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是神圣的！如果你诅咒它，它必定不会赐福于你！
——J.B.塞尔科克
让每一个人都从事劳动，从事最适合自己天赋的劳动，临死时，他就能意识到，自己已经全力以赴了。
——西尼·史密斯
劳动是品格最好的老师之一。它能激发和训练人的服从能力、自制力、注意力、运用能力和毅力；劳动赋予一个人从事特定行业所需的一技之长，也赋予他处理日常生活事务的能力和技巧。劳动是人类的原则——是人类的生存法则，它推动着人类和国家的进步。大多数人不得不依靠劳动为生，也必须依靠劳动为生；但是，要享受真正的生活，人类必须以各种方式劳动。劳动也许是一种负担和惩罚，但它也是一种荣誉和光荣。不劳动就不能成事。人类所有的伟大事业都源于劳动，文明也是劳动的产物。
工作是人类的生存法则——是人类或民族向前发展的生活准则。许多人为了生活，必须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人们要享受人生，必须以各种方式劳动。
劳动也许是一个重担或者一种惩罚，但同时也是一种光荣。离开劳动，就不能成就任何事业。人类的伟大都源于工作，文明便是工作的产物。人类一旦停止劳动，道德便会停滞不前。
懒惰，而不是劳动，是人类的祸根。懒惰会吞噬人们的心灵，也会吞噬国家的心灵，然后像铁锈腐蚀铁一样摧毁它们。塞维鲁[64]大帝被人从格林扁区山脚下用担架抬回约克郡，奄奄一息的他，下达给士兵最后的口令就是“我们必须劳动”。
也许，人的本性最难防范的就是懒惰了。有一位睿智的外国人，他游遍了世界大国，当盖尼先生问他是否观察到了人类最普遍的共性时，他用不流利的英语说：“我认为这个共性就是好逸恶劳。”这是普通人的特性，也是君王的特性。对人类来说，渴望不劳而获是合乎情理的。这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欲望，詹姆士·米尔曾经提出，建立政府是阻止好逸恶劳对社会产生普遍危害的权宜之计。
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好逸恶劳是可耻的。世界历史从未被懒惰的人打上烙印，将来也不会。懒惰的人从未登上过山峰，也从未克服过任何困难。懒惰总是人生的败笔，将来也是。懒惰的人总是一事无成。懒惰是一种负担、障碍和麻烦——懒惰的人总是一无是处、怨天尤人、忧心忡忡、卑劣可耻。
然而，好逸恶劳的人并不全是懒惰的。尽管他们在身体上推卸劳动，但他们的头脑却并没有闲着。田里不长粮食，也能长出杂草。我们发现，懒惰者的人生就是如此。懒惰的幽灵现身于黑暗之中，永远都折磨着懦夫。懒惰的人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只存在于劳动和有益的工作中。懒惰会使人们筋疲力尽，而生命、健康和快乐都在于劳动。工作也许会耗费和磨损精力，而懒惰则会白白浪费精力。因此，一位明智的医生才会习惯于把工作作为最佳疗法之一。马修·霍尔医生说：“没有什么比无所事事更有害了。”美因兹[65]的一位大教主曾说过：“人类的心灵就好比磨盘：如果你放进麦子，它就会把它们碾成粉末；如果你不放麦子，它也会转下去，但会磨损其本身。”
懒惰的人总是不断地找借口；懒惰的人尽管不愿意劳动，却往往是一位思维活跃的诡辩家。“路上有狮子呢”“这山太难爬了”或者“试了也没用——我已经试过了，但是失败了，这件事是做不成的”。对于这种托词家的诡辩，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在写给一个年轻人的信中说：“我反对懒惰，我根本就认为，你之所以找出这些奇怪的托词，原因不在别的，就是在于你惯于懒惰，不肯努力。你的理论是：每个人都把能做的事情做好。如果某人没有做好，那就证明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不写文章就证明不会写，没有爱好就证明没有天赋。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理论！——如果大家都接受这个理论，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有句话说得好：想不劳而获，是弱者的表现；只有付出代价，才能修成正果，这是成为强者的主要秘诀。只有付出努力，才能心安理得地享乐。
享乐必须与劳动紧紧相连，脱离劳动的过度享乐就不再是享受。无论是无所事事的富人，还是游手好闲的穷人，他们或者没有工作，或者有工作却不去做，其生活都是百无聊赖的。
社会各阶层的人民都要担负起劳动的职责。人们都应该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投身工作——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个世袭的、有教养的绅士，无论他是多么富足，都必须意识到，他有责任为社会福利——他也是受益者之一——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不应该满足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不应该满足于依靠别人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不为养育他的社会做出适当的回报。
格拉斯哥的斯坦利勋爵说：“我相信，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是不能真正感受到快乐的，无论他多么善良，多么受人尊敬。工作是我们的生命，告诉我你能做什么，我会让你明白你是怎样的人。我曾经提到过，热爱自己的工作，是对低级趣味和错误品行的最佳预防措施。我还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也是对卑鄙欲望最好的预防措施，还能预防因自负而产生烦恼。人们从前曾认为，只要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就能逃避困难和烦恼。人们常常去尝试这种做法，但总是得到同样一个结果。你无法逃避烦恼和劳动——这是人类的命运。谁拒绝面对困难，就会发现困难自己会找上门来。懒惰的人不想劳动，只做了最少量的工作，但是自然是按照天赋来划分工作的，即使是少量的工作，对懒人来说也是繁重的。”
退一万步讲——从个人的享乐方面出发——从事有益的工作是必需的。一个人不劳动，就无法享受劳动的回报。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说：“在投身工作期间，我们睡得很香，醒来的时候，我们感到很快乐；要好好享受闲暇时光，在此之前有点儿辛苦的感觉是必需的，即使这种闲暇是努力学习或职责履行换来的。”
此外，生命的长短并不是生命价值的正确衡量标准。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应该以他在一生中做了什么，他如何评价自己的人生来衡量。他所做的工作越有益，他就会对自己的人生有越高的评价，他的生命价值就越高。无所事事的人，对社会无用的人，不管他的生命能延续多长，也只是虚度年华。
当拿破仑参观优良的机械制品展览时，他对发明家致以了极高的敬意，临行时，他向发明家深深地鞠了一躬，再次表示敬意。有一次，他与巴贡比夫人在圣赫勒拿岛[66]散步，这时，几个仆人挑着货物走了过来。夫人愠怒地命令他们让道，拿破仑打断了她的话，对她说：“夫人，请您尊重他们。”即使是那些从事最低贱工作的最卑微的劳动者，也对大众的福利做出了贡献；一位中国人说得好：“如果有一个人不再劳动，或者有一个妇女无所事事，就必然有人挨冻受饿。”
人类要得到幸福，就必须养成坚持不懈地从事有益工作的习惯。没有工作，女人就会趋于倦怠，就会变得精神萎靡和神经质。卡罗琳·博斯用心良苦地规劝出嫁的女儿路易莎，让她千万不要屈服于这种倦怠。她说：“当孩子们出去休半日假的时候，我有时就像白天的猫头鹰一样感到单调乏味；年轻的妻子们也或多或少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一定不要向倦怠低头。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工作，带着兴趣勤奋地工作。”
当查尔斯·拉姆辞去印度公司的文书工作时，他感到自己是最快乐的人。他对一个朋友说：“我再也不愿意回到那个牢笼中去了。十多年的工作，仅仅换来一万英镑的薪水。”他带着同样的狂喜心情写信给伯纳德·巴顿：“我太兴奋了，现在，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写这封信给你。我解放了！我自由了！我还能多活50年……我愿意把我的闲暇时间卖给你！对于一个人来说，最美妙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其次，才是拥有一份好工作。”但是，两年以后——冗长而沉闷的两年过去了，查尔斯·拉姆的心情完全变了。他那时才发现，即使是枯燥的文职工作——“一成不变，循环往复的日常工作”——也曾经使他获益，尽管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过去，时间是他的朋友，现在，时间却变成了他的敌人。他再次写信给伯纳德·巴顿：“我敢肯定，无所事事比过度工作更糟糕。心灵会自我蚕食——这是最不健康的食物。几乎所有事情都提不起我的兴趣了……我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散步，周而复始地散步。我成了一个残忍的时间杀手。”
对于勤奋的重要性，没有人比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更深有感触了，他本人就是一位工作十分勤奋，精力十分旺盛的人。洛克哈特[67]是这样评价他的：我们应该在各个时代和国度中，寻找像司各特这样的杰出榜样，他鞠躬尽瘁地工作，他思想沉稳，举止镇定，我们应该把他们列入伟大君主或统帅的名录，而不是文学天才的名录。司各特想方设法地向子女们灌输勤奋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到达幸福彼岸的工具。在儿子查尔斯上学期间，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必须一再地告诫你，劳动是上帝分配给我们每个人的任务；劳动创造了一切，农夫以辛勤的汗水换来面包，富翁也要以劳动来摆脱倦怠……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知识，就像只有辛勤耕作才能获得丰收一样。的确，农夫种的粮食可能被别人抢走；但是，无论是由于灾难还是不幸，一个人的学习成果都不可能被别人夺走。因此，我亲爱的儿子，你一定要劳动，要进步。年轻的时候，我们步履轻盈，思想的可塑性强，很容易接受知识；但如果忽略了这个春天，人生的夏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颗粒无收；到了人生的冬天，我们就得不到人们的尊敬，就会陷入悲凉境地。”
人们的座右铭往往揭示了他们的品格。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座右铭是：“永远不要无所事事。”历史学家罗伯逊早在15岁的时候就立下了座右铭：“不学习的人生无异于行尸走肉。”伏尔泰[68]的座右铭是：“工作不息。”自然学家拉西比德的座右铭是“生活就是观察”，这也是普林尼[69]的座右铭。波斯维特[70]在读大学的时候，就以热衷学习而闻名，以至于同学们拿他的名字开玩笑，把他称作“只会埋头耕作的公牛”。瑞典诗人施杰伯格采用的名字是“VITA.LIS”，意为“生活如战斗”，弗雷德里克·冯·哈登堡也采用了同样意义的名字“NOVA.LIS”，这反映了这两位天才的抱负和勤奋的习惯。
我们往往认为工作是一种纪律，其实它更是人类性格的老师。即使工作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但它总比懒惰好得多，因为它能培养我们的能力，为有成效的工作奠定基础。工作能教给我们做事的方法，让我们学习如何节约时间和有预见性地管理时间。一旦通过练习掌握了以有益的工作来充实人生的技能，每一分钟都能派上用场，而空闲的时候，我们也能更激情地去享受。
柯勒律治[71]说得好：“如果无所事事的人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办事有条不紊的人就是在为生命和美德创造时间，他不仅把时间作为意识的重要对象，还把它作为良知的重要对象。他把时间组织起来，赋予它们灵魂；时间是要消逝的，而他以这种方式赋予了时间不朽和超然的性质。作为时间虔诚而忠实的仆人，他把精力安排得井井有条，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他就是时间的主人。”
工作是品格的良师，因为它能最有效地教给人们方法。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的交往和情感交流，能够培养我们最优良的工作素质。工作与经营家务有关，还是与管理国家有关，这并不重要。在上文中，我已经向大家说明了这样的事实：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必须能够高效地工作。她必须调节和控制家庭事务中的细节，把支出控制在计划以内，再根据计划有条不紊地安排每一件事，精明地规划和管理它们，使它们处于自己的支配之下。高效的家务管理能表现出主人的勤奋、专注、策略、道德教养、远见、精明、实践能力、判断力和组织才能——这些都是有效经营各种事业的必备条件。
的确，人们可以在十分广泛的领域进行实践，以获得工作能力。这种能力是指处理各种事务的才能以及成功处理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不管这种能力是用于家务管理、行业管理、商业和贸易，还是社会组织或政府工作。在实际生活中，它能有效率地处理各种事务，因此，对这种能力的训练是最为重要的，这也是对品格最好的训导，因为它能激发勤奋、专注、自制、判断力、机智、体谅他人的品性。
这种训练比大量文学修养或冥思苦想更能为人生带来快乐和效率。从长远来看，我们往往发现，对实际能力的训练比智慧和性情更重要，运用实际能力的习惯也比天赋更重要。然而，这种修养只有通过勤奋的观察和悉心改良的经验才能获得。“要想成为一个好铁匠，”特洛胥将军在一次公众演讲中说，“你必须一辈子打铁；同样，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你就必须把一辈子投入业务学习和实践中。”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对业务人才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声称，不要说那些上流社会的人——甚至是一流的领袖，也并不比他们高明多少。
这位了不起的统帅从不犯迷糊，他总是未雨绸缪，不放过任何细节。威灵顿在西班牙担任总指挥时，司各特爵士对士兵做饭都提出了精确要求。在印度作战时，他精确地规定了小公牛赶路的速度，还规定了事先准备各种武器装备的每一个细节。因此，他不仅保证了部队的工作效率，还保证了高涨的士气，士兵们对他的领导也充满了信任。
与其他伟大的领袖一样，威灵顿拥有无限的工作才能。当刚刚甩掉蒙弟哥的围追堵截，而朱诺和法国军队正在岸边守望他时，他草拟了《都柏林治安法案》的开头部分（那时他仍然是爱尔兰大臣）。恺撒，另一位伟大的统帅也是如此，据说他在领军穿越阿尔卑斯山期间，用拉丁文写下了一篇评论。华盛顿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狂。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刻苦地训练自己，养成了专注、爱学习、有条理的工作习惯。他读书时用过的作业本到现在还保存完好，这些作业本表明，早在13岁的时候，他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了抄写收据、期票、汇票、合同、契约、租约、用地凭证等文件的枯燥工作，每一份文件他都抄写得十分仔细。那些优秀的工作素质大部分都基于这些早年养成的习惯，后来，在处理国事方面，他成功地运用了它们。
力量只属于勤劳的人，无所事事的人总是无能为力。勤劳和努力的人才能统治世界。著名的政治家都是勤勤恳恳的人。连路易十四都说：“国王只有辛勤工作才能管理好国家。”当克拉伦敦[72]讲到汉普登[73]时说：“他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即使面对最辛苦、最繁重的工作，也不会被压倒，而是勇敢地去面对。”在工作中，汉普登总是恪尽职守。有一次，他写信给母亲说：“我的生活就是辛勤工作，多年来，我一直为国家和国王履行着职责……却无法对自己亲爱的父母履行责任，我甚至连写一封信的时间都没有。”的确，英国的政治家都十分勤奋，而克拉伦敦无论在位与否，他总是不知疲倦、勤勤恳恳地工作。
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充沛活力，使优秀人物从普通人和历史中脱颖而出。在反谷物法运动期间，科布登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形容自己“马不停蹄地工作，片刻不能停息”。布鲁厄姆勋爵也是一个以精力旺盛、工作勤奋而著称的人。据说，帕默斯顿[74]勋爵在年事已高时，比年轻时更加呕心沥血地工作——他的工作能力、幽默风格和温和性情直到生命最后也丝毫不减。他常说，待在办公室里，就可以不停地工作，这有利于自己的健康。因此，是工作使他摆脱了懈怠。
持续工作、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工作中与人接触，这些原则确实总能激发人强大的潜能。良好的工作习惯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在每一个领域中都非常有用——无论政治、文学、科学还是艺术。因此，许多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由在工作中受过系统训练的人写出来的。勤奋、专注、节约时间和劳动的品质，用在某一方面有益，用在其他方面也同样有益。
大多数早期英国作家都从事社会工作，并受过业务培训，因为当时没有文学阶层，除了神职人员。英国诗歌之父乔叟早年是个士兵，后来在一个小海关当审计员。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他必须亲笔记下往来账目。只有在办公室处理完这些账目以后，他才能回家并埋头于书籍——这是他最爱做的事，直到双眼昏花。
女王伊丽莎白时期，社会文化还比较低迷，这时的伟大文学家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而是实业工作者。斯宾塞[75]当时担任爱尔兰代理勋爵的秘书；罗利[76]先后当过朝廷侍臣、士兵、水手和探险家；席尼是政治家、外交家和士兵；培根在成为大臣和大法官之前，曾是一名普通律师；托马斯·布朗尼爵士曾在诺维奇当过医生；胡克曾是一名乡村牧师；莎士比亚[77]曾是一个戏院的经理，也是个小小的配角，他当时对赚钱的兴趣似乎胜过了文学创作。无论在任何年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都是活跃的实业工作者，特别是伊丽莎白时期和詹姆斯一世时期，诞生了一批最杰出的文学家。
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考利得到朝廷的信任，担任了许多官职。他曾给几个主张君主立宪制的领袖当过私人秘书，后来担任女王的私人秘书，把女王和查理一世之间的通信编成密码，然后再译出，这份工作要耗费一整天的时间，常常晚上还要加班，这种情况持续了好些年。而弥尔顿这时也在为国效力，他先担任了拉丁文秘书，然后又担任了保皇党秘书。弥尔顿早年还当过地位十分卑微的教师。约翰逊博士说：“无论是在学校当教师，还是后来从事其他工作，弥尔顿都十分勤奋，这一点毋庸置疑。”王朝复辟以后，弥尔顿辞去宫廷职务，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但在从事这一伟大的文学事业之前，他就认为，除了“认真而有选择地阅读”，还要“潜心观察”“洞悉一切”。
事实上，不是科学或文学方面的引导，而是工作中养成的习惯，往往是对文学家们最好的训练。伏尔泰坚信，工作的真谛与文学是一样的，两者的完善都是精力与精神的结合，是教化的心智与实践智慧的结合，也是行动与思维的结合——这就是培根所称赞的优良品质。常言道，即使是天才，只要不以某种方式与各种日常事务接触，就不可能写出有关现实生活且值得一读的作品。
许多不朽之作出于实业工作者之手，而非专门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对于前者来说，文学创作只是他们的一种消遣。《季刊》总编季福德深知，仅仅依靠文学创作来谋生是很辛苦的，他发现“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天活，再用一小时来写作，比整天冥思苦想好得多；在第一种情况下，人的思维相当活跃，就像一头口渴的雄鹿发现小溪一样兴奋；第二种情形就很糟糕了：心神不定、思维贫乏，却又觉得非写不可”。
早期的意大利著名文学家并不是什么专业作家，而是一些实业工作者，如商人、政治家、外交家、法官或士兵。最优秀的《佛罗伦萨史》一书的作者维兰尼是个商人，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曾长期或短期地担任过重要的大使职务。但丁在成为外交家之前，曾做过化学师和药剂师；伽利略、伽凡尼[78]和法里尼都当过医生；哥尔多尼[79]曾是一位律师；阿里奥斯托[80]也是一把实业好手，他在工作与写作上的天分不相上下。父亲去世后，为了保证弟弟妹妹的生活，他不得不经营家业，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他的实干天赋得到认可，被封为公爵，派往罗马等地从事重要工作。后来他被派到一个有名的暴乱地区担任总督。在职期间，阿里奥斯托励精图治、公正廉洁，改善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和治安，即使是恶棍也对他心怀敬意。有一天，他在树林中被一伙歹徒绑架，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时，歹徒们立即提出将他护送到一处安全之处，地点随他选择。
在其他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国民的权力》一书的作者维泰尔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和商人；拉伯雷[81]曾是一名外科医生，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律师；席勒[82]曾是一名外科医生。
在我们国家，许多有名的作家皆因其作品出名，而他们都是以贸易来谋生的。里奥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布尔特里做珠宝生意，只在业余时间进行戏剧创作，而其作品很具影响力；伊萨克·沃尔顿在舰队街贩卖亚麻制品，并在空余时间阅读大量书籍、积累各种素材，为以后从事传记写作打下了基础；笛·福曾先后做过马匹代理商、砖瓦制造商、商店管理员、作家和政治家。
从另一方面看，那些在科学和研究中受过全面训练的人，更能成为一流的实干者。这种训练能使人养成专注和勤奋的习惯，能约束思想，为其提供充分的资源，让其自由而有活力地运作——这都是成功开展实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受过教育并有学识的年轻人往往性格坚定，因为他们拥有持久的专注力，他们勤奋且有充足的能力和精力去掌握新知识，这样的人往往比普通人更为敏捷、更有智谋、资源和胆识。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过于沉迷于想象并且固守书本，特别是久而久之形成了好想象的习惯，就会导致在现实生活处事方面的无能。善于思考的能力是一回事，实践能力又是另一回事。有的人以学术研究或写作来发表自己对生活和对政治的大见解，可他们提出来的观点在现实世界中根本行不通，当然也就无法产生任何效果。
思考能力源于积极的思考，而实践能力源于积极的行动；这两种品质往往以十分不平衡的比例相结合。思考型的人在行动上优柔寡断，他们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总是习惯于考虑事情的各个方面，仔细权衡利弊得失；而实践型的人会跳过逻辑上的预测，直接树立坚定信念，并将其付诸行动。
不过，还是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工作者在实践方面很有才能。牛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铸币局局长。约翰·赫歇尔[83]担任同一职务，也干得十分出色。洪堡德[84]兄弟俩在他们所从事的任何事业上都很有才能，无论是文学、哲学、文献学、采矿业，还是外交和政治。
尼布尔[85]因其过人的精力和实业上的成功而闻名。丹麦政府曾派他出任驻非洲领事馆的秘书兼会计，后来被推选为丹麦政府金融管理委员会委员，不久他辞去了这一职务，出任驻柏林一家银行的联席董事。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挤出时间来研究罗马史，并先后掌握了阿拉伯语、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言。他以一名作家的身份而享有声誉，直到现在，人们也主要把他当作作家来纪念。
我们已经知道，拿破仑一世是个十分尊敬科学工作者的人，他也善于任用科学家来帮自己管理国家。但在任用科学家方面，他有成功，也有失败。拿破仑一世任命拉普拉斯[86]为内政部长，但任命不久，拿破仑一世就发现自己犯了错。后来谈到这位科学家时，拿破仑一世说：“拉普拉斯看不到问题的真正重点。他总是揪住细枝末节不放，他的观点都很矛盾，做管理像做微积分演算一样。”但拉普拉斯的这一习惯是在科学研究中形成的，而且他年龄太大，很难改变这一习惯去适应实际工作目标了。
达恩的情况就不同了。区别于拉普拉斯这种书斋式科学家的是，他有实践经验。马赛纳率军征战瑞士时，达恩曾在马塞纳手下担任军队监督官，那时他已是一位著名作家了。拿破仑一世提名他担任国务大臣及内务总督时，达恩一直犹豫不决。他说：“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书本上，已经没有时间来学习如何当一个大臣。”拿破仑一世答道：“我身边有许多大臣，他们都干得不错。可我现在需要一位开明、稳重、警觉的大臣，而我选中了你。”达恩终于接受了拿破仑一世的任命，最终成为他的总理，干得非常出色，但仍像从前一样谦逊、正直和公正。
拥有训练有素的工作能力的人，由于习惯了劳动，就再也无法容忍闲散的生活；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会去寻找其他工作。勤奋的人很快就能找到新的工作，以充实业余时间；他们还能从忙碌中挤出时间，而懒惰的人却不能。培根说：“毋庸置疑，最活跃最忙碌的人是没有业余时间的。”因此，许多伟大的事业就是那些养成了勤奋的习惯、认为工作比闲散更容易的人，在“闲暇”中成就的。
爱好对工作能力的培养是有益的。爱好激发了勤奋，这种勤奋至少能使人们找到合适的工作。图密善[87]的爱好是独一无二的，他喜欢捉苍蝇。马其顿国王的爱好是做灯笼，法国国王的爱好是做锁——这可算是好一点的爱好了。即使是程序化、机械化的事情也能调剂那些在高度压力下工作的头脑：这是劳动的间歇期，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放松；快乐在于工作的过程，而不在于工作的结果。
不过，最有益的爱好是求知。因此，思想活跃的人们才会在工作之余追求其他目标——有的人爱好科学，有的人爱好艺术，还有很多人爱好文学。这些消遣是抵抗自私和粗俗的良药。我们相信布罗格汉姆勋爵所言：“拥有爱好是人的福分”。罗格汉姆勋爵是位多才多艺的人，他的爱好广泛：从文学到光学，从历史和传记文学到社会科学。
除了罗格汉姆勋爵，许多勤奋的政治家都在业余时间从事各种事业，或者在退休以后从事文学创作，这些作品已经成了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当大苏利被解除大臣职务，被迫过着隐居生活时，他就在业余时间写作自己的《回忆录》，他希望把自己的政治家生涯留给后人评说。除此以外，他还模仿斯卡德利派的风格写出了一部浪漫主义作品，这些手稿在他死后才被人们发现。
由于政敌的阴谋迫害，杜尔哥[88]被迫解职。解职以后，他研究物理科学，从中找到了慰藉。他还重拾了早年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在他漫长的隐居生活中，在被痛风病折磨的长夜里，他以创作拉丁诗来自娱自乐，尽管只有一首描写本杰明·富兰克林肖像的诗被保存了下来。
乔治·克伦威尔·刘易斯爵士是当代最有才能、最勤奋的政治家之一，文学既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追求。他是一位优秀的商人——刻苦、严谨、兢兢业业。他创办了济贫理事会，并担任了会长，他还担任了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和战时大臣。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一位十分成功的行政官，因此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在处理公务之余，他还投身于广泛的学术研究——历史、政治、语言学、人类学和古物研究。他的著作有《古代天文学》和《论拉丁语系的形成》，这样的著作可能只有最资深的德国专家才能写出来。他对深奥的学术领域的研究特别感兴趣，他的主要乐趣和消遣也就来源于此。帕默斯顿勋爵有时会规劝他“不要为兴趣耗费太多精力”，因为为了博览群书，他下班以后就不再处理公文了；而帕默斯顿勋爵声称自己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因为需要浏览的公文已经够多了。
毫无疑问，乔治·克伦威尔·刘易斯爵士完全是被自己的爱好压垮了，如果不是由于对学习的投入，他那宝贵的人生本该更长久的。无论是在工作期间还是在工作之余，他都坚持不懈地读书、写作和学习。他放弃了《爱丁堡回顾》编辑之职，以接受财政大臣的职务；离职以后，他就在大英博物馆里大量抄写希腊名家的手稿。他对古物研究当中的疑难问题特别痴迷。其中一个奇特的课题是，调查传说中长寿案例的真实性，因为他习惯性地对此产生了怀疑。1852年，他在赫里福郡进行拉票游说，而这成了他心里的头等大事。有一天，在游说一个选举人支持他时，他遭到了坚定的拒绝。他说：“很抱歉，您不能投我一票；但您也许能告诉我，在您所在的教区里，是否有过长命百岁的人！”
总之，适度的工作是有益于身心的。人类是一种智能生物，这种智能要依靠身体机能来维持，积极的智力练习对身心健康必不可少。不是工作，而是过度工作才是有害健康的。适量的脑力劳动，不会像其他工作那样令人疲倦。恰当地安排脑力劳动，它就会像体育锻炼一样促进身体健康。
但是，过度工作往往是一种不可取的做法。实际上，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特别是在焦虑情绪下的过度工作。焦虑的危害远远比工作本身对人的危害更大。它会损耗精力，使精神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它会耗费体力——就像沙粒与轮胎之间的摩擦力过大就会磨损轮胎一样。因此，我们应该避免过度工作和产生焦虑情绪。过度的脑力劳动会使人精神紧张，它会使人精力衰竭，对人体造成毁灭性的损伤。过度工作会使脑力劳动者筋疲力尽，使之精神失衡，就像运动员企图超越体能地完成一些技术动作，结果却拉伤了肌肉和背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