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这座城市，这些房屋和窗户，这些蒸汽升腾的街道，是一个神话；对任何人，对所有人，都是一个不同的神话，是一尊神像的头部——交通信号灯如同眼睛一般眨动，一边是柔和的绿，一边是嘲弄的红。这座岛屿，犹如钻石冰山漂浮在河水之上，称之为纽约也好，抑或别的名字也罢；名字几乎不重要，因为只要是从别处更大的现实中来到这里，人们就只是在找寻一座城市，一个隐藏自我、迷失自我或是发现自我的地方，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在梦中，你会证明自己也许毕竟还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值得爱的人，而并非像你当初坐在门廊上，看着一辆辆福特汽车疾驰而过时所想的那样，并非像你在计划寻找一座城市时所想的那样，只是一只丑小鸭。
上周两次见到嘉宝，一次是在剧院，她就坐在我旁边的位置，另一次是在第三大街的一家古董店。十二岁时，我遭遇到一连串的不顺和变故，所以经常待在床上，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创作一部戏剧，该剧将由世界上美貌绝伦的女人来担纲主演——在随剧本寄出的信中，我就是这样描述嘉宝小姐的。但是，那部剧和那封信都如泥牛入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忿忿不平，一直难以排解，直到那天晚上，我的心猛然一动，认出了旁边座位上的那个女人。我惊讶地发现她居然那么娇小玲珑，那么明艳动人：正如罗兰·麦克基弗所说，就连在那些你通常以为不会显现出色彩的线条上也流淌着颜色。
有人问，“你觉得她到底是不是个聪明人？”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简直荒谬至极；说实在的，谁在乎她聪不聪明呢？只要能有这样一张面孔存在，显然就足够了，尽管嘉宝本人肯定为拥有这张面孔而承担的可悲责任开始感到后悔。说她希望孤独，也并不可笑；她当然就是这么想的。我猜那是她唯一一次不觉得孤独的时候：如果你走上了一条孤独的路，你总是会带着某种愁绪，而人们却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悲悲切切。
昨天，在古董店里，她逛来逛去，专心致志地端详各种物件，却并不对任何东西真正感兴趣，有那么一瞬间的冲动，我想不妨去跟她搭个话，要知道，那只是为了听听她的声音；那一瞬间过去了，谢天谢地，她很快就出了店门。我走到窗边，目送她迈着大大的、轻快的步伐，沿着黄昏中青灰色的街道匆匆走去。到拐角处她犹豫了片刻，似乎不确定要走哪个方向。街灯亮了，强光如变戏法般突然凭空在街道上造出一面光秃秃的白墙：风儿吹拂着她的衣衫，嘉宝，孤身一人，依然是世界上美貌绝伦的女人，嘉宝，一个象征，朝白墙径直走去。
今天与M共进午餐。对她，你还能怎么着呢？她说钱终于花光了，只要她不回家，她的家人就绝不会伸出援手。挺狠心的，我想，但我告诉她我觉得她别无选择。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她不可能回家。她属于那种转眼间就被纽约不可救药地困住的人，那种有才的庸人；既太过精明，无法接受小地方的气候，又不够精明，无法在自己深切渴望的环境里自由呼吸，所以只好在纽约这个社会的边缘焦虑不安地勉强维持。
唯有成功，而且是处于危险巅峰时的成功，才能带来解脱，但对于缺乏技艺的艺术家而言，永远是无从缓解的紧张和无法诞生杰作的焦躁。如果追求成功的压力不是那样巨大，也许情况会不一样。他们觉得必须证明点儿什么，因为他们大多来自美国中产阶层，对其中的敏感者来说，对其中有能力去作一番尝试的年轻人来说，这个阶层的语言越来越贫乏，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立刻为他们带来金钱上的回报。如果文明坍塌了，那些继承者在废墟中找到的会是金钱吗？还是一尊像、一首诗或者一出剧？
这并不是说世界欠M或者任何人一种活法；唉，就她的现状而言，她很可能写不出一首诗，或者说写不出一首好诗，不过她仍然很重要，她的价值不能仅以平常的真理尺度来衡量，她应该有更好的命运，而不是没有任何过渡、没有任何成就地从晚逝的青春走向早到的中年。
街边有一家收音机修理店，店主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名叫乔·维达利。初夏时节，他的店铺门前出现了一块写有“黑寡夫”[3]字样的奇怪招牌。另外还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敬请留意本橱窗上关于黑寡夫的信息”。于是我们左邻右舍的都暗暗琢磨和期待着。几天后，橱窗上添加了两张发黄的照片；大约拍摄于二十年前，照片上的维达利先生高大健壮，身穿及膝的黑色泳衣，头戴黑色泳帽和面罩。照片下方打印的字解释道，当年朝气蓬勃时，乔·维达利曾是洛克威海滩的游泳健将和救生员，而在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个耷拉着肩膀、眼神忧郁的收音机修理工。
他提醒我们继续留意橱窗；过了一周，我们的等待有了回报：维达利先生挂出了一条醒目的条幅，宣布黑寡夫即将复出。橱窗上有一首诗，标题为“乔·维达利的梦想”；诗中讲述了他多么渴望重新劈波斩浪、征服大海的心情。
第二天，最后的告示出来了；其实是一则邀请，上面说，欢迎我们大家8月20日前往洛克威海滩，因为他计划当天从那里游到琼斯海滩，那是一段遥远的距离。在接下来的夏日里，维达利先生坐在他店铺门前的一张简便折凳上，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对他的各种告示作出的反应，他坐在那里，神情恍惚而淡然，当邻居们停下脚步祝他好运时，他便礼貌地点头微笑。有位自作聪明的孩子问他为什么省掉了“Widow”中的最后一个字母，他非常和气地回答说，有了最后那个“w”，就是用来指女士的。
有一段日子再也没什么动静。接着，一天早上，所有的人一觉醒来，都在笑话乔·维达利的梦想。他的故事登上了各种报纸；他的照片出现在各种小报的头版。还都是些可怜兮兮的照片，因为此时并不是他凯旋的时刻，而是他痛苦的时刻，只见他站在洛克威的海滩上，两边都是警察。按照那些报道的描述，多数报纸的看法如下：有一次，一个疯狂而愚蠢的老人给自己全身涂上油，朝海水中走去，但是当救生员看到他游得太远时，便驾船将他带回岸边；这个老人特别怕见生人，特别古怪，因为他们刚一转身，他就重新下了水，于是救生员只好再次驾船赶去，因此，黑寡夫像条半死的鲨鱼困在沙滩上，归来时听到的不是美人鱼的歌声，而是骂声、嘘声和警察的口哨声。
你随后该做的事情或许是去告诉乔·维达利你很难过，你觉得他很勇敢，然后尽可能地说点别的什么；梦想的死亡与死亡本身一样可悲，对于那些失去梦想的人来说它索取的哀伤同样深沉。但是他的收音机修理店关了门；长时间地关着；到处都不见他的踪影，他贴在那儿的诗渐渐脱落，掉了下来，消失得无影无踪。
希拉里说是要来喝茶，来得比其他客人都早。即便是感冒得不轻，他仍然坚持要来参加这次聚会；这倒也顺理成章，可不是吗？请客做东，对他来说，足以治愈百病。无论你身处谁家，但凡希拉里在场，那里便成了他的家，你也就成了他请来的客人。有人觉得这种态度是否过于喧宾夺主，可真正的主人倒总还挺乐意的，因为只要有希拉里在，他那大嗓门就会自言自语，说个没完，总能引人注目，逗人发笑，即便是最沉闷的场合，也会被他带动得活跃起来。希拉里也十分希望人人都变得活跃，都能把话匣子打开；他设法说服自己：最年长的人身上环绕着缔造传奇的光环；而且，他也是这么说服大伙儿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心地善良，而指出这种善良的正是那些不那么有宽容心的人。
还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希拉里总是那副老样子；每当你伤心难过之时，他总能令你开怀大笑；而当你走后，他却为你痛哭流涕，这种感觉很奇特。希拉里习惯用天鹅绒围毯搭在膝盖上，一只手握着电话，另一只手拿着书，而收音机、八音盒、另一部电话，还有留声机，在周围的房间里一起响个不停。
我到他家去喝茶，那会儿他正倚靠在床上，他从床头起身，打算牵头组织聚会。屋子里四面墙上都贴满了照片，他认识的所有人差不多全在上面：未婚女子啦，初入上流社会的妙龄女郎啦，达官贵人的秘书啦，电影明星啦，大学教授啦，合唱团女歌手啦，杂技团演员啦，韦斯切斯特[4]的夫妇啦，商界人士啦：或许这些人可以离开他，但对他而言，离开任何人，或者任何物件，他都难以接受。屋子的角落里堆满了书，压得书架有些不堪重负，书中间还夹杂着他上学时的老课本，老剧院节目单，一大堆贝壳，破损的唱片，枯萎的花朵，以及游乐园的纪念品，一切的一切都把整个房子变成了一座奇境般的阁楼。
希拉里消失的日子也许终会到来；想摧毁他也并非难事——或许还真有人会这么做。莫非是在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爱着我们的那一刻，从天真向睿智的转变就会到来？我们当中太多人过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希拉里尚且不明白。但愿他永远也不要明白，因为若是他猛然间发现这片舞台原来只有他孤身一人独自表演，而他倾注心血热爱的观众，压根儿就没有来过这里，这定会令我痛心疾首的。
八月。尽管晨报上说天气温暖怡人，然而中午之前，显然有些非比寻常的事要发生，办公室的文员们，话题从午饭转向了天气，像受了气的孩童说着不着边际与不计后果的话，纷纷开始拨打气象台的电话。到下午三点左右，热浪袭来，仿佛是罪犯作案时用手狠狠捂住受害人的嘴，整个城市变得狂躁不安，天旋地转，而它的嚎叫被压抑，它的遁逃被阻碍，它的野心被束缚，就像是一股干枯的喷泉，又像是一座废弃的纪念碑，深深陷入昏迷状态。中央公园的柳树带热气腾腾，无精打采，像是许多人在战场上倒下：伤兵满营，精疲力竭，在死气沉沉的阴影下东倒西歪，而报道此次天灾的报社摄影记者们，哭丧着脸，在柳树下行进。到了夜里，炎热的天气撬开了这座城市的头颅，露出白花花的脑浆和中枢神经，犹如电灯泡里的灯丝在咝咝作响。
如果离开纽约的话，我大概会完成更多的工作。然而事实很可能也未必如此。一个人到了那个年纪，乡村就显得乏味无趣了；再说，我对大自然的热爱，不是整体的，而是特定的。尽管如此，除非一个人是身坠爱河，或是满足现状，或是抱负所趋，或是好奇心全无，要么是得过且过（这看起来像是现如今幸福的代名词），这个城市对他而言都会像是一台巨型机器，制造出来，就是为了挥霍光阴，吞噬幻想，永不停息。过不了多久，寻觅也好，探索也罢，都会变得险恶匆忙，令人大汗淋漓，心生焦虑，成为了一场跨越迷幻与催眠的障碍赛。你找寻的那个地方在哪里？还有，你又究竟在找寻什么？拒绝邀请是一种不幸；人们时常对它置之不理，结果却常常不请自来；话说回来，如果你的耳边有个声音在神神叨叨地低声细语，不停告诉你若是孤身一人，你就已经让爱飞到了窗外，否定了自己的回答，也永远失去了你在寻找的东西。哦，想想吧！这些并非遥不可及：快点行动起来，戴上帽子，别去搭公车了，立马去坐计程车吧，现在就动身，时不我待，按下门铃说：你好，伙计，愚人节的傻瓜。
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如既往，塞尔玛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依照惯例，她会把一枚一角硬币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张纸巾里面包起来，作为礼物，连同早间的邮件一起给我。论交往时间和年龄大小，塞尔玛都算得上是我的老友了；整整八十三个年头，她一直就住在这座叫做亚拉巴马的小城，从未离开；她瘦小的身躯弯成弓形，皮肤干枯，黑如煤渣，眼皮带着香料的气味，耷拉下来，她在我们家三位姨妈那里做了整整四十七年的饭，而今她们都已离开人世，她就搬到了女儿的农场去住，正如她说的那样，静静坐着，安心休养。而和她送我的礼物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张留言条，上面写着：她打算最近某一天搭乘灰狗巴士前往那座“超级城市”。这句话没什么意义；她是永远也不会来的；但她扬言只要记得，她就会这么去做。在我初识纽约前的那个夏天——那是十四年前的事儿了——我们时常坐在厨房聊天，闲言碎语中，倦怠的一天就这么不知不觉过去了；我们所谈论的内容大都跟我即将要前往的这个城市有关。在她看来，那儿既没有大树，也没有鲜花，而且她还听说，大多数人是住在地下的，若不在地下，便是住在天上。此外，那儿也“没啥有营养的食物”，没有像样的奶油豆、虎鱼、秋葵、山药和香肠——就像我们在家里吃的那种。那儿挺冷的，她说，没错儿，孩子，你一直待在那个冷地方，下次我们见你的时候，你的鼻子早冻掉了。
不过后来鲍比·李·凯特尔太太拿来几张纽约的照片在幻灯上放，自那以后，塞尔玛就开始告诉她的朋友们，到时我去北方，她会和我一块儿去的。似乎对她而言，这个城镇一下子变得黯然失色，平庸得不值一提。于是我姨妈给她买了一张往返车票，本意是要她跟我一块儿去，然后再返程。在我们到火车站以前，一切都挺好的；可到站以后，塞尔玛哭了起来，说她不能去那儿了，万一要是死在那里怎么办，离家那么远。
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冬天，里里外外都是如此。对一个孩童而言，这座城市是一片没有欢乐的土地。而后来，当你渐渐长大，步入爱情后，是这与你深爱之人共同分享的双倍景致赋予你的这份经历以质地、形状与意义。独自旅行的感觉就像是穿越荒原。但你若是心怀足够的爱意，有时你也可以为自己而欣赏，同时也为另一个人。我对塞尔玛正是如此。对世间万物，我都会看上两遍：第一场雪，公园里滑着雪呼啸而过的人们，冰天雪地里嬉戏的孩子们身上穿着的细毛皮大衣，科尼的滑滑梯，地铁的口香糖售卖机，神奇的自动售货机，河中的小岛，以及暮色中的大桥反射的余晖，还有派拉蒙乐队的忧伤乐曲在空中回荡，日复一日，那个乐手都会来到院子里，唱起同样的歌谣，嗓音沙哑，忽高忽低，再就是放学后总能去小杂货店偷点什么玩意儿，如童话故事般不可思议；我的观察与聆听，为的是给厨房的恬静时光积累谈资，因为塞尔玛准会说，以她一贯的口吻：“跟我讲讲那个地方的故事吧，要讲真的啊，假的我可一句也不听。”可大多数时候，我讲的都是假的；这倒也不能怪我，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因为我到过的地方，就好像是传说故事里的人物角色去过的某个魔幻城堡：一旦离开，你就再也回忆不起来，留下的是幽灵般的回响，那是萦绕在心头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