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网络上有这样一个愤青，他坚决反对中国男人与日本女人通婚，他觉得这样的话，会让日本人的血液流淌在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体内！相反，他提倡中国女人都嫁到日本去，这样就让大和民族子孙后代的体内流淌着中国人民的鲜红血液。
我相信这个愤青是真想爱国的愤青，但是因为无知而爱成脑残——只要通了婚，子子孙孙都会流着前辈的血脉，莫非还只有流一方的血脉？
换成假愤青呢，他们当然知道这些道理，但是他们未必就会赞同真愤青的办法。他们会更加拥护中国男人与日本女人通婚，因为这样对他们自己有利，说不定就像当年希特勒认为金发是优秀人种雅利安的标志，为了优化人种，允许德国军人睡被征服地区的金发女人，生一批“希特勒婴儿”那样，假愤青也可以以爱国的名义，多搞几个日本女人。
假愤青都是一些圆滑得很的人，别看他们也会跟别人谈论国家啊、民族啊、苍生啊、社稷啊、能源危机啊、外星人入侵啊，仿佛要为人类负罪。愤青们喜欢把格瓦拉画像印在自己胸前，假愤青也会买一件印有格瓦拉画像的T恤来穿。其实呢，或许下一秒他就会把衣服脱下来，并且会告诉你，“不要跟我谈这些”，“你累不累啊”。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好像要轮到他们上台表演了，他们才又会穿上那件T恤，站出来唾沫星子直飞，跟你谈论国家啊，民族啊，苍生啊，社稷啊，能源危机啊，外星人入侵啊。
真愤青囿于见识的缺乏，或许并不知道社会不公正不合理是由什么产生的，但他们内心里确实渴望着社会变得公正而合理。因此，他们虽然对一切不公正不合理表达着愤怒，但常常怒错了对象，对善良、正义、自由、民主发起了愤怒的攻击，无意中充当了不公正不合理的事物的奴才和帮凶，但是倘若他们不跟着别人去愤怒，他们会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而假愤青未必不知道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的根源，但是，他们愤怒的并不是社会的不公正不合理，而是这种不公正不合理对自己不利之时，他们就愤怒了。他们常常有意地把真愤青变成不公正不合理的事物的奴才和帮凶，而且绝不会有良心上的亏欠，说假愤青是流氓无赖，并不过分。
现在的一些假愤青，跑去家乐福企图过过“打砸抢”的瘾，发泄过多的荷尔蒙。他们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信仰，不是真愤怒，也不是真仇恨，只是见风使舵，表明立场，捞取功劳。
“因为愚忠而送掉性命的自然也有。但大部分的愚忠却是自保之道，因而事实上这些人既不愚也不忠。”（学者胡平语）倘若说，真愤青很“愚忠”，那么，假愤青就是一些“既不愚也不忠”的人，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在需要站爱国队的时候，他们为了自保兼捞好处，急忙站到爱国队里，在不需要站队的时候，真愤青也会站队，假愤青则游移穿梭着。
单以“愤”而言，真愤青本义是为公而愤，假愤青的本义则是假公以泄私愤，真假高下立判。如果说真愤青还有点见风使舵的本领，假愤青则老谋深算得很，真愤青遇到假愤青那是小巫遇到了大巫，愤青那些小伎俩早被假愤青揣摩透了。
有人说做愤青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如果你30岁前没愤过，说明你根本没血性；如果你过了30岁还继续愤，只能说明你没智力。然而，也有一些人真的就做了一辈子的真愤青，也有一些人做了一辈子的假愤青。
假的再怎么像真，也带有演戏的痕迹，愤青有表演的欲望，而假愤青活脱脱就是戏子。戏子是无义的，不要指望假愤青能于国于民有什么好处。
就像我在《愤青的双重人格》中所分析的，愤青的双重人格是中国伪文化的产物，而假愤青则是中国伪文化培育的精华中的精华。他们与中国的伪文化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为这虚假的繁荣贡献力量。
我曾经是一个典型的愤青
我曾经是一个典型的愤青，我不想当一个愤青都难。我记得我读高中那阵子，社会主义阵营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思想政治课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这些知识充盈我的头脑，生根发芽。
我上大学时，是最后一届国家公费，每年只交点住宿费，其余的都免了。那时读的北师大属于师范专业，生活补助也比较高。我算了一笔账，几年大学读下来，净赚了国家2000元钱，国家对我是有帮助的。
这样的成长经历，我没有理由不是一个爱国愤青，没有理由听到批评中国的声音不火冒三丈。毫不夸张地说，我那时比现在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愤青更加愤青。1996年，当我读了《中国可以说不》后，我就被烘烤得像一点火就着的干柴，自大狂热得很，大有我是愤青我怕谁的气概。
只是，现在，我承认自己曾经是一个愤青。除了客观的原因外，我抱着一种并非光荣的心态，绝不像有一些暴富以后的人，喜欢把“我是一个农民”挂在嘴上，把自己的贫穷当做一种荣光，反正自己能干——我曾经是农民，现在成了富豪，本事大着哩。
在我看来，当愤青并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所以，我为自己曾经是一个愤青而感叹见识太少。然而正像有些人所说的，25岁以前不当愤青没有血性，30岁以后还当愤青太愚蠢。在中国，当愤青或许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下面我就讲几件我当愤青的“光辉业绩”，以警示那些仍然视做愤青为荣的人。
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记得下半夜，我在梦里被吵醒。宿舍楼下有人高声大喊“打倒美帝国主义”、“血债血偿”。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同学们都忙着撕床单写标语。我从衣柜里找出一件白T恤，用红墨水写上“我以我血荐轩辕”，就跑到楼下，融入到队伍之中，去一个个的宿舍楼前动员：“数学系的，就差你们了”……这样一个个宿舍动员下来，天色就大白了。
别以为这一片好心上面会很感激，当我们要走出校门时被学校拦住了，要跟上面汇报。在学生代表答应不乱来，并有辅导员随从的情况下，一场漫长的散步才开始了。
我不知道从铁狮子坟到东交民巷有多远的距离，我记得清楚的是自己的一双运动鞋被生生地走坏了，脚也走起了血泡。可是，在美国大使馆前面我们能干什么呢？什么也干不了。地上连个细小的石子都被抠光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中国武警拦着，只能看到使馆大院里乱七八糟的石头和四溢的鸡蛋黄，还有被砸得面目全非的汽车。在东交民巷周围，一条条的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发生骚乱，踩死千儿八百的我看轻轻松松。
憋着一股子热血去了，一身虚脱般地回来。至于为什么要去？去了又怎么样？我真的对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有深切的思考吗？没有，自己没有去细想，但是我不加入这场散步，我就会很另类，至少是太不时尚了。我只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陀螺，被人抽了鞭子就转，嗡嗡地去战斗，不抽鞭子就停下来。为什么要转？为什么要战斗？那都不是我自己要去思考的事。
而那些我所耳闻目睹的学子们的表现还历历在目：有一个学子说，这样真爽，不用上课了；一个学子说，那么多人走在大街上，很多人出来观看，很威风；再有一个学子朝美国大使馆扔了一个石块，回来四处炫耀；还有一个学子说，某某大学的学生在游行时砸了肯德基，抢回好多好吃的，我们没有动手太老实了。
这就是所谓的爱国行动，像是走上舞台去表演一番，下台后觉得空落落的。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顺带说说，那是去北京上学的第一个元旦。我们班搞完联欢晚会，包饺子吃之后，都已是凌晨了。大家都喝了点啤酒，热情正高，有一个同学提议徒步走到天安门看升国旗，好几个同学应和，其中就有我。
那一夜我们顶着风雪，也不知道走了多少的路程，赶在6点多钟去看升国旗。呼呼的寒风不再冷冻，我们走得出汗，就是要去体验一次神圣。
天安门广场上人真多啊，我那时没有想到，到天安门看升国旗已成了北京旅游的一大特色，或者说是北京的重要风景之一。这是“政治风景”，尤其是在重大节庆之际，升国旗亦是举国关注的大事。
我觉得我很荣幸地看到了升国旗，可是，有一个小插曲让我觉得这次看升国旗不圆满，而且还有负罪感。
原因是由于等待升国旗的时间太久，要等到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大家都这么僵硬地站在广场上，我的小便上来了，内急得很。偌大的广场，又不知道厕所在哪里，我就跑到城楼前的大花坛里，趁人不备，用一个很巧妙的动作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回头我一想，我竟然在这里撒了一泡尿，在全国人民面前撒了一泡尿，在升旗仪式之前撒了一泡尿，真是觉得罪大恶极。这与整个神圣的场合是多么的格格不入，简直是亵渎了这场神圣的仪式。此后好几天，整个人走在校园里，都有一种抬不起头的负罪感。
而现在，我觉得那时我除了不讲公德，随地小便之外，我真的不觉得撒一泡尿跟广场、跟全国人民、跟升旗仪式有多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我总不能撒在裤子里啊，那样不也是挺亵渎的吗。我唯一内疚的，是我把一双旅游鞋生生地走破了，那一双旅游鞋相当于我母亲在地里刨上三个月，恐怕也未必能赚到那钱。
这些年，回忆起在天安门前撒过的那泡尿，总是让我想起师兄伊沙写过的那首诗《车过黄河》，心里会泛一阵得意：
车过黄河
伊沙
列车正经过黄河
我正在厕所小便
我知道这不该
我应该坐在窗前
或站在车门旁边
左手叉腰
右手作眉檐眺望
像个伟人
至少像个诗人
想点河上的事情
或历史的陈账
那时人们都在眺望
我在厕所里
时间很长
现在这时间属于我
我等了一天一夜
只一泡尿工夫
黄河已经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