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是下一任首席大法官
厄尔·沃伦，这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就像他正参加竞选一样地向电梯操作员致意。他走进电梯，电梯降到最高法院大楼的地下室。在那里，最高法院的豪华大轿车正在等着他。沃伦轻松地将他6尺1寸、220磅的庞大身躯塞进车子里。尽管他已经77岁了，但这位大法官还有着惊人的体力和柔韧性。
1968年11月，在一个晴朗的周六，四个年轻的男人同他一起坐进车子，他们是沃伦的助理，刚刚毕业的法学研究生，是他一年来的机要助理、代笔者、干儿子和密友。他们知道“沃伦时代”将要终结。作为任职15年的首席大法官，沃伦曾引导了一场重塑美国社会政治关系的司法改革。沃伦任职期间的最高法院常常将这个国家带入激烈的论战之中，因为他颁布法令，终结了公开受到支持的种族歧视，取消了公立学校的祷告仪式，扩大了对黑人、穷人、共产党员及被警察讯问、逮捕和指控之人的宪法保障。沃伦的助理将他奉若精神象征。这位引导了司法改革的前任检察官、三届的加州州长和当选过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首席大法官对国家产生的影响，比大多数总统还要深远。
助理们热爱他们的工作。首席大法官办公室的工作模式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沃伦会告诉他们，他希望案件事实应以何种方式浮出水面。但是法律研究和草拟法院判决都是他们职责的范围，即使是那些使得沃伦和他任职期间的最高法院声名远扬或臭名昭著的判决。沃伦并不是一个抽象思想家，也不是一位有天赋的学者。他对于判决基本公正的兴趣远高于法律的基本原理。
他们前往西部的市区中心，转进16大街，驶入了大学俱乐部的环形车道。这是一家私人餐饮和健身俱乐部，紧挨着苏联大使馆，位于白宫以北四个街区远的地方。全体员工正在等待着他们，这是周六的例行仪式。沃伦在这里非常舒服，他的助理们却没那么轻松了。他们从不会问他怎能融入这个没有黑人会员的俱乐部的。
在助理的跟随下，沃伦跳跃着踏上铺着厚厚地毯的阶梯来到了烧烤厅。现在还没到中午，吃午饭有些早，屋里空空的。沃伦喜欢早点开始，这样他们就能在橄榄球比赛开始之前有时间享用饮料与午餐。他们坐在靠近电视那桌的木质老板椅上点了饮料。首席大法官照常点了他的鸡尾酒，他陷入了沉思。他们又点了另外一轮。沃伦回忆过往，讲述政治故事、谈论体育运动，然后他们聊到最近发生的事，最后是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首席大法官认为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从这位加州共和党的同伴身上，他找不到任何可取之处。尼克松脆弱、不坦诚、笨拙、口是心非且卑鄙。纵观1968年的总统大选，尼克松与沃伦及最高法院的冲突和他与共和党对手（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的竞争一样激烈。尤其是在南方，尼克松利用人们的偏见和愤怒，承诺他对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人选的任命将会不同于以往。
尼克松任命的法院想要推翻沃伦法院的全部判决是不太可能的。虽然大法官约翰·哈伦、波特·斯图尔特和拜伦·怀特不赞同沃伦作出的若干著名判决，但他们每个人对于最高法院推翻自己判决的事，都持坚定的保留态度。他们坚信本着遵循先例原则，即先前判决具有约束力的原则，最高法院是一个持续造法的主体，且法律不会随着大法官的更替而突然改变。
但是当沃伦和他的助理们开始用餐时，他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和对尼克松任职的不祥预感。在年初选举之前，沃伦向林顿·B.约翰逊总统递交辞呈，想竭力确保一位自由派的首席大法官继任者。但参议院否决了约翰逊的提名人选——总统的密友，副大法官艾贝·福特斯。现在的情况是，沃伦的辞呈放在尼克松的办公桌上，而尼克松将会任命下一任首席大法官。
沃伦对前景感到忧虑。最高法院的任命当然是不可预知的。他告诉助理们，没人能断言总统将会怎么做。他从未想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会在1953年选任他。艾森豪威尔说他选择沃伦是为了他的“中庸之道”。后来，艾森豪威尔评价说，这次任命是其“所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1]当然，沃伦说道，艾森豪威尔不是律师。助手们笑了。但是理查德·尼克松是律师，并且他必须兑现自己的竞选诺言。他一定从艾森豪威尔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将选择一名观点明确、经验丰富、经历了不同事件公开考验的法官。总统将寻找一名值得信赖的、可预测的人来，他将信奉尼克松自己的哲学。
“会是谁呢？”助理们问。
“我们何不将自己所认为的候选人写在一张纸上呢？”沃伦笑着建议。
一个助理将一张纸撕成五张小条，他们将自己的选择写下后密封在一个信封里，等待尼克松提名之后再开启。
沃伦轻轻弯向那张光滑的木桌，遮住了他所写下的名字——沃伦·伯格。
伯格与尼克松
三个月之后，1969年2月4日的早晨，61岁的沃伦·伯格正在他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诉法院五楼的宽敞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几乎位于白宫和与最高法院的中间。刚上任两周的尼克松总统，邀请他去白宫参加几个高层政府官员的就职宣誓仪式。当伯格来到白宫时，他立刻被获准进入。
尼克松和伯格的初次会面是在1948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尼克松是新任的国会议员，而伯格是他的同乡候选人明尼苏达州州长哈罗德·斯达森的竞选总干事。在四年之后的下一次会议上，伯格在艾森豪威尔的提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指派担任首席检察官助理，主管司法部理赔处。1956年，他调任哥伦比亚特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2]。在那个著名的自由派法院，伯格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他的法与秩序理念登上了新闻头条。他不是软心肠或者社会活动家，而是一位职业法官，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
现在，在白宫，正式的就职仪式仅持续了几分钟。但之后，总统邀请伯格前往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强调，作为政府首脑，他深切关心司法制度，认为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伯格对总统说，他非常赞同。
尼克松告诉他，在他的一次竞选演说中，他引用了伯格1967年在威斯康星州里彭大学所做的演讲中的两个观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又以《如何处理美国犯罪》为标题再度出版。他们认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是美国最好的新闻周刊，自由派占主导地位的新闻机构中发出了共和党人的声音。伯格随身带着这篇文章。
在他的演讲中，伯格指责刑事审判经常被拖延，随之会被过多的上诉、再审和其他法院为被告设计的程序性保护措施所拖累。
伯格论述了刑事审判5到10年的诉讼延迟会削弱了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正派人士感到愤怒、沮丧和怨恨，而罪犯们则被鼓励去幻想自己的免费律师可以从某处找到技术性法律漏洞来让他们摆脱罪名。他指出，诸如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先进国家，拥有更简单高效的刑事司法制度。他们的监狱设计更好，并且更有利于罪犯的改造。瑞典的谋杀犯罪率是美国的4%。他强调美国的司法制度目前正偏向罪犯，这需要修正。
理查德·尼克松对伯格印象深刻。这是理性的、具有启发性的保守主义的声音——坚定、直率和公正。伯格法官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总统询问了他一些细节，发现伯格回答坚定，反映了他自己的观点，并有证据支持。伯格对提高法官效率有一些想法。通过减少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和调停律师间微小的审前争议上的时间浪费，法官可以专注于他真正的听审工作。伯格也显然不是一个只关注独立个案的法官。他关心司法制度、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监狱，以及家庭、学校、教会和社区对年轻人的惩戒教育和遵规守纪的影响。
总统急于任命坚定的保守派人士到全国的联邦法院担任法官。作为著名的美国律师协会委员会的主席，伯格已经周游全国并且一定认识很多有任职资格的人。总统希望在联邦法院，包括联邦最高法院被任命的法官具有伯格的水准。即使这次会晤持续的时间超出了他的计划，总统仍然按铃叫来了白宫法律顾问——约翰·埃利希曼。
埃利希曼从他位于白宫西厢二楼的办公室走下来。尼克松介绍他们互相认识。“伯格法官带来了一篇绝好的文章。确保这份文件在白宫工作人员之间传阅。”尼克松说道。他又补充说，伯格关于司法体系和预防犯罪的想法极具建设性，且十分可靠，伯格法官做了很多功课。“请同他预约一次谈话，”总统说道，“然后按他所说的来实施。”这次闲谈变成了一场长达70分钟的会晤。
埃利希曼离开了，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有一个人在司法界竞选，那一定是沃伦·伯格。他堪称完美，有着很高的政治敏锐度，并且完全符合总统的要求。伯格和埃利希曼并没有后续的会面，但是通过媒体描述和律师协会的谈话，伯格知道尼克松指派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他的前任竞选总干事和律所合伙人，去帮助找到他的新法官，包括新任首席大法官。
伯格明白，米歇尔是一位显要人物，是总统的亲信。私底下，伯格对朋友表达了他的疑虑：一个纽约证券律师是否有足够的经验胜任国家最高执法官员。
2月18日，米歇尔向伯格请求帮助。随后不久，伯格前去他位于司法部的办公室拜访。知道伯格在法律界和司法界拥有广泛的人脉，米歇尔请求伯格推荐联邦席位的提名人选。伯格提供了一些人名，米歇尔记下这些建议。理查德·克莱蒂斯特——米歇尔的代理人，出席了这场长达一小时的会面。伯格离开后，米歇尔评价说：“依我看来，他就是美国的下一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一个月过去了。4月4日，伯格以他个人的名义给米歇尔写了一封信。伯格说：“在我们之前的一次谈话中，你曾就可以考虑任命或提拔哪些人作为地区法院法官和全国范围内其他法院法官咨询我的意见。”他立即给出了三个建议，并补充说道：“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足以胜任。”这三个人其中之一是G.哈罗德·卡斯韦尔，一名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伯格同时也承诺会“时不时地”给出其他建议。米歇尔在当天回复了一封感谢信。那月月末，伯格接到了一份邀请函，总统将在4月23日举办白宫晚宴，向首席大法官沃伦致敬。
伯格携夫人提前到达白宫，以便有时间查阅宾客名单。所有重要的共和党人都在，包括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和所有的最高法院助理大法官。伯格是唯一受邀的来自低级别法院的法官。“如果你感觉到他们在打量我们，”伯格对夫人说，“表现得自然些。”
被艾森豪威尔任命的保守派人士，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哈伦向伯格打招呼。“我很高兴你在这里。”他温和地说。
总统热情洋溢地向沃伦敬酒，沃伦起身回赞尼克松。他总结了自己40年来的公共服务事业，并说“心中没有丝毫怨气”。
第二天，伯格在上诉法院一直以来的劲敌，自由派大法官大卫·L.贝兹伦找到他。他真诚地指出，伯格是晚宴中唯一的地区或巡回法院法官。“看上去就是你了。”贝兹伦说。
“不。”伯格说，甩开他的老对头。对于伯格来说，59岁的贝兹伦是个好事者，是自封的少数种族、穷人和刑事被告的保护人。
但是华盛顿记者已经意识到伯格受邀参加白宫晚宴的重要性，并开始向他询问此事。伯格很谦逊，他既不了解情况也不期待任何事的发生。当被问到其他人尽皆知的大法官人选，如国务卿威廉·罗格斯，伯格对每一个都评价很低。“不不，”他悄悄地告诉记者，“他不称职。”媒体使得伯格成为候选人中的一匹黑马，但是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仍然是领先者。
一周之后的4月30日，周三的早上，斯图尔特很晚才来到最高法院。他讨厌开始得太早。斯图尔特有卓越的学术水平和够硬的文凭。他出身于俄亥俄州一个高贵富裕的共和党人家庭，曾在霍奇基斯中学和耶鲁大学读书。在那里他成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成员和《耶鲁日报》的编辑，这是在他进入耶鲁法学院之前；之后，他成为耶鲁法学院的尖子生。39岁时，他被艾森豪威尔任命为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我向你保证他并不很老。”一位参议院的主要拥护者这么说。斯图尔特很快就爱上了这项工作。他将其评价为“免受客户烦扰，还能感受到法律实践的乐趣”。四年之后，1958年底，艾森豪威尔将斯图尔特提拔到最高法院，成了历史上最年轻的大法官。十年之中，他对沃伦法院的大多观点持异议。现在，54岁的他正处于鼎盛时期，或许已经准备好迈出最后一步。
那个早上，斯图尔特径直走进他的办公室，盯着大理石地板，习惯性地避免与路上遇到的人有目光接触。斯图尔特很容易害羞，他有中等身高和体型，稀疏的棕发从后退的发际线处向后梳。在如同男人俱乐部般的法院工作环境中，斯图尔特找到了舒适的落脚处。这份工作堪称完美，位居政府要职，还能从中获取从事高智慧工作的满足感，并且毫不费力。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给白宫的约翰·亚列舒曼打了电话，斯图尔特说他想同总统进行简短会面。
亚列舒曼很快回电。“三点钟可以吗？”他看出了端倪，说他只是告诉总统是有关法院的事情。“时间足够用吗？”
“是的，足够用了。”斯图尔特说。现在他努力想见到总统，但是他仍然有几小时的时间去思考。斯图尔特知道，有来自俄亥俄州、中西部和共和党圈子的支持者，激励他争取首席大法官的职位。但是这真是他想要的吗？无可否认，他野心勃勃，事业也自然而然地取得了进展，总是呈上升状态，总是最好的。如果他获得了这个职位，新的时代将被称为“斯图尔特法院”时代。从技术角度看，首席大法官只是在大法官行列中位居首位，但该职位无疑更有声望。
另一方面，首席大法官的投票权并不比其他八名大法官权重更大。首席大法官也要承担法院管理的额外任务。就纯粹的律师职业而言，做一名大法官更好。他需要关注的全部是法律事务而无须处理无意义之事。他希望牵涉其中整日决定这些琐碎乏味之事吗？他是为了监督像司法会议这样的委员会或团体吗？司法会议是联邦法官和法官游说团的“董事会”。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他不想被这些烦扰。如果他获得了首席大法官的职位，他将很难和家人见面或是有休息的时间。夏天，他将无法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鲍文布鲁克农场度假。表面看来，做首席大法官将带来巨大的附加收益。但从深层次而言，并没有那么多的益处。工作的法律性降低了，而官僚色彩愈加浓厚。
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当约翰逊总统试图将他的朋友艾比·福塔斯从大法官提拔到首席大法官之位时，斯图尔特已经看到其无益的尝试给最高法院造成的影响。其他一些大法官的升迁也多有麻烦。斯图尔特认为最高法院最不和谐的两段时期分别是在1910年和1941年。1910年，爱德华·D.怀特法官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而1941年，哈伦·菲斯克·斯通从他的同事中被选拔出来担任首席大法官。
斯图尔特认为，确认的过程既充满争议又很有趣。一个可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是他1964年出具的裁决意见——法国电影《情人》不是赤裸裸的色情作品（雅格贝里斯诉俄亥俄州案）。他不能够将其定义为淫秽，他写道，但是“当我看到它时我就知道”。它也许无法达到法律技巧高超的水准，但是这一评论表达了斯图尔特中西部式的实用主义。
最大的改变可能是失去了隐私权。大法官们可以享受隐私受到保护且相对而言不为人知的生活。斯图尔特可以在华盛顿散步，没有人会注意他；他在享用午餐时，也没人打扰他；也没有人追着他索要签名。这一切将会改变。首席大法官被某些人视为是仅次于总统的最有权的职位。他将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参议院的质询以及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新闻界会对他产生更大的兴趣。他将会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当他开始认真考虑这事时，他发现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1958年他被提名任职最高法院时，副总检察长威廉·罗格斯问过斯图尔特是否有过让他自己和行政机构不光彩的历史。斯图尔特想到一些事——他为《耶鲁日报》写过一篇支持民主党富兰克林·D.罗斯福1963年竞选总统的社论；或者是他大二那年醉酒的夜晚。这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现在有所不同了。这对他的家人公平吗？他将会不得不担心他的私人事务会出现在报纸上吗？甚至是出现在八卦专栏呢？
斯图尔特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为了在三点前抵达白宫，时间充裕。当他驱车穿过华盛顿地区时，他的胃部开始痉挛。他开车非常蛮横。总统没有把这个职位给他。但是如果他从这场比赛中全身而退，他将不必费心处理诱惑来临时面对的选择。如果这个职位给了他，将其拒之门外会更困难。斯图尔特驱车穿过白宫大门，然后被护送进入椭圆形办公室。
尼克松热情地向他打招呼。
斯图尔特说，总统为沃伦举办晚宴是非常有意义的。
总统谈到谁将被选为首席大法官。“波特，”尼克松说，“你的支持率很高。”
斯图尔特说他知道公众会有这样的预测，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说他来是为了告诉总统他不想做首席大法官，他不想被考虑提名，他想退出竞争。
“为什么？”尼克松惊讶地问道。
斯图尔特说出了他心中准备好的话。在他看来，提拔一名现任大法官担任首席大法官存在着固有的、也许难以克服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这样做效果不好。首席大法官在法院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是最高法院的指挥者。从八名大法官中选任一名首席大法官可能会破坏多年来形成的关系。提拔一名现任大法官不是最好的办法，斯图尔特说。
尼克松停顿了一下。“让我想一下谁现在在法院任职。”他说。首先他提起了倒霉的福塔斯。尼克松看了看斯图尔特。他又慢慢地列举出了其他人。
福塔斯？斯图尔特想。总统想要任命福塔斯？不，绝对不行；没门。但是斯图尔特意识到尼克松有可能想到其他的现任大法官。其中仅存的共和党人就是约翰·哈伦，但是他七十岁了而且老眼昏花。可能尼克松会考虑一个民主党的？
斯图尔特提出，二战前夕，罗斯福将共和党派的哈伦·斯通提拔为首席大法官，以超无党派的行动实现国家的团结。或许任命民主党人并不是一个坏主意。
尼克松罗列了民主党大法官的名单。有被艾森豪威尔任命的威廉·布伦南，还有拜伦·怀特……尼克松会考虑怀特吗？不太可能。怀特是由肯尼迪任命的，斯图尔特知道尼克松对肯尼迪的看法。
之后尼克松又提起了福塔斯。为什么？斯图尔特很好奇。为什么尼克松要提名福塔斯？他想要一些反应吗？斯图尔特对福塔斯没什么好说的。显而易见，对约翰逊而言，试图在最后一刻提拔他的密友和顾问是一个错误。这种做法损害了法院，导致了大法官之间陌生、不融洽的关系。斯图尔特说，最好不要再让法院陷入那种局面，应该按等级提名候选人。但是斯图尔特有些不安。他再次大致提出自己的立场、他妻子和孩子的需求和希望、他们对隐私的高度关注。“这对我的家庭不公平。”他说。
尼克松说他理解。他询问了更多关于最高法院及其成员的问题。他对联邦法院有强烈的兴趣和深切的关注。还有太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作为总统，他想去提供帮助。
最后，两个男人起身握手，斯图尔特离开。这次会晤比他预期的时间长了很多，但是他却感觉如释重负。
当他驱车回来，斯图尔特有些后悔，自己为了退出而编造了虚假的理由，但这对保护他的家庭却是必要的。总统坚持要提拔福塔斯是很奇怪的。这是为什么呢？斯图尔特不确定他是否做了正确的事，但是他现在的感觉比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要良好。
尼克松对法院提出了很多想法。他想要兑现自己的竞选誓言使情况好转。替换沃伦不足以动摇目前占多数的沃伦派，包括沃伦本人、福塔斯、由林登·约翰逊任命的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由艾森豪威尔任命但结果却与其期望相去甚远的另外一位大法官威廉·J.布伦南和70岁的激进自由派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其文章和法院内外的生活都引发了公众争议。尼克松窃笑地谈论着道格拉斯的第四任妻子凯西，一名25岁的法律专业的学生。“有些律所会想要聘用她。”他对埃利希曼说。
这个由五个法官组成的自由派多数团体在种族和人权问题上得到来自拜伦·怀特和雨果·布莱克的支持。一位新的保守派首席大法官是最高法院中除了沃伦以外唯一的共和党人，他与斯图尔特和哈伦是最高法院里的三位“狭义宪法解释者”，即反对广泛、自由地解释宪法。在特定的刑事案件中，怀特和布莱克可能加入了保守派，但是没人能确定。总统至少需要另外一个职位去扭转局面，而道格拉斯似乎最容易受到行政调查的影响。尼克松甫一就职就开始安排各联邦机构从事此事。仅仅在总统就职典礼的五天后，国内税收署就开始对道格拉斯的纳税申报单进行审计。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开始收集有关道格拉斯和拉斯维加斯赌场老板艾伯特·帕文之间关系的信息。道格拉斯是艾伯特·帕文基金会的董事。但是对道格拉斯展开的调查成效缓慢。
现在，另外一个追查出乎意料地启动了。约翰·米歇尔的司法部向《生活》杂志提供帮助，试图证实1966年艾比·福塔斯曾经接受由百万富翁、实业家路易斯·沃尔夫森建立的基金会提供的一笔20000美元的经费。[3]在那时，沃尔夫森已经被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并公然吹嘘他的朋友福塔斯将要利用其影响力去进行干预。沃尔夫森被控诉并随后被判有罪，福塔斯秘密地退还了20000美元。
当尼克松知道这次调查时，他意识到福塔斯的行为或许未必是犯罪。但是这是一个机会，他不但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福塔斯离开最高法院，也可以搞臭他强硬的自由主义思想。对福塔斯展开的调查成了米歇尔的第一个行动计划，尼克松亲自从椭圆形办公室发号施令，要求对他时时报告调查的进展。
5月1日，米歇尔收到了检察总长助理威廉·H.伦奎斯特发来的备忘录。备忘录上说，如果福塔斯帮助了沃尔夫森，他们可以起诉他。第二天，5月2日，埃利希曼收到了一份《生活》杂志文章的初校样张。以《最高法院的福塔斯：一个道德问题》为标题的报道是头版头条，足足铺满了6个版面。米歇尔让一名助手打电话给市里的所有重要新闻媒体，使他们注意此事。当文章在5月4日（周日）下午发布时，华盛顿沸腾了。共和党人要求弹劾；而民主党派和自由派目瞪口呆。
但是尼克松不想进行弹劾。那可能会花费很长时间并最终损害法院。尼克松想要的只是福塔斯的职位，并且他想要它完好无损，且不能贬值。辞职显然是条捷径。福塔斯和沃伦离开后，尼克松可以提名两名法官。那将终结自由派对最高法院的控制。在他任职的第一年里，他会改变最高法院的性质。
5月6日，周二，沃尔夫森向政府调查人员主动递交了一份文件，证明20000美元并非一次性支付。沃尔夫森基金会同意在他下半生每年支付其20000美元，或者支付给他的遗孀直至她离世。
当米歇尔刚结束了纽约之行，于凌晨1点30分到达杜勒斯机场时，他的助手给他看了这份文件。米歇尔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这可能是伪造的。但助手保证这是真的。消息传到总统那里，尼克松和米歇尔认为司法部长应该由厄尔·沃伦担任。随着议会和社论作者对福塔斯的攻击，来自最高法院内部的压力也会强迫其立即做决定。
汽车穿过地下车库进入最高法院。周三上午11点30分，米歇尔去办公室拜访了沃伦。会见是秘密进行的。摆出他手里的文件并提及其他事项，米歇尔概述了针对福塔斯的调查案件的进展。福塔斯和沃尔夫森之间不仅签有合同，说明了每年支付金钱的真相，米歇尔还获取了双方之间的信件往来。在这些信件中，他们讨论了S.E.C案件。在其中一封信中，沃尔夫森请求福塔斯帮助他获得总统的赦免。
沃伦向米歇尔表达谢意，感谢他提供的信息。米歇尔谈到，这件事会使每个人感觉如此尴尬。他巧妙地接近主题，说福塔斯如果自愿辞职，对其展开的犯罪调查将会“自然灭亡”。同辞职比起来，调查将会对福塔斯和最高法院造成更多伤害。沃伦领会了米歇尔想要传递的信息。
甫一开始，沃伦就对福塔斯事件感到震惊，并觉得福塔斯必须辞职。而现在，争论更加咄咄逼人了。在确保获得其他几名法官的支持后，沃伦开始了长达一周的行动，以让福塔斯辞职。只有道格拉斯公然反对。他曾是福塔斯在耶鲁法学院及华盛顿的老师和导师。道格拉斯自己曾谈过退休的问题，但他不情愿空出一个职位供尼克松填补。他决定不在法院被攻击的时候提出退休。
尽管道格拉斯对福塔斯的犯罪感到惊讶。“上帝！艾比怎么能做这样的傻事？”道格拉斯问道。
在沃伦看来，福塔斯有两个问题导致了他的行为失检。第一，作为在华盛顿的私人律师以及总统为人熟知的密友，福塔斯发了大财。进入法院工作后，他不得不减掉自己大约90%的收入，但他并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作风。
第二，沃伦总结道，作为一个在罗斯福新政时期进入华盛顿工作的聪明人，福塔斯制定规则要求他人遵守，但从未想到这些规则也适用于他。
争论激烈的会议一直在进行。一周之后的5月14日，周三，福塔斯坐在他的办公室并草拟他的辞呈。他知道所有的证据将会被封存。太棒了！尼克松致电福塔斯表示慰问。
福塔斯事件结束了，但现在其他两个自由派大法官——道格拉斯和布伦南——因为法官职责之外的经济活动而被攻击。道格拉斯因为其在艾伯特·帕文基金会年薪12000美元的高管职位而被批评。在最高法院工作30年，道格拉斯习惯于遭受政治攻击。但是福塔斯事件让事情从不同的角度被认识。他决定5月21日从基金会辞职。
一些保守派追随63岁的布伦南。新闻报道针对他与福塔斯和其他级别更低的法官（包括贝兹伦）共同投资的价值15000美元的房产提出了一些问题。布伦南因这些批评感到受了伤害。他在纽瓦克贫民窟长大，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政治上的尔虞我诈。他父亲是爱尔兰移民，后成为工会领导，是民主党政客，也是警察专员。在一家私人律所短暂工作后，布伦南在州法庭工作，之后成为上诉法院的法官。1956年，艾森豪威尔从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将他提拔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伦南的生涯成了一个通过谨言慎行从事公务而步步高升的典范。媒体暗示，在对其他法官作出的裁判进行复审时，与这些法官共享资产的事实可能会影响复审结果。他对此怒不可遏。他怀疑这些攻击是受到怨恨他的人的指使，他们嫉妒他在沃伦法院的核心地位，怨恨他坚决拥护工会和公民权，以及他投票赞成限制警察的权力。
5月，布伦南决定降低他的身段。“好吧，伙计们，”他说着，走进他助理的办公室，“计划全部取消。”他正式取消了将来所有的演讲计划，放弃了房产投资上的红利，卖掉了他的股票，辞去了他暑假在纽约大学兼任的教职，甚至从哈佛大学董事会辞职。除了最高法院的工作、他的家庭和到教堂做礼拜，他放弃了所有活动。
一个认为布伦南反应过度的助理开玩笑问他：“你写信给罗马教皇了吗？”
布伦南，这个最高法院里唯一的天主教徒，并没有被逗笑。
总统的任命
福塔斯辞职后的那个周末，尼克松身在马里兰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自由派因福塔斯事件被揭露而被搞得头晕目眩。选出首席大法官的时机到了，这也许是他作为总统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米歇尔准备了上诉法院法官的名单。尼克松心中的理想人选是一个具有丰富司法经验的人，且其想法具有可预测性。他不仅应是自己的密友或政治盟友，同时又应是一个正直、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人，足够年轻，可以任职至少十年。
沃伦·E.伯格。
5月19日，总统指示米歇尔，应由联邦调查局开展必要的调查活动，并将结果马上汇报给他。伯格通过了考核。周三，5月21日，尼克松告诉米歇尔，正式任命伯格。
直到在米歇尔的办公室，沃伦才得知他将被任命为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他马上接受了。任命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足够了，首席大法官的任命让他难以置信。他已经感受到了与这些人以及米歇尔、尼克松的亲密关系。他们是政府的当权者，是他们将他从众人中挑选出来的。
尼克松痴迷于将任命消息保密，直到他可以在国家电视台宣布的那晚。伯格将被悄悄送到白宫。他们将一起在镜头前大步迈过而不会走漏消息。总统是舞台总监，他派出一个助手将伯格和夫人带进来。他安排好交通工具、控制好时机和次序。埃利希曼细细观察，他认为尼克松对保守秘密和对任命一样感兴趣。显而易见，尼克松觉得如果他公开宣布任命前没有走漏消息，他就比媒体高出一筹。
伯格回家让家人做好准备，确保每个人都在典礼上看起来得体庄重。他们在早上六点被接走，前往财政部，被引进地下室并穿过一条很长的汽车隧道。他们来到白宫，6点57分走入电梯，就在直播开始前三分钟。
总统正在等候，他向伯格走过去。
“好吧，你能接受这项工作吗？”尼克松问道。
伯格停顿了一下。“你知道，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些滑稽，”他说，“但是今天下午我想到这个问题，我有些担心。”当然他会接受，但是他意识到他肩负着重大责任。
当他们站着闲聊时，伯格说：“当我们有更多时间讨论时，我想为此感谢你。”
尼克松说他想邀请伯格在典礼之后喝咖啡，并见一见内阁成员和他们的夫人。他紧张地补充道：“我很抱歉，我们不能邀请你共进晚餐了，因为这太过了。”
“别担心，总统先生，”伯格说，“今天下午过后，我只想回家休息了。”
晚上七点，尼克松和伯格走到摄像机前。第二天早上，首席大法官的任命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写道，伯格“经验丰富、勤勉，他是中产阶级、中年，信奉中庸之道，来自中西部，长老会成员，井井有条且英俊潇洒”。他注意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团体的沮丧，并补充道：“相关人士因总统没有将助理法官斯图尔特任命为首席大法官而感到悲伤。”《纽约时报》也引用了一位与伯格在上诉法院共事的不知名的法官的话：“伯格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他会不知不觉地令你站到反对派一方。认为他能够将法院团结成一体——正如一个首席大法官应做的那样——这仅仅是一个梦。”
许多认识伯格的老对头贝兹伦的人怀疑，这段评价来自他。但是贝兹伦否认自己这么对媒体说过。“我说不出话来，而且病了一个星期。”他说。
伯格待在家里以躲避记者，他们聚集在他位于弗吉尼亚阿灵顿家里的私家车道的尽头。即使他外出，他仍要求记者和摄影师远离上诉法院的五楼，他的办公室所在地。之后，他听说媒体无视他的要求而把大厅占满。“他们进入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贝兹伦，”伯格告诉他的下属，“如果我证实这是真的，我将会给他一拳。”
伯格预计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批准对其任命的听证会可能是一场血腥的斗争。在被移送到参议院全体会议投票表决前，他任职首席大法官的提名必须经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批准。他预料到整个自由派利益集团联盟会计划攻击他。“他们试图打垮我。”当他郁闷地思索着将要发生的一切时，他这样对助手说。沃伦的对立面包括贝兹伦、哥伦比亚地区上诉法院自由派法官和其他像布伦南一样的自由派法官。此外，还有那些只配给大人物拎包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从贝兹伦的助手做到最高法院布伦南的助理，之后可能在国会办公楼找到工作。在那里他们会对爱德华·M.肯尼迪之类的自由派参议员说三道四。
伯格知道肯尼迪肯定会带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反对派攻击他。作为一名共和党被提名人，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前，肯定会感受到很大压力。尼克松宣布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这是对自由派的公开挑战。
伯格与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詹姆斯·O.伊斯特兰讨论批准程序。这个年老的保守派人士肯定是支持他的。伊斯特兰将自己的私人律师罗杰·罗伯推荐给伯格，让伯格请他在听证会上为其提供帮助。罗杰·罗伯早就是伯格的密友，伯格接受了这个建议。二人在水门大厦设立了一间办公室，在那里将相关记录和先前的观点进行汇总，尽力预想自由派会将什么问题抛向伯格。他们也从律师协会、法学院院长、有影响力的私人律师那里寻求支持。
某天，伯格来到最高法院，顺便拜访了布伦南，这个沃伦法院时期统一战线的缔造者。伯格知道布伦南凭借其敏锐的直觉和对政治谋略的热情，成了沃伦法院期间自由派团体中的核心战略家。当伯格顺着南边走廊进入布伦南的办公室时，他穿过了布伦南助理们所在的办公室。那里的墙上挂着一只可笑的尼克松的橡胶面具，是由反战人士和反对总统的人发起的反对总统就职的示威游行的纪念品。他认出布伦南的一位助理正是前些年贝兹伦的助理。助理计划在任期末去为肯尼迪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效力。
知道布伦南不在办公室，伯格转身离开。在门的内侧是一张黑人权力运动的海报，紧握的拳头高高举起。伯格明白了他需要与什么对抗。布伦南的法律助理与他价值观不同。从贝兹伦到布伦南到肯尼迪，他们属于不同的世界。
6月3日，周二，提名两周之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开始了。会议于上午10点35分开始举行，伯格已经准备好了。他身后的观众席坐着6位美国律协的前任会长，11位联邦律协的前任会长和12位哥伦比亚地区律协的前任会长。所有人都准备支持对他的提名。
伊斯特兰和委员会其他成员问了伯格几个简单的问题。终于，弓着身子的伊斯特兰转向了那个人，伯格确信他会给自己制造点麻烦。
“肯尼迪参议员。”伊斯特兰嘟哝着。
“我没有问题，主席先生。”肯尼迪用他自信的波士顿口音回答道。
每个参议员轮流提问，没有一句批评的声音。成员们看上去在争先恐后地赞美伯格并攻击沃伦法院。听证会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伯格狂喜不已。委员会一致向参议院推荐他。6天之后，参议院以74对3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提名。从提名到确认的过程只用了短短18天。
一周之后，仅在他宣誓就任首席大法官一周之前，伯格在他上诉法院的办公室里获知了一些令他十分沮丧的消息。最高法院宣布，推翻他所在的上诉法院的判决，案件涉及一个高调的黑人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鲍威尔诉麦科马克案（Powell v.McCormack）］。投票结果是压倒多数的7∶1，只有斯图尔特投了反对票。沃伦自己撰写了多数意见。媒体又可以大显身手了。
因鲍威尔曾嘲笑一起诽谤案的判决并据称滥用资金，众议院投票罢免了其职位。伯格支持众议院的意见，他的意见是三个各不相同的意见之一。鲍威尔上诉至最高法院，现在沃伦宣布，压倒多数的意见认为国会不应拿掉这位议员的职位。这一撤销判决是沃伦法院激进主义的典型例证，伯格却认为这是干预。那一年他的判决已经被推翻过两次，但是这是自他被提名以来的第一次。沃伦有办法避免对他的直接攻击，或许通过一份没署名的判决意见。但被最高法院推翻判决，将会变成过去式。他为此感到欣慰。再过一周，沃伦时代将终结。
伯格向自己发誓他会立马抓住权力的缰绳。大卫·贝兹伦将是他的榜样。六年以来他嫉妒地看着贝兹伦利用其首席法官的职位确立自己的理念。作为上诉法院的发言人，作为高级法官和首席行政官，贝兹伦能够指派额外的法律助理，控制办公空间、日常物资和配备，这些决定了工作环境令人愉悦还是让人厌烦。他对同事特别是新法官的影响力堪称传奇。他们全都轻易地为他的魅力所倾倒。对于伯格来说，这是一场已经结束的斗争，是过去的事了。
之后的那周，伯格离开他在上诉法院的办公室，前往宾斯法尼亚大街会见司法部副部长欧文·N.格里斯沃德，他负责在最高法院为涉及联邦政府的案件陈述意见。格里斯沃德持有由总统和司法部长签署的任命伯格的总统委任状。这份委任状将在就职仪式前被递交给最高法院。
格里斯沃德和伯格乘坐出租车来到最高法院，沃伦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他。鲍威尔案让他耿耿于怀。“我不想判决支持鲍威尔。”沃伦告诉他。
格里斯沃德认为沃伦将会解释他对于推翻下一任首席大法官判决的难处和尴尬——也许道歉，当然，当他见到他们时他不得不说。但沃伦告诉他们他不喜欢，并对不得不判决支持他表示遗憾。鲍威尔是一个耻辱，沃伦说。但是作为一项法律问题，不能让国会以这种方式排除其成员。在罢免鲍威尔职务的同时，国会在行使一个绝对的、不受审查的权力，该权力可以决定谁能够胜任国会议员的职位。这与宪法背道而驰。“毫无疑问，”沃伦评论，“不可能作出其他判决。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
我的天哪，格里斯沃德想，沃伦绝不能意识到伯格是他所推翻判决的下级法院法官。格里斯沃德知道沃伦没有亲自撰写判决，但是他果真与此无关吗？格里斯沃德小心翼翼地避免直视伯格。他应该面带微笑的，或许伯格不认为有一点好笑的地方。会面很快结束了，当他们走出来时，伯格温和地对沃伦的评价耸肩表示蔑视。“他确实不赞成我在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案中所做的一切。”他告诉格里斯沃德。
伯格曾听说过沃伦委派他的助理帮他写判决意见。这只是他将会阻止的众多做法之一。在他看来，沃伦传奇是捏造的。他认为沃伦草率、有过强的政治动机、对结果比对法律推理更有兴趣。他是一个希望流芳百世的人，却没有知识分子的诚实。伯格曾轻蔑地对他的助理说过沃伦的自由主义。来得太晚了，他说。沃伦曾与加州共和党右翼分子结盟，恐怕也是一个维护州权利的斗士。作为州长，他坚决支持在二战期间收容美籍日裔人员。作为地方检察官，他曾授权在三海里的领海界限内搜查可疑的非法船只和人员。伯格告诉他的助手，沃伦是一个“当有回报时就是右翼分子，当时代潮流改变时他就会全身而退”的人。
6月23日，伯格正式入职最高法院。总统、司法部长米歇尔、其他上级司法部门官员，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和法律执行机构的共和党成员参加了其就职仪式。
因为这是任期的最后一天，沃伦法院首先发布了他最后的三份判决。三份判决都是刑事判决，有效地推翻了三个保守的先例。它们恰恰是尼克松所反对的那类判决。
尼克松身着正式燕尾服，面无表情。当最后一份判决书被宣读时，沃伦发现了总统。尼克松站到讲台上。“只有一个考验比总统记者招待会更具有挑战性，那就是在最高法院出庭。”他回顾了沃伦的职业生涯并赞扬了这位首席大法官。但是他补充道：“首席大法官在最高法院创造纪录，其特点可以从多个方面描述。”
作为回应，沃伦给出了一段讲话——他在位期间的最后一段话——看上去直接针对尼克松。含蓄的亲切中透出一种刻薄。他的主题连贯。“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能介入最高法院的事务，这是一个连续的主体……法院根据当今的问题使宪法永恒的原则得以发展。”这是沃伦以其自己的方式表明，理查德·尼克松也会成为过去。沃伦说，最高法院只为“公共利益”服务，只受宪法和作为独立个体的法官的“良心”引导。沃伦还说，他离开这个职位，满怀与其他大法官的深厚友谊，“尽管我们在如此多的问题上有过分歧”。
“所以我是愉快地离开的，总统先生，我希望我的继任者能在最高法院任职期间收获巨大的快乐和成功。”
注释：
[1]《最高法院：正义和法律》，载《国会季刊》第二版，第163页。
[2]联邦司法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地区法院有大概600名法官，作为联邦法院系统的第一层次，由这些法官听审案件；巡回上诉法院是中间层次的法院，共有11个，从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新英格兰地区各州）到第十巡回上诉法院（西部各州）根据数字依次命名，再加上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每个巡回法院有4至14名上诉法院法官。这些法官审理地区法院的上诉案件，解释宪法、最高法院的裁定和联邦法律。最高法院有9名法官，对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裁决进行复审，同时处理其他事项，如各州之间的争议。
[3]在一份1969年6月2日递交给总检察长米歇尔的备忘录中，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说，联邦调查局从可靠的信息来源得知：“在对前最高法院大法官艾博·福塔斯的调查中，司法部为《生活》杂志的撰稿人威廉·兰伯特提供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不仅使兰伯特得以揭露福塔斯与沃尔夫森基金会的关系，还为其调查此事提供了信息。”胡佛没有提到任何个人的名字，而仅提到了司法部。这一点颇有深意。这就意味着，他所称的可靠信息来源表明，消息泄露是官方性质的，可能经过了米歇尔的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