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中国人的产业，却要挂一个外国人的招牌，请一个洋人做名义上的老板。在晚清时节，这样的事，司空见惯。这样的产业，就可以挂洋人的旗帜，有了这样的旗帜和洋人假老板，就可以少挨欺负——来自官府的欺负。别的不讲，但厘金一项，就可以省下很多的银子来。
厘金本是江南狂生钱江，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给江北大营的雷以诚出的主意。这个主意，要政府对所有的商家，坐商和行商征值百抽一的税（1%），人称厘金。由于清朝一直没有开征商税，这样的税，对于商家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一个前现代的国度，征税没有章法，厘金一旦开征，就成了乱政，不是此处征罢彼处就可以免了，而是每个地方都在征税，遍地的厘卡，雁过拔毛。频繁地重复征收，税率口衔天宪，随意提高，近乎政府拦路抢劫。更可恨的是，当初明明只是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措施，太平天国起义被扑灭了，厘金却依旧如故，而且越征越多，各地厘卡水旱两路，越设越密。没办法，地方官地皮要多刮，私人要安置。商家只要运货，单厘金一项，就得付出高出货价四五倍的成本，真是苦不堪言，活不下去。当然，应对的办法也不是没有，一种是传统的，给厘卡的人贿赂，让他们少收厘金；二是新兴的，打洋人旗号，可以避掉几乎所有的厘金。按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凡是外国商家，只需交纳关税和内地子口税就可以了。相对来讲，第二种办法虽然也有风险，但避税的力度更大。凡是能跟外国人搭上关系，会讲几句洋泾浜英语的商家，都会倾向采用第二种方法。
比较正经的，是中外合资，跟外国人一起办公司。只是当年没有中外合资这个概念，明明合资的公司，老板、法人都是人家的。华商出资金，也出力气，甚至具体的经营都是中国人管，但老外却大权在握。这样的中外合资公司，实际上等于中国人参股出力的公司。其次，是外国人出名义的公司。这种公司，资金完全由中国商人出，并负责所有的事务。选择的老外，倒也是个正经商人，他负责办两件事：一是负责给公司找一个外国商号的名义，二是办理一个通行证，可以合法出入中国内地，而不缴纳厘金。最后一种，是随便找一个外国人，很多仅仅是在中国混饭的流浪汉，只因为他长了一张洋人的面孔，有本外国护照，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了公司的老板。他什么也不用办，也什么都办不了，但有他这张面孔，就可以蒙住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那个时代，政府不敢惹洋人。行船运货的时候，请这种人搬把椅子坐在船上，过厘卡的时候，税吏就不敢胡来。有一次，一艘英国军舰开往宜昌，路过武汉的时候，上岸歇息，把一个水手落下了。这个水手搭乘一艘中国商船去赶自己的船，商船的老板灵机一动，马上给了这个水手一些银子，让他扮成老板，自己和船员做随从，结果一路上的厘金都没有交。外国记者闻知后感慨道，说这位水手，一辈子除了买烟和酒，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但只因为有一张可爱的洋人脸，就做了一路的大亨，不仅没有交旅费，还被伺候得特别舒服，得了一笔不小的钱。
无论哪种形式的中外商业合作，从道德上讲，都不怎么光彩。而吃亏的都是中国人，有时候简直是白让外国人占便宜。如果按后来严苛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样的中国商人，都应该算是买办资产阶级，属于革命无可争议的对象，要彻底打倒的。至少，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他们也是奸商，甚至说是汉奸，也是可以的。远的不说，抗战胜利后，类似的商人，其资产都被国民党政府划为敌产了。但是，有这样如同牛虻、蚂蟥一样的政府，劫匪一样的官人，让商人怎么办？这些商人之所以变成这样，彻头彻尾就是当时的政府逼的。一个统一的国家，却在地面上画地为牢，活生生冒出那么多的关卡，逼得人没法正经做生意，不是违法行贿，就是依靠洋人。有这样只敢对自己同胞横征暴敛，对洋人却卑躬屈膝的政府，就没有正经的商人。如果说，这样的商人是奸商的话，也是政府逼的。过去有个说法，叫做官逼民反，这话放到市场，就是官逼商奸。有恶官，而后有奸商，商再奸，也不敌官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