，一见如旧相识”，柏贵有鉴于此，乃委任振武“专办洋务”。按，“洋酋”谓巴夏礼，而“专办洋务”四字，在当时士大夫说来，即是汉奸的代称。以今人的判断，办洋务，与外国人谈事儿，跟汉不汉奸有何干系？这确是当时士大夫的偏见。不过，另有一事，却让振武难以洗脱汉奸的恶谥。
广州沦陷后，蔡振武升了官，署任广东按察使。他能“名留青史”，除了这段时间做汉奸，还是一段文坛逸事的主角。
前此，某日，粤省官员聚会，有人聊起姓名对（如孙行者对祖冲之），便说在座的高州知府马丽文可对蔡振武。振武略一思考，说，此联不工，因为文可对武，丽（“附丽”之“丽”）可对振，但是马蔡对不上。同事听了，呵呵一笑，说，您没读过《论语》“臧文仲居蔡”的注文吗？振武当然读过，立时想起“蔡，大龟也”，不禁一囧。[1]
当然，振武做汉奸的表现，龟都不如。至少龟没他那么聒噪。
咸丰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南海知县华廷杰与番禺知县李福泰去见柏贵，议事毕，在抚署门口遇见蔡振武。振武拉住他俩，说，明天一早，洋委员要去视察城内外各处要隘，你俩是地方官，须作陪同。华、李闻言，不答一语。上司安排工作，理应答复，然为侵略军做马前卒，却又不能遵从，以此二人不答一语。
振武一愣，补充说明，云：“我与洋人已约会，明日断难失信。”廷杰看挨不过去，而又不拟直接拒绝，遂打官腔，说，他俩回去研究一下（“再商酌”）。振武急了，云：“有何可商？去否？宜直说。”廷杰看避不开，只好冒险说：“不能同去。”振武追问，怎么不能。福泰从旁诉苦，云：“地方官带洋人驻兵，恐百姓不服。”振武哈哈大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讲这些屁话（“头巾话”），你俩还怕“名留青史”不成？
振武的话，虽有潜台词，却很直白。他的意思，无非在说，咱都已经在这替“伪政府”办事了，“遗臭”万年肯定逃不掉了，那还扭扭捏捏做啥？身后事既不可料，眼前亏最好不吃，不如“毅然决然做了汉奸”（陈巨来语），来得爽快。廷杰看他无耻嚣张，顶了一句，谓：“名留青史，公且不能。”说罢掉头就走。振武受了羞辱，回头向委员会报告，欲“令洋人来攫二人”，未果。
振武殆谓自己当日已经“从贼”，华、李亦然，皆是“汉奸”，何必遮遮掩掩？而且，从当时情况来说，清廷虽另派人来粤任总督，但声明是来做柏贵的继任，并不因为柏贵被英法联军胁迫，就收回他的权力。那么，自柏贵以下，在广州的各位高官，执法行政虽不能自主，却仍然具有朝廷命官的合法性。同时，也可以说，清廷尚未断绝与广州当局的联络，则意味着承认这个傀儡政府。这应该就是振武不惮为恶的逻辑基础。
但是，处置汉奸的通例，一般不认为仅任伪职者就一定要科以汉奸罪，只有既任伪职且“忠于职守”者才是汉奸。依例，振武确系汉奸。至于华廷杰与李福泰，虽任伪职，而“阳奉阴违”“玩忽职守”，故不能算作汉奸。
注释
[1]马丽文的曾孙是近代学者马君武，他在回忆录特地记载了这件趣事，只是书名误记为《金壶偶谈》，其实应是《雨窗消意录》。此后，林纾撰小说《妖梦》，中有名元绪（龟之别名）者，用以影射蔡元培，也是用这句注文来做人身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