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胜利法是阿Q身上一个显著特点，凡对自己不利的事，都用精神去战而胜之。别看未庄的人都比他过得好，阿Q全不放在眼里：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有此法宝在手，挨打也不要紧，自认是“虫豸”，可免受皮肉之苦，打完之后，可以用“儿子打老子”自慰，甚至自打嘴巴却认为是打了别人，同样可以怒气全消，安然入睡。
阿Q身上这些东西之所以被视为国民劣根性，因为是根子上的毛病，具有普遍性，阿Q身上有的，我、你、他身上有，尤其又以民族主义自豪的愤青表现突出，可以上升到民族层面。据此类推，有这些劣根性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是不是也有了“国家劣根性”？或者说，国民普遍精神胜利，国家岂有不精神胜利的道理？
一个人的精神胜利法适用于一个人与别人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精神胜利法则适用于一个国家与别的国家的关系，或一个国家的人与别国人的关系。当阿Q被看轻时，他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换成国家，愤青会表现为什么？不妨举例子说明：
近代以降，西方国家比中国强大，皇帝老爷开始不以为然，鄙之为夷，被坚船利炮教训过后，不得不承认事实，改夷为洋，改“夷务”为“洋务”。
西方之强，与近代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突飞猛进不无关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改写了世界的文明格局和文明进程。面对这些，我们显然要矮人一截，但是我们自有高人一筹的办法：我们先前有四大发明，你们算是什么东西！这话跟阿Q的口吻何其相似！难怪英国人李约瑟搞了一本《中国科技史》，里面讲中国古代发明了什么东西，国人很受用，觉得脸上倍儿有光，虽然现实不免难堪，仍然自信满满，因为在精神上我们早就打了大胜仗。
那些人家有，而我们似乎也有，胜利的心态更容易流露出来——你们现在才有，我们早就“古已有之”。我们有一大帮学者专门干这种“考据”的活儿，你说西方有什么，他们立马考据出我们古代已有；你西方什么时候有的，我比你更早。如果你不信，他们就皓首穷经，找出我们如何比西方要早上好几百年上千年，尽管翻找出来的东西跟人家西方的东西根本不是一回事。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学从汉代就有了，那时叫做太学，可是那算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现代大学吗？又比如说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唐代就有报纸了，我们也有古代新闻史，可是你所谓的新闻、所谓的报纸，是真正的西方意义上说的新闻报纸吗？那不过是传单或文件一样的东西罢了。再比如洋人发明了汽车、火车，爱国者不顾不屑，他们说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比这玩意儿早多了，全然不管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一回事。还比如，洋人发明了电子计算机，爱国者笑了，先让计算机来我们算盘这里叫声祖师爷吧。但是不管那么多了，只要能够用“精神”战胜别人就行，面子总算保住了一点。
“‘文明古国’就是国人的精神鸦片，用来麻醉自己的头脑；‘四大发明’就是国人的裹脚布，用来束缚自己的步伐。拼着命去狂吼五千年文明有何实际意义？越是古国越愚昧，越是贫困落后地方的民众，就越是喜欢搬弄出一些历史光环来罩着，然后躲在这自己编织的光环后沾沾自喜，掩盖现实中的窘境。”(张邦昌《浅评愤青的“历史爱国观”》)诚哉斯言。
拿虚的东西来忽悠，总是不太靠谱的，精神胜利者也懂得“用实力说话”。有那么一阵子，我们就拿钢产量说事儿，这种胜利法以点代面，好像钢产量超英赶美了，国家实力就超英赶美了。孰不知，人家靠金融、转口贸易等发财，和钢产量没多大关系。另外，我们还喜欢拿经济总量说事，据说清朝乾隆的时候总量如何之领先世界，现在则有望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为此我们很胜利，因为很少有人拿人均来计算，继续沉醉在“地大物博”之中。
当我们自己挖空心思也找不出足以让自己胜利的东西怎么办？放心，我们不是还有鲁迅所说的“他信力”吗？我比不过你，但是我的七大姑八大姨比得过你啊。宣传海外华人如何之出色，几个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被吹得山响，去年钱永健拿了诺贝尔奖，又是一阵欣喜若狂，说华人智商如何之高，等于给自己脸上抹金粉，照样得胜回朝。至于为什么华人去了美国有惊人的成就，他们的老同学留在国内挨批斗、住牛棚，浪费大好的青春，以至于默默无闻，却没有人深究。2003年世乒赛，中国队“痛失”圣勃莱德杯，有人站出来说，不要紧，施瓦格这个洋人，其实是“中国姑爷”。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虽然不吃这一套，但他身上不是流有华夏民族的血吗？胜利自然就属于我们了。
中国人不是曾经很陶醉于拿破仑的“睡狮论”吗——人家拿破仑都说我们是狮子，我们总有一天会醒来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不够强大，不是说我们本质上不强大，而是我们还没有睡醒过来，要是我们睡醒过来，你们就有好戏看了。可是谁能想到，西洋驯狮者用掺鸦片的牛肉喂食狮子，“狮则终日昏昏在睡梦中，尽人调戏”(《汪穰卿笔记》卷八，上海书店1997年版)，这就是百年前中国的真实写照。
所谓的“睡狮论”也是一种“他信力”，通过别人的夸奖来给自己壮胆呗，而其实，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是不屑于弱者的褒奖的，只有弱者，或有着弱者心理的人，才会把强者的称赞放在心里玩赏，获得巨大的精神满足。
记得好像是2006年初吧，美国《侨报》刊登一条新闻观察，说是一个美国家庭在抵制“中国造”近一年后终于发现，“没有中国造，生活一团糟”。中国愤青听到这话，沾沾自喜起来，奔走相告，唯恐全国人民不知道，分享不了这幸福。
当时我细细阅读了那篇报道，发现使美国人“生活一团糟”的“中国造”不过是“桌子上的电视机、门边的一对网球鞋、圣诞树上的彩灯、地板上的洋娃娃”等等。那么，是不是没有中国造，美国人的衣食住行就一团糟了呢？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美国人未必都穿中国造的服装，也不是缺少了中餐就“嘴里淡得出鸟来”，更不是非中国人的电器不用，开的也不是中国造的汽车。这“四大件”都与中国相去甚远，怎么就冒出个“没有中国造，生活一团糟”来！
而且，以一个家庭的抵制活动来观察中国造的巨大威力，其普遍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这些产品深入了美国人的生活，主要是因为价格低，价格低的原因是制造成本低。为什么制造成本低呢？一是技术含量不高，二是人力成本低。技术含量不高、人力成本低并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恰恰说明我们的技术，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我们的劳动力不值钱，人们生活水平还较低，这是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但愤青没有这样想，就把别人几句吹捧的话当做鸦片一样吸食受用起来，仿佛又胜利了一次。
阿Q精神胜利起来，国人是旁观者，伸长了脖子看笑话，当然也有像鲁迅这样不免难过、气愤，继而陷入深思者，揭其浑噩与麻木。但是国家精神胜利起来，虽然在外人看来也无外乎看笑话，但是国人习惯于“家国一体”，一旦事关自己的脸面，就不能随便低头承认是精神胜利，引不起深思与疗救。因此，国家精神胜利不易被觉察，更不易被揭批。笔者相信，有“爱国者”如愤青看到这篇文章，定然会怒发冲冠，大骂卖国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