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在《中国不高兴》中有一篇文章《打倒拳王，打碎拳坛》，谈到“眼红”、“仇富”某种意义上是中华民族力量所在。通读全文会发现，黄纪苏其实是鼓吹陈腐的“人上人”理论，认为有这种你追我赶的动力，社会流动的各种渠道就相对通畅了。
如果不是睁眼说瞎话的话，我们应该发现，中国目前社会固然很大程度上让人自由流动起来了，农村人可以轻松进入城市，至少很多城市不用暂住证了吧。但是，中国的两极分化也在加速，包括阶层的两极分化、财富的两极分化，甚至情绪的两极分化，中国在校的城市大学生的锐增与在校的农村大学生的锐减恐怕就是一个实证。两极分化的结果不是让社会流动得更通畅，而是越来越让中国变成铁板一块，贫穷与富裕的世袭在一天天加固。
扯远了，在此，我也来谈谈“仇富”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仇富”看似“眼红”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它涉及中国人的财富观和中国的政治问题。
毋庸置疑，每个人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只有人人都创造一点财富，世界才可能变成富裕的人间。不过从比例上讲，富豪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中外概不例外。富豪不仅是社会财富的集大成者，还是社会的精英、社会的标杆、成功的象征，他们的财富观，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对财富的态度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财富的认识，对社会的认知。健康的财富观是健康的社会基石之一。
观念也是一个博弈与妥协出来的东西。一种观念的形成并能存活，不取决于一个人、一个群体的自觉，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的容许。有什么样的社会才会有什么样的观念，财富观念亦如此。
中国人过去喜欢“小富即安”（现在很多人还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大富就不安了，大富就如同大树，容易招风，如同出头鸟，容易被枪打。“小富即安”的财富观，是各种力量博弈出来的观念性结果。其实，真正有力量枪打富人的，倒不是穷小子，而是比富人更有力量的权势阶层，他们看到富豪肥起来了，就眼红了，想方设法来揩油，分一杯羹。为了保护自己，富豪只好去巴结官府，只有与官府勾结，才敢大富且安。官商勾结，是富豪的被动与无奈之举。
中国有“为富不仁”的说法，有浓厚的仇富心理传统。以前，我也跟一些评论者那样，认为穷人并不是仇富，而是仇恨富人发财不正，仇他们靠钻政策法律的空子，甚至是违法乱纪暴发起来，赚的不是干净钱。这样理解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转念一想，在中国，如果富人都靠公平竞争、合法经营发了财，中国人就不仇富了吗？我认为，他们还会仇富。仇富不光是一个发财要走正道的问题，也是权益要受保护的问题。如果每个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他们的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那就会出现有权人欺压有钱人和无钱人，有钱人欺压无钱人，这其实是婆婆欺压媳妇、媳妇欺压小姑的翻版。如此，媳妇不仇恨婆婆，小姑不仇恨嫂子才怪！
中国人特别喜欢把财富留给子孙后代，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国的政治里面找到答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刘家打下江山，所有财富皆归刘家所有，李家夺得江山，李家江山就要一代代地传给李家后人。总之，包括权力这种最大的“财富”在内，总是子承父业，兄终弟及，从来不愿意拱手让人，也容不得别人来抢。
试想，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的人，他如何会建立起一种财富是社会的、全社会共享这样的观念？他有什么理由不效仿，也把财富据为己有，并留给子孙呢？再说了，他不留给子孙，他还能给谁？所以，即便明白“钱财如粪土”的道理，还是舍不得肥水流了他人田，留给子孙后代为妥。
中国人类似这样的财富观还有很多，我这样粗略的举例，无非想说明两点：一是财富观的形成，跟制度有极大的关系；二是国家的强弱跟财富观关系大焉。
我时常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跟中国落后的财富观不无关系。“小富即安”，人们没有创造更大财富的愿望，社会财富如何增长？极其仇富的社会，冒出一个富人就要灭之而后快，人人不敢做大富之人，社会肯定富不起来。把财富留给子孙，而不是惠及社会，这样的财富传承总会在某一处断掉链条，因为拥有大量财富的子孙要么容易好逸恶劳，坐吃山空；要么容易发生家财的血腥争夺，带来财富损失风险。结果，从父辈那里接过财富的子孙常常不是增进财富，而是消耗破坏财富，故有所谓“富不过三代”一说，更不要说“传之万代”了。
这样的财富观，既是中国普通人的财富观，也常常是中国富豪的财富观。中国人的这种痼疾的财富观，不仅让社会财富难以迅速增长，而且还带来社会危机。因为在这种财富观之下，社会财富要么不能较好地增长，一旦增长就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增长，贫富悬殊极大，分配极不合理，就算社会富裕起来了，这个社会也不会和谐稳定，潜伏着种种危机。
总有一些力量要打破这种不合理的财富格局，力图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中国历代社会改朝换代，从财富分配的角度说，就是一次次地打破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格局。历史上原有的政治制度、政府政权无法实现合理的财富社会分配时，就会有起义，用暴力的方式来重新分配，一次次改朝换代，完成了一次次财富的社会化分配。
可见，财富观的关键，并不是如何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分配财富，搞懂了财富分配的重要性，并探索合理的财富社会化分配，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维护政权的重要手段。说实话，我们在前者花的心思很多，而在后者用心不足，这就是中国目前的财富观滞后的现实。
逐利是人的天性，人的欲望无穷尽，人天然地有发财致富的愿望，也就是说人天然地想做“人上人”。为了这个愿望，人会努力创造财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财富观，不需要太多的说教。前面我们讲过，富豪是一个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我还认为，富豪的职责就是赚钱，就是尽可能多地创造财富。一个霍英东一年创造的财富，可以抵得数千农民一年的努力，没有一个个富豪创造财富，社会财富不会水涨船高，富豪不创造财富说不过去。
但是，如果财富的分配不合理，扭曲变形，肯定会影响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影响人们对财富的看法，影响社会的进程。而且，财富的分配不能依赖富豪慈悲大发，只能依靠政府。说通俗点，就是政府有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的职责，更有“分钱”（分配财富）的职责；既要让富豪愿意创造更多的财富，又要让富豪愿意把钱拿出来进行社会化分配，这是一门学问。
可惜，这门学问我们学得并不好。每一个创业者都会感到，哪怕是弄一个小餐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天两头会有工商、税务、消防等部门来找麻烦，直到方方面面都打通了，才能立得住脚，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很多人还没支撑得住就停止了创造更多财富的脚步。
又比如拿招商引资来讲，有的地方只会雁过拔毛，吃拿卡要，令投资者谈之色变。这一套跟过去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还是要商人来巴结自己，跟自己“搞好关系”，否则就翻脸不认人，怎么可能让人乐意创造更多的财富？
等富人富起来后呢，我们的搞法也不见得有多聪明，在使富人的财富社会化上，还没有做好。至少目前中国还没有遗产税制度来进行财富的合理分配。
有些人喜欢拿种种理由来搪塞。一说中西方富豪的财富观差距如此之大时，就认为是文化差异，说什么“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比尔?盖茨“裸捐”，众多家族企业经过数代传承，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未免显得笼统而空洞无力。
中西方在对待财富上真有这么大的文化差异吗？在人生的价值观上，我们的教导里不就强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吗？西方富豪拼命赚钱，然后做慈善行为，不正是这一观念的最好体现吗？要讲美德，我们的传统美德里缺少扶贫济困这样的东西吗？要讲对财富的认识，中国人也有很高妙的地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是身外之物”，是普通人嘴里都能说出来的话，权势人物也能说出“子孙若如我留钱有何用？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的话。要讲思想觉悟，过去讲“损有余而补不足”，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人。思索再三，我认为只能从制度上去找答案，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财富观，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财富观。
在扮演“分钱”这个角色上，很显然美国做得更好，它的一个制度安排，是对富豪征收高额的遗产税，防止财富因世代相传而过度集中，财富越多，税赋越高，高到“逼迫”富豪把钱拿出来“贡献”给社会，让社会去花。它同时照顾富豪们的感受，让他们成立各种基金会，最大限度地拥有对财产的“支配权”。实际上，富豪把管理自己的慈善基金当成一件有成就感的事业来做，这就让富豪掏钱掏得愉快。这就巧妙地实现了富豪财富的社会化，实现了这样一种财富观：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带着巨富死去是可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