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人一直骄傲自己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是国人好名而且是好空名的表现。什么叫共和？与君主相反，共和就是“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孙中山），正如以往君主只是一个人做皇帝。当然，四万万人做皇帝是假的，只有宣传鼓动的作用；真正的作用则在于，共和可以“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袁世凯连一个皇帝梦都不敢做，他信服满清268年的天命，那是一种对他而言必须服从的“卡里斯玛”。但，在共和框架下，他就敢黄袍加身，称帝登基。可以逆料，即使袁世凯登基十年，天下也不得安稳。同为清末八大总督出身的岑春煊就不会放过他，凭什么你当皇帝？这就像袁世凯身后的政局，皖系在朝，直系不服；直系执柄，奉系作乱一样。然而，北洋诸系一律出自清末，可是，为什么清末是北洋军，民初却摇身一变为北洋军阀？换言之，这些北洋首领，为什么清末不乱民初乱？乱象之源非它，即在人人都可以当皇帝的“共和”。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边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那边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于是，为了一个君位，中原逐鹿，天下纷争；结果生灵涂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秦末，也是清末。正是鉴于历史教训，任公起来反对共和革命。他料见到了革命后的一切：不仅专制，而且动乱。专制如果和清末一样，动乱则为清末所未有；因而力主推行真正带有政治革命性质但又可以避免流血的君主立宪。看起来是保皇，其实是保天下秩序。一个民族如果具有长期的君主传统，君主就成了秩序的象征。过往皇帝换太子，看起来是私事，其实是天下事，所以臣子会拼命进谏。否则皇帝儿子多，今天你想当，明天我也想当，天下势必不得平安。因此，嫡长子如果是一种秩序，以君位为统的皇室也是一种秩序。
这里有一个细节，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那位白氏族长白稼轩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不由惶惑：“没有皇帝了，这日子咋过呢？”这样一种心理并非虚构，就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实乃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面对已经有了两千年历史的皇统，可以改造这个秩序，哪怕脱胎换骨，但在形式上却不要轻易推翻它。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所罗门的瓶子，革命就是把这个瓶子打开，革命后的共和就是这个瓶子已经打翻了的世界。北洋时期，群魔乱舞，比较之下，清末除了零散的会党起事，并没有北洋时代频仍的割据与杀伐。不但文臣武将几乎没有叛清行为，民众在整体上也没有不服从这个秩序。如果对民众而言，谁当皇帝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千万不要因失序而生战乱；那么，20世纪前五十年，唯一没有战乱的年头是哪个时代呢？恰恰是清末。
共和与立宪，都属于政治现代化的范畴。专制君主的秩序，革命党不容，立宪派也不容。但，分际在于，革命是“逐鹿”，乃至猎鹿；立宪则是把“鹿”给关起来。在立宪派那里，君位，不是由我取代，而是为它打造一个笼子——宪政的笼子，请君入瓮。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智慧：为避免革命导致社会动荡，也为了杜绝王室倾覆后各路豪强问鼎。当然，立宪派的方略，虽在维持王室，却要掏空它的权力，让它南面无为，仅仅成为秩序的象征。此即康有为的“保存君统而不保存君权”。辛亥枪响，康氏紧急表示：君主立宪，“虽有君主，不过虚位虚名而已，实则共和矣，可名曰虚君共和”。“虚君者无可为比，只能比于冷庙之土偶而已。
名之曰皇帝，不过尊土木偶为神而已。”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法说》，用君主立宪来暗合革命党的民主共和，康有为也算煞费苦心。是啊，表面上看，君主立宪，权力还是在“君”手里，民主共和则是把权力拿在“民”（自己）手里。如果这是一笔权力生意，鼓吹哪一种做法更能迷惑当时的青年呢？所以说“迷惑”，盖在于共和民主不过假象。不可能四万万人都做皇帝，做皇帝的只有一个人。但这一个人此时却假借了四万万人的名义，于是他就不叫“君主”叫“民主”。问题是，这样的“民主”，谁还能给它立宪呢？它代表的可是四万万。从君主到民主，不难看到，权力虽然易主，但权力的性质未易，它还是专制的。
要改变政权的性质，哪怕它仍然在君主手里。如果革命是一笔生意，立宪其实也是。生意并非贬义，凡是涉及利益，不过都是生意，何况政治本身就是不同利益体之间的博弈。满清自拳乱后的衰落，已经无可逆挽。它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活，而是如何死（虽然清政府不作此想）。革命会让它死得很惨，但立宪之下却可以死得相对体面。至少它失去了权力，却可以保留“万世一系”的国号，而且还有很丰厚的俸禄。立宪派到最后，和清廷做的就是这笔生意：保留你的君位，让出你的权力。当年英伦，经过克伦威尔的共和之乱，再也不敢试错。赶走詹姆斯二世之后，和威廉做的也是一笔生意：你接受我的《权利法案》，我拥立你为新君。
《权利法案》是剥夺君权的法案，英伦由此为立宪奠基，同时逐步走上选举意义上的共和（民主）之路。由此可见，共和优先，还是立宪优先，两者大有计较。立宪优先，是以宪政带共和，其势较易；虽有君主之名，但，共和是名未至而实归。共和优先，是以革命带共和，对立宪言，其势甚艰；共和本身也只能是名至而实不归。英伦为君主制国家从立宪到共和，提供了和平转型的范例，清末立宪派照准的就是这条路。它的路线图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这是一个拾级而上的顺序，不可躐等，否则必致其乱。事不出立宪派所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事擦枪走火，枪声把中国送上了“共和”的“歧途”，共和成了百年中国的乱源。
百十年来，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的民族。我们不是没有那些拥有政治智慧的先贤，如康梁，而是他们被我们自己“劣胜优汰”了，甚至还被污名化。一个世纪以来，历史作为一种选择，我们从来不是浪淘沙，而是浪淘金。今年是2010年，一百年前的1910年，是清末立宪运动的高潮年份。它所达到的立宪高度，一百年来，再也无法企及。清末立宪派是传统文化中的“最后一代士绅”，由他们主导的清末十二年堪称20世纪立宪史上的黄金年代。从黄金、白银而黑铁……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再拍一部百年前历史风云的片子呢？名字就叫“走向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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