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爱看热闹，在这个世界上不数第一，也是名列前茅的民族。
我记得俄国作家契诃夫写过一篇小说，说一个人，站在圣彼得堡涅瓦大街上，直愣愣地朝天上看。其实，天空里没有什么，一只偶然飞过的鸟，一片偶然飘过的云，不过如此。他看得很出神，很投入。有人路过他的身边，看他观天，不知所观为何，也跟着停下脚步，把脸仰起来。接着，又有人路过这两个人的身边，看他们齐扬着脖子，怔怔地看天，也不由自主地把脖子扬起来。于是，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相继加入了这个扬脖子观天的行列。随后，路上的汽车也停了下来，执勤的警察也走了过来，人越聚越多，谁也说不上朝天空看什么和有什么可看，但每个驻足观看的人，都若有其事地，一本正经地，看得十分起劲。
而生活在中国京城里的人，好热闹，看热闹，与俄国人有所不同，侧重在一个“闹”字上，“热”是心态，“闹”是形态，身和心的全部投入，那才叫真热闹。就看每年春节，从初一到十五，厂甸庙会的人山人海，把琉璃厂塞得一个水泄不通，买的年货如糖葫芦、风车，必须高高举过人头，方可得保不被挤碎挤坏，便可知道北京人这种有事没事，连推带挤，身体力行，爱看热闹，痛苦并快乐着的强烈冲动了。
于是，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写过的一篇杂文，题目曰“推”，就是描写中国人，如何在看热闹的你推我挤的过程中，得到“好白相来希”的快乐。看热闹，是中国人的一种有趣性格，当然更是北京人一种不肯消停，不肯安生，不肯罢休，有热便闹的可爱性格。看来，中国人好这一口，北京人尤其好这一口。在这个首善之区，哪怕是两条狗打架，两辆车剐蹭，两个小贩争吵，两个流氓动手，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围观看热闹，起哄架秧子，是再正常不过的。
因此，当年清逊帝大婚，这天大的喜事，使得整个北京城处于亢奋过度的状态之中，是可以想象得知的。
公元1922年11月初，当时这个城市，还叫着北京。有关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要和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名叫婉容的女儿和额尔德特氏端恭家的名叫文绣的女儿大婚，一封为“后”，一封为“妃”，举办婚庆大典的消息，对京城百姓来说，那可是闻所未闻的热闹。小朝廷专门成立了一个大婚筹备处，向外界定期发布信息，迎亲的日子经择吉、御准，刚禀报三位太妃，还未来得及公示，便不胫而走，满城尽知。
大概人们是这样琢磨的，娶媳妇是常事，但皇帝娶媳妇，百年不一遇；谁知中国将来还会不会再有皇帝？如果真的永远共和下去，这回错过，也许再难碰到。于是，街头巷尾，胡同旮旯，无不谈论这桩婚姻；茶楼酒肆，戏院商铺，莫不期待这场喜事，竟烘托出这个冬月小阳春的十分明媚来。
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记载，他的婚礼，全部仪程要进行五天，隆重，红火，庄严，堂皇，这对没热闹要找热闹，有热闹要瞧热闹的京城小市民来说，他们甚至比那个马上要娶媳妇的十七岁的溥仪，还要起劲儿，还要沉不住气。
其实溥仪对结婚这件事，压根儿不感兴趣。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没有什么陈设，炕占去了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我的前半生》）
我曾经到过长春的伪皇宫，那个狭小的院子，当然与那宏敞宽阔的北京紫禁城无法相比。但室内的一切，尤其触目所见的墙布、灯饰、地毯、坐垫、幔帐、纹幛、旗帜、旒带……无不给人一种压抑感，晦暗感，神秘感，阴沉感，恐怕还一脉相承着原来清宫传统的装饰布置。所谓皇室的那种地方，老实说，确乎不适宜于活人生存，而更适合于死人居住。所以，十七岁那年的溥仪，尽管他有同性恋倾向，但他还年轻，还未完全萎靡，于是，来不及地逃出那间化开的红蜡似的新房，显然是被过甚的堂皇，所形成的死气沉沉而吓跑的。
然而，婚礼按照策划，在热烈的进行中，这五天的活动，是这样安排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巳刻，淑妃（即文绣）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即婉容）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典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在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受贺。（《我的前半生》）
这次皇帝娶媳妇，对京城而言，空前是说不上的，但绝后，则是肯定的。所以，比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弄得遗臭万年；比民国六年张辫帅复辟，率师进京，落个灰头土脸，绝对是一次充满怀旧意味的宫廷盛典。鲁迅笔下那从胡同里懒洋洋地踱来，插上一张五色旗的国民，总算像死水里出现一圈涟漪，在冬日的阳光下打个呵欠，多少给古城添了一丝生气。那些本来无事可干，围着炉子取暖的小市民，像是服了兴奋剂，无不等待着这场皇帝的婚礼，无不期盼着看这场热闹。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政府成立，与被推翻的清王朝，曾经达成一个协议，一是每年供给四万大洋，赡养退位的王室；一是逊帝还可以在紫禁城里，维持他的小朝廷。这种共和与帝制并存，革命与封建共处的局面，当然是很滑稽，也很奇特的中国现象。
也许，中国人太喜好热闹了，无论制造热闹的人，还是等着看热闹的人，都唯恐没有热闹。所以这次逊帝大婚，生怕事态不扩大，场面不热烈，群众不轰动，便想着法儿花样百出，推陈出新。
光紫禁城里热闹还远远不够，要热闹出紫禁城外，才能达到大热闹、真热闹的目的。于是，就在那位叫婉容的后，那位叫文绣的妃，从各自的娘家，被抬到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的这一路，要按照清宫婚礼的程式进行。民国管辖的北京特别市政府，也答应了，并拨警察局的军乐队、驻军的鼓号队助兴。这样，民国已经十一年了，北京街头出现两拨人马，两支队伍，男性一式的蟒袍马褂，高头大马，女眷一式的凤冠霞帔，珠翠满头，全部是前清服饰的化装游行。
据溥仪记载，光民国政府派出的军警，足有数千之众。
淑妃妆奁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东安门等处及妆奁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名，士兵三百名。
皇后妆奁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妆奁，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其中有号兵六名）。
行册立（皇后）礼。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四名（其中有军乐队官员三人），士兵四百五十八名（其中有军乐队士兵四十二人，号兵六人）。宪兵司令部除官员九名、士兵四十名外还派两个整营沿途站哨。
淑妃进宫。派在神武门、淑妃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宪兵司令部官员三名，士兵十四名。警察厅官兵二百八十名。
行奉迎（皇后）礼。派在东华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兵六百十名，另有军乐队一队。宪兵司令部除官兵八十四名外，并于第一、二、五营中各抽大部分官兵担任沿途站哨。警察厅官兵七百四十七名。
在神武门、东华门、皇后宅、淑妃宅等处及经过地区警察厅所属各该管区，加派警察保护。本来按民国的规定，只有神武门属于清宫，这次破例，特准“凤舆”从东华门进宫。（《我的前半生》）
那四五里长的队伍，中西合璧，古今一体，洋鼓洋号，唢呐喇叭，高头大马，八抬大轿，遗老遗少，磕头膜拜，好奇百姓，夹道迎送。由民国政府派出五六千人的军警，沿途护卫，维持秩序，排场之宏大，声势之显赫，仪仗之辉煌，卤簿之壮观，那大场面、大气派、大手笔、大动作，可让看热闹的北京人，大饱眼福的同时也跑细了腿。
这场王朝复辟，回光返照的大戏，又将荒唐和悖谬推进一步。
这热闹，固然令前朝耆旧，热泪盈眶，但同样，也令革命人士，气愤填膺。在民国的天空下，这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这种僵尸复活的感觉，实在是匪夷所思。连溥仪自己也说：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陆军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七十二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迸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我的前半生》）
而像鲁迅先生的另一篇杂文《沉渣的泛起》所说，这次逊帝大婚，也把沉寂了十多年，郁闷了十多年，憋得五脊六兽的封建余孽，遗裔孤臣，没落贵族，八旗子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们不但看热闹，还要凑热闹。据当时的一些报纸报道：
清宫内溥仪婚礼筹备处宣布，溥仪大婚之礼定于12月1日举行，消息传出，各方面送礼的络绎不绝。满蒙王公，遗老旧臣与活佛等，都有进奉。民国要人，上至大总统，下至各地军阀，下野政客，也纷致贺礼。黎元洪送如意、金瓶和银壶，红帖子上写着“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其联文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其他如：曹锟送如意和衣料；吴佩孚送来衣料和银元7000元；冯玉祥送如意、金表和金银器皿；张作霖送成套的新式木器；王怀庆送九柄金如意；（复辟不成下野的）张勋也送来银元10000元。
（保皇派）康有为除送磨色玉屏、磨色金屏、拿破仑婚礼时用的硝石碟和银元1000元外，还有他亲笔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八国衣冠瞻玉步”，下联是“九天日月耀金台”。
以豪富著称的遗老们，如陈夔龙、李经迈等，送的都是钻石珠翠。上海的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香港的英国籍大资本家何东，也都送了不少珍贵礼品。由于无处存放，溥仪叫人都储藏在建福宫里。（《20世纪中国图志》）
最滑稽可笑的，该是溥仪自己所描写的那些复辟势力的表演了。
民国派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他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当时许多报纸对这些怪事发出了严正的评论，这也挡不住王公大臣们的兴高采烈，许多地方的遗老们更如惊蛰后的虫子，成群飞向北京，带来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现金、古玩等等贺礼。重要的还不是财物，而是声势，这个声势大得连他们自己也出乎意外，以致又觉得事情像是大有可为的样子。（《我的前半生》）
我在北京也住了半个世纪了，慢慢体会出来，见过大世面的北京小市民，别看是升斗百姓，住在破烂四合院里，看热闹也是颇为讲究的。有的热闹，看看而已；有的热闹，推推挤挤也就罢了；有的热闹，值得一看，因为可以过瘾；而有的热闹，能够得到刻骨铭心的满足，能够得到惊心动魄的满足，这才是北京人非看不可的。
究竟什么是小市民最热衷的热闹呢？
读清朝和邦额的《夜谭随录》，其中有这样一句，让我豁然开朗：“适过菜市口，值秋决，刑人于市，阻不得进。”由此可知，最让京城人神往，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足以万人空巷、倾城出动的热闹，就是到菜市口去看杀头。
从别人的死亡中领受自己居然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乐趣，那是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下，朝不保夕的小民，自我感觉中的至高境界。所以，这是北京人最情不自禁，最踊跃向往的热闹。由于其具有极强的刺激性，而无任何危及自身利害的后果，所以北京人无不趋之若鹜，甚至头天晚上，拥向宣武门，拥向骡马市，在菜市口丁字街那周遭，先去摆好板凳，占好位置。
因为凡是去看杀头者，与被杀头者肯定毫无瓜葛，了无干系。由于没有牵连，也就没有负担。由于没有负担，也就看得从容。为求这种从容，就得将位置选在看得清清楚楚的近处，能闻到头颅从脖子上砍掉时的血腥气，却溅不到从脖腔里冒出来的血。因此，每逢秋决，成千上万的小市民，即使三天三夜不眠不食，也要看到刽子手磨得雪亮的大刀片子，在秋天淡淡的阳光下，闪烁着一道白光，将人犯头颅砍落的那一刻。
这种对别人的不幸绝无同情之心的冷漠；这种看别人掉脑袋而过看热闹瘾的麻木；这种只要被杀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只要自己的脑袋还在脖子上，便悻悻得意的优越；这种不顾别人的脑袋是不是应该掉，为什么掉，凭什么掉，与己无关的轻松，也是五千年来的中国统治者，得以毫无顾忌地进行屠杀，有恃无恐地施行暴政的基础。
固然，看热闹的人中，不乏同情者，恻隐者，敢怒而不敢言者，但幸灾乐祸者，称心快意者，认为罪有应得活该如此者，借此出一口受压抑恶气的泄愤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也许，小市民作为一个城市中的特殊阶层，一无经济基础；二无政治信仰；三无文化渊源；四无拼搏精神，想吃怕烫，缺乏冒险意识，好吃懒做，只等天掉馅饼，嫌贫嫉富，永远心怀不满，怨天尤人，从不归咎自己。由于往上升腾之不易，向下沉沦之不甘，于是便愿意看到别人失败，而不愿意看到别人成功，于是便从别人的不幸中获得快意感，从成功者的失败中获得满足感。
但是，大清王朝这一页翻过去了，菜市口刑人的场面成为历史，那种从别人死亡中取得大饱眼福的热闹，一去不复返了。于是，诸如逊帝大婚这种足以满足小市民窥私心理的热闹，便成为1922年那个冬季里的一场好戏。虽然，大清朝的龙旗，换成了民国的五色旗；虽然，像走马灯似的换总统，溥仪却总是在紫禁城当他的逊帝。可在同一个蓝天下，这位逊帝是快活欢乐，还是悲哀痛苦，对小市民来说，是个难解的谜。
好，这次大婚，总算有揭开这层薄纱的可能，这样，隐秘的公示，私密的暴露，隐藏的角落曝光，保密的过程展开，可想而知，如此热闹，对于两眼灼灼的小市民来讲，该是怎样的震撼了。
我是1949年来到北平的，当年的冬天，我就到郊区蓝靛厂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尤其是旗民，谈起他们皇上那次大婚，还沉浸在当年看热闹的回忆里，意犹未尽，回味无穷。想想，也真是有意思。
其实，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历来是慢半拍的。所以，在世界历史的进步潮流中，这种循规蹈矩，安步当车，求稳怕乱，不敢错了方寸的中庸哲学，使得老大帝国在那百年里，常处于落后挨打地步。但不知为什么，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占大多数的小市民，对那无关宏旨的热闹；那表面文章的热闹；那虚火阳亢的热闹；那起哄架秧子的热闹，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趋从性，人来疯性，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投入性，不计前程，不问后果的盲动性，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的。
于是，我不禁想起看过的一部法国影片，就是那个已故的法国老牌喜剧明星雷诺·伯拉姆主演的，我记不得片名了，也不知翻译过来没有，但大致的剧情还留有一些印象。这位老先生和一对搭他顺风车的情侣，在海边的山间公路行驶。那对浪漫男女的浪漫行止，使开车者分了心，车子不慎从悬崖处冲出去，眼看车毁人亡，沉入大海，谁知一棵半山腰里的小树权，救了他们。可他们那马上要折断，要跌落，而又无法解脱险境的命运，惊动了整个法兰西。
不但电视台用直升机航拍，进行现场报道；还有消防队试图用钢丝缆绳拉住那辆车以防小树压断；更有很多看热闹的，开着汽车，带着帐篷，装着干粮蒸馏水，领着全家老小，准备安营扎寨看个够的，蜂拥而至。临时搭起的卖法式面包和法式土豆条的小吃店；出租望远镜、遮阳伞和躺椅的便利店；进行投注，赌这三个挂在悬崖上的人，结果是死是活的六合彩投注店，也随之在公路边，在海滩上，一字排开。上面，整个山头是看热闹的人和车；下面，整个海面也是看热闹的人和船，简直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嘉年华式的狂欢节。
由此可见，看热闹，全世界莫不如此，不仅中国，也不仅北京。
同样，由此也可见，看热闹，大概既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而天性，通常受着下意识的操控，智商愈低者愈无法自持；本能，往往受着内心所支配，心理愈不健全者愈难自控。因此，这种对于别人不幸的看热闹，所达到的小市民精神的最高境界，说到底，除了庸俗，还是庸俗。
而庸俗，则是小市民灵魂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