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知节消极待命，王文度天天训练军队，弄得大批人马不得歇息，苏定方暗自着急，突厥人十分快乐地跑来和人困马乏的唐朝军队交战，最后，程知节、王文度大败而归，李治一气之下想把这两个人都斩了，好不容易忍住脾气，留下了他们的命。在听了详细的战情汇报后，李治决定启用苏定方为元帅。李治选人有自己的一套，他选的武将，很少走眼，也注意用科举提拔下层士人，这是他的成功。他选的文官也不错，至少在治国方面，没出过什么大娄子，但是，这些文官对他本人来说，却是个灾难。这个我们后边还要说到。选定了主帅，经过休养生息，六五七年，李治派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带兵西征阿史那贺鲁。大军临行前，有个叫薛仁贵的将领上书说：“师出无名会导致失败，师出有名百战不殆。西突厥首领泥熟平日安分守己，阿史那贺鲁叛变时，泥熟没有跟随，因而被那贺鲁击败，他的家人也被俘虏。我们如果在那贺鲁的军队里俘虏了泥熟的家人，应该将他们平安送还给泥熟，不但泥熟感激陛下的恩德，西域百姓也都会知道陛下的仁慈。如此一来就能保证我军得到人心。
”大军将行，李治从善如流。把这个任务也交给了苏定方。苏定方在贞观初年就已为官，此时已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带领唐兵和回纥兵一方面火速出击，在阿尔泰山击破突厥处木昆部，一方面又命投降唐朝的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招降他们的老部下。苏定方没有忘记薛仁贵的建议，他把俘虏来的泥熟部落成员还给泥熟，泥熟部众感激不尽，恳请随军为苏定方效力。刚刚与泥熟部落结盟完毕，得到消息的阿史那贺鲁已经率领十万军队，将唐军团团围困。此时苏定方手下只有不到一万人，形势危险，他判断唯有硬拼才能解围。苏定方命唐军不要自乱阵脚，以步兵持矛持盾列队在南原，亲自带骑兵守住北原。中国与西北游牧民族的抗争，历史悠久，在战国时期，匈奴人屡次侵犯各国边疆，秦国和赵国深受其害，只能高筑城墙稳固边防。赵国一代明主赵武灵王为对抗匈奴铁骑，在全国颁布了“胡服骑射”的命令，训练本国骑兵以对抗匈奴。及至秦朝，“城墙+步兵+骑兵”仍是秦始皇对付匈奴的基本战略。万里长城就在这个时候被修筑。
到了汉代，汉朝军队普遍应用“战车+步兵+骑兵”战术，又有卫青、霍去病等一批天才将领，终于将匈奴打到一蹶不振。隋朝，讲究效率的隋文帝老谋深算，使突厥分裂，分而治之，强大的突厥面对隋朝，再无反击之力。直到隋末大乱，突厥人才缓过气，三番两次跟着并立的群雄凑热闹。等唐朝统一，李世民继位，才有时间派兵和突厥人算账。总的来说，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战术有三种，一种是城墙防守战术，一种是联合出击战术，一种是外交战术。多数时候，中原处于被动应战位置，在少数时期，例如汉武帝时期，中原人依靠强大国力主动出击。苏定方将军也赶上了好时候，高宗继位后，经过贞观时期的积累，大唐国力已经上了一个台阶，有底气的将军自然也能鼓舞手下人的士气，苏定方号召士兵奋力抵抗，那贺鲁三次冲击苏定方的战阵，均无功而返，苏定方趁着敌军颓势，率骑兵大举反击，追击敌人三十余里，数万突厥人丧生。防卫战固然考验主将的勇气，追击这个命令更能体现主将的智慧和作战风格，追击，既要判断敌人是否佯败诱敌，以防备敌人再次包围，又要懂得追击的适可而止，避免孤军深入。
苏定方把握了这个分寸，既长了己方的威风，又没有损失大唐的战力。第二天，唐军势如破竹杀向那贺鲁，沿途的突厥部落看到唐军声势，纷纷归附。这时，天降大雪，诸将商议放晴后再去攻打那贺鲁的老巢。苏定方想到那贺鲁必然因大雪而暂时松懈，号令大军追歼突厥士兵。当时阿尔泰山雪深足有二尺，唐朝骑兵步兵昼夜兼程，直抵阿史那贺鲁的大本营。突厥人措手不及，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慌忙逃跑。真正的名将，不光会打仗，也会善后。苏定方大获全胜，将从阿史那贺鲁处取来的财物、牲畜全都分给突厥各个部落，命他们恢复生产。不久，阿史那贺鲁被擒获，唐朝在这一地区分别设置都护府，以招讨使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为都护。曾给自己下马威的阿史那贺鲁成为阶下囚，李治找到了信心。苏定方的功劳，更让李治铭记在心，从此李治明白，一个外患频繁的国家能够保持长治久安，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批保家卫国的名将。这以后，李治提拔了更多的将军投身大唐边防事业 。李治一生最得意的事，就是他一手任命的这些将军。
突厥的事情还没完，公元六六一年，铁勒九姓突厥（九个突厥部落）进犯唐朝边疆，这一次，李治将曾献“怀柔泥熟”之策的薛仁贵推到了副将位置。三箭定天山唐朝名将众多，各有功绩，后人经常争论究竟谁是唐朝头号名将，有两个人提名率最高，一位是前面书上详细说过的李靖，另一位就是薛仁贵。薛仁贵不是贵族出身，六四四年，唐太宗伐辽，原本是农民的薛仁贵应征入伍，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进入军队的薛仁贵杀敌勇猛，连立战功。在太宗伐辽一战中，高丽将领高延寿、高惠真率兵二十万前来援救，薛仁贵身着白衣，单枪匹马冲入敌阵，高丽军大乱，唐军趁乱出击，大败高丽军。薛仁贵骑着战马凯旋而归，李世民喜出望外地说：“得到辽东我不高兴，我高兴的是得到爱卿你！”也难怪李世民感叹，当时的李世民进入暮年，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同伴死的死老的老，大唐军中面临着盛极难继的危险。突然看到薛仁贵这样勇猛的将领，怎能不欣喜。回朝后，薛仁贵被任命为右领军郎将，守卫宫城北门。
一朝君主一朝臣，李世民死后，薛仁贵的晋级之路暂时中断，他只能做个宫城看门人，六五四年夏天，山洪暴发，洪水冲进北门，守卫的士兵四散逃命，薛仁贵大怒说：“天子有难，怎么能逃命！”接着，他大声向宫内呼叫，高宗从梦中惊醒，躲过一劫。事后他感激地对薛仁贵说：“幸好有爱卿的呼叫，我才免于溺死。我今天才知道什么是忠臣。”薛仁贵冒死呼救这件事，李治一直记在心里，对薛仁贵这个人，从此也另眼相看。六六一年，李治任郑仁泰为主帅、薛仁贵为副帅讨伐九姓突厥。出征前，李治命人拿出盔甲，对薛仁贵说：“朕听说，古代善射的英雄能一箭射穿七重铠甲，爱卿，你试试看能不能射穿五重。”薛仁贵搭上弓，弓箭穿五重甲而过。李治又惊又喜，忙让人翻腾出最坚固的铠甲赐给薛仁贵。大军从长安出发抵达西域，铁勒部落依山扎寨，连派数十员大将出战，薛仁贵一马当先，打败这些大将后，挽起弓射出三箭，击毙了突厥军队的三名首领。薛仁贵神勇如军神，突厥顿时溃不成军，下马投降。开战大捷，唐军一鼓作气生擒了铁勒部落的首领，这一仗干脆漂亮，当时大唐帝国上上下下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三箭定天山，是薛仁贵将军的得意之作，但这次战役也遗留了一些问题。首先是薛仁贵，他将投降的突厥士兵就地活埋，古代行军，“不杀降”是一条守则，直接关系到将领的名声，将领一旦接受了敌人投降，就不能出尔反尔，杀害投降的士兵。战国时代秦国有位将军叫白起，他曾带领秦国军队在长平战胜实力强劲的赵国，长平之战，赵国四十万投降的士兵全被白起坑杀，从此赵国一蹶不振。功高震主，后来秦王赐白起自尽，愤愤不平的白起问旁人说：“我对国家尽心尽力，为什么也落得这种下场？”思考片刻又说：“是了，我在长平坑杀四十万降兵，这就是原因。”汉朝有名的飞将军李广，屡立边功，他年老的时候，比他小得多的将领早已位列王侯，他却还是一个偏将。有一次他找到一个算命的人询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封侯。算命的人打着哈哈说：“李将军，你想想这辈子有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李广想了想说：“有一次我和羌族人作战，曾诱使八百多个羌族士兵投降，然后又把他们杀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算命的人连连摇头说：“祸莫大于杀已降，这就是将军不能封侯的原因。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在我国古代，“不杀降”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不但将领们引以为戒，就连普通百姓也知道这个道理。再加上古人迷信，相信杀降会遭报应，多数将领不会杀害投降的人。所以，薛仁贵杀降一事经常被后人指责，大唐一向对西域实行招讨怀柔政策，杀降显然违背了这一政策，这是这场战争的不利影响之一。不利影响之二，唐军得胜后，很多突厥部落想要归附唐朝，主帅郑仁泰一律拒绝，继续攻打这些部落，结果突厥人四处逃亡，郑仁泰的战线拉得太长，只能无功而返，逃逸的突厥人在数年后卷土重来，再次成为唐朝的边患。
而且，郑仁泰和薛仁贵一主一副，配合默契，得胜后烧杀抢掠，薛仁贵还弄了个突厥美女做小妾，唐朝在西域的形象一向不错，这一回可是大大丢了脸，这是不利影响三。郑仁泰和薛仁贵带着财宝、美女回到长安，等待他们的照例是文臣们的奏折，不断有人上书指责他们的做法，李治虽然也有点气，但想到高丽那边还要继续打，也不好发作，压下了厚厚几叠奏折，照样重赏了两位将领。收拾完突厥，李治打起精神，准备完成攻打高丽这一大业。面对曾让隋炀帝和唐太宗栽了跟头的高丽，李治知道论国力自己敌不过隋炀帝，论才能自己不及唐太宗，但是，他比杨广和李世民都幸运，他拥有天时。而且，在过去的几年，李治已经率先将高丽的同盟国百济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