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退守苏州河南岸之后，陈诚又把一支劲旅顶到了第一线。
这支劲旅的名字叫税警总团。
提到税警总团，大家可能要笑了，不是说这支美式军团已经不行了吗，什么时候又坚挺起来，变成“劲旅”了。
的确，税警总团在前面打得实在不算好，一边是不错的武器装备，另一边却是战斗力薄弱，到最后，不仅旁边的中央军，连地方军都看他们不起了。
在淞沪南战场，税警总团的部分阵地还是增援上来的湘军帮他们收复的。
移交阵地时，湘军连带着也把收容到的溃兵和部分“美式步机枪”（其实应是德造或捷克造枪械）移交给对方。
这幅情景，自然是再滑稽不过了，“假洋鬼子们”竟然还得靠土老帽来保护了。
湘军团长便把税警总团的营长叫过去，未讲之前，先拿眼睛往“美式步机枪”上一瞄：拿去吧，好好打，别再“溃”了。
如果当时地上有道缝，我想那位营长肯定马上钻地缝里去了，丢人啊。
底下官兵灰心丧气，后面老板的脸色也很难看。
过去的老东家宋子文又回来了，并吵吵着想要回税警总团。
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是要用黄埔式改造，将税警总团变成手中类似于德械师那样的利器的，未料想这美式的水土不服，眼睁睁地就由橘树变成了枳树，咬在嘴里再也不甜了。
行了，还给你吧。
哈佛财神爷接在手里，却看得手脚冰凉：这还是“我的团”，那支熟悉的美式军团吗？
他把自己姐夫喊过来，老孔，你给瞧瞧，是不是我看错了。
孔祥熙说，没错，我也看见了，烂部队一个。
宋子文怒发冲冠。
现在的总团长是谁，给我过来。
黄杰战战兢兢地跑过去，见这位皇亲国戚发了火，还想解释两句，宋子文一个“SHUT UP”就让他闭了嘴。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不是我的税警总团不好，关键还是带兵将官太孬，非得撸几个不行。
黄杰是蒋介石派过来的总团长，不看僧面看佛面，宋子文也不能做得太绝，自然不会直接把黄杰给撸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让黄杰把两个支队的司令官全部给撤掉。
两个支队的司令官，都是黄埔一期的，其中一个还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侄子，可仗打成这样，确实也无话可说，不下何待。
宋子文说，别以为我不懂军事，不会掌勺我还不会尝吗，前面六个团也有个别打得好的，第四团就不错，把这个团的团长提升上来做第二支队司令官吧。
他没有看走眼，第四团进入淞沪战场以来一直打得不错，而第四团的团长也的确很了不得，其人就是后来被美国人称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1927级。
一提美国军校，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西点。但实际上在美利坚，弗吉尼亚与西点是并列的，二者一南一北，称得上是美国陆军军校的双子星。
西点有艾森豪威尔，弗吉尼亚则有马歇尔和巴顿，都是二战中的五星或四星上将，谁也不见得比谁差到哪里去。
这些军校都是外面听着好听，对很多学生来说，里面的生活是不堪回忆的。
宿舍里既无自来水也没暖气，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厕所也是最老式的那种。至于伙食，则根本就不像给人吃的，面包硬得跟鞋底一样，一不小心可以崩掉你半颗牙。
弗吉尼亚更恐怖，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三百杀威棒的不成文制度，即新生一定要挨老生揍，而这跟你犯没犯错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年马歇尔就曾被老生打成重伤，但当校方问他是谁打了他时，马歇尔一声不吭，这就是所谓的“硬气”，几乎就相当于地狱式死亡训练。
孙立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在跑步时曾被打昏在地，但即使昏倒在地，你也不能装熊，因为没有人会送你去医院，醒过来以后得接着再跑，而且跑慢了还得挨揍。
就是在这种残酷的学校生活中，孙立人磨炼出了坚强意志，成为一个纯正的美式军人。
不过英美背景的军校生，在当时以黄埔、保定、陆士为主流的国内军界其实很尴尬，税警总团两任总团长王赓和温应星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在一期毕业的同学中，还曾名列第12名，但就这样，两位后来也没能泛起什么大浪来。
好在仗打起来就不一样了，归根结底，最适合军人的还是到战场上去历练，因为那场合是要靠手艺吃饭的，而且淘汰率极高，如果你有真本事，即使是小荷花，也迟早都能露出尖尖角。
孙立人的第四团在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里面打得最好，不是运气而是实力使然。“一·二八”会战后，这个团在江西参加射击比赛，个人前十，他们占了七席，团体则是拿了第一。
这可都是练出来的。
蒋介石想用黄埔的模式来改造税警总团，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说黄埔有多么落后，而是二者差别实在太大，黄埔在整体风格上更接近日苏德体系，与英美的根本不在一个路子上。这就相当于，你让我们的国足今天学跳桑巴，明天模仿日耳曼战车，一块面团搓来捏去，最后搓捏出来的，有可能既不是巴西队，也不是德国队，而是四不像。
在黄杰入主税警总团后，只有孙立人带的第四团维持了老样子，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其他人早就忙着赶潮流，换行头，去套黄埔的模式了。
在淞沪南战场，第四团表现出色，不光官兵训练有素，孙立人在指挥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他靠前指挥，跟士兵们趴在一个战壕里。
当然了，放大了来看，到淞沪会战的时候，团营长甚至师旅长在第一线的比比皆是，并不稀奇。与别人稍有不同的是，孙立人不光是跟着一道开枪扔手榴弹，或是喊两句励志的口号，而是真能看出东西来，然后根据战场态势作出应变。
等到战斗越来越激烈，别的团都把阵地给丢了，唯有第四团的阵地始终确保无虞，原因是孙立人手里牢牢地掌握着一支预备队，这也是他作战的一个原则，即如果阵地上有十个人能打的话，一定要拨起码三个人到后面去。
第四团的阵地也被日军突破过，但就在口子还没被完全切开的时候，孙立人马上就会带着预备队杀上来，于是阵地又得而复失。
接着他再抽预备队，反正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循环，从而使得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心里始终都有一个底。
在人事调整后的税警总团，第一支队仍由黄杰直管，但孙立人已实际掌控了整个总队。
六个团，大多数已被打得变成了营，只能缩编取消番号，不过人不在多，有将则灵，由善战之人统领，队伍马上就活了。
看到自己的美式军团重新回归，宋老板的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
缺工事材料吗，财政部给运去，什么钢板、三角铁、沙袋麻袋，大卡车一辆一辆装着送过来，有了这些玩意儿，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时都无计可施。
白天没法吃饭，财政部运，日机二十四小时在天空盘旋着，就等下面升起炊烟好扔炸弹，没想到税警总团如今不烧饭了，啃的都是洋面包，你奈我何。
宋子文像以往一样，对自己的子弟兵关照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甚至想到了，苏州河岸边会不会有蚊子啊（其实已是秋季），兄弟们平时会不会因为不卫生而闹肚子啊（参照财政部标准），得了，快把蚊香和消毒药片给一并捎过去吧。
对于指挥作战的将领，简直不知道怎么心疼好了，抬头一瞧，柜子上不有白兰地吗，全给拿去，秋季多雨，喝点洋酒可以预防风寒。
不仅孙立人，连他手下的一众参谋，每天一瓶，雷打不动。
领导这么把你当人看，再不好好干就太不够意思了。
“东方隆美尔”要大展拳脚了。
在苏州河北岸，日军托着腮帮子在想，怎么渡过去呢？
河面上原来有桥，但中国军队一过去，马上就轰隆隆地全给炸了。
再看看对岸的工事，修得很见水平，连材料都是由钢板和三角铁这样的铁家伙组成的，特别是从缝隙里伸出来的枪口，一看就知道是捷克造，火力不差，如果直挺挺地在水面上架浮桥，就等于给守军当靶子用了。
日军前敌指挥官颇有头脑，经过琢磨，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苏州河会受到潮涨潮落的影响，天黑时涨潮，河水向西倒流，到天亮时落潮，又会按照正常顺序“一弯河水向东流”。
这样的话，就不用傻乎乎地直接从北岸向南岸搭桥了，只需先利用晚上在北岸搭一个与河宽相等的浮桥，等到天亮，利用水的流向和浮力，浮桥就会自动漂向南岸，如此岂不就成了。
如果在搭桥时，能再施放大量烟幕弹，简直是天衣无缝。
打仗有时候是要凭脑子的，很多日军官兵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这方面就跟我们拉开差距了。不过，这说的只是整体，缩小到苏州河之战，小鬼子的脑子就不好使了。
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更有文化和头脑的。
在孙立人的指挥下，税警总团用厚钢板在岸边搭了很多临时隐蔽所，日军的炮弹打不着，但他们可以躲在里面守株待兔。
10月28日，日军自认等来了机会。
那天早上起大雾，面对面都看不清人，别说隔着一条河了，快过。
可是偷渡者并不知道岸边早就藏着许多猎手，后者看到浮桥便猛投手榴弹，浮桥当即被炸断。
由于人多，还是有一批鬼子兵上了岸，并一头扎进了附近纱厂的储煤窖。这个储煤窖在一个三米高的陡坡下面，枪炮都够不着，手榴弹也没用。
不过孙立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储煤窖里的鬼子，而是还漂在水面上三三两两的橡皮舟。
以钢板做成护墙，继续投手榴弹，直至把残余的橡皮舟全部炸沉为止。
一顿“榴弹雨”下去，别说橡皮舟，连一块橡皮都看不到了。
北岸的日军急得跳脚，南岸的日军也近乎抓狂，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办法，想开枪都找不着目标。
好了，后路没了，你们就在储煤窖里等死吧。
附近不是有纱厂吗，孙立人让人到纱厂去搬棉花。
众人都不知道要派什么用场，但长官这么要求，必有用意，那就去搬吧。
十几捆棉花包被搬到陡坡之上，浇上煤油，然后轰的一声点着了，往陡坡下面推。
燃烧着的棉花包封住了储煤窖口，有的直接滚了进去，里面的日军开始大概还感觉不错，挺热乎嘛，但是很快就像蜂窝里的野蜂一样炸了起来——烤白薯可不就是这么来的！
连续几天，日军再也不敢过苏州河了。
11月3日，上海派遣军主力齐集北岸，正好又是一个大雾天，他们才利用橡皮舟浮桥再次实施强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