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青年人在青年导师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大将的启蒙下，纷纷走向争取人的解放、争取国家独立富强之路。我们看鲁迅《伤逝》笔下的子君和涓生，就是力图冲出樊篱的新青年。他们有别于旧青年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们肩负寻求民族的解放与自身的解放的责任。他们要婚姻权、要经济权，要自主权。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强烈发声，宣讲民主与自由，人权和法治，扮演拯救中华民族的神圣角色、担负挽救民族存亡的神圣使命。
正是从自身到社会国家的整个精神更新，“五四”青年成为中国青年的经典范式，树立了一个青年的标杆，无数青年向他们看齐。可以说，“五四”青年在一个民族国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时，第一次完成了青年的社会结构化意义规定。而这一切的到来，都是由于社会相对开放自由的结果，反过来说，青年的奋争促进了社会的开放自由。当我们重提“五四”青年，重唤文艺复兴，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重提青年人的权利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意义，就是调适青年在社会结构中的正确位置。
“五四”时期，青年人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连鲁迅这样的青年导师都寄予厚望，当鲁迅发现中国的历史由两个时代组成：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求做奴隶不得的时代，过往这两个时代无非是吃人的社会，他希望中国创造“第三样时代”来，并将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毛泽东则说得更加直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人从未有过地被抬到如此高的地位。
“五四”之后，青年在历史当中扮演过仍然极其重要的角色，比如“抗日青年”对民族自救的自觉奉献，“进步青年”对延安的向往与奔赴，“民主青年”对联合政府的呐喊，“跃进青年”对理想的狂热追求，“文革青年”对整个国家的破坏，“愤怒青年”对国家的疯狂热爱和盲目排外，等等。如果仔细分析这些青年，会发现，他们并非与“五四”青年一脉相袭，正如我在《愤青跟“五四”青年不能等同》里谈到，并不是讲只要是青年，就一定是“五四”青年，不同的历史环境之下，青年人表现了不同的价值追求、行为方式，对国家民族产生不同的影响，“抗日青年”奔赴国难，可敬可爱，。
从纵向分析其实也可以看得出，青年有好的，也有坏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朝着“五四”青年步履前进的，也有逆“五四”青年而行的；有在推进社会前进的，也有阻碍社会发展的，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大课题，青年并不总是阳光的，并不总是正面的力量，也并不是不会成为利用的对象，并不是不会成为历史前行的阻碍者。显然，我们需要积极向上的青年，而非需要消极误国的青年。
中国愤青现象应该引起足够关注
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显示，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指日可待，没有太多的悬念，这是中国无法忽视的一个变化。
“中国速度”带来了“中国世纪”。高盛预计，中国经济将在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经济学人智库则从购买力评价角度出发，预计中国将在2017年超过美国。无论国际和国内，很多人都在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随之而来的是“大国崛起”话题，标志性事件就是2006年11月电视片《大国崛起》在央视热播。这部打着探究大国崛起的规律的片子，其实是在问每一个国人：中国崛起了，你准备好了吗？
是啊，大国崛起，你准备好了吗？是当今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大国崛起以后，中国如何在国际关系扮演恰当的角色？是争夺世界霸权，与西方“有条件地决裂”，还是担负大国使命，促进世界和平？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因为悲痛的历史创伤，因为政治诉求不同，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差异，很可能变得十分复杂起来。
这些年，西方国家对“中国威胁论”十分关注，这其实是要论证一个命题：越强大的中国危险性是不是越大？我认为强大的中国并非必然地具有威胁性，我同时认为，强大的中国如果具有威胁性，对世界不是好事，则对中国也未必是幸事。但是谁也不敢说，强大的中国没有危险性，未来中国有没有“威胁”，完全取决于青年，关注青年，就是关注中国的命运。
过去几代青年所处的时代是屈辱为明显标志的时代，现在的青年所处的是“中国世纪”的时代，后者显然要有更多的自信甚至骄傲。他们有着更鲜明的青年意义重构的冲动，对西方抨击中国表现出特别强硬的态度。仅就去年至今年发生的一系列“外交事件”、“爱国事件”，激起了中国青年的强烈反弹，可管窥一斑。
然而，这是自信的一代，也是焦虑的一代，全球化时代，中国青年存在普遍的文化认同焦虑，加上就业难、独生子女、应试教育、公平受损等，随时将他们推上弱势的位置，都可能引发“愤怒”。当愤怒因实际困难无法解决而积蓄时，必然要转移，去寻找可替代的宣泄口子，这个口子，可能就是在自信前提下的“爱国式泄愤”——通过所谓的爱国行为，来消解内心淤积的愤怒，达到情绪的平衡，“爱国式泄愤”向前一步就可能演变成狭隘民族情绪。
掀起“捞愤运动”的高潮
2007年，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叫《没有哪一代是垮掉的》，写作的原因，是一些人认为“80后”、“90后”是独生一代、溺爱一代，是掌上明珠、温室之花，他们蔑视传统，厌弃学业和工作，行为骇俗，因此，他们被一些人称为垮掉的一代，基本上被视为不健康、没有出息的一代。而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希望都要寄托在青年人身上，“80后”、“90后”垮掉了，国家民族的前景岂不令人堪忧？
在那篇文章里，我阐明了这样一些观点：
我从来也不认为有垮掉的一代，没有哪一代是垮掉的，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每一代主观上都努力振兴我们的民族，我只能说我更喜欢哪一代人，而不是自大到妄说哪一代人不行。
在说垮掉的一代时，我们常常犯以偏赅全的毛病。很多时间，我们说某一代人垮掉，并不是用观其一生的视角，而是截取他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来说事。这样与其说是一代人的垮掉，不如说是人生某一个阶段的特性。青春年少时力比多过剩，要充分释放，而这个时候，恰巧社会的宽容度相对较高，力比多伸展的空间很大，于是很多逾出常规的事情就做出来了，这在他们的父辈看来是惊世骇俗的、不可理喻的。
长辈看不习惯了，就说他们垮掉了。其实，过了这个时期，就像是退潮后的平静，一切恢复过来，也就无所谓垮掉不垮掉了。在说“80后”、“90后”是垮掉的一代时，我想更多地忽视了这样一种生理现象，或者说把一种生理现象夸大成社会现象，甚至夸大为社会危害。
事实正是这样，时间再往前推十年，我记得那时很多年纪稍长的人也对“70后”意见很大，忧心在怀，也有反感，甚至到了“不与‘70后’交朋友”的地步，他们眼里“70后”一代显然也是垮掉的一代。可现在是较少有人担忧“70后”了，是不是他们已经垮得无可救药了？我看不是的，70后现在大展身手，在各行各业都有挑大梁的。
愤青也可以说是人生某一个阶段的特性，是一种生理结果，但是，愤青并非“叛逆青年”、“力比多青年”可以概括，如果愤青仅仅是某个年龄时期的特征，则无法解释在我们生活中为什么存在大量的愤中、愤老。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少年老成”，年纪小小，其心智见识要远远超越大人、老人，比如说韩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