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要人云亦云，孤独有益于身心健康
洛克菲勒在成为亿万富豪时，他恐怕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在纽约高空处的空旷办公室里，一个瘦小的犹太人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凝视远处的海岸，一艘孤独的大船正驶进纽约港口。
我们在阅读这些富豪的传记时往往看到一个孤独的行者，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芸芸众生毫不相同。我青年时并无太多体会，但是创业以来向周围咨询意见时遇见的意见差别之大，确实证明了一点：多数人是错的。
大多数人对于世界的理解流于表面，而传统的教育不鼓励创新、冒险、承担机会成本这些成功投资者所需要的品质。按部就班、不犯错误是最重要的教条。我们的传统教育里还希望每个孩子要听话、老实，不做冒险的事情。小时候，我的两个小同学偷了渔民的船划到黄浦江中间，被水警送回来的时候，迎接的是父亲把他吊起来打和学校里在操场前台上示众。从小在这样的教育之下，人们会变得缺少承担风险探寻未知世界的精神和能力。
回忆一下，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内富豪是哪些人：古有晋商，今有浙商。为什么是他们，因为他们从小生活在贫瘠的地方，不是文化主动探寻，而是生存所困，山西人被迫走西口做国际贸易，温州人被迫背井离乡做销售，开始国内国外的贸易。
这种生存的压力使得一代代山西人成为明清时期的富豪集团，山西票号最风光的时候，连清朝廷都要向山西商人借钱；而浙商的走南闯北，带来的财富足以让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开发商作为噱头：温州炒房团来了！
普通人和创业者的重要区别不在于投资技巧的分歧，而是精神世界的区别。当你具备创业者的精神世界时，你的投资技巧才会变得理性和充满机会。否则整个财富大门都是向你关闭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有穷人心态，那你永远只是穷人，哪怕你机缘巧合得了一笔财富也会很快失去。比如早年间那些买股票认购证无意中成为富翁的人，现在还有几个有钱呢。那些国内外中了彩票的人，几年间又变得穷困潦倒。那些知名艺人，比如说麦克尔？杰克逊，死时留下一屁股债；尼古拉斯？凯奇最近爆出连税金都交不起的事情。
精神上的穷困潦倒、财商缺乏是大多数人的致命伤，而生活当中的人云亦云也是这样一群人在传来传去。炒股票靠消息，固然有人这么做，但是连菜场阿姨也说她有消息的时候，你不觉得市场快崩溃了吗？
科学家所称的羊群效应，毛虫效应都是如此。数百个毛毛虫排成一列，跟着前面一个毛虫前进，永远不会思考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些毛毛虫放到一个圆的盆子边沿，这些毛虫就一个跟着一个爬到死亡为止。
而人群也是这样。
我陪女儿去动物园，关在笼子里的狮子老虎就在那方寸之地来回踱步，路线一致，速度一致，它们连跳个舞都不会——说笑话了，在野外也不会。同时，你把人类的活动从太空向下看，和狮子老虎在动物园里也没什么区别。
这是一种极度的悲伤，据说有个人文学家把人类的生活轨迹画了个图表后，看完就摸脖子了。这也没必要，好死不如赖活着，大笑三声！
芸芸众生就是这么活着，要自由首先要财务上的自由，财务上的自由首先要精神上的自由，精神上的自由要有足够的智慧看懂世界，有足够的勇气承担风险。
2009年年初，我和朋友们分析市场，认为房地产领域和股票领域都会迎来好的势头，纷纷进入市场低价抄获时，大多数的舆论包括媒体、线下人群都主张不能进入，市场会崩盘。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做对了。
这个时候需要你孤独地作决定，尽管大家都有相同的看法，但是细节还是各有端详。我们整理资料，看看图标，分析世界经济运行的逻辑，和自己承担风险的能力，做下决定进入一个领域。这是一个压力颇大的时刻，自己要承担所有的得失，不能推倒重来，不能赖皮，不能时间倒流。
前文提到的美国那个著名对冲基金操盘手John，在所有人向前涌动时，自己向后，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他捕获了最大的收益。另一个操盘手在安然事件时做空，获益数十亿美元；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时，他也恰如其分地做空；在新兴经济体倒霉时，他也在做空；顺便说个不好的消息，现在他在谋求做空中国经济，因为他认为我前文所说的房地产市场崩溃和经济大盘整不是小概率事件，而是大概率事件。
这就是个人的智慧，在孤独中寻求财富机会，屏蔽嘈杂的废话中所获得的收益。
我以一个小故事结尾：一群青蛙在试图从井底跳出井外，井下和井上都有不同的动物在说，你们不可能跳出来的，太高了。然后是一个两个三个，接着是大部分的青蛙都放弃了跳高，只有一个青蛙连续不断地跳跃，先跳到井壁的某些凸起部分，再跳出井外。井外的动物们试图祝贺它，才发觉它是个聋子！
2010年的一个晚间浏览新闻，看到台湾150名学者呛声郭台铭，称之为台湾之耻，要求富士康终止血汗工厂。
长叹一声，看来台湾学者对内地和内地子弟有刻骨仇恨，准备终结内地的繁荣。
三十多年前，中国经济接近崩溃边缘，终于在邓的大智慧下开始改革，虽然不是自由经济市场机制，但是市场的开放仍旧让中国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惊人创造力，在三十年里带动人类历史最庞大人群的集体腾飞。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交易费用的降低和市场合约的良性化。
我仍旧不能和各位谈理论，还是以包工头的身份来谈谈我的工匠们。
我手下吴姓木工头，在三辈以来，刚刚摆脱债务。他的爷爷结婚时向人借贷，在生产队里的工分从来只是填饱肚子，无法偿还债务，贫穷延续给他的爸爸；农村债务是人死债不烂，否则就不会有民间信用存在，人们的相互救济体系就会失效。固然在一个封闭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的信用体系仍旧存在。儿子在结婚盖房时，农村经济已经开放，但是农地的产出远远不能解决生存发展问题。1990年代初，吴二十岁继承了父母的债务；但是他有机会到城市打工。
最初他只是在木制品厂打工，那时上千元的工资已经可以帮助他还掉父母的债务，但是在90年代中期他结婚盖房又借债，后来转去装修业。装修业的工资日工从90年代末的40元涨到4年前的80元，再涨到今年的120元。现在的日工必须保证加班数不少于3小时，包吃住，这样的工钱大概相当于180元一天。泥工与油漆工大概每天在200元到280元一天。
在两年前他还清所有债务。
他的师兄在去年购买了上海郊区的一套房子，无贷款。
在我的生意里，公司和工匠选择两种方式合作，一个是日工，一个是包工。双方都计算日工和包工的成本是否一致，不会差别多少。唯一的区别在于，如果是日工，你要担心工人拖工；如果是包工，你要担心工人做活的品质。所以，一般来说，业主要求质量高，那就选择日工，水磨精神；如果是业主要求快速，质量要求一般，那就包工。
这个用经济学词汇，就是选择哪一种合约，而交易费用则是最低的取胜。对于质量要求高的，业主选择的交易费用高，但是他得到的是高品质服务和产品；如果选择交易费用费用低廉，则服务品质降低。对于工人和公司的收入来讲，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日工和包工的总体利润差不多——取决于时间。
假如学者认为我在剥削劳工，他们完全站不住脚，我们选择了合约，产生了交易，达成了合约。
那么工厂的劳工有任何区别吗？
没有。
企业主在市场寻找劳工，以工资支付，也就是把日工累计；如果选择计件，那么就是选择了包工；大家选择了一个合约，产生了交易。
假如我的工匠对我的工费不满，他掉头就走，第二天他已经在其他工地干活了；如果我觉得他工费太高，我就会辞退整个包工队伍，更换工匠。这是合约没有达成。
企业也是这样，工资不能达到劳工要求，他就会离开；工资过高，工厂就终止合约。
但是为什么没有学者质疑装修业的劳资问题，偏偏纠结于工厂业呢？这是工厂业的表象让学者产生了误区，他们是很善良的人，只是流于愚蠢，知识分子这类人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愚蠢的，虽然他们看上去比较有知识，有良心，有道德，但是他们一般都不了解世界是怎么运行的。所以很多时候知识分子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他们认为，企业主在剥削工人，这是一个叫马克思的理论家一百年前写的理论，他同样没做过实证，如果他做过包工头就不会胡说八道了。我建议所有的学者专家都做一下包工头，以避免危害社会。没有想过，资方以创意、资金、专利等投入，与劳工提供的劳力和管理知识——不要忘了管理阶层也是劳工，达成协议。资方的利润是以前面所有的投入产生的边际效益来代表，劳工的利润是以劳力、技能和管理知识产生边际效益，劳工的时间对于资方来说是不值钱的。
劳方的成本是什么？就是每日的开销，省下来的就是原始资本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就可以以此和知识、能力组合，与其他劳工选择一个合约达成交易，很多情况下自己也是一个劳工，这样就可以拥有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益和自己劳力产生的边际效益。
但是，现在的内地、台湾和海外，内地的是极左的喧嚣、台湾的是学者的良心、海外是国际工会不怀好意的压迫，要求企业主不要剥削劳工，消除血汗工厂。会有什么结果呢？我这里暂时不详细叙述，以往我大量的文章已经在解释这些事情，你们可以去google一下。
只有一个结果，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内地的极左、台湾的学者、国际工会都是一种利益组织，极左为了天下，学者为了虚名，国际工会为了砸掉中国劳工的饭碗保住自己的饭碗，结果是中国政府可能作出愚蠢的举动，压迫企业主提高劳工待遇。
这就产生了政府干预市场合约的行为，交易双方的选择权被干涉，悲剧就会上演：
市场合约被干涉，交易费用上升，但是整个国际的交易费用不是由你中国政府决定的，是全球化里面最低交易费用的那个区域决定的，全球有二十亿穷困劳工等着脱离贫困的境地，吃饱穿暖。
那么资方在无法维持竞争的情况下，选择终止和整个中国市场的合约，撤离。
中国内地数千万劳工将会失去工作，请问，你们台湾能不能让我们数千万劳工去上上班打打工？
这些人都是杰出的知识分子，然而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水平也只是浮在表面，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要学会观察世界的真实运转轨迹，不要让世象的迷惑造成生活的混乱。
没有人会告诉你真相，有的人是自己不知道，有的人是自以为知道，有的人是知道但是他故意歪曲。只有自己判断经济的变化、金钱的流淌，很多时候，财富就会水到渠成的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