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李国文
崔道怡
一
最先见到的是一棵树，一棵高大粗壮而古老道劲的大槐树。枝叶茂密，浓荫匝地，笼罩了小羊宜宾胡同东头的整个街面。
树北边高台阶，屹立着大门楼，尽管红漆剥落，依然可见老北京阔人家四合院的威严气派。影壁墙上，挂着木牌，写有楷书——人民文学。
1956年夏天，我走进这四合院，从此开始编辑生涯。
或许因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又有北大教授兼刊物编委吴组缃先生的举荐，我到任后，见习期间，就被派为京、津、华北地区小说责任编辑。
杂志社前院南房，是传达室、会客室。进垂花门，迎面五间前廊后厦大北房，是编辑部小说组。后花园新盖一排平房，西厢便是我的宿舍。
1957年5月，春光明媚，花树欣荣，院子里飘散着丁香花甜甜的幽香。我搬把椅子坐到前廊，探宝似地披阅来稿。披沙拣金半年有余，至今没能选中一篇理想之作，心中未免有些焦躁。
正当无奈之际，眼前豁然一亮，我在一摞自然来稿之中，发现一组令人醒目的作品。首先吸引我的是那字体：横平竖直，方正工整，仿佛在刻蜡版；更改处不涂抹，另剪稿纸，贴补起来。我头回见作者对自己的劳作恁般自重，而且自信：他是把五篇小说一块儿寄来的，想已修炼多年，如今即将出山。
这一位投稿者，就是我当编辑第一个发现的作家——李国文。
二
我之得以轻松自如地在花香中审阅来稿，是因那时中国文坛正当思想有所解放的早春天气。
自从1956年初，秦兆阳接任副主编以来，《人民文学》感受时代风气之先，多次在“编者的话”中表示：“支持作家们和批评家们在文学道路上作各种各样的探索”，“主张政治性与艺术性统一于艺术的真实性之中”。就在我上班后，刊物同期发出两篇文章——秦兆阳倡导艺术规律的专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王蒙揭示现实弊端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于是，一夜春风花千树，万方鼓舞现生机。《人民文学》走在前列，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之作。
正是在这样的气候里，李国文以他那忧国忧民为核心的艺术良知，演化成为出手不凡的精美文字。我犹如探矿者寻找到丰富的宝藏，急切地要发掘更贵重的珍奇，当即写信请他把手头所有成稿悉数寄来，以求集束推出，取得轰动效应。
作为李国文第一批作品的第一个鉴赏人，我至今还记得那六篇小说的名字和大致的内容。它们是：《童心》、《出息》、《邻居》、《巧遇》、《初恋》、《改选》。其中最出色的《改选》，写一名老工人的性格与命运——
“按照工会法的规定，这一届工会委员会已经任满了，如果再不改选的话，除非工会法有了新的章程”。现任工会主席为了争取连任，要做一篇精彩报告，“提出两化一板的要求。条理化、数字化倒是容易的，要紧的是样板”。而工会委员老郝，只顾给过世的老工人“选一副好板子”，提供不出报告所需要的样板。
“起初他当工会主席，那份热心肠待人是极好的”，只因在大会上“照着现在的主席、当时是工会干事草拟的文稿做报告”，念错了词，“被改做了副主席”。后来又因做了这样那样有违上级意图却有利群众需求的事情，“只让他挂上个委员的名”。这一回，则干脆把他从候选人名单上取消了。但是，工人们不答应。
“会场像一堆干草着火似的，噼噼啪啪地到处冒火星”。于是，投票只得顺从民意，愿意选老郝的，就写上他的名字。结果，三千四百二十三张票，“第一名郝魁山同志，得票数为三千四百零五”，掌声雷动，人们要求老郝讲话，而他“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痛苦，萎然地垂下了头”。
“老郝死了！他静静地在人群的声浪里死去。全场沉静下来，静得连窗帘簌簌的飘响都听得见，寒风带来了春的气息……这次选举是有效的，新的工会委员会就要工作了。”
读过这篇小说，我也“沉静下来”，仿佛置身会场，跟那些工人一样，“脑海里波澜起伏，眼睛都湿润了”。不仅因“老郝”死去，更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鲜活出世，我受到了一股感人警世的情与理的冲击和启迪。
建国初期，满目疮痍的社会机体亟待恢复与充实元气。而有人掌权后，视社会为私有，滋长权欲毒瘤，派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种种赘疣。正是针对这些弊端，《改选》呼唤对人民，也就是对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生产力，呵护珍重。这呼唤当然是艺术的，李国文将所感进行了典型化的提炼加工。他的笔下激情洋溢，流露着对“样板”心计与势力的鄙薄憎恶，对“老郝”处境与遭遇的怜爱痛惜，以至采用看似极端、类似尸谏的方式结局，不如此不足以发聩振聋、骇俗惊世。
这不正是进行着的“整风”运动所需要的作品题旨么，这不就是我千淘万滤期盼已久的珍贵篇章么？它将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那样引人瞩目，它将使我在编辑历程上迈出的第一步留下深深的印记！
三
1957年7月8日，《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如期面世，这是创刊以来最丰盛的一期，篇幅增加了二分之一。沈从文、老舍、王统照、艾芜等名家荟萃，而赫然排列于前的，是李国文的《改选》。《改选》的终审、编辑部主任李清泉撰写了《编后记》，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最富有朝气的青年们，在各方面都不甘于沉寂和畏缩，在文学战线上也是如此。‘鸣’、‘放’同样鼓舞了新生力量，有不少人写出了比较好的作品。本期所刊载的《改选》、《红豆》，都是新人的作品，希望前辈作家和批评家们更多地关怀它们的创作。”“我们始终是处在一种所谓紧张状态里，一方面在整风，同时也是在尽一切力量研究和策划关于刊物改进问题。”
多么切实的业绩，多么美好的设想。可是，编辑和作家，没有关注到：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主席向党内干部发出了攸关数十万知识分子命运的重要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
6月8日，毛主席再次发出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7月1日，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表明——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7月9日，毛主席又一次发号召：《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同月，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确定了这一场斗争的性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疾风暴雨横扫大地，“百花齐放”顷刻凋残。当初在“整风”中被鼓动提意见的作家、以揭示官僚主义等弊端为内涵的作品，遭遇到大劫难。反右派扩大化，把占总数百分之五的五十万知识分子，打下深渊。
四
迫于形势，《人民文学》不得不在八月号上刊出一封工会工作者的来信，对《改选》进行批评。但那意见却是这样的——
“无可否认，官僚主义的工会主席，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的，甚至有的比《改选》中的更坏。作家有权力拿起犀利的笔，创造出生动的形象来刺一下这些官僚主义者和揭露批判这些工作中的缺点。能够击中要害，刺得狠点儿也完全应该。”但他觉得这篇小说不甚成功，因为那位“威风而又渺小的主席，一个扶摇直上的人物，除了他个人的因素而外，他所在的环境应该也是个重要因素，而作者对这一点却绝少叙述。”
这“批评”竟要求对官僚主义者“所在的环境”进行更多的揭露，岂不是跟当时所需要的“批判”背道而驰！于是，在反右时被看中、成为“左派金棍子”、后升为“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跳出来“批判”了。《人民文学》七月革新，被指斥为“毒草”专号。对《改选》，另有一位文学界内“懂艺术”的权威人士，“揭露”它思想上“隐含敌意”。在那个各单位按比例抓“右派”的特定年代，对于一名刚出世的年轻业余作者，如此“罪状”足以置他于死地了。
然而，这还不够，反右派扩大化的指向，并非仅限几位业余作者，而是殃及着一大批有知有识有才有志之士，包括当时主持《人民文学》的一些编辑和刊物所推出的一批作家。李国文只是这总体中的最后一名，他倒霉就倒在艺术的出类拔萃和际遇的恰逢其时。所以他受到了特殊待遇，一年之后又被专题讨伐。1958年9月号刊物上，发出一篇署名马前卒的文章《一株攻击党的领导的毒草》——
“作者是要告诉我们：‘你们瞧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厂和工会，一个关心群众疾苦、有广泛的群众联系、并且得到群众爱戴的党员老工人，就是受到那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专拿运动来整人，自己做错了事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党的领导者的打击和排挤。这样，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还有活路吗？”“作者在这一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拥有广大群众的党员老工人的形象，处处和所谓‘官僚主义者’闹对立，尽量丑化工会主席。这是用精心的结构和经过仔细推敲的语言，来装扮这株毒草，以致一眼看来，不是谁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的创作企图的。我们看了这篇小说后，可以肯定地说，这只有是反革命分子才会这样来看待我们的工会领导和工会工作，才会这样仇恨我们党领导的各项运动的。”
四十年后我之所以旧事重提，不惜篇幅引述如此惊人妙语，也不仅仅只是为了向今日的读者介绍李国文一个人的遭遇，还希望能通过这一段伤心的回忆，有助于当代人更清醒地认识历史、正视现实。
毛主席在提出“百花齐放”时就曾预言：“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改选》的遭遇，就是明证之一。
如今看来，马前卒所“揭示”的李国文之创作意图，倒也所言不谬。他呼唤珍惜的，正是“关心群众疾苦、有广泛的群众联系、并且得到群众爱戴的党员老工人”；他暴露贬斥的，正是“那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专拿运动来整人，自己做错了事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党员领导者”。
这样的题旨，不仅在当时可谓用心良苦，而且至今仍然值得深长思之。
五
“黑影开始侵入了那晶莹玉洁的月亮，顿时间，群山暗淡了。”
“好了，到了七点一刻，虽然有点云彩遮住，月亮开始摆脱那些黑影。
“八点半钟，一轮更加明净，更加皎洁，更加佼俏动人的月亮，悬在半天。似水的月光，泻满了整个大地，整个山林……”
这是李国文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月食》结尾。《月食》所写那次月食，历时不过两个钟点。而李国文所经受的人生“月食”，长达二十二年。
“这二十多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幸而不死。”“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热，冬之冷，加上比这一切总和还要苦痛的人间滋味，全领受个遍。”“想到这些一生中最好的岁月，最精华的，最能干出些事情的年代，就这样虚度过去，是不大容易笑得起来。这也是我不大愿意回过头去看的缘故，也是在我的作品里，不大愿意把结痂的创口，再撕裂一次的原因。”
1997年春，“月食”过后又二十年，李国文应邀撰写了一篇自传性的随笔，《如此这般》表白。
既然如此，我又已对《改选》构祸始末作了一些补充，那么似乎也就不必再说什么了。但是我还要说，我要说：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做的。
1979年春，他的冤案获得平反，《人民文学》约他写篇“右派”题材，让人从中能够看到他的影子，以亮相于受难之刊。他说这不好写，他不愿雷同于时下流行的“伤痕”，他不愿只回顾自己个人的苦难。于是，不写“右派”受难，而从平反开篇，专写他去“寻找那些失去的东西”——与人民的联系。
这便是《月食》的题旨，来自他平反后回工地迁户口的旅途上——
“那天正巧赶上月食，一路想起二十多年艰难历程，感慨系之。如今这些都过去了，似月食一样黑了又亮了。对我这个人是如此，进一步想，对国家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于是恍然大悟，个人的恩怨在整个社会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在铁路工地劳改多年是流动性的，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老乡，饿死在三年灾荒岁月里，全体中国人所承受的苦远比右派多得多。所以，我把《月食》的基点移到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上，努力和以前别人写的不同。”（《讲讲小说创作》）
这便是李国文创作的宗旨：当年忧国忧民而写《改选》，现在爱国爱民而写《月食》。《月食》之后以至于今，他的笔触归根到底都是为着国家与人民根本和长远的福祉。所以，无论遭逢怎样的境遇，他都坚守着一个“文”字。
“你掌握的知识，你占有的文化，你读过的许多他没有读过的书，你受过的他哪怕恶补也不赶趟的教育，也就是我那名字中的‘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们所拿不走的。正是这些我拥有的惟一财富，使得我有勇气面对一切。”（《如此这般》）
正是这个“文”字，使我觉得还有必要再罗列一些材料，加上几段注释。
1962年初，“双百”方针曾经一度重现光明，《人民文学》组织发出一批“摘帽右派”的作品，刊物又见王蒙等人，但没有李国文。我跟他断了联系，不知他是否“摘帽”。岂料他那时也发表过作品，只不过是用了别人的名字。幸亏那篇小说《银花嫂》，曾得到站得住的名家好评，“文革”之中虽被查出，却未深究。如果说1957年在《人民文学》只因一篇小说就被打成“右派”者，惟有李国文一人，乃是文坛一桩奇案，那么五年后他借名再次发表引人瞩目之作这件事，作为“右派”作家苦难历程之例证，也可算文学史上又一桩奇案了。
1977年初，政治之冬刚刚解冻，文艺之春尚未到来，李国文以其敏锐的灵性已经感知时代的变迁，趴在居室里的一架缝纫机上，开始创作六十万字的长篇巨制《冬天里的春天》。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进行第二届，1983年，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才新设立，他都相继获奖并名列前茅。若将改革题材单列并按时间先后排行，他于1984年推出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荣登榜首。《月食》之后，他接连不断获得文学大奖，直至本文截稿前夕，他于199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涅槃》，又一次摘取到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桂冠。若以得奖规格之高与次数之多来排座次，他该坐文坛的第一把交椅了。
1997年7月，为纪念《改选》发表四十周年，我约请他写了一个短篇《缘分》，发于1997年9月号《人民文学》的“特别推荐”，不久即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相继转载。设使选载频率也算评判标准，李国文就又会得第一的。从《月食》到《缘分》，二十年间他的创作，持续旺盛，不断出新，每一年度每一季度各种报刊重要版面，都会有他。如果说七十年代他写《冬天里的春天》，就以“打破时空限制”而在手法上遥遥领先，那么当九十年代文人随笔兴起，他即刻又成为这一品类的名牌老手。近十年他的书，平均每年两部，每部三十万字，也就是说，每天至少会有一千五百多字精美艺术产品从他笔下源源出世。仅就数量而言，同类作家当中，他远远地走在前面。
当然，更值得称道的，是质量与特色。即便在能与他旗鼓相当的作家群里，李国文之“文”，也足堪称卓尔不群。
他横空处世，又独立于世。不趋时，不流俗，自信自审，我行我素。近二十年，文风多变，一会儿这个派系走运，一阵儿那个主义走红，他都不为所动，笑傲江湖。李国文之从文，心系传统又不墨守传统，自成一格又不拘泥一格，始终走着特立独行的路，念着与众不同的经——
“我主张文以载道，但也不必篇篇载道，字字载道，作者痛苦，读者更痛苦的事情，何必多作。但又不可不作，篇篇风花雪月，不敢直面人生，也未免太怯懦了些。我主张作家还是应该尽量真诚，把爱献给大多数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自序》）“有一条，不写那些让人感到恶心的作品……能写，则写之，不能写，则不写之。无期求，尽绵薄。”（《如此这般》）
他的作品总体来看，精义重点多在两端：一是对逆境中人情美的歌赞与叹惋，一是对变态中人性恶的暴露与批判。他关心人，关心人的生存状态、生命价值。他对那种“不把人当人来尊重”的人际关系、那种精神折磨实为变相吃人的人生际遇，深恶痛绝，揭示得入木三分。他对那种禁受得住炼狱一般考验的人间情感、那种锲而不舍执著追求理想的人格力量，倍加敬重，刻画得催人泪下。犹如当年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李国文以其冷峻而调侃的锐利锋芒，集中指向“使庸俗的社会更加庸俗的小市民心态”。这是他审视众生也自审本身发掘出的当代国民性之一斑，他要无情地剖析给世人看。正如他总结的：“研究我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小市民心态，倒成了我在作品中常常探求的主题。”这种探求，切中时弊，在而今有些浮躁与纷乱的文坛上，凸显了其作品社会与道德的博大崇高。
在艺术风味上，引人入胜的戏剧手法，强劲着他小说之叙事、抒情，特别是塑造人物的三维力度和个性色彩。其工力更在于：对人世、人生、人情之刻画、揭示、抒发的深切、深入、深沉。若非具备厚实而宽广的生活体察，若缺乏对生活底蕴的穿透性开掘与升华性提炼，是难做到如许之深的。李国文的笔，深到心里去，因而笔下流出的，不仅有情有理，而且有神有韵。与其说他精巧近似欧亨利，不如说他老辣更像契诃夫。他能使你感同身受体会那种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生滋味，给你甘甜，又给你苦涩，给你清爽，又给你艰辛。他是大海，他是森林。
“海无静时，在不停地运动着，有它温柔的时候，也有它愤怒的时候，因为它无遮拦地展现自己，你可以把握住它”。“虽然，海水有一份咸，有一份涩，有一份腥，但更多的却是那难得的清新和温馨。”
“森林有宽阔的胸怀，张开臂膀接纳所有涉足其中的来访者”，“无论谁在林间漫步，都不会毫无所得。几串蘑菇，一把山珍，一束鲜花，总会带来些许惊喜。”
六
在李国文那里，“文”字所代表的，不只是文品，首要在人格。而要论及人格，首先该把作家群中两类人物区分出去。一是非文学因素或撞大运机遇而跃上文坛的衮衮诸公，一是“不比小市民好到哪里去，甚至更下作、更无聊、更浅薄”的“衣冠楚楚之辈”。前者徒有虚名而无实绩，后者早被《如此这般》嗤之以鼻。彼等人格，不在此议。而就在那清名人望的作家群里，李国文也该算德高望重、人如其文的“老大哥”，被尊为文坛之“活佛”与“侠客”的。
四十年前初见一面，他给我的印象是老实憨厚，二十年后再次相会，他给我的感觉依然是仁者与忍者的融合。岁月风霜在他脸上，没有留下愁苦痕迹。他那硕大圆润的脸盘上，永远绽放着长者与智者相交织的祥和笑容。这在当今文坛老中青三代人心目中，都是可以亲近，能够信赖，值得敬重的。
因我疏于交往，我和他的联系，会议见时多于家访，电话交谈多于面晤，所以我对他的了解，远不如作家评论家对他的认知。我听说他的家，时不时就成为作家特别是外地来人聚会的场所。人们愿意到他家去，在他面前坦露心迹。他会给任何人，尤其是心路文路都还正而又有才智有潜力的年轻人，尽其所能的热情帮助。
将来总会有人给他写评传的，我仅作为编辑为其人格作证。1985年他应邀撰写《编辑与我》，“念念不忘”我对他的“发现”，称我是使他“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个摆渡人”。而当年正因我之选出《改选》，使他“才一登岸，便跌进深渊里去了”。我对他的命运曾起负面作用，他却只从正面领会，“决无半点嗟怨，从来也不曾埋怨过。”他记着的是：“希望别人成功，帮助别人成功，这是一个真正的编辑无与伦比的美德，崔道怡是这样的人。”但我知道，任何人，只要禀赋作家基因，总会走上文学道路，至于这一过河者遇到那一摆渡人，确实只是一种缘分。然而我更清楚，具体到李国文这一位作家，对待我这一名编辑，“经历了漫长的甚至惨淡的岁月之后”仍不忘却，这种感情又不只是缘分二字所能概括的。
《缘分》发表之时，我曾借题发挥为那一期《人民文学》写了一则“编者的话”。后因增补重要稿件，“编者的话”也另写过，原“卷首语”便放弃了。而今倒是一个发表的机会，可以用来为缘分作注释了——
李国文与《人民文学》有着特殊的缘分。四十年前的春天，他将其处女作寄给了本刊……他的诸多获奖篇章和重点作品，都发表于本刊。他实际上早已成为《人民文学》的特约撰稿人，凡有所求，必得应允。这不仅是与编辑多年的亲切友谊，而且更是对刊物一贯的热忱支持。那么，与其说这是缘分，毋宁说这是情分。特殊的缘分，总有深厚的情分在的。
而这一次，李国文的《缘分》，为我们展示的，却是另一样世相。作品收束时说：“你做成什么，或者做不成什么，大概有个缘分在的。”似乎确实存在一种或然几率，对人的命运将产生相当影响。然而，构成作品内容的现实人际关系，主宰人命运的究竟是什么呢？概言之：钱与权！老首长的一幅字，只靠缘分很难要到，若用“一把”（五万元）打通关节，则轻易可得。而关节中之关键环节，在于首长的贴身秘书，那是背靠权势常能左右权势的人物，因此往往成为权与钱交易的枢纽。《缘分》写的，其实就是这么一场交易。“这是个金钱万能的时代”，管你什么友谊、爱情、人情，“还有用钱都摆不平的事情嘛”！“牛年就在这一把一把的钱中开始了……”于是作家看到，有那么一批天之骄子，“这世界的确是他们的”。他们用钱一把一把地创造缘分。那种缘分，绝对无情。
最珍贵的是情分，永难忘的是情分。人世间有一种情，纯净高洁如水云，平日里淡泊澄明，追忆时思绪翻腾。流年似水心似云，水流云在情无尽……
四十年前，“反右”之后，《人民文学》奉命迁出那一座幽雅的四合院，编辑部搬进了闹市区灰色的办公楼。
八十年代初，那一座四合院被拆除，盖起了一幢看似雄伟实则猥琐的居民楼。只有一棵树，被当作文物，保留了下来。
每年春天，我都去看那一棵树，那一棵高大粗壮而古老遒劲的大槐树。它还是那样子，枝叶茂密，浓荫匝地，整条街都飘散着淡淡的甜甜的槐花香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