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的元年，本来可以是一个新的辉煌开始，可是胡亥的命运不济，这一年，恰成了帝国末日的开幕式。
彼时的帝国，还在按照秦始皇规定的惯性在运行，北部边境防范匈奴的负担很重。
防匈奴，这没错儿，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和侵袭，是一部后来延续了几千年的大戏，数次改变了我们民族的人种、文化与政治结构。
对北方的防范，按理说应该用一支职业军队去完成，可是秦朝的办法是，直接征调基层的居民去戍边。这就引出了一些问题，积累日久，成了溃堤之穴。
当年七月，官府下令，征发居民组的贫民去渔阳郡（今北京密云）戍边。
密云这地方现在早不是边疆了，不过，如果你登上离此不远的八达岭长城，放眼看所谓的“塞北”平原，你还是能体会到长城之外的浩大与苍凉。
秦时，这里当然是边远的苦寒之地了。
老百姓再穷，也不愿意离乡背井跑到长城上望天去。征发贫民戍边，本来就是容易引起民怨的事，而秦朝的法律，对戍卒到岗的要求又过于苛刻，一旦误期，就要斩首。
古代交通不似现代，一遇风雨，很难准点到达，秦律却不考虑这一点，斩你的首没商量。
如果误期了，是不是在半途就斩首呢？不是，是到达以后，由接受官员来验证、执行。
那么在半道上误期了的戍卒，会那么老老实实地跑去送死吗？
这就是法律上的空白了。这个问题，没人过问。法律的设计者们把黔首看成了牛马。在他们看来，既是牛马，让你左，你就不敢右。可是人不是牛马，人有一种意志。
就在这批牛马当中，有一批900人的队伍，被征发后暂时集中驻屯在大泽乡。这支队伍里，有两个意志非凡的人物，一个是陈胜，一个是吴广。
陈胜是阳城（今河南商水）人，吴广是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两人都是农民。
在我们这个族群的历史中，有很多伟大人物，都出自农民，这一点我们到今天也不能忽视，尤其不能忽视那些有作为、有抱负的农家子弟。
陈胜和吴广，当时就不是一般的贫民，他们能力很强，双双做到了“屯长”的职务，大概就是临时队长吧。
陈胜这人，素来有大志，曾给人当雇工，帮有钱人家耕田。一次在田间休息时,他想到自己这做牛马的命，怅恨久之，忽然对农友们叹道：“苟富贵，勿相忘！”
能说出这话，前面会有很多的思想铺垫，也许他想到了将来能有良田百亩、仆佣成群等。他的同伴就嘲笑他：“你一个打工的，怎么富贵啊？”
陈胜轻蔑地看看同伴，嗤笑了一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段子，如果我们把它放到现实的环境中想一想，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到震动。
再说那900名戍卒驻扎在大泽乡，想必是要择日开拔，可是偏偏遇上连日暴雨，走不了路，活活把行期给耽误了，他们恰好就遇到了要不要乖乖去送死的问题。
不送死，也可以，有一条出路是逃亡。可是逃亡的风险也很大，被通缉后也是死路一条。秦的法律之严，是连商鞅本人也跑不掉的，何况人生地不熟的新兵？
人到了绝境，本能地就会想法子求生。唯一的求生之路，就是造反，陈胜和吴广这两位屯长商量开了：“如今逃亡也是死，举大计也是死，一样的死，咱们死国可乎？”
“举大计”是指造反，“死国”就是为国而死。陈胜、吴广现在虽是秦朝的黔首，但他们内心仍把自己视为楚国人，反正楚国已亡，闹腾一把，为国殉死，总算是个痛快的死。
陈胜不愧是人中豪杰，平时在田垄上干活时的思考，给他带来了超出一般农民的政治头脑，他对吴广说：“天下苦秦久矣。我听说二世是少子，不应立为太子，当立者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几次劝谏的缘故，始皇帝才让他在外带兵。听说他无罪，就被二世杀掉了。百姓多数只听说他的贤明，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此外项燕是楚国将军，数次有功，爱护士卒，楚人对他很怜悯，有的以为他死了，有的以为他逃亡了。现在咱们这支队伍应该诈称以扶苏、项燕为首领，作为天下首倡，响应者一定多。”
陈胜、吴广打算带着900名闾里贫民造反，要对抗的是正统的帝国机器，只有举起一面“义”字大旗，拉出两位名震天下的贤者，才有可能唤起民众，点燃干柴。这些，陈胜都想到了。
两人定下大原则后，就一块儿去问算命先生。那算命先生可能也是个牢骚满腹的人，看出这两位队长心存不轨，就给出了一个“足下事皆成，有功”的吉兆来。那时候算卦，是烧龟甲，看裂纹的走向说话，怎么说、怎么是。
于是中国史上的第一次全民大起义，就在一位卜者的激励下拉开了序幕。
卜者还暗示他们说，可以“卜之鬼”，也就是装神弄鬼，唤起民众。陈胜、吴广一点就通，马上用朱砂在绢帛上写了三个字“陈胜王”，意思就是“陈胜为王”。然后，把这“丹书”偷偷塞到鱼贩子卖的鱼肚子里。
戍卒队伍里的伙头兵去市场买了鱼回来，剖开鱼肚一看：呵！有字！
——陈胜王。
这顿晚饭，900人可就炸开了锅，大家惊疑不定。吃完饭，陈胜又让吴广跑到驻地附近神祠的小树林中，点亮一盏忽忽悠悠的灯烛，装作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
戍卒们听见，面面相觑，更加惊恐。
陈胜故意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第二天，大家看见陈胜，都死死盯着他。陈胜心中有数了，这“狐狸广播电台”的舆论宣传，有效果了。
吴广平时对手下很爱护，深得人心，于是他决心上演苦肉计，把戍卒们埋藏在心底的怨气点燃。那时官府派来带队的，有两名正式的军官，官职叫尉。尉官的官儿不大，但吃喝很讲究，常常醉酒。吴广就趁着尉官醉酒时，故意说自己要逃跑。
戍卒逃跑，尉官就要被治罪。其中一位尉官大怒，当众拿起竹条子就狠抽吴广。
百姓没有向着官员的，众戍卒果然被激怒，群情汹汹。吴广趁机夺下尉官的剑，一剑把尉官刺死。
陈胜也没闲着，紧接着就杀死了另一名尉官。
然后，陈胜把戍卒们召集起来说：“各位遇到下雨，都已误期，误期就当斩。就算是不被斩，去戍边而死的，也有十分之六七。咱们是壮士，不死则已，死就应该出个大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算是中国最早的人权宣言了。
戍卒们正愁得不行，这话算是说到他们心里去了，于是齐声说：“愿意从命！”
接下来，就是一套庄严的仪式，全体脱下右臂膀的衣服（右袒），设坛盟誓，拿都尉的头颅做祭品，诈称受了扶苏与项燕的命令，起事了！
陈胜终于实现他的鸿鹄之志。他自立为将军，任命吴广为都尉，宣布建国，国号为“大楚”。国王的职位虚悬，给人印象是，将来不是扶苏来做，就是项燕来做。
一帮还没有上岗的戍卒，怎么造反？他们没有弓箭、没有刀枪剑戟，就拿了锄头、白木棍做武器。没有后勤保障，就“望屋而食”，看见有村子就进去吃饭。
装备虽然简单，但造反队伍因为得人心，进展非常顺利，轻松就攻下了大泽乡，紧接着就攻下了当地的县城——蕲县（今属安徽宿州）。
在此之前，造反者只是一些藏在山泽的小帮伙，现在陈胜的队伍一家伙就拿下了一个县城，轰动当然不小。一路挺进，加入者也就甚众，反正老老实实地活也活不好了。
占领了蕲县之后，陈胜做了分兵部署，一小部分向东，而他自己率大部分义军向西，连克数城，一直推进到了陈县（今河南淮阳）。
这一路，义军旌旗飘飘，气势大盛，不断有穷人和失意者加入进来。到达陈县境内时，队伍壮大得已不可想象——有战车七百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
这些队伍，虽没有秦军那种威武的锁子甲，胸前背后也没有赳赳红缨，但几万把锄头林立，也足以让秦朝的地方官胆战心惊。
牛马们，今朝也要怒吼了！
秦朝关东地区的地方官，不可谓不敬业，但他们无法阻止这潮水般的造反队伍。陈县的县令和当地郡守率先逃跑，只留下一个负责治安的郡丞，带着少数士卒与义军接战。几个秦兵哪里是几万把锄头的对手，一开战就被杀个一干二净。
陈胜进入陈县后，邀集了当地的“三老”（乡官，主管教化）与豪杰，共商大计。乡官和豪杰们一致拥戴陈胜，说：“将军亲临前线，伐无道，诛暴秦，恢复楚国的社稷，功劳大了，可以为王。”
短短几天时间里，陈胜也迅速适应了身份的转变，其胸怀已不是简单的求生了，他立刻顺应民意，自立为楚王（扶苏、项燕那是等不来的），国号“张楚”，意为“弘扬大楚”。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终于应验了。
穷雇工的“鸿鹄之志”，也应验了。
陈胜义旗一举，天下果然响应。各郡县的老百姓，被秦朝的官吏压迫得太苦了，都一哄而起，把县官关押起来，随后就砍头。秦朝在关东一带的基层政权，迅速瓦解。前面提到的刘邦，此时正隐蔽在芒砀山，听到了消息，也率众攻下了沛县（今属江苏），被拥立为沛公。英布、彭越等江洋大盗也纷纷相应。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起义，参加者不仅有底层百姓，还有知识分子、六国前贵族、基层官员。魏国的名士张耳、陈余，孔子的八世孙孔鲋，都投奔了陈胜。那位曾经谋刺过秦始皇的韩国贵族张良，也加入了刘邦的队伍。
官员参与造反的，级别较高的有会稽的郡守殷通。他认为亡秦之时已经到了，晚动手就会受制于人，于是也起兵闹事。后来被项燕的后裔项梁、项羽叔侄所杀。
四方豪杰，都喜欢把陈胜叫做“陈王”，一来他本来姓陈，二来义军大本营陈县原为陈国的旧都，叫“陈王”比较顺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