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1日
学者须是耐烦，耐辛苦。
（朱子《语类》八，8）（耐字当时作“柰”）
读书须是遍布周满。某尝以为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
（《语类》百十六）
方子录在戊申（1188）以后，廖谦录在一一九四年。（也有此四句，近远句在第二）（十，4）（方子）。
大抵近世言道学者失于太高，读书讲义，率常以径易超绝，不历阶梯为快，而于其间曲折精微正好玩索处，例皆忽略厌弃，以为卑近琐屑，不足留情。以故，虽或多闻博识之士，其于天下之义理亦不能无所未尽。理既未尽，而胸中不能无疑，乃不复反求诸近，顾惑于异端之说，益推而置诸冥漠不可测知之域，兀然终日，味无义之语，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后明，伦必察而后尽。（原夹注：格物即是穷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学功夫之始，潜玩积累各有浅深，非有顿悟险绝处也。近世儒者语此，似亦太高矣。吕舍人书，别纸录呈。）彼既自谓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犹懵然也，则亦何以悟为哉！……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学上达之序，口讲心思，躬行力究，宁烦毋略，宁下毋高，宁浅毋深，宁拙毋巧--从容潜玩，存久渐明，众理调然，次第无隐--然后知夫大中至正之极，天理人事之全，无不在是。
（《文集》三十，《答汪尚书》，页5-6）
此书题甲申十月二十三日，乃隆兴二年，一一六四年，朱子35。
1950年1月2日
昨日元旦，没有预备有客人，客人来得很多：
游建文一家六人，容显麟、唐瑛与其子李名觉，严恩槱、夏晋麟夫妇，董显光、小布赖恩·奥布赖恩博士、于焌吉 ①。
昨夜试作《〈朱子语类〉记录的门人姓名索引》，用拼音的姓氏为次第，今天做完。
今天试作《〈朱子语类〉的历史》。
曾琦、刘东岩两先生来谈。曾君见郭沫若的《斯大林万岁》诗，因说：“郭沫若是无行文人，他从前想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我已推荐他了，但李石岑等人不赞成。后来我介绍他与宗白华通信，沫若有一封信上说：
慕韩（曾君）与太玄，望之如天上人。
我乃堕于污泥之中而不能自拔……
此信见《三叶集》。可见沫若是惯做阿谀文字的。”②
1950年1月3日
V·D·哈特纳有脊骨病，今天去验看，须住医院。
我写《语类的历史》，未完。
晚到莫里斯·斯托克夫人家去吃晚饭，她的母亲利德耶德夫人今年八十岁，是大卫·莫里斯大使的姐姐。利德耶德夫人今晚在座，说，她在七八年前曾听我在伦理文化学会讲“不朽”，她今天还取出讲稿复印件重读一遍。
我告诉她约翰·莫维克尔夫人那天在汽车上听广播，听见我讲演“不朽”，就去要讲稿。后来我们就做了朋友（由纽厄尔上校夫人的介绍），莫维克尔夫人还做了我的一个塑像。
这正是我的“不朽”说的几个例证。
今晚在座的客人有A·奥黑尔·麦考密克夫妇，约翰·马森·布朗夫妇，劳伦斯·莫里斯（莫里斯大使之子），富兰克林·J·沃斯和莫勒维茨夫人，都是知名的人。
1950年1月4日
王毓铨近年在美国古货币学会工作，替他们整理会中藏的中国古货币。今年他要回国去了（我曾劝阻他和他的夫人先晋女士），他邀我今天再参观。下午三点，我到会所（第156号街，百老汇），毓铨领我看他们收藏的希腊、罗马及欧美两洲的古今钱币，最后专看中国古货币。会中藏古货“布”两千多枚，“刀”一千多枚，古钱六七百枚，真可说是很丰富的了！（中国至今没有这样一个大收藏！）
去医院看李德邻“代总统” ①，谈了四十分钟。
古代的“布”（镈）行于三晋，“刀”则行于齐。此地理上的差别，我从来不知道。今天看见古刀布上的地名，始知之。
1950年1月5日
年底忽收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史专门计划”委员会主席惠特尼·J·奥茨教授来信说，有人提我的名，为阿尔佛莱德·霍德基金会之候选人。这种研究基金授予“那些才华出众、在文史学方面具有相当造诣、有一定天赋的人，资助他们从事自己课题的研究”。
我猜了几天，不晓得是谁提我名。直到昨天始知是刘君芝圃。他是一个怪人，颇有点豪气。学校主持此事的人邀他去，问他在文史之学有何中国学人可以罗致。他不同我商量，就提了我的姓名。
我想了几天，今天才回信与奥茨，说他们可以考虑我的姓名。我颇想借一栖身之地，把《中国思想史》的英文简本写定付印。
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
1950年1月7日
顾少川大使邀吃午饭，蒋廷黻、宋子文两君也在座。这几天的局面太坏，我们都很失望。但我们谈前天杜鲁门总统与艾奇逊的两个谈话，都觉得其中有两点不无有益：①明白指出中国占领台湾是合法的，是没有疑问的。②两君皆说经济援助应继续。
徐大春寄长信，谈他从香港到天津北平，由天津到上海，又由上海到天津乘船回香港，两个月中的观察。他说得很有趣味。
他见着思杜了。他寄了朱光潜的《自我检讨》来。
写《〈朱子语类〉的历史》成。这种文字皆是自己为自己便利的笔记，没有创见，不过整理材料，使自己容易了解而已。
林斐成先生（行规）的幼子继俭（北大法律系二年生）来看我。他谈，他去年四月起就告病假不上北大了，因为那时学生人人须“坦白”，排日程轮流自己“坦白”！
他说清华法律系主任赵凤喈（鸣岐）被解聘了。
1950年1月9日
昨天蒋夫人宋美龄作临别广播，说得很愤慨沉痛。这是她最好的演说。我写一短信贺她。
写长信给王雪艇，给孟真〔傅斯年〕，给雷儆寰，皆托游建文带回去。
与诺曼·安吉尔先生同吃饭，在座的有德怀特·莫罗夫人，谈得很痛快。
安吉尔是今世一个最能思想的政论家，四十五年如一日，为西方民主国家作先见的警告，老而不倦。
我一生受他的影响很大。我从“不抵抗”主义逐渐转到用力量制裁强暴的见解，是受了他和约翰·杜威的影响。
1950年1月10日
十二月里，偶见赵贞信的《封氏闻见记校证》（1933，燕京大学引得之一），借了来重读一遍。这书在当时，我们都认为是整理古书的一个很好的榜样。现在看来，这书并不高明，校者的训练不大精细，又不懂得校勘学，故文字繁复而实不曾给我们一个定本。
《封氏闻见记》本身是很有用的一部笔记，篇幅也不多，大可以用作校勘学的一个范本。将来还可以让学者试作新的校证。
到罗伯特·L·利维医生诊所去做第三次诊察。去年夏秋两季，我都不很好。十月三日利维医生诊察后，十月一个月内，曾有两次“警报”（心脏痉挛），相去不过十天，十一月廿一也还有一次。十月中第一次是半夜后三点睡醒时，我颇以为是发病，心颇忧虑。但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今天，五十天了，没有发过。
今天利维医生说，我的血压是126/78，心电图没有表示新的伤痕，没有变化，没有扩大，故十月的“警报”还只是一种心脏痉挛，是心部受了新的伤。
1950年1月11日
与张平群总领事 ①谈，劝他不要太悲观。
1950年1月12日
《朱子语类》九八：
1·张横渠《语录》用关陕方言，甚者皆不可晓。
《近思录》所载皆易晓者。（扬记）
朱子生在福建，他的方言必然很不好懂，但他的《语录》很好懂，他与四方人士往来，从没有方言上的困难。他却笑张横渠的关陕方言“不可晓”！
此事值得我们想想。当时的士大夫是否都能说一种“官话”（略如汴梁话）？
例如鹅湖之会，陆象山兄弟从金溪来，吕伯恭从婺州来，朱子同他们讨论，用的是什么话？
今晚在托马斯·K·芬利特（东66街45号）家吃饭，座上共十人，谈到2月23日英国大选的结果，大家猜想颇分歧。主人提议，每人用笔写出各人的猜测，各出五金元作赌。十人之中，猜工党胜者五人，猜保守党胜者五人！有人猜工党可得八十席以上的大胜，有人猜保守党可得八十席以上的大胜！
麦考密克夫妇则猜工党胜而仅得十席至廿席的多数。我与某客则猜保守党仅得十至廿席的多数。
1950年1月13日
得翁文灏（咏霓）兄一信，从巴黎寄来的。他谈的是“中基会”的事，但他的口气很悲观。
在法官汉德家吃饭。
1950年1月14日
在P·H·与李德公谈，我说：“在这大局势里，私人很少扭转局势的力量。我在一九三七年的十月一日，曾作全国广播，说“侵略国家的那些军国主义者们也同样愚蠢，他们强把你们拖入上次战争，这次肯定也不例外”。后来果然灵验。我现在的看法还是这样：我们不可以轻易想立功，不可以轻易想走这路子，走那路子，要收速效。希腊人说得好：“神要毁灭的人，神先叫他们发疯。”总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一日。
1950年1月21日
今天下午阿尔杰·希斯案的陪审员十二人一致决定希斯有罪。
阿尔杰·希斯从前在国务院做助理国务卿塞利的助理，后来做我的老友斯坦利·K·霍恩贝克的助理，赫尔告休后，希斯在两年里忽然变成国务院的一个“红人”，一个“要人”！一九四四年的敦巴顿橡树会议，他是执行秘书，一九四五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他跟了罗斯福与国务卿斯特蒂纽斯去，是雅尔塔的专家顾问！一九四五年年底，联合国组织的旧金山会议开幕，他是秘书长！
前年忽然有一位老共产党（脱党已十年）惠特克·钱伯斯出来控诉希斯曾将许多国务院重要文件偷抄副本交与钱伯斯转交给苏联间谍组织。去年三月开审。起诉的罪名是两端：①他否认曾将国务院秘密文件交给钱伯斯，是伪誓罪一。②他否认他曾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到八月十七日，一九四八年之间与钱伯斯见面，是伪誓罪二。去夏陪审员八人说他有罪，四人说他无罪，故不能判为有罪。（美国陪审员须一致，始可定罪。）去冬重审，凡开庭四十日，今天始得陪审员的一致判为有罪。
1950年1月22日
下午去看王际真夫妇，取回我的《脂砚斋批本石头记》。
又去看袁家骝与吴健雄夫妇，看见他们的孩子维城。同他们到上海楼吃饭。
去看李德公，始知他已出医院了。
1950年1月23日
V·D·哈特纳，今日出医院。
我的左手无名指三个月以来常常感觉有点麻木。初起时是在睡醒时，近来日里也有此感觉。今天约了诺顿·布朗医生，明天去请他检查诊断。
1950年1月24日
今天去看诺顿·布朗医生，他细细检查我的手指，说没有什么根本病，只是臂神经组织的神经痛，与心脏无关，可以放心。
W·雷金纳德·惠勒打电话来说，圣约翰学院（安纳波利斯，马里兰州）的新校长理查·D·威格勒听说我可以教书，他说：“如果胡适先生肯来圣约翰学院，我可以每年送他一万二千元。”
我对惠勒说，圣约翰学院只有两百多名学生，只有三十多位教员，威格勒校长怕用不着中国哲学一类的学科吧？他不可不仔细想想。
我后来检《世界年鉴》（1950），圣约翰学院只有二百三十三个学生，三十五个教员。学校创于一六九六年，是一个很老的学校。
1950年2月5日
朱子作其父朱松的《行状》（《文集》97），题“本贯徽州婺源县万年乡，松岩里”，状中说“公……生于邑里之居第”，是他生于婺源。“由郡学贡京师，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丁外艰，服除，更调南剑州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靖康之变，他在尤溪（1126）。“王室飘摇，……寇贼纵横，道路梗塞。公……以是困于尘埃卑辱锋镝扰攘之中，逃寄假摄，以养其亲，十有余年，以至下从筭商之役于岭海鱼虾无人之境。”到绍兴四年（1134），始“召试馆职”。他死在绍兴十三年（1143）。绍兴十年（1140）他已离政府，出知饶州。后“请为祠官，屏居建溪之上”。他死之明年，葬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之西塔山。庆元某年，迁于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
朱家迁福建，始于朱松，故《行状》仍称婺源为本贯。（《行状》作于庆元五年，朱子已七十岁了。）
此状中说朱松在乱时曾“下从筭商之役于岭海鱼虾无人之境”，似是说他那时期里曾经营商业。但我细读《行状》，始知此解不确。“下从筭商之役”是指他“监泉州石井镇”。泉州七县，三县有盐场，三县有铁场。（《宋史》89）《行状》说：“泉守……谢公克家亦……荐公学行之懿，不宜滞管库，于是乃得召试。”“筭商”即“管库”，当无可疑。
1950年2月16日
下午搭“二十世纪”快车去芝加哥。
1950年2月23日
忽然想起一个意思：
上海合众图书馆的三部全谢山校《水经注》，其中两部是真的（其一部“黄友抄本”甚荒谬，是一个无知妄人凑足骗人的）。一部是“重校本底本”六卷，其上有谢山亲笔加的批语。一部是陈劢录本残存廿九卷。陈劢给“公祖大人”的信，说，“今唯重校抄本八本（向来未全），第一本与今书贾所来相同”。林颐山给“夫子大人”的信也提道：
“王录本”，即王梓材的“重录本”四十卷。
“所购本”，即陈劢说的“今书贾所来”本。
“陈氏藏本”，即陈劢的抄本。
林颐山信中说：
刻读谕言，编辑全校郦书，转述宗师垂训，凡非全氏所及者，不必蔓引。
我去年还猜陈劢写信大概在光绪十三年或十四年（1887或1888）薛福成、董沛提倡刻《全氏〈水经注〉》的时期。林氏所谓“夫子”（下称“受业世侄林颐山”），我曾猜是董沛。所谓“宗师”，若在光绪十三年则是瞿鸿；若在光绪十四年，则是潘衍桐。
今天我忽然大悟，薛福成、董沛编刻全氏《水经注》，无一字提及陈劢本与“重校底本六卷”！董、薛用的是“王氏重录本”，“以殷氏张氏残抄本校之”。
我始大悟：合众所藏陈本与“重校底本”，其出现在董、薛刻全校之前。其时浙江学政访得此三本，曾拟“编辑全校郦书”，计划未及行。而薛、董贪功，潦草赶成全书，不但未见前“宗师”所见本，也不曾访问林氏颐山校本，故其书甚多谬误。
故“编辑全校郦书”凡有三次，第一次在道光廿八年戊申（1848），王梓材为主编人。第二次似在光绪十三年（1887），其时浙江学政瞿鸿（？）似有此议，未成而去。他所得两三种全氏校本，似乎也没有留在浙江。第三次为光绪十四年（1888），即薛、董的编刻工作。
1950年2月24日
昨日英国国会选举结果，工党仅仅占多数的议席。总数为六百廿五，过半数为三百一十三。今晚七点半的报告是工党仅得三百一十四席。
上页所记“一个意思”是有是，有不是的。我经过几年之后，才稍明白了。大概林颐山所得三个本子，除“王录本”外，陈本与书贾所来本皆董沛编书时所未见。林书札所称“夫子大人”是定海黄以周，其所谓“宗师”不是浙江学政，乃是江苏学政王先谦也。我说“三次”之第二次乃是王葵园在江阴想请林颐山编“全校”。
适之Sep· 13， 1959 ①
1950年3月10日
于焌吉大使从台湾回任罗马，又飞来纽约。孟真托他带来我的日记四包，最可感激！
日记存目如下：
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至十日
南中日记四月到七月
山中日记
又 九月九日至十一月四日
山中杂记（六月，七月）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廿七）
自定年谱（1923）
一九二五年南行杂记（九月）
一九二六年Jul·17-Aug·20（《欧游日记》）
《欧洲日记》（二）Aug·20-Sep·18，1926
《欧洲日记》（三）Sep·19-Dec·8，1926
《欧洲日记》（四）Dec·9，1926-Feb·5，1927
（1927-1930日记似存在台北？看Mar·18记）
一九三〇年Sep·& Oct·
一九三〇年Nov·& Dec·
一九三一年（廿年）Jan·-M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