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鲁迅在《北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题目就是这个《唐朝的钉梢》。
他在文中写道：“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钉梢’。‘钉’者，坚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后也，译成文言，大约可以说是‘追蹑’。”
“钉梢”，为上海方言，这是清人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说的。“钉梢，蹑行人后，左则左之，右则右之，跬步不离之谓也。今则专适用于男子追随女后之称矣。”看来，作为“君子好逑”的这种直率手段，最早，大概仅能局限于沪上一地。因为，这种西方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只有生活在上海滩的人，才有可能耳濡目染，才会如此毫不掩饰地在大马路上紧追小姐不舍。
徐珂著书时，中国还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下，上海的勇敢者敢于“钉梢”，社会风气和公众舆论，能够容忍“钉梢”，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思想的进步，一种对于封建禁锢的突破。应该看到，鲁迅在少爷和小姐前面，加上“摩登”二字，这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大环境的“摩登”潮流，没有勇敢者的“摩登”意识，大街上不会看到男追女逐的“钉梢”行为。
假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孔孟之道，男女授受不亲的程朱理学，仍旧牢牢桎梏着人们的精神，你借给这位少爷胆子，他也不敢跟在一个不相识的小姐后边套近乎。当然，没有相对稳定的岁月，没有相对温饱的生活，四面楚歌，饥寒交迫，惶惶然不可终日，即使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捧心而过，之二的王嫱，含情而来，这位少爷也不会生出“钉梢”的冲动。相反，路边摊的大饼油条，小吃店的生煎馒头，店铺炸油饼的大锅，可能更使他馋涎欲滴。
因此，这最早的浪漫，始于西风东渐的上海，始于中国最早对外通商口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于这最早的勇敢者，我表示钦佩。那时中国的青年人，在封建礼教、儒家伦理的高压下，爱不敢爱，恨不敢恨，活得怪可怜的。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发达，也是最洋气的城市。有一位广东籍的作家吴趼人，当时在上海办小报，混饭吃。以“我佛山人”的笔名，写了不少名媛贵妇交际花的艳闻、达官豪商风流客的趣事。那张园盛会，花前月下，寻芳觅俊，绅士淑女，莺歌燕语的场面，那跑马比赛，玉马雕鞍，男追女逐，霓裳歌舞，蝶飞蜂浪的风景，可以想象，在大家还拖着辫子的时代，大庭广众，光天化日，摩登少爷公然勾搭摩登小姐的“钉梢”行为，对愚塞的国人而言，你不能不估计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鲁迅的文章，是由《花间集》中一首词引起的。他说：“一向以为（‘钉梢’现象）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乃知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
词如下：
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张泌《浣溪沙》）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论什么大事小情，只要盛行起来，连阿猫阿狗也介入，如阿Q那样高喊我要革命的热烈，放心吧，会慢慢演变，会彻底变质。“钉梢”一事，民国以后，大都成为戏子坤角、妓女嫖客的游龙戏凤了。
小市民意识，其实就是某种意义的精神染缸，优雅的事物，高尚的境界，只泡进去一锅煮，也就必然统统成为粗鄙化和庸俗化的糊涂糨子。结果，风流和下流混淆不分，“钉梢”与“盯骚”化为一谈。这最早的浪漫和诗意，便化为百分百的低级趣味。
到鲁迅写这篇《唐朝的钉梢》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钉梢”每况愈下，更是不成气候，唱主角的，已非当年的摩登少爷和摩登小姐，而是鲁迅笔下出现的，那个毫不知耻地宣布“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的“上海人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的阿金了。于是，在马路上看到的男尾女随、死皮涎脸、勾搭不舍、打情骂俏的场面，就尤加不堪入目了。
所以，鲁迅将张泌这首词，译成白话文，便带有三十年代的市民气息了。
夜赶洋车路上飞，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乱丢俏眼笑眯眯。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这种以上海为发源地的，有着旖旎风光，有着十足风情，令人遐思绮想的唐朝“钉梢”，也如鲁迅当年跑到西安，再也找不到他心目中的唐朝天空那样，这唐朝的“钉梢”，也彻底变质了。
中国人，喜欢把事情搞到极致，一旦搞到极致，也就走到头了。官场如此，文坛如此，大人物如此，小八腊子也如此。作家、诗人，过去的、现在的，谁也不能例外。
作这首吊膀子词的张泌，据近人李一氓氏的考证，不一定就是后来由南唐仕宋的中书舍人。但他是五代的一位文人，确凿无疑。鲁迅由这首《浣溪沙》，以为唐朝就有“钉梢”，显然是一个小小的笔误。
晚唐，五代词作为唐诗的余绪，经常是合二而一地加以考量的。无论如何，唐朝的浪漫，体现在唐朝的四万多首诗上；同样，唐朝的诗，也十足表现出唐朝的三百年浪漫。因此，后世很容易把五代诗歌的浪漫，算到唐朝头上。固然，没有浪漫，不可能有诗，没有诗，也就谈不上浪漫。诗和浪漫，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但是，到了张泌这一代花间诗人，这种中国人的喜欢极端、喜欢绝对的形而上毛病，又浮上台面。他们将浪漫推向了极致，除此以外别无长物。似乎从公元907年到960年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只有情，只有爱，只有性，只有色，每个人都处于发情期、求偶期，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这样，透过《花间集》，或是《尊前集》，我们还能嗅出一丝时代的气息吗？除了“晚逐香车入凤城”的快乐外，文学所能表现的历史，便只好是空白了。其实，那时中国人之苦难深重、之水深火热，在一部二十四史中，也是数得着的。而发生在这一时期前后的人食人现象，则尤其骇人听闻，在世界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就连非洲腹地，南洋群岛的吃人吃惯了的原始部落，那些酋长大人，也是要望尘莫及的。
据唐代张鹜的《朝野佥载》：“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歼于此矣。”
而据《旧唐书》，黄巢“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寨，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将朱粲的“舂磨寨”，发展成更大规模的“捣磨寨”，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扩大原料供应来源，“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一个大好的中国，生是让这位食人狂，食得神州陆沉。降至五代不远，其余部仍继续作恶。“贼首（秦宗权部），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旧唐书》）
在这样一个尸骸遍野、白骨如山的中国大地上，晚唐、五代词的总集《花间集》，从第一首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到最后一首李珣的《河传》：“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整本书悉是男情女爱、浓桃艳李、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长词短令，美则美矣，可除了美之外，你不觉得这些诗人没心没肺，在那儿装孙子吗？
最差劲的莫过于韦庄，他曾经以关中的大战乱、大灾难为背景，写了一首千余言的长诗，题曰《秦妇吟》，因此得名，人称之为“秦妇吟秀才”。后来，他入蜀为相，正如当下文坛，谁不写性谁就落伍一样，他的为民鼓呼的诗篇，到了成都，与流行的花间风格大相径庭，这位老兄竟然感到很难为情，将诗作偷偷藏到不见天日的敦煌莫高窟中去了。这种受文坛风向的左右，而不能自已的作家诗人，是最没起子的一拨。
这部中国最古老的词选，成书者赵崇祚生平不详。据欧阳炯序，可以断定他是一位五代时的书商、出版家，或者是资深编辑。看他的艺术趣味，倒与当代那些爱“写”裤裆文学的作家，和爱“出”裤裆文学的出版家，不谋而合，心心相印。赵崇祚对于情爱文字、性欲隐喻、肉感陈述、猥亵动作，所表现出来的偏执的癖爱，与中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学精神，是相当不一致的。不过，他还没有堕落到只会脱裤子，他还拥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水平，这正是《花间集》的价值所在。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位先生，有其叛逆正统的可贵之处，也有鼓吹情色的消极一面。
《花间集》辑得共十九家，达五百首词，着力于消闲，热衷于情致，悉皆卿卿我我、尔侬我侬、香艳感性、华彩都丽的词曲，称得上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情色之外无他物的一部纯软性读物。在这部《花间集》中，社会现实被不屑一顾，民间疾苦的结果置若罔闻。诗人躲进象牙之塔养尊处优，而具有民族精神的大雅之作，具有时代风貌的经典之作，能够传唱千古的黄钟大吕，能够家弦户诵的传世名篇，便统统交了白卷。
据欧阳炯受“卫尉少卿字弘基”（是否即为赵崇祚，已无考）之约，为《花间集》作序，这样介绍：“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炯为孟蜀宰相，蜀亡，后入宋，为翰林学士，这自然是指像他这等官僚阶层的浮华生活而言。而五代十国时那些帝王，则更加骄奢淫逸，放荡堕落。前蜀王衍，终日与狎客词臣，酣饮赋诗；后蜀孟昶，沉湎于歌舞，放荡于伎乐；南唐的李璟、李煜，则更是不问国事，只知醇酒妇人的帝王，耽于安乐，迷于奢纵，一直到国破家亡。所以，侈汰浮靡，淫乱颓唐，是中原战乱以外相对稳定的边陲属国，从统治者到贵族，到官僚阶层到士大夫的上层社会风尚。
《花间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作家被潮流吸引，去写这类香艳文字，读者被潮流所导向，去买浓词艳曲。然后，供求双方的互动，驱使出版家为钞票拼命，这样，又对文学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要钱要名的作家诗人又拼命炮制，恶性循环，便成为一股文学浊流。
中国文人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盲动，是将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做到完蛋、做到不知伊于胡底的推力。中国文学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救赎的命运，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命中注定的必然。要知道中国文人这支队伍，基本上是由农民和小市民组成的。而农民的短期行为和小市民的投机心理，决定了他们热衷于写贵族、写官员、写上层、写白领、写有钱的老板，写以上这各色人等的声色犬马。而所有这些从农民和小市民阶层走出来的文人，没有一个不朝思暮想当上假贵族，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几乎绝大多数的作家诗人，无一不随波逐流，为时尚和风气所裹挟。第一个敢写到肚脐，第二个绝对敢写到脐下三寸，第三个，二话不说，先脱光裤子再讲。
《花间集》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五代的诗人要稍稍高尚些，不那么下作和下流。同样，吴趼人有滋有味地写了花花世界，固然品格不高，趣味低下；但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尽述清朝的颟顸腐败，列强之压迫欺凌，世风之江河日下，百姓之民不聊生。这部舒愤懑的力作，也还是令读者体念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愤的文人，因此能够与之产生强烈共鸣。
现在回过头去看五代十国那半个世纪里的文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沉浸在绮筵幽会、含情无语，绣屏灯斜、锦帷鸳被，暮雨朝云、旧欢新梦，晚逐香车、驰骤轻尘的无忧天堂里，不过是闭着眼睛，背过脸去，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
幸亏只是五十多年，要是迁延五百年，中国文学早就寿终正寝了。
到了北宋，就有“唐之文，涉五季而弊”（《宋史·欧阳修传》）之说。这里所说的“弊”，也就是对追求绮丽、竞作香艳，形成互相效尤的这股潮流的否定。正是这潮流，造成一代作家对于时代、对于现实、对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失语。
到了南宋，陆游为当时出版的《花间集》作跋时，愤而写道：“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耶！”
这种发自良知的声音，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
从鲁迅的《唐朝的钉梢》，联系到这部《花间集》，一是对于古人写爱、写情、写性之长有所认识，二是对于古人背离时代、背离现实、背离百姓之短有所警惕，如果能给自己一点启示，那真是大好事了。若如此，也许数百年后，不致被人骂我们这一代文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失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