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三 法庭陈述及其他：他和同伴充满幸福的聚集地

（GYZ006—006—004）证人尹云英法庭外调查记录：

民国三十一年的春节是忙碌的，也是喜庆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向日本宣战，憋气了多年的中国终于脱掉隐忍的斗篷，正式向日本宣战了。开年后，二十六国《联合国家宣言》在华盛顿签署，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消息传来那天，从不饮酒的知堂激动地倒了一杯酒，站在先总理遗像前，仰头饮掉杯里的酒。

“中国的曙光，中国的曙光啊！”知堂颤抖着声音说。

经过十多年的争吵，英国同意印度独立，英印总督邀请刚刚就任中国战区最高长官的委员长春节期间出访印度，协商中印缅共同防御事宜，知堂是代表团随员之一。梅[59]当然要去。她从没表现出和苏西[60]抢第一夫人位置的欲望，但她比任何人都知道夫人外交对中国有多么重要。这一年，梅要做两件事，成为白宫尊贵的客人，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广泛会见世界妇女运动领袖，倡导中国妇女运动。委员长在印度要会见甘地、尼赫鲁和真纳[61]，梅则要会见潘迪特夫人[62]和奈都夫人[63]。奈都夫人是女诗人，名气不在泰戈尔之下，我翻译过她用英语创作的《神笛》和《折断的翅膀》，发表在《妇女杂志》上，梅读过，她约我去黄山官邸谈谈奈都夫人。

梅告诉我，两个月前的12月20日，陈纳德的援华飞行队在昆明首度迎战日军的轰炸机群，我方的P-40S战斗机把日寇的三菱KI21型轰炸机打得落花流水。梅虽然已辞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可仍是空军之母，代表团从昆明出境前，她要宴请陈纳德和他的小伙子们，当面告诉他们，“当你们翱翔天空时，无异于用火焰在天空中写下一个永恒的真理，给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不可以征服。”梅已经要人去江西接千兰，她要带着“空军之花”去见那些空中英雄。

我高兴地从黄山官邸回到家，准备把千兰的事情告诉知堂。知堂在书房里和人通电话，在电话里和对方吵得很厉害，听上去，是青年军入缅作战的事情。我没有打扰他，回到客厅，一边倒水，一边把从梅那儿听到的“12·20”空战说给朱秘书听。

“国防物资供应部的人告诉我，运到国内的第一批P-40S战斗机有漱石的功劳，这孩子太不简单了！”我啜了一口水，喜滋滋地说。

朱秘书不看我，吞吞吐吐，说刚接到7战区长官公署发来的电报，漱石失踪了。我愣一下，问怎么回事。朱秘书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日本进攻香港，漱石为一批军用物资滞留在那里，没有出来，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我急了，失手掉落水杯。等知堂通完电话，我问他是否知道漱石的情况。知堂知道，而且知道香港战事期间，漱石去过军事代表使团陈策处请求帮助。可以确定，他和他的小组四人都在香港，还带着国防委员会四局一位负伤的少校。见我反应不过来，知堂简单解释，香港失陷，断掉了国内最后的战争物资供应线，国府非常震惊，比这个更糟糕的是，英、美、中对日宣战并未使形势向着中国一方好转，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快速扩大他们的战果，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全面撤退，军事委员会正在调整作战态势。知堂安慰我，以漱石的怯懦性格，断不会主动参加作战，即使陷足香港，小心一点，不会有什么事情，要我再等等消息。

3月份过去了，漱石仍然没有消息。我不断和7战区联系，到了4月份，情况越来越糟糕，大量滞留香港的政府人员回到内地，漱石却没有音信，战区已经将他的小组列入失踪者名单。

我不能再和知堂讨论这件事。我知道他面子上过不去。我给南茜[64]打电话，打听香港的情况。日本人进攻香港第二天，她和苏西从炸烂的香港机场强行起飞，返回重庆。我真是晕了头，宋家人是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朋友，他们知道全世界发生了什么，但怎么可能知道一个小小国军中尉的事？

我绝望了。漱石可能在突如其来的战争中遇难，不然不会小组四个人，一个都没跑出来。

“听白殉国，以山亡命朝鲜，平蝶音信杳然，现在轮到漱石了。”我完全失控了，流着泪歇斯底里对丈夫喊，“郁家的孩子，总要留一个吧？”

我丈夫阴沉着脸，远远站在客厅的另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头顶上是先总理肃杀的遗像。他喜欢站在那里，和遗像在一起。可遗像不说话，他们都不说话！

（GYB006—003—053）辩护律师冼宗白陈述：

尊敬的庭上、审判官：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六日，我的当事人滞留香港，19天后，他在大潭水库被捕，做了日军的俘虏。在此之前，他的小组其他成员全部战死，至少，他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我的当事人被俘后，日军第228联队士兵立即炸毁了大潭水库供水设备，致使香港岛全面断水。正如我的当事人不知道他何以要承担D战俘营屠杀事件的指控，他也不知道，是否因为他的贸然行动促使仍在顽强作战的守军最终竖起白旗，他该对香港的失陷负责。

我的当事人被俘后，和几十名在黄泥涌山道被俘的印度战俘关在聂高信山脚下一座锡矿仓库里。日本士兵要我的当事人面朝下，双手抱头，趴在地上不许动。印度兵则不必，他们可以坐着，而且不用脱下上衣和鞋子。我的当事人趴在冰冷的洋灰地上，直到天大亮，日本士兵进来带俘虏们离开。一位戴眼镜的日军曹长对我的当事人说，印度人救了他，他暂时不会被杀死，因为上面有命令，印度兵只要投降就会得到优待，他们不会当着印度兵的面射击他的脑袋。

我的当事人被送进与圣士提反书院一墙之隔的赤柱拘留营[65]。港岛最后的激战正是发生在赤柱半岛上，拘留营中差不多关押进数百名被俘或放下武器的英军。当天下午，响彻港岛的枪炮声突然稀疏下来。到了晚上，我的当事人听说守军打出白旗，向日军投降了。

香港攻防战结束了，这个消息并没有给我的当事人带来太多的震撼，更多从赤柱炮台方向押来的战俘正在源源不断到来，很快把拘留营挤满。

12月27日凌晨，日军提审了我的当事人。这之前，他有足够时间考虑一些事情。

尊敬的庭上、审判官，正如你们所知，我的当事人有一个在战时最高军事机构担任要职的父亲，淞沪战争结束后，他父亲参与了国防建设计划和全面整军计划的制订，是《国防设施纲要草案》和《民国二十六年国防作战计划》的主要起草者。在由外交部推荐入职国防物资供应局时，我的当事人被要求背诵保密守则，其中一条是，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家庭情况。事情很清楚，对我的当事人来说，家庭背景是倒悬之患，不可言宣，严守秘密意味着他能为自己赢得更多活下来的机会。

在关进赤柱拘留营后的一天半时间里，我的当事人回忆了所有他能够使用的条件，他决定利用自己副官的家族背景应付日本人。

负责审问我当事人的是木翦少尉。我的当事人告诉这位军官，他是南洋人，家里的独子，家族做猪鬃生意，他在日本读过几年书，跟人学了点英语，一年前到广东收货款，被国军拉了差，在部队担任一般性传译工作，战争爆发前一周，他随绥靖公署一名副官入港看望公署余主任夫人上官贤德女士，因此滞留在香港。至于他为什么会在大潭水库被俘，他说了实话，他去那里试图修复坏掉的供水设备，以便人们不至于渴死，不然他没法交代他和他的小组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并且携带着武器。

木翦少尉的助手认真记下上述交代。我的当事人则非常关心另一件事情。

“你们的士兵说我会被杀死，是真的吗？”

“啊，抱歉，开战前的确接到命令，抓到的战俘都要杀死，”少尉有些不好意思地抻了抻脏兮兮的帽檐，“以后嘛，总督宣布投降了，杀死就没有必要了。”

审讯很快结束，木翦少尉让人给我的当事人取来一只装满干净水的水壶和几块饼干，叫卫生兵为他处理了胳膊和脖子上的伤口，然后客气地告诉他，他暂时还不能休息，他们有事情需要他帮助。

恢复脱臼的胳膊费了一点力气，卫生兵差点没把我的当事人胳膊掰断，不过我的当事人被树枝划破的脖颈和几天前胳膊上留下的枪伤毕竟接受了正规处理。

我的当事人被带到另外一栋楼，那里正在审理原来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为人满为患的战俘腾出营房。我的当事人和一名原监狱管理员被安排为两名日军军官当传译，处理华裔犯人。他很快看出日军处置犯人的原则：凡一般刑事罪，犯人当场释放；凡境内安全、公共秩序、妨碍司法罪，犯人会被带走；凡妨碍市场、危害征税、侵犯他人财产、破坏公共卫生、私贩鸦片、风化罪等，犯人会被当场拖出去枪毙。

工作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结束。日军特工送来几名亲日华人，这样，日本人就不再需要我的当事人了。

我的当事人没有听到殖民地总督在他被俘几个小时以后通过岛上电力不足的电台发表的圣诞文告广播。在他关进拘留营四天后，他见到了英军上尉卡罗尔·德顿·哈罗德。皇家海军绘图官德顿是我的当事人在殖民地驻军中的一位熟人，25日晚上，他随英军总司令部的军官们一起放下武器，执行投降令。他没有参加作战，身上很干净，只是换了一套土黄色热带作战服，这和他在其他场合穿着的白色宴会礼服、舞会礼服和佩戴流苏肩章的双排扣大衣样式有所不同，多少有点战争气氛。英军宣布投降后，三军司令部人员被羁押在驻地三天，有足够的时间计划未来生活。正式入营时，德顿上尉带上了装满袜子、餐盒、防蚊面罩、洗涤用具、剃须刀、羊毛套头帽、备用鞋带、饮用水消毒药片、应急口粮和巧克力的37版便携包，军官们大体和他差不多，都带着自己的行囊。

德顿告诉我的当事人，总督爵士的圣诞文告非常优美，充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骄傲和乔治五世时代的伤感，与它鼓励士兵们坚持作战、守住港岛的悲壮内容极不相符；它让很多被退弹仓蹦出的弹壳烫得满脸伤疤的士兵泪流满面，继续向蜂拥而至的日本士兵射出一发发绝望的子弹，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香港在1941年圣诞节当天沦陷，占领军翌日举行了入城式，他们给圣士提反的信徒们送了一份大礼[66]，放假三天，庆祝新年。日军士兵们大肆抢劫奸淫，港九两地商铺被洗劫一空，数以千计妇女被凌辱。两名25日增援进港的日军士兵因为没有参加攻击战斗，有所不甘，相约去湾仔区街头杀人，方式是寻找百步外无法辨认性别者，预估男女，开枪射击，然后前往核查，若猜错性别，则由另一人力掴脸颊，再择目标竞赌，循环往复，直至其中一人认输。

关于香港最后沦陷的情况，我的当事人是听德顿上尉说的。

德顿上尉告诉我的当事人，25日早上，也就是我的当事人被俘几小时后，日军指使被日方控制的港府立法局议员萧尔德向马克·扬格爵士劝降，遭到爵士再次拒绝。日军遂于中午加强了对港岛各要塞的炮击和地面作战。爵士向英国殖民部发电报，称香港进入市区巷战，守军已无扭转战局机会，他担心日军会采取屠城报复。当天下午，守军总司令玛尔特比少将通知爵士，北线阵地悉数失守，西旅已经瓦解，各要塞弹药不足，继续战斗下去已无意义。爵士听从了军事总指挥官的建议，宣布守军停止战斗，向日军投降，并于黄昏时分率守军最高指挥官渡海至九龙半岛酒店日军司令部向酒井隆司令官履行投降。

当可敬的总督在半岛酒店336室借着微弱的烛光在投降书上签下他漂亮的花体名时，赤柱一带仍有激烈的枪炮声传来。东旅残存的一部官兵不相信投降令，仍用赤柱炮台9.2英寸大炮猛轰日军229联队，继续抵抗进攻，直到27日太阳升起的时候，抵抗才最终结束。

更壮烈的抵抗发生在维多利亚湾海上。指挥官是中国海军少将陈策。

何塞·邦邦·桑切斯，菲律宾军事情报局中尉，他在日后成为我当事人的朋友。他告诉我的当事人，马克·扬格总督向日军投降前，给中华民国驻港澳总代表陈策将军打电话，告诉陈将军，守军决定放下武器向日军投降，询问陈将军的想法。

“我是中国人，决不向小鬼子投降。”陈将军平静地在电话那头说，“我决意突围，如果爵士的人有不愿投降者，请他们到海军码头等我。”

陈策将军放下电话，换上中华民国海军军服，点燃一支雪茄，手执柯尔特左轮手枪，大步下楼，走出银行，带着随员穿过下亚厘毕道，抵达海军码头，与皇家海军第2鱼雷艇队司令简地少校会合。

30多名英国军官已经等在码头上，他们当中有英国驻港情报处长麦道高中校、作战参谋高宁少校、空军司令敖福德少校、“知更鸟舰”舰长满地高少校、Z部队司令简道尔少校、高级警司鲁宾逊、米杜息营吉士特上尉和麦美廉上尉。

当总督和玛尔特比司令官渡海去日军司令部递交投降书的同时，突围部队也在陈策将军的率领下乘上快艇，强行穿过维多利亚海向鸭俐湾驶去，以便换乘事先等在那里的鱼雷艇逃亡出海。突围途中，陈将军的手腕被子弹击中，炮弹将他所乘炮艇轮机炸毁。陈将军负痛大骂，解下假肢，连同藏在假肢中的数万元美钞抛入海中，弃船跃入海水，在副官徐亨的帮助下，凭一手一足泅至鸭俐湾。

陈将军一行离开海军码头时，菲律宾人邦邦和一些国家的情报人员也在场。因为不会泅水，他们放弃了跟随陈将军突围的打算。放弃突围的还有先总理的保镖，著名的双枪将高翰先生，他送宋氏姐妹离港后，留下照顾宋家在港产业，到码头为陈将军送行。

菲律宾军情报官邦邦没有参加发生在新界、九龙和港岛上的18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宣布菲律宾为敌性国，他在岛上四处躲藏，直到一个月后被华人警察在一所教会学校里抓住。

邦邦与我的当事人最早的接触是由一份传单引起的。

“我们是盟军了。”邦邦递给我的当事人一份传单，告诉他自己被俘前几天，英文报纸报道了同盟国建立的消息，“作为战俘，也许你们和我们略有不同。”

事后，我找到我当事人提到的那份传单样本，它们是12月28日日军入城仪式时由飞机投下的：

我大日本帝国皇军高举圣战旗帜，攻略香港之举，是为推翻白色人种侵略者的势力，通过有色人种的大团结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着几千年的友好关系，现在正要停止兄弟阋墙的愚蠢举动，紧紧携起手来，建设东亚新秩序。

我的当事人在赤柱拘留营度过了最初十几天惶惶不安的战俘生活。那段时间，不断有战俘被押解进拘留营，也不断有战俘逃跑。我的当事人尝试过逃跑，可惜他错过了机会。战俘逃亡事件引起了日方注意，赤柱拘留营新营长山下中佐走马上任后，下令射杀所有企图逃跑的战俘，我的当事人决定放弃这个打算。

我的当事人认识山下中佐。中佐战前是告罗士打酒店的日裔理发师，为人亲切，有一手不错的手艺，客人中有两任港督和英国远东情报处处长，没有人把这位温文尔雅、热爱文艺复兴艺术、按时到圣约翰座堂做礼拜的小个子东方理发师和间谍身份联系起来。

关于间谍问题，控方多次提到此事，并援引证人供状，辩方在此多说几句。

众所周知，自一战起，香港就是各国情报人员活跃之地，唯有日本国用心极深。阪田实盛的事情世人皆知，此人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中日战争爆发后南下香港，与殖民地政府高官多有来往，和江海大盗也有不错的交情，私下联络三合会头目骆宾山以“天佑组”名义秘密组织“第五纵队”[67]。1940年5月，港英政府将阪田实盛逮捕，三合会竟协助他成功越狱。阪田实盛曾炫耀，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夺取香港，此话并非吹大法螺，香港攻防战前数月，日本间谍部门“香港机关”冈田芳政中佐计划在10月份以“天佑组”成员制造混乱，冲击殖民政府管制，另以台籍日人谢文达指挥逾万河南土匪组成的“中华人民自治救国集团军”解放香港，该计划因未获东京批准而搁置。

旧历年后，维湾两岸各战俘营已经关押了10947名战俘，其中英军5072名，加军1689名，印军3829名，华人和混血士兵357名，另有约3000名欧美平民在3月份后将陆续关押进赤柱拘留营。

1942年1月31日，香港俘虏收容所正式成立，战俘总营指挥官德永德大佐下令对关押在赤柱拘留营的战俘进行疏散，英军战俘迁往深水埗军营，加军战俘迁往北角军营，印籍士兵迁往马头涌集中营，高级军官则迁往亚皆老街集中营，前港府官员送进赤柱监狱，拘留营腾出来关押敌对国平民。

我的当事人离开赤柱拘留营时，一大批港英官员和交战国平民走进拘留营。我的当事人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他是陈纳德少校的随员，美国人约瑟夫·艾尔索普，他们曾经在华盛顿见过面。约瑟夫滑稽地将几套衣裳穿在身上，头上戴着几顶摞在一起的帽子，毛毯围在脖子上，携带着大型旅行箱，和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走在一起，两人说着什么。更多人拖儿带女，带着所有能够带上的行李，这让我的当事人非常纳闷。他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像是在搬家。他会在日后为自己的短视后悔。

我的当事人和一些战俘被押上日产大鼻子军车，离开赤柱，在维海南岸登上轮渡。战俘中有英国人、加拿大人、印度人、荷兰人，约五百人。

天气阴冷，街上有日军的广播车响着喇叭驶过，码头上挤满“归乡委员会”组织的返乡百姓。那些戴着毡帽和斗笠、梳着刘海和一字鬏绾发、穿着莨菪布衫和敞裆裤、脸上带着傻呵呵微笑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挑着担子，挎着细软，争先恐后挤上占领军征用的客轮，想要尽早离开沦陷区，回到内地老家。

轮渡绕过两艘耀武扬威的日舰，从打废在维海中的一艘英国军舰边上驶过，那是皇家海军唯一留港的“色雷斯人”号驱逐舰，桅杆上的米字旗和皇家海军旗已经被卸下，12月14日它突入维多利亚港，炮击日军船只，不幸触礁受损，还没来得及拖走。

船到九龙后，战俘们并没有被送进战俘营，而是被押上火车。战事结束后，粤港线被快速修复，火车站有大量返乡民众等待在那里，人们像听话的羊群，秩序井然，并无乱象。

我的当事人不知道，离他不远的深水埗码头，攻下香港的第38师团最后一个联队正在登上运兵船。该师团已于数天前调往荷属爪哇参加新的作战。那些让他彻底改变命运的军人，他们隔着午后弥漫的柴油废气，就此别过，再无交集。

火车过了深圳河，进入宝安县。战俘们被命令在深圳墟火车站下车，那里已经有一批英军和印军战俘在等待。英军战俘部分是三军司令部人员，部分是米德萨斯营和苏格兰营官兵，他们穿着杂乱，粗布常装、训练用军便服、海军常服、伞兵工作服、防水迷彩服、杂役工作服，什么样式都有。印度战俘属于旁遮普营和拉吉普营，着装相对统一，埃尔特克斯式热带短袖衬衫，高腰吊带斜纹布短裤，无趾长筒袜和MK式头盔，锡克教人包着厚厚的包头，很容易辨认。加拿大战俘最狼狈，他们抵港不足一个月，在港岛争夺战中抵抗最惨烈，除东旅部分官兵，差不多都在战场上被俘，没有携带私人用品，不少人还挂着彩。

我的当事人在人群中看见了德顿上尉和菲律宾人邦邦。几天前，他俩离开赤柱，转移到别的战俘营，现在他们又见面了。我的当事人高兴地向德顿招手，而德顿在喊一位同伴。那名英军战俘朝一边的蚝田跑，去找地方小解。押解的日军士兵叫那名战俘站住，战俘没站住。日军开枪，战俘一头冲进黑乎乎的蚝田里，不动了。

战俘队伍炸了。日军士兵连续向战俘脚下和头顶开枪。战俘们吓得抱着头蹲在地上。德顿不蹲，气愤地要找日军评理。我的当事人跑出人群，把德顿拉回队伍，告诉他，日本人认为投降是羞耻的行径，他们自己也不投降，士兵失去联络一星期以上，归队就要被枪毙。德顿吃惊地看着我的当事人。邦邦在人群中朝他俩看，菲律宾人很冷静，好像这事与他无关。

战俘被驱赶上等在那里的军车。车在颠簸不平的山道上行进，很快驶入热带森林。当汽车无法再往前行驶时，日军将战俘们驱赶下车，要求两人一列，每10人用绳子拴成一队，押解着他们在密林中徒步行走。

这里是花岗岩地质，赤红壤泥土，密林中生长着高大的湿地松、土沉香、红胶木和台湾相思树，越往前走，树林越密，腐叶没过脚脖，踩下去咕噜咕噜冒黑水。战俘们轮流用刀砍出一条路，在高木蔽日空气溽湿的丛林中走了整整三天。队伍曾经迷失了方向，绕出一段不短的距离，路上，一名印军战俘和两名加军战俘不慎掉下悬崖摔死，七名战俘因带着伤，力气耗尽，被押送的日军拖进丛林中处决。

第四天下午，邦邦凑近我的当事人，小声告诉他，队伍并没有走远，差不多有六成路是在兜圈子。大概日军也走烦了，把队伍带出丛林，带到海边，下令停下。

隔着狭窄的海峡，我的当事人看到了燊岛。那是一座美丽而幽静的离岛，岛上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植被，一大群鸟儿在树林上空盘旋。我的当事人并不知道，他将在这座岛上待满三年零五个月。

由于合议庭驳回了辩方二审开庭审理的请求，同时驳回了辩方直接证词原则和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询问的申请，辩方的辩护意见和证人证词只能采取书面方式送达庭上，关于D战俘营的情况，请庭上参阅证人书面证词及法庭外调查记录。

（GYZ006—005—002）证人矢尺大介法庭外调查记录：

昭和十七年春天，德永德总营长来D营视察，大佐感慨地说，虽然是羁押战俘的地方，D营的风光可以和九州祖母山媲美，真是令人羡慕啊！

燊岛四面环海，西边隔海与吉澳群岛相望，南边隔海与西贡半岛相望，东边隔海与大鹏半岛相望，北边隔着一道狭窄的海峡与大陆相连，岛上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没有原住民。

D战俘营建在燊岛的东南角峡谷中，由清国水师兵营改建而成，防守外海的水军所城吧。明治三十一年，英人强租新界，借口辖区受到威胁，把驻扎该岛的一协清国官兵驱逐出岛，兵营弃用，日久荒芜。昭和十三年，21军攻击广东，第一登陆地点大亚湾离兵营不足两百町步。古庄干朗中将占领广州后，根据陆军省第12209号文件[68]建立战俘营，关押重庆军和华南反日匪徒。战俘营共六处，燊岛上的清国水师所城石料坚固，修缮起来容易，得以启用。燊岛地处宝（安）惠（州）之间，两地反日武装活跃，除驻扎深圳的酒井隆第38师团，淡水和惠阳分别驻有鹈泽尚信的第129师团和末藤知文的第104师团，警备力量不用担心。

昭和十五年，在21军基础上成立南方军，负责法属支那和香港地区作战。12月陆军省设立俘虏管理部，公布第1182号《俘虏收容所敕令》，战争爆发前命令加速扩建D营，以便关押英美联军战俘[69]。战争爆发后，我大日本南方军席卷英美联军，滇缅战场方面完全切断通往中国战场的补给线。军部预料，切断滇缅补给线数月后，影响将迅速达及中国，最终达到以征服中国来彻底解决大东亚圣战核心问题。就连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德将军也预言，重庆政权会与大日本帝国缔结停战协议，让美国人独自留在战争旋涡中。

D营占地10万坪，清国水师军营原有围墙坍塌，重新铺设了滚网，四角各有石筑城堡岗楼一座，大门在西北角，门外是峡谷森林。营内有一条溪涧，分出东西两营，西营16栋营房，东营28栋。营房由原木搭建，统一规格，长30坪，宽3坪。营区内建有操场，供战俘活动，战俘伙食、仓库和卫生科设在西南角，营区南头建有一排木制建筑，供战俘自治委员会管理战俘使用。西人战俘入营两年后，新添了一栋战俘医院，供战俘使用。我方管理区在谷地东北角，与战俘营隔着一道栅栏门。营区北边一栋石筑清军兵营，由警备队韩籍士兵和台籍士兵使用，日军分队兵营则设在我方管理区背后。

香港方面战俘到达营区时，本人在操场上等他们。本人身后站着战俘营主计阿部正弘中尉、陆军警备队副队长七海秋山中尉、军医寺野秋夫少尉、八朗太郎曹长和今正觉军曹，还有本人的勤务兵金在根。

入营过程真是混乱哪，战俘排队接受身份验证和登记、脱光衣裳进入装满石灰水的桉木桶消毒、照相、编号、发放营具。一名英军少尉坚持穿着内裤进入消毒木桶。今正觉曹长将他打倒在地，用脚踢他。少尉捂着小腹蹲在地上哭泣。

“喂，干什么呢？”八朗曹长不高兴地责备今正觉曹长，“没看见他生殖器小，害臊，所以不愿意脱光嘛。”

总营命令对英联邦战俘施以族群割裂，营房按英人、加人和其他国籍战俘分配。帝国没有向印度人宣战，印人不属于敌性人员，统统安排在通风朝阳的西区南头，这就是原因吧。

审问从下午开始，本人在军官组监察。审问官由重庆军战俘徐才芳担任，他是一名不苟言笑且毫无趣味的少校。英联邦战俘抵达D营前，营里只关押华俘，没有英文传译，担任英文传译的华俘是临时找来的，在山村教堂里做过杂役，会说几句“下雨了，神父”，“要我陪您去吗，神父”，完全听不懂英俘说什么，因此挨了徐才芳不少训斥。

天快亮的时候，他被带进来。验证了部队番号、军衔、职务，主要是和殖民地军队的关系，作为华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战场上，战争期间携带的武器和动机什么的。审问双方同属华人，交流起来很顺利，无须传译，山村教堂杂役出身的传译憋了一夜，急匆匆出门去小解。

总营方面的预审纸记录，这位新入营者在帝国京大读过书，懂日语，而本人作为兵库县人，从来没有去过和兵库接壤的京都，因为祖上几代是养鹳户，听说京都二条城[70]御殿每逢重大祭奠日就有圣鹳鸣叫声传出，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感兴趣地和他交谈了几句。

“不是鹳，是黄莺。”他把身子转向本人，安详地换了日语回答，马灯干涸了，火苗没精打采，屋里很暗，看不清他的脸，感觉他的眼睛很明亮。“鸣叫声来自正殿前的杉木地板下面，提醒主人有外人入侵。”

“是黄莺啊，这可没想到。”本人显得有些遗憾，“可是，话虽这么说，换成鹳，不是也很好吗？”

“都是长长的喙，优雅的禽类，这么说，也可以的吧。”他犹豫了一下，大概觉得事物是人们心中那种样子最好，就算撒谎，也并不觉得脸红。

新入营者日语流利，让人印象深刻。不是吗，战俘中藏着这样的人物，就算德永德大佐知道了，也会吃惊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用日语谈论鹳，这件事情让审讯官不高兴，因此受到刁难。审问官向他提出一连串莫名其妙的问题，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就算作为D营主官的本人，也觉得有些过分。本人心血来潮，决定让有好感的新入营者脱离糟糕的同胞群体，于是打断审讯官的讯问，下令对新入营者做重新安置，战俘编号改为131号，从东区华俘营搬出来，搬进西区殖民地战俘营9号混编军官营房。

审讯官不懂日语，脸上透着警觉和茫然。出于不让审讯官尴尬的好心，新入营者把重新分配的话告诉审讯官。审讯官面有愠色，狠狠瞪了他一眼。本人对这个场面十分满意，就是说，可笑的重庆军少佐在D营不是什么控制者，感觉对方侮辱了他，受到了损害，这正是本人的想法啊。

事情证明，本人做出的决定相当正确。

根据南方战情，D战俘营升级扩营，设在九龙科发道亚皆老街的战俘总营派来饭岛要人中佐担任本营主官，本人作为中佐的助手担任第一次官。

第二天下了一整天雨，饭岛中佐乘巡逻艇从海上抵达D营。中佐是英俊的美男子，青亮的光头，脸上干干净净，戴眼镜和雪白手套，为人相当有修养。他带来新补充的英文传译员桐山旗上、军医中川流香中尉、陆军守备队长冈下树虫少佐和一支来自岩濑的30人警备队，充实原韩籍和台籍士兵混编的警备小队。

随船还押解来几名高级军官战俘，英军艾伯特·摩尔·道格拉斯上校、加军保罗·格尔诺维茨中校和印军赛德·阿巴斯·哈里中校。

按饭岛长官要求，当天傍晚对D战俘营羁押的华俘和西俘分别做了训示。

中佐用日语为华俘做训示，桐山译员担任翻译，内容大致是，英美长期榨取亚洲，摢夺香港、新加坡、菲律宾、马来亚为彼等称霸东方之据点，日本与西洋文明冲突苦痛愈深，对西方反抗决心愈强，自不能屈服于英美强权，任十亿东亚人民陷落为奴隶。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战争，日本身为东方盟主，决心拯救东亚各国命运，迅速铲除英美势力，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以此贡献于世界持久和平，亦不外乎源此崇高之精神。

“日华一体，是帝国同志，英美是日华宿敌。贵国政体变革，社会改良，向以日本为楷模，光绪帝戊戌变法之诏令，完全照抄《日本变革考》，孙文亦视日本为天然盟友，割发留须以敬日人。”饭岛中佐相当熟悉中国时局，对华俘表现出足够的客气，“观大日本帝国对华真诚措置，便知我国并无兼并贵国之心，而有禀呈八纮一宇之神旨，日临积雪，协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实现独立自由新国家实体之志。”

华俘中最高指挥官钟上校竟然打断饭岛指挥官的训示，插嘴说：“中校先生不必废话，若真是日华一体，我们就不会关押在这儿了。”

饭岛指挥官相当机智，看了一眼对方，徐徐回答：“上校先生所言极是。帝国与重庆政府处于战争状态，实为痛恨重庆政府甘做英美走卒，自陷国民于涂炭之中，设无‘中国事变’之襄成，势将不能加速大东亚战争展开，若无大东亚战争，则亚洲各民族复兴良机断难造成。一旦重庆政府改邪归正，兄弟间争吵停止，战争即会结束，两国间前途自会充满光明。希望尔等蹶然奋起，加入革新中国之阵线，携手并进，成为摧毁美英之共同战线之一员。”

中佐对新入营西俘的训话却很成问题，桐山传译员也表现得相当没有礼貌。

“天皇陛下在上，敝人饭岛要人，受命执掌香港战俘总营D战俘营，敝人当遵守圣旨，竭尽心力，无负使命。”

中佐干净的脸上挂着一丝精神故乡谦谦君子的微笑，对西俘使用英语，不用桐山传译员传译。可是，就算本人听不懂英语，从战俘们脸上的表情也能看出，纪伊半岛奈良地方的关西口音英语，恐怕是在对牛弹琴吧。

“诸位的福祉就是敝人的福祉，诸位在D战俘营的美好生活是敝人最大期许。不过，诸位作为皇军治下战俘，应慎守军人荣誉，善体圣战意义，对时局多做反省，革除故态陋习，在营中重新开始幸福的生活。敝人将以大和民族之同情心和伟大的武士道精神体恤善待，如有违反，无论国籍人种，当以军律严治，决不容恕。”

中佐似乎不太愿意在训示中表达暴力，回头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本人。本人心领神会，上前一步，厉声向战俘们宣布营规。具体地说，营规建立在连坐制上，战俘10人一组，作为军人，必须为战友行为负责，若有人违反营规或者逃跑，小组其他人将受到同等处罚。

D营之前没有羁押西俘，寺野传译官只懂中文，本人的话是用日语说的，涉及具体营规，要说，比指挥官对牛弹琴的训示更重要。本人说完之后，等待桐山传译员传译，可是，桐山懒洋洋往一旁看，没有下文，这是根本没把本人放在眼里，公然拒绝替本人传译的态度嘛。

战俘们小声交头接耳。一名军官战俘懂一点日语，有点拿不准地向几位高级军官翻译，显然把事情弄得更糟糕。这个时候，站在混合军官战俘队中那位新入营者犹豫了一下，把本人的话重新翻译给战俘们听。几名高级军官朝他点头表示谢意。本人摆脱窘迫，也感谢这位身世奇怪的华俘。至于西俘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大概正是那个时候开始注意到新入营者的吧。

“听说之前管理上过于乐观，华俘整天玩叶子牌，在雨地里互相搓背，动辄打架闹事，军人气节完全被玷污。”饭岛指挥官口气和蔼地对西俘们说，“现在，请诸位放弃太过浪漫的度假生活，把战友看成私有财产，别让小组中任何一名成员从眼前消失掉，敝人拜托了。”

美男子中佐磕响皮靴，恭恭敬敬向战俘们行礼。

这是本人在战争期间唯一见到过的日本军人向战败方官兵行礼。

（GYZ006—004—002）证人奥布里·亚伦·麦肯锡书面证词：

9号营房属于D营混合军官营房，在营区西头第一排第二列南端，由一栋木制房屋隔出三间，分别是7号、8号、9号营房。房间大约长40英尺，宽20英尺，比我家最小的储草仓都小，竟然挤了22个牛仔。

西区有16栋木屋，7栋木屋是军官和士官营房，另9栋木屋是士兵营房。7号和8号营房住着鹞鹰般的英国尉官和麋鹿般的加拿大尉官，6号、5号和4号营房住着乖僻邪谬的校官先生，1号、2号和3号营房是高级军官营房，分配给三位倒霉的长官。英军军衔最高的长官是艾伯特·摩尔·道格拉斯上校，他是上院议员，海外殖民部特派大臣，战前五天从巴巴多斯抵达香港，还没来得及在告罗士打大酒店喝上一次东方风味的下午茶，就成了小鬼子的草料。加军军衔最高的长官是保罗·格尔诺维茨中校，皇家陆军工程总监，一个极负责任的老家伙，因为运输工具不足，加军增援部队的重型武器滞留在新加坡，他跑到香港来了解码头卸载情况，结果却在香港做了俘虏。印军最高长官是哈里·穆罕默德中校，远东军事观察团成员，50多岁的老头，患有严重的肺病，据说他是国大党争取的重要人物，英国人长期在他身边安排了情报人员。

至于D营美军最高长官，则是本人，海军上尉奥布里·亚伦·麦肯锡先生。

欧洲开战后，德国和英属殖民地间贸易完全中断，美利坚迅速取代德国成为中国和英国之后在香港的第三位重要贸易伙伴，贸易量快速上升到8.7，勇敢的奥布里·亚伦·麦肯锡上尉正是为了保护美利坚商人的利益才万里迢迢来到南太平洋。

我的军舰在九龙港检修锅炉，锚泊了10天，两名水手登岸后没有按时回舰，耽搁了两天。日本人攻入九龙时，贝克舰长下令放弃两名水兵，起锚突围，我舰以27节的航速冲向鲤鱼门峡口，却被英国佬埋设在峡口海底的铁链缠住。两艘停在峡口外的日军“大和级”战列舰向我舰发炮。我舰尚未还击，锅炉舱就被击中，失去动力，火控系统也中弹，只能等着挨宰。我从通讯室蹿上甲板，一名炮手稻田莺似的慌里慌张一头栽进我怀里，他的眼珠子在燃烧，接下来我发现，我的全身都是那家伙的肉酱。我看见前甲板14英寸主炮塔高高掀起，然后是我自己。我飞上了天，醒来时已经在海上漂着了。我在海里泡了两小时，被一艘商船捞起，好心人把我送进圣士提反野战医院，我在那里遇到一级军士长莱弗·卡迪尔和上等兵亚当·贾尼斯，全舰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感谢上帝，我们捡回了一条命。

西区9号营房住着22个人，他们来自5个国家，怎么说呢，全是不受待见的下级军官。英国皇家海军扫雷艇上尉弗洛伊德·古柏·沃，一个红发苏格兰人，你得离他远一点，不然会被他的头发点燃；加拿大皇家来复枪营上尉安吉拉·哈克，快乐的音乐师，睡梦中都在哼哼卡农；荷兰皇家海军上尉范尼·戴恩，这小子有一只能砸晕海象的大鼻子，光凭这个我就佩服他；英国陆军中尉萨维兹·皮耶，长着一双斗鸡眼，我不明白，他那双无法聚焦的眼睛怎么能当气象工程师；警署副侦缉督察彼得·弗雷泽，留着苏格兰人著名的大胡子，可惜他没有一张福尔摩斯的钻石脸；菲律宾情报部门中尉何塞·邦邦·桑切斯，这个苏禄苏丹的后代又黑又瘦小，和他那命运多舛的国家一样，是个让人看不清心思的沉默者。

9号营房的负责军官是英国皇家海军卡罗尔·德顿·哈德罗上尉，二十多岁，身高六英尺，有着健康的阳光肤色，模样俊逸，要是留着口髭，他就是希腊解放者拜伦。可惜，我和德顿小子搞不到一块，这家伙仗着贵族出身，总带着一副威廉大帝的傲慢，直说了吧，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靠着撒谎夺了人家王位的杂种。

我喜欢中国人郁。我没进9号营房前就认识他。他很年轻，个头高高的，目光纯净，是个羞涩的小伙子。他是唯一知道美国是谁的军官。没得说，我们是兄弟。

9号营房最后一名成员是我，谁让我来得最晚。

“嗨，伙计们，谁能给我腾个位置，还是我把自己挂在屋檐上？”我挟着臭烘烘的毛毯和扎手的草席，拎着我的在圣士提反野战医院收集到的塞满财富的行囊，靠在9号营房门口，和屋里的军官们打招呼。

大家在各自的位置上向我招手。有两个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和我握手。郁冲我笑了笑，那之前，他在看几份皱巴巴的旧报纸。我问他有什么新闻。他心不在焉地说了一些，大致是日本人在新加坡继续挺进，英国人退进最后阵地，再就是一些中国战区的消息，匪首赵尚志在满洲落网，重庆派出第5军进入缅甸什么的，消息出自同盟通讯社和南京中央社，是日本人的口径。

郁主动帮我安置下来，在他的地铺边替我找了个牛栏。得，我入伙了。

9号营房里都是些怪家伙。德顿和古柏是在要塞中接到投降命令的，他俩和其他人一起，跑回兵营收拾私人用品，准备来一次临时决定的愉快度假。彼得19日以后就放弃了抵抗，带着他的警队退回警局，把街上的抢贼和冷枪致命的尸首留给炮弹，你猜那些家伙入营时带着什么？萨德侯爵的《索多玛的120天》[71]和《La Vie Parisienne》[72]。

日本人收走了他们认为对战俘有害的危险品，比如手表和金笔。军官们损失巨大，不过，那些小矮个倒是挺仁慈，把钞票和其他私人用品留给了军官们，看上去军官们的行囊并没有减少太多。

郁和别人不同，他是在战场上被人踢中屁股摁进草窝子里的，除了身上那套发臭的英国军装，什么私人用品也没有。我送他一条衬裤，一件衬衣，一把C套餐迷你叉具。我觉得对朋友就得这样。

英国人在为潮湿的营房和到处飞舞的昆虫抱怨，郁不太在意。郁是这样的人，他不像别的战俘，急于在陌生环境中建立各种有用的关系，以便往后的日子好过一点。他总是一个人靠在树皮斑驳的营房外，目光看着远处，一看就是老半天。我很奇怪，过去靠着他坐下，也向远处看。可是，那个方向除了枝丫虬曲的原始森林，什么也没有，看久了，那些沿着峡谷往山上长去的参天大树反而会迎面倒过来，怪吓人的。

我把疑问告诉郁。郁说，那是我的幻象，那些生长了数万年的树木，它们是泥土的俘虏，只能徒劳地往上长，哪儿都去不了，除非伐倒再带离这个地方，否则它们永远都不能离开。

郁像是在讲一个古老的寓言故事。他是个挺有趣的家伙。

怎么给你形容呢？D营是在砍伐后的峡谷森林中建造的，我们住的西区营房两个月前才抢盖起来，地面胡乱夯了几下，树木根须没有刨干净，峡谷里潮湿，一场雨后，树木的根须满处钻，湿气顺着气眼往上冒，一到夜里，人就像睡在水里。这还不算，森林是虫子的家园，营房的木墙上爬满密密麻麻的水蚤，一巴掌下去能拍出水渍，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昆虫兴奋地在屋里飞舞，它们喜欢人，张牙舞爪向你舞动短螯，在屋里待上一会儿，身上就会爬满肥头大耳的昆虫，入营没几天，每个人都被虫子蜇伤过。

东区的中国人介绍对付潮湿和虫子的经验，让我们把营房边的壕沟往深处挖，撒上一层石灰，屋里的地面也用石灰重新夯实。这个办法很管用，第二天，壕沟里就发现大量被石灰烧得乱窜的老鼠，还有几十条纠缠在一起的蛇，被杀死的虫子铺了厚厚一层，屋里的虫子明显少了一些。

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是战争，对吧？

我们到D营的时候，正是春意料峭时，天冷到让人觉得老天故意在和人作对。日本人给每个新入营的军官发了一床草席，一床满是霉味的粗糙毛毯，一块木板，人就睡在潮湿的木板上，夜里根本熬不过去。不久，有人害上了伤寒，发烧打摆子，还有人得了肺炎。士兵们更糟糕，连木板也没有，只好两人或三人挤在一起，保存体温，这个办法多少管点用，但日本人不让。

日本人很奇怪，他们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漫长的战争史中，交战双方历来把战俘当作有价值的情报线索、外交筹码和宣传工具资源，可日本人却希望他们的栅栏里一个战俘也没有。他们宁愿和对手在战场上遭遇，捉对儿厮杀，彼此把对方变成尸首，也不愿意看到两个活着的战俘舒服地抱在一起睡觉。他们认为战俘那样做，有利用肢体互相教唆犯罪的嫌疑，下令战俘夜里不许相互搂抱着睡觉，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

高级军官们在酝酿成立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可敬的先生们认为，D营关押的战俘同属盟国，大伙儿应该联合起来，也许一个统一的委员会能够帮上战俘的忙。

英联邦军和国军高级军官们开会那天，郁被叫去了。高级军官们需要一位双方都信任的传译，据说郁有过良好表现，给高级军官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次会议的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英国人在上次世界大战时和日本人同样蠢，他们认为绅士不应该监视和逼迫他人，下令不许从德军战俘身上获取情报。这回他们学乖了，在高级军官会议上，摩尔上校首先向军官们介绍了英国在战俘问题上所做的伟大工作。两年前，德国人的“虎式”坦克和“容克”轰炸机掀开欧洲闪电战帷幕，几个月之内，超过300万英、法、荷、波战俘成为德军的囚徒。英国政府意识到，空军和装甲部队的大规模参战，使战俘大量出现成为常态，于是下令英国情报部门立刻设立一个机构，专门帮助战俘们逃离困境。人们现在知道了了不起的诺曼·克劳凯特，他被挑选出来担任这个机构的领导者，这项计划叫作“逃离猫爪的老鼠”。敦刻尔克大撤退[73]时，虽然有5万名英国士兵做了德军俘虏，刚刚成立的“MI-9”[74]却大显身手，营救出超过33万名怛然失色聚集在海滩上的士兵。接下来，“MI-9”开始训练前线的士兵如何在被俘后避免泄露机密，如何组织越狱出逃，遗憾的是，驻扎在远东的英国人没有来得及掌握这门重要的求生知识，香港战役中的绝大多数英联邦士兵没有采取逃亡行动，而是在投降命令下达后，主动前往指定地点，接受被俘虏的命运。D营的战俘应该被重新组织起来，学会并实施这项军事行动技能，这就是摩尔上校建议成立联合战俘委员会的目的。

“囚禁是不可以接受的，军官们需要建立一套严密的组织，教会士兵如何隐瞒重要身份、伪造证件、获取地图、贿赂警卫、利用特别的工程技术挖掘隧道，而士兵必须建立坚定的逃脱信念，不惜一切代价离开这里。”摩尔上校胸有成竹地指出，告诉我们的士兵，他们有可能被重新抓回这里，没关系，他们是被《日内瓦公约》[75]保护的对象，这项伟大的国际协定建立了对战俘人道主义待遇的准则，即使士兵在逃跑中被再度抓获，在禁闭室睡大觉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三天。

中国的指挥官们十分绅士，他们耐心地听完摩尔上校的话，没有打断他。

摩尔上校说完后，中方马喜良中校向新来的盟友们介绍了D营的情况。

D营实行战俘自治管理，战俘们在营中的生活自行处理，接受日方监督。国军两年前成立了战俘委员会，由军衔最高的钟纪霖上校担任主管，马中校担任副主管，以下分军官营和普通营。军官营主持战俘营工作，设审讯科、教育科、指导科、监察科、治安科、组织科、编成科、卫生科、战俘调解委员会，管理普通营。普通营下设稽查班、处理班、鞋工班、缝工班、理发班、菜园班、病员班、炊事班。

日本方面也有相应的管理组织，设立了军需班、医务班、出纳班、庶务班和情报班，领导和监督战俘营。战俘委员会主要和军需班、医务班打交道。医务班管药品和器械。军需班又分资金部、衣物部和配给部，涉及战俘的物资分配，不过，食物和衣物严重匮乏，日方只有很少的配额。

说是战俘自治，实际上管理权控制在日本人手中。日本人从普通营16岁以下战俘中挑选人，负责大门以内的警卫和通信工作，他们收买了一些有汉奸倾向或者骨头软的战俘，强迫战俘委员会安排他们担任营区内的管理工作。日本人定下的营规非常严苛，兵科的人每天都会入营找碴，殴打和处死战俘的事情时有发生。D营前后关押的战俘不下一万人，主要是本战区国军战俘、国民政府地方官员、抗日武装战俘，另外还有一些中共辖下的游击队战俘，因死亡、外派劳工和转移，如今只剩下900多人。数量最大的一次转移发生在盟军战俘入营前十几天，新盖的西区16栋营房刚建完，兴亚院[76]华南联络部和华南劳工工会[77]就来战俘营招募海外劳工。战俘委员会获知太平洋战争爆发，推测招募的战俘会被送到各占领地服劳役，要求战俘们抵制转营，但仍有两千多名战俘因不堪营中生活在招工单上画了押，被劳工工会带走。

关于死亡情况。疾病、饥饿和自杀是战俘的主要死亡原因。D营曾经发生过两次暴动。一次由中共游击队组织的集体越狱造成，死亡30多人。一次由国军抗议造成，因警备队四名士兵伤亡，日方动用了机枪，并且在事后对战俘进行了死刑宣判，战俘死亡达54人。

关于逃亡情况，马中校特别给予了说明。在D营，逃亡不是童子军的恶作剧，而是一场噩梦。D营地处荒岛峡谷中，往北去大陆，要穿过两处原始森林和一处日军哨所，日方转移盟军战俘时故意押送战俘穿越原始森林，战俘死亡10人，就是给战俘警告。荒岛四面环海，没有船寸步难行，就算有船，香港沦陷后，海上成了日军巡逻队的控制范围，根本无法逃跑。D营历史上出现过27次战俘逃亡事件，116名逃亡者不是死在森林中和大海里，就是在逃亡过程中被追捕的警备队打死，或者抓回来处决，无一成功。以后日方规定战俘建立10人小组，凡小组中有人逃亡，没逃的人也要按逃亡人头处决，最严厉的一次是中共游击队方面四人逃亡，剩下六人全部被枪决。国军战俘委员会不了解《日内瓦公约》的情况，就算了解，也不会自讨没趣，他们下令战俘不得逃亡，同时要求游击队方面放弃无谓的逃亡，虽然没有得到游击队方面的允诺，但逃亡事件再也没有发生过。

简单地说，D战俘营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地狱般的现在。

“为什么不反抗？”格尔诺维茨中校有些生气，“你们是军人。”

马中校看了加拿大军官一眼，讲了一个故事。

D战俘营中曾经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堂兄，姓鲍，来自一个家族，会武术。日本人知道以后，很感兴趣，提出要和三兄弟中武艺最强的那个比武。

“知道中国武术吗？”马中校问格尔诺维茨中校。

马中校告诉格尔诺维茨中校，比武的结果是，日本人输了，不是输一场，是三场。没过多久，和日本人比武的哥哥遭到报复，他在一次伐木劳役中被警备队监工找碴敲碎了后脑勺。

事情没有完结。日本人继续向剩下的两兄弟发出挑战。战俘委员会下令不许应战。但弟弟没有执行命令，他接受了日本人的挑战。他赢得了比赛。接下来，应战者换成了他泪流满面的堂兄弟。

“你能想到，傲慢的鲍家人知道接受挑战意味着什么，”马中校说，“但他们哭泣着选择了应战。每赢得一次比武，他们就会被杀死一个，他们一个都没留下来。”

格尔诺维茨中校沉默了。英联邦其他军官也不说话。

钟纪霖上校开口了。上校告诉联邦同行，上次世界大战，人们目睹了现代战争的开端，也目睹了古代战争骑士精神的结束，中国没有直接参加那场战争，但战争没有一天在华夏大地上停止过，中国军人很快学会了使用自己的智慧，他们更愿意选择在敌人的征服下战斗，尽管残酷，但能活下去。D营目前关押着967名中国战俘，352名盟军战俘，在中国战俘的黑头发中，棕色和栗色鬈发就像零星的几片岛礁，随时会被黑色的海水淹没。作为国军最高指挥官，钟上校请摩尔上校、阿巴斯中校和格尔诺维茨中校放心，他们是盟友，海水不会淹没岛礁。钟上校建议联邦战俘看好自己的10人小组，他们看似是10个人，却只有一条命，大家应该互相照应，尽可能避免出差错，不给鬼子殴打同伴和杀死同伴的借口，如果那样，等于自己也死了。上校还要求盟军警惕游击队的人，他们比鬼子更让人害怕。

在与同僚做过简单商量后，摩尔上校向钟上校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人们希望活下去，战后返回祖国，与家人团聚。”摩尔上校礼貌地说，“联邦军队会努力与国军协作，不会违反营规。”

摩尔上校向中国军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他认为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治主张及分歧不应该在战俘营中出现，他希望游击队方面能够参加联合自治委员会。

钟上校表示，游击队战俘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一部分是东江地区民间抗日武装，打个旗号出来混地盘，实际上很难分清阵营。另一部分是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宝边游击队和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这三支武装归共产党领导，在战区挂了号，国军承认。这部分战俘由一个叫肖子武的教导员领导，这个人非常固执和傲慢，拒绝与国军合作，而且比国军更早成立自己的战俘管理组织“士兵委员会”，成员由五名士兵和两名军官组成。

“国共渊源如此，希望盟方不必截趾适履，推门入桕。”钟上校平静地说。

鉴于D战俘营国籍成分发生变化，有中、英、印、加、美、荷、菲六国一方战俘，高级军官们一致同意，成立各方组成的战俘联合自治委员会，协调和统一管理战俘营，按各国武装编成、制度、条例、纪律、生活和宗教习俗进行分别管理。原国军和游击队营区为东区，英联邦军队和其他盟国战俘所住营区为西区，各营区伙食、内务和宗教自理，卫生、医疗、劳务分配和营区纪律统一管理。各方同意，D战俘营联合自治委员会主管由国民政府7战区第3预备师副师长钟纪霖上校、英国海外殖民部特派大臣摩尔上校共同担任。英联邦印军赛德·阿巴斯·哈里中校、加拿大皇家陆军工程总监保罗·格尔诺维茨中校和国民政府广东靖绥署第17武装工作队队长马喜良中校担任副主管。英军扫雷舰舰长弗洛伊德·古柏·沃少校、加拿大皇家陆军补给和运输勤务队韦伯斯特·卡佛尔少校、印度军团炮兵部队指挥官马拉奇·安吉少校、国民政府第12集团军团政治处主任徐才芳少校担任自治委员会成员，负责军官科工作，协助副主管领导军官营和普通营。考虑到美、荷、菲国战俘中军衔最高的只是上尉，战俘极少，上述三国战俘不在委员会中担任职务，最高军衔战俘担任军官委员会成员。

战俘联合自治委员会确定：战俘营承认各武装部队原有体制，全体人员应遵守执行纪律的正确方法，指挥官履行以往的权力。鉴于违反日本管理方命令的人员可能遭到报复，引发严重后果，战俘联合自治委员会下达的第一个指示是，全体人员应严格遵守最高指挥官发布的命令，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实际代表着日本人的直接指令；特别注意关于食品、个人和营区卫生的命令，特别注意防范滋事、寻衅、斗殴和偷窃的命令，特别注意防范战俘人员自杀的命令；没有指挥官允许，所有人员不得接近大门、岗楼和铁丝网，不得在管理区游荡；没有日方同意，军官或士兵不得离开营区；所有人员个人用品，只能保存寝具、衣物、书籍和私人财物，不得保留任何武器、军用地图、相机、望远镜、指南针和无线电装置；无论军官还是士兵，必须向遇到的日本军官和卫兵敬礼。

高级军官会议结束前，摩尔上校认为，御寒、防毒虫叮咬、配发防水胶布、御寒衣物和治虫药品，以及为战俘们制作床铺的事情必须尽快得到满足，应该成为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同时，他无法接受日方对中、印、英三方采取不同的歧视性对待，尤其将维多利亚殖民地印度从大英帝国分裂出去，专门给印度人一间营房做清真寺，却故意不给英国人天主堂。他要求委员会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由委员会决定战俘营房的分配。

钟上校以自己的经验告诉摩尔上校，这样做不会有作用。三年来，国军和游击队分别与日方做过不下上百次交涉，基本没有奏效。

摩尔上校比较乐观，他认为国军的经验不足以说明情况，日本之前只在东亚作战，没有和西方发生战争，太平洋战争是个分水岭，日本必须考虑国际影响和限制，避免迁怒更多未在二十六国公约上签字的西方国家，新的战俘营长饭岛要人中佐上任，说明日方的小心反应，他坚持就上述问题向日方进行交涉。

两天后，发生了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交涉事件。

四 法庭外调查：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地狱般的现在

（GYB006—001—192）被告郁漱石庭外供述记录：

我对D营的恐惧并不来自寒冷和昆虫，而是那些在D营生活了三年的中国战俘。

D营有一种迥异于人世的怪异，这里的每个人都不是正常人。

中国战俘大多是在日本人攻占广东期间被俘的，他们走马灯似的送来又转移走，人数最多时，这里关押了四千多名战俘，三年来总数过万名。他们衣着不整，头发蓬乱，一个个形销骨立，有不少伤残者，或者身体某个部位丧失功能，大多数人注意力不太集中，形神呆滞，反应滞慢，做事情困难。有一次，天下起雨，头几滴雨水落到脸上时，我往营房里跑，路上遇见几个战俘，他们好像对雨滴没有丝毫感觉，等我冲到屋檐下，回头看，雨已经非常大了，那几个战俘迟疑地抬头看天，似乎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在雨水中茫然地转着圈。

他们当中不少人丧失了信心和希望，甚至丧失了生活能力和记忆力，患上了口吃，不愿意聚群，远离同伴，说话做事慌乱无章，行为夸张，一片树叶飘到脚下也会感到震惊。有几次，我被他们突然发出的惊恐大叫吓住，不明白出了什么事。还有一次，两名战俘在营区边上的壕沟里烧垃圾，他俩不断往火里添加垃圾，火焰冲向天空，他俩一点也没知觉，其中一个人的衣裳被火燎着了，竟浑然不觉。那个战俘后来被严重烧伤，半个月后死于伤口溃烂。

我注意过他们的眼神。他们用异样的目光看我，好像我是怪物，但实际上，他们的眼神才是怪物的眼神，那种感觉让人毛骨悚然。

在战俘中见到老韦是个意外。这令我十分欣喜。我们弃守北角电厂时，他和另一位孤军兄弟留下负责掩护，没想到他还活着，我们又见面了。

老韦告诉我，他和那位孤军兄弟从电厂里逃出来以后，其他人不见踪影。他俩匆匆商量了一下，决定丢掉武器分头逃亡，各自找地方躲起来，等战争结束后再设法逃回内地。可是，老韦身上带着伤，没有任何人愿意收留他，他最终在宝云道和几名打散的皇家海军士兵一同做了俘虏。

037号战俘龚绍行认真地问我，是否做好了在D营生活下去的准备。

他是虎门要塞上尉文书，广州战役时被俘，生得短小精干，娃娃脸，看上去年龄不大，却完全谢了顶。

我老实告诉他，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该如何准备。

“作为战俘，你已经失去自由和身份，很快你将失去个性。”龚绍行朝茅厕前排着的长长队伍看了一眼，耐心地跟着前面的人移动着，回头对我说，“这可是在你身上发生的最致命的事情，我劝你尽快完成这一步。”

“你是指，我不再像自己？”

“比这个厉害。”龚绍行用脏兮兮的手指头抠了抠耳朵，“你这么想，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有过去，也不会有未来，只能退化成低级动物，以想都想不到的方式活下去，等待死的那一天。”

我猜他说的话是打了引号的。我没法想象。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我谢过他。

在乱糟糟的D营，我只认识德顿、邦邦和老韦，仿佛我是刚刚出生的婴儿，面对一个不认识的世界。这是个好兆头，没有熟人，我就能继续撒谎，在森林里变成一株谁也不认识的植物。

因为这个，当亚伦出现在我面前，并且把我当成他失散多年的兄弟时，我有一种淡淡的感动。

奥布里·亚伦·麦肯锡，一个被阳光照耀着的美国青年，他有一双清澈的眼睛，一头漂亮的栗色鬈发，头发被单帽压出一条箍痕，从背后看，有点像戴着紧箍咒的孙行者。这位得克萨斯人就和他家乡的名字一样，到处认兄弟[78]。我就是他认下的一个兄弟。亚伦是驱逐舰上的通信主管，香港战役中少数被俘的美国人之一，比我后到D营十多天，老韦也是那次入营的。亚伦入营时正赶上开饭，他背着个巨大的行囊，大模大样地在人群中穿梭，热情地和人们打招呼，好像赶上了他家乡的甜玉米宴。

“嘿，伙计，你怎么在这儿？”他一眼看见我，吃惊地挤过人群凑到我身边，瞪大眼睛大声嚷嚷，那副自来熟的口气，好像我是他打小失踪的兄弟。

“对不起，老兄，我想不起在哪儿见过您。”我说。

“当然没见过。”他哈哈大笑说，“我就是觉得，你可能是我的一个兄弟。”

我被他弄糊涂了。他根本不管我怎么想，把我拉到一旁，抽出插在上衣口袋里的镀铬汤勺，在衣袖上认真地擦了擦，从我饭盒里舀了一勺杂菜汤填进嘴里，绘声绘色地和我聊起了家常。我很快知道，他父亲老麦肯锡是得克萨斯州牛仔，在西湾平原拥有一大片土地和几百头短角牛，那些短角牛中的一半热衷于发情和交配，另一半不断产下牛崽，这和他父亲的志趣一样。老麦肯锡继承了西班牙祖先自由狂放的血统，结了五次婚，给他生下两个姐姐和四个弟妹，但仍然忘不了和一大堆拉丁裔的风骚女人胡搞，说不定我就是老家伙某次秘密风流史留下的一个野种。

我想到自己的出身。我被亚伦的说法逗笑了。我咧开嘴对亚伦说，就算你老爹是唐璜[79]，我妈不是海黛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会让你老爹搞上。亚伦被我的话逗得哈哈大笑，变魔术般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糖衣花生仁，丢给我。

“喝你一勺牛尿，脸拉那么长，真不够意思。”他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说，“兄弟，他们在海上没能杀掉我，在圣士提反书院也没能杀掉我，我倒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弄了不少东西，你就放心地跟我享福吧。”

我羡慕地看他硕大的行囊。这意味着什么？不，不是无端捡了个来自西湾平原的兄长，而是傍上了富有热量的糖衣花生和可能更多的牛奶糖果。

我们成为朋友之后，亚伦提到他在圣士提反书院的遭遇。

亚伦是12月20日被转移到圣士提反书院的。书院被征用作为临时战地医院，安顿了两百多名伤员。24日和25日两天，日军猛烈攻击赤柱炮台，半岛上一片枪炮声。25日早上天刚亮，两百多名日军闯进书院，开始血腥屠杀伤员。安置在礼堂里的70多名伤员被当场捅死在病床上，主任军医伯南克上校和他的助手云妮上尉上前阻止，不但被杀死，还被就地分尸。日军把剩下的伤兵集中起来，关进一间储物室，一个一个叫人出去，在走廊里或者院子里杀掉。

亚伦和其他人能活下来，是七位护士姐妹和五位书院的华裔女职员救了他们。日本兵在屠杀伤兵时，带走了护士长伊丽莎白·费度和六名护士，以后又拖走了五位华人女职员。她们全都遭到强奸。发泄完兽欲的士兵来叫负责屠杀的同伴，士兵们络绎不绝地离开，屠杀伤兵的速度明显放慢。12位女性被大批日本士兵反复轮奸，兽行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从轮奸现场返回楼上的日军杀死了加拿大士兵轩达臣和麦凯后，一名日军军官进来，宣布香港政府投降了，命令士兵停止虐杀，剩下的伤兵不用再处决。这样，亚伦和其他人才侥幸逃过一劫。

亚伦讲了一个发生在圣士提反书院的凄美故事，是关于防卫军士官史超域·伯格的。伯格的部队在战斗中大部分战死，23日，伯格也受了伤，他冒死游到赤柱上岸，24日下午，他走进了圣士提反书院，没想到，竟然在临时医院里遇到了当护士的妻子。伯南克上校批准伯格太太亲自照顾自己的丈夫，两人在战地医院里度过了人生最后一个平安夜。第二天，日军冲进书院后，强行将夫妻俩分开。26日早上，屠杀命令终止后，伯格请求日军军官允许自己去找妻子。他在一间书房里看到了她。伯格夫人、史密芙夫人和毕斯顿夫人，三具尸体躺在房间里，据说，三人因拒绝与日军士兵交媾被枪杀。

我不断地要亚伦给我讲圣士提反书院的事情。

我关心圣士提反书院，是因为张姐姐。

邦邦在九龙转车时，从一位返乡商人那里顺手偷了几份过期的中文报纸，他把那几份报纸送给了我。邦邦小个子，皮肤和头发一样黝黑，看上去不像军人，而像逃难的中学生。他不是菲共人民阵线成员，只是情报员中最没有价值的那一类。美西战争以后，菲律宾落到美国人手里，成为美国殖民地，美国人不把菲律宾人放在眼里，菲律宾军人充其量只是民兵，这样的好处是，日本宪兵部把邦邦当普通的敌国士兵处理，他侥幸留下一条性命。

我在《香港日报》社会服务版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萧红。报纸上登着她去世的讣告。发讣告的是《时代文学》和《大时代文艺丛书》编辑部同人。讣告上说，萧红女士西历1月22日于圣士提反临时医院去世，芳年31岁，24日火化，25日葬于浅水湾丽都酒店前花坛里。我很惊愕，张姐姐到底没能挨过来，如早樱般落去。可我感到疑惑，她不是在玛丽医院吗，怎么会去了圣士提反医院？

按时间算，张姐姐是在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后一个月在那里去世的，那些勇敢的女护士的鲜血已经被擦拭干净。我希望当时我在那里。也许我能做点什么。也许我会被杀死。可我没在，在那儿的是亚伦。因为这个，亚伦他是我的朋友。

那天，大家睡得很早，各自在潮乎乎的草席上躺下，被坑洼不平的石子和树根硌得很难受。在远处猫头鹰的叫声中，我很快睡着了。我梦见了那只长着透明翅膀的昆虫。

……

我之前的生活一直由家佣打理，刚到日本时，因初次出远门，不会照顾自己，日子过得局促而凌乱。农学部一位东北籍旁听生学姐，姓魏，比我大几岁，是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筹备人，也是左翼组织积极分子，她心眼好，总是照顾我。魏姐姐长得水灵，又是人中尖子，对人非常热情，让我很紧张，总是回避她。有一次，她摸我脑袋，我冲她瞪眼睛。她不说破，哈哈大笑，说要带我参加旅日同学会。

不记得那是个什么主题的同学会，只记得会开完，大家起立，唱弘一和尚作词的《金缕曲》[80]：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婆娑世界有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漛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大家手牵着手唱，男女长幼，避世迎俗，是异国相逢的兄弟姐妹，14岁的我情不可遏，泪流满面。学姐伸出胳膊将我揽过去，把我半边脸贴在她消瘦的肩头上，那个小小动作，让她顺理成章做了我日后的监护人。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鲁迅先生逝世，日本各大报纸第二天就刊登了上海的电文。消息传开，中国留学生组织追悼活动，师姐是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筹备组成员，京都的纪念会结束后，她拉我去了东京。

东京的纪念会在日华学堂举行，由东流文艺社、中华戏剧协会、文海文艺社和中华留日世界语者协会主办。东京有中国留学生几千人，东京帝大、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鲁迅先生就读过的弘文学院，很多学生往会场赶，左联东京分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留东妇女会、留日戏剧协会和世界编译社也派了代表出席。那天秩序很好，会场中有一些日本警察和特高课便衣，但没有发生冲突。

开会前，东京帝大的中国同学带了一位年轻的日本男子过来介绍给学姐，说是帝大学长，叫太宰治[81]。日本男子二十多岁年龄，半边长发朝空中梳着，另半边耷拉下来，遮住长长的脸，眼眶深凹，阴郁地看人。学姐客气地对男子说，读过他入围首届芥川奖的《逆行》，对他落选第三届芥川奖感到遗憾。男子似乎不愿提那件事，认真地向学姐表示，他非常钦佩鲁迅先生，正在研究先生的创作，会写些关于先生的东西。扭过头，学姐就对我吐舌头，说她不喜欢这位太宰治，明明做过日共党员，半途又逃掉，自杀过几次，阴气太重，一点也不像男人。

纪念会上，一些名人登台讲了话，最抢风头的是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学姐悄悄告诉我，这人叫郭沫若，帝大九州医科的前辈，浪漫诗人，撰写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因为参加共产党南昌起义被通缉，躲到日本避难，娶了东洋妻子。他十年前就在日本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引发保守主义的东京学派口诛笔伐，说他企图以甲骨证明对商朝的发现纯属学术造假。学姐那么一说，我记起来了。我的中国文学史老师吉川幸次郎先生是京都学派先锋，也参加了这场争论。吉川先生以考据证明郭氏论点，撰文支持郭氏学术，他在课堂讲过这件事情。

郭先生擅长演讲，铿锵顿挫，气节凛然，一副浪漫诗人气派，演讲内容大意是，呜呼鲁迅，鲁迅鲁迅，鲁迅之前，既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台下学生流着泪拼命鼓掌，跟着郭先生喊：“呜呼鲁迅，鲁迅鲁迅！”

纪念会开完，学姐拉我去浅草见一个人。我因那时刚读完京都帝大学长永井荷风[82]的《新桥夜话》和《地狱之花》，对他作品中缠绵的情色趣味和享乐主义甚是迷恋，知道他经常去净闲寺。安政二年，东京大地震，没有家人认领的吉原游女由寺里掩埋在寺中，永井荷风经常去探望她们的亡魂，留下不少隽永诗句，所以，来东京前我就和学姐说好，要去看净闲寺，现在学姐临时改变主意，我有些不高兴。

学姐和人打着招呼，拉我往会场外走，埋怨我不懂事。她告诉我，她不喜欢郭沫若，之前他领着创造社的人攻击鲁迅，骂鲁迅是封建余孽和二重反革命，现在又来拽相。

“鲁迅生前只有一个，死后就有了无数，哪里说起？”学姐愤愤地说，“我带你去看的这位，只做骄傲的自己，不做别人，那才是真正的作家。”

“又是作家呀。”

听学姐那么说，我更不想去了，“呀”字拉得很长。论读书，我不比永井荷风学长读得少，他的文字已经是世上最奇妙的东西了。何况，写下优美文字的人通常都有恶习，多数生得丑，就算文字隽永的永井学长，相貌也不怎么样，我只看他的书，他迷恋的净闲寺，不愿见他本人。

“你咋这么隔路。”学姐嗔怪，“我说的这个人，她是鲁迅推荐给文学，推荐给世界妇女的，她才应该是今天纪念会的主角，站在台上领人呼口号的该是她。”

学姐一说，我非常好奇，问学姐鲁迅先生推荐的是谁。学姐说，她叫张逎莹，三个月前来日本找弟弟张秀坷，她来日本也是鲁迅先生的主意，没想到张秀坷刚启程回国，姐弟俩在海上擦肩而过，现在她只身滞留在东京，寂寞潦倒，心情不好，病了一场，所以要去看她。

学姐和张逎莹是老乡，又是哈尔滨女中同学，两人非常要好，一路上，学姐给我讲张逎莹的故事。张家远祖是万历年间的文学家张岱，写下《陶庵梦忆》那位。26岁的张逎莹去年出版了轰动文坛的《生死场》，与过去的自己决裂，改名萧红。她是一等一的天才女儿，可惜才高命蹇，感情不顺，前几年诞下一个婴儿，因无力抚养送了人。那时她刚遇到现在的恋人，写《八月的乡村》的东北作家萧军，人称三郎，脾气极坏，常常用拳头对付她，把她脸都打坏了。张遒莹不是为拳头才逃出来，是因为三郎与一位上海女子发展暧昧关系，两人闹矛盾，赌气分开，这才跑来日本的。

学姐带我去了麹町张遒莹的住所。麹町在东京地势最高处，那里还没有盖起工厂，清亮的河水隐约沿着僻静的街道穿过古城，永井荷风学长小时候住的官舍和就读过的外语学校就离这儿不远，真想去看看啊。

张遒莹不在家，女房东说，前两天警察署的人来查了一通，张遒莹不懂日语，受了侮辱，昨天一位华人把她接走了。房东看出我们不是坏人，告诉了我们地址，是浅草稻荷町的一个地方。

我们黄昏时赶到浅草，那是一位定居日本的前辈家。进门后发现，几位华人在屋里坐着，小声说着话，不断往廊屋外看。廊屋下坐着个苍白的人儿，厚嘴唇，单眼皮，梳着拉直的黑发，发根用一条湖蓝色绸带随意扎起，模样儿憔悴，有一搭没一搭看着一本《基础日本语入门》，应该就是张遒莹了。屋里的人分明是来探望她的，她却遗世独立，拔犟眼子不理睬，也不管是不是人面前，点着一支香烟，只看书，不管人，好像那些人与她全无干系。看见学姐，她倒是面露喜欢，秋水剪瞳地起身过来，一把拉住学姐的手，再转回屋后花园里去，两人坐下唠嗑。

“不会说日语，不敢出门，能看的书一本也没有，能说话的人一个也没有，倒是什么样的东京啊。”张遒莹蹙了眉头大声埋怨，也不管屋里的人是否听见。

“不是来了几个月吗，怎么不学着说话？”

“知道混不过去，前些日子硬着头皮报了名，又不属雀子，哪能这么快？”

学姐问过张遒莹的病，两人又说了警察局的事，学姐就劝张遒莹搬去京都，京都气韵悠长，适合静养，自己可以照顾她。又说了今天追悼大会的情况，问张遒莹为什么不去，她是最该露面的，反倒让不相干的人占尽风头。

学姐的话伤了张逎莹的心，她沉默着，往低矮木栅栏外的菊屋桥方向扭过脸去，似看非看地呆了一会儿。一群野鸽子呼啦啦从头顶上飞过去，她像惊吓住，打了个寒战，撤回脸来。

“看到报纸了，不懂日本字，以为他要来日本，开心了一阵，以后才听人讲，他是死了。”她机械地折叠着书页，悲喜自知地说，“我是真的哭过了，一个人，那样有用吗？”

“大家都伤心，没用啊。”学姐叹惜。

“他嫌弃我天天去130号院子里呆坐，劝我走，再是他自己，他好逃离大伙儿。”

“别这么想。”

“该怎么想？也不知道他现在睡在哪儿，冷不冷。他是怕寒的。”她停顿片刻，突然发作，“我是看多了坟墓，看多了坟墓，再看下去，有什么意义？”

路上学姐就说过，张遒莹和恋人三郎闹意见，不愿待在家里，天天往鲁迅家里跑，也不和人说话，在院子里一坐就是半天。鲁迅劝她不如到东瀛疗伤写作，因朋友黄源的夫人许粤华在东京留学，便把她托付给黄源。谁知她来日本不久，黄源父亲病重，许粤华断了经济支持，只得回国，张遒莹在东京又活活成了孤家寡人。

学姐点头表示理解，想起什么，回头叫过站在廊屋下的我，把我介绍给张逎莹。

“和你一样，刚从国内来，家里的老疙瘩，什么也不会，虎拉巴叽让人操心。”学姐扭头吩咐我，“卖啥呆，还不麻溜叫张姐姐。”

我按学姐的吩咐叫了。我说，张姐姐好。

张逎莹警惕地看我一眼，眼神里是满世界的灰尘，掠过的风都裹挟着腌臜的算计，她只希望能找一处干净之地躲避起来，不受任何打扰的样子。

“喂，别麻答人，看他小，人家正经学的是东亚文学。”学姐替我抱屈说。

“文学有啥学的？”张姐姐看了一眼院子里飞来飞去的红头蜻蜓，不耐烦地说，“新文化运动不是受日本影响，整个儿就是日本文化翻版，合着文言文运动都源于明治文化了，新小说新诗歌新戏剧更是脱胎于日本文学，反倒看不出中华文化影子。”

“你胡说！”我有些生气，不同意张姐姐的观点，仗着齿少气锐抢话说，“汉学隽永，连永井荷风这样的唯美主义作家都逃不出汉学出身，当今明治天皇都要请宫廷侍讲先生讲授汉学，要怪只怪中国作家坠茵落溷，都去做什么慷慨激昂的革命文学家，写不出美丽故事罢了！”

我那样说，没打住，拿出从书上读来一知半解的话继续说下去。张姐姐不听我说话，好像有些发冷，不断用手去揪衣角上的绣花，偶尔自说自话地冒出一句，我又听不懂。我对这位固执到心中只有自己，大概也没读过多少书的张姐姐心生恼火，因学姐“收养”我时是从李叔同的《金缕曲》启蒙，以后找来李叔同的文章、书画、音乐看过，被他的才情迷住，就拿“二十文章惊海内”做例子，说李叔同就是最好的中国文人，反过来让日本大文人敬佩。谁知，不举例子还好，一举反倒惹恼了张姐姐。

“尿性男子就靠得住，该着世人稀罕？”张姐姐睚眦着眼看我，抽冷子诘问，冰冷的口气中夹带着明显的不悦，“好个‘长亭外，古道边’，有太太孩子的男人，倒是做得敞亮，和妓女李萍香诗酒唱和，‘只有花枝不解愁’，撩哧东洋女儿当模特儿，带回国内做偏房。真敞亮的男人，是那个把一霎惊艳做成一世痴绝的，两个太太一双孩儿丢在尘世不管，五迷三道去庙里做和尚，出溜女人孩子一生，叫个什么大我？”

我被张姐姐说得蒙在那儿，一时回答不了她的话，闹个大红脸。

“滚犊子，”学姐在一旁咯咯乐，拍一把张姐姐，“人家才15岁，毛愣三光的孩子，哪里知道这个，你让他学你做隔路烈女，不是为难他吗？”

张姐姐瞥我一眼，扑哧笑了，隔着一段暮色空气，抬手过来在我脑门上轻轻敲一下，起身去屋里，一会儿手里托了张粉黄色的和纸出来，纸上放着两块凝冻似的羊羹，笑眯眯塞到我手上，倒不像是个记仇的。

学姐约张姐姐初冬“七五三节”去京都逛神社，看穿漂亮和服的女童游街。张姐姐爽快答应了。可是，等我们回到东京后，张姐姐却没来。以后学姐常有消息传递给我，知道张姐姐日语没怎么进步，又不肯挪动，人更孤独，关在寄居处发愤写作，拿文学来打击负心的爱人，她写了不少文章，国内反响不俗，但打击这件事情，似乎并未成功。

“你当她光是狷介孤僻？”学姐感慨地说，“她连文字都与人落落寡合，人家主张革命，她偏偏逆着走，说文学是革命的工具，革命却不是文学的主张。她这样，左翼中有几个她心里瞧得起，又有几个左翼能接受她？”

第二年天气转暖，时逢樱花祭日，我替浅野老师送书稿去东京讲谈社开印，走前告诉学姐，我要去看望张姐姐，她问我的问题，我有答案了，我要去告诉她那个答案。

那会儿，学姐正忙着和一位国内来的有妻小的革命家恋爱，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完全没有了对欺世盗名者的愤怒和鄙视。听我说了要去看张姐姐的话，她目光呆滞，嗯嗯地答应着，等我离开时又突然想起什么，要我别去找张姐姐了。我问为什么。学姐说张姐姐年前就回国了，人是匆匆走的。学姐问我记不记得，张姐姐到日本时，原是有朋友的妻子照顾，她见过那位女子，杏眼烫发，漂亮有才，我们去东京看望张姐姐时，那人已回到国内，还照料过病危中的鲁迅，她回国前替张姐姐带信给三郎，信带到了，人却被三郎闪电般爱上，两人纠缠到一起，张姐姐终究在日本待不住，回国了。

“黄源介绍张遒莹来投奔自己的妻子，妻子竟然去和三郎恋爱到一起，张遒莹躲负心汉，竟然单寂到送个人去再给自己添苦痛，你说，世间哪有这样的故事？”学姐双眼赤潮地发呆说。

我去东京的路上，一路都有热烈灿烂的樱树开放，穿留袖和服的少妇带着牙牙学语的孩子跟在穿打褂的丈夫身边，穿振袖和服的少女双双绕着一树烂漫的花挂追逐嬉戏。人敬繁花，却没人留意，那些抢在女儿节前绽放过的早樱，此时早已落完，留下一地碎不成样的胭泥。

五年后，我从美国回到重庆，去望龙门外交部找工作，因为去得早，不到约见时间，只能转进外交部旁边的“景明”书店看书，没想到竟然在书店里遇到了学姐。

“呀，小东西长这么大了！”

学姐惊喜地搂住我的胳膊，又是敲又是打，惹得店里的人都往这边看。

我也惊喜，一问才知道，因为抗战，国内局势变化，学姐的老恋人解脱干系，从京都返回上海继续办刊物，以后经由武汉转到重庆，投奔了中共南方局，在《新华日报》做抗日救国工作。学姐几年来和老恋人分分合合，堕过胎，吃下秤砣，丢弃日本的工作不顾，为爱情追到重庆，和原配打得不可开交，已经鏖战两年了。

学姐人憔悴得不像样，不复灵气，老得像三十多岁的妇女。我替学姐深感不值。她是那么的热情和善良，却因为不合适的热情和勇敢做了插足者，害得磨叽的老革命追不到手，连纯粹的小革命也做不成了。

“不就是争爱情吗，爱都争不来，谈什么革命。”学姐强作无畏，突然想起什么，说，“对了，张逎莹也在重庆，几天前我俩还见过。我算什么，她比我更惨。”

“张姐姐在哪儿？”

“嫁人了。丈夫不是三郎，是满洲的端木蕻良。”

“这样啊？”

“反倒好，躲开不讲民主的负心郎，至少能做自由女性。”学姐眼神涣散地说。

我对文学家历来不信任，不知道三郎好还是端木强，也不想管那些，约学姐一块去见张姐姐。学姐说，眼下见不了，张姐姐是怀着三郎的孩子嫁给端木的，重庆的文人多是三郎的朋友，为三郎抱不平，集体冷落张姐姐。张姐姐性子拗，之前得罪了不少人，没人愿意帮她，端木又软弱，躲到复旦大学去教书，东北老乡罗烽和白朗看不下去，把她接去江津生孩子了。

我被这个结果弄得情绪低落，问清楚学姐并无急事，只是她一个关外人在重庆，人生地不熟，与原配缠斗两年，钱花光了，她插足老文人家庭，老文人的朋友们恨不能刀刀剁了她，其他人躲不赢，哪里敢往身上揽。

我央求学姐在书店里等我。从外交部办事出来，我叫了辆车，带学姐赶回上清寺华侨招待所，从箱子搜出所有钱，带学姐到她老恋人家附近找了间旅社，替学姐付了三个月房钱，又请学姐在旅社旁小饭馆吃了两碗红油抄手，把一个信封交给学姐，那里面装着67.21美金，是母亲汇给我的生活费全部剩余部分。

“不，不不不！”学姐拿着信封，人都吓傻了。

我没说感激学姐的话。她是母亲之外唯一庇护我的国人。我拿学姐调侃，她那么讨厌左翼男人，结果还是被暧昧的老男人收了魂，这样的革命，要多糟糕有多糟糕。

学姐心绪不宁地搅着碗里的抄手，说两句自己，话题转到张姐姐身上，说张姐姐明明是文学中“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宁馨儿，却一心渴望男人结实的肩膀，原先认定三郎引她踏上文学路，改变了她的生命，以后又认定端木是她文学的欣赏者，锁定了她的性命，只这一样愚昧，就注定置她于死地，她们这一代文学女青年，都是这个劫数。

离开重庆前，我在一家旧书店淘到时代书店“奴隶丛书”的老版本，其中有《生死场》，在去美国的船上把它读完。故事中的农民、土地、牲口、不断的死亡和女人顽强的生育我竟读不懂，只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的惨痛和绝望，让人心里发堵。写出如此惨烈文字的张姐姐，如同船舱外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太平洋，成为我心中一个不解的谜。

民国二十九年，我从美国返回国内，到7战区服务。秋天入港办事，一日在街头顺手买了份《星岛日报》，见“星岛”副刊上正连载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作者是萧红。我急忙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才知道张姐姐也在香港，住在九龙乐道。只是，我因打听的是张逎莹小姐，电话那头的人不高兴，说只知道萧红，不知道张逎莹。我谢过对方，挂上电话，立刻从深水埗赶到九龙乐道。

乐道街口的电线杆子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招纸，筷子姐妹花沿着乱糟糟的唐楼叫卖，卖榄小贩把甘草榄卜卜飞抛上二三楼，孩子们在楼下追逐嬉戏。穿过骑楼间逼仄的过道，我找到乐道8号，楼下是大时代书店，张姐姐住楼上，她家门紧闭，隔壁一位法国女子出来说，萧红小姐被文协会的朋友接走了。我有些遗憾。我来找张姐姐，不光要回答她五年前问过我的那个问题，还有很多我想向她提出的问题。

过了几天，我又去了一趟尖沙咀。张姐姐仍然不在。楼下大时代书店的人说，她昨天还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胡风来港，在港大演讲，她陪胡夫人梅志过海去坚尼地道看望茅盾和孔德沚了，什么时候回来，没个准信。

那以后，我托梅大哥，我不在港时，替我把《星岛日报》买下集攒起来，我就那么读完了《呼兰河传》的故事。

10月份，我押解货物回内地，离开九龙前，心里不甘，又去了大时代书店，这一次，终于见到了张姐姐。

张姐姐在伏案写作。说伏案不准确，她披着件水红色派力司呢大衣，人靠在铜柱床上，蜷着双腿，膝盖上垫一本书，书上托着稿纸。她拿膝盖做案头，不断咳着，就那样写字。她没认出我，憔悴的脸上有些冷漠，目光中透露出不信任的神色。我告诉她我是谁，提示她，黄昏涌现的浅草町，大眼睛红头蜻蜓悬在头顶，还有那两块托在柔软和纸上凝冻似的羊羹。张姐姐眼睛一亮，哎呀一声，丢开稿纸，起身捉住我的手，脸上浮起红晕。

“是你呀，都长成小大人了，认不出了！”

“不是小大人，是大人嘛。”我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来，握着姐姐的手，用力，让姐姐看看是不是真长大了。”不过是秋天，她的手冰凉，我没敢用力，她已经很惊讶了，“呀，真是大人了。”

我们坐下说话。我告诉张姐姐，我从日本去了美国，又从美国回到国内，如今在军队服务。张姐姐高兴地说，她弟弟也在军队中，是西北抗日军。她随手从桌上拿过两页稿纸，说是给弟弟写的信[83]，我也是弟弟，让我看看。

我坐在那里看那封信，看着看着，想起七八年没有音信的二姐，捏着两页纸头，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张姐姐歪着头看我，问我是不是信写得不好。我当然不是那么想。我觉得信写得非常好，姐姐对弟弟的话中，反复出现那么多的“快乐”，当姐姐的就该说这样的话。

我告诉张姐姐，我读过《呼兰河传》，在那个故事里，她像是突然活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与他人不相干的生命；她的文字真是灵异任性到底了，直如早开的樱花，别人看到时，已是一地落红，却又让她一瓣瓣拾回来，做成文字的花，让人羡慕她拥有那么多可以思念的童年往事。不过，我告诉张姐姐，我不像她那样渴望回家，也许因为她在世上辛苦地寻找过，可以回家了，我则还在路上，人糊涂着，没有资格回家吧。

“走走停停，写了三年，河水淌开，记不得有悲伤了。别人都写国家命运，只我不合时宜，写个人苦痛，越活越不经事。”张姐姐捂着嘴咳了一阵，喘匀了，有些恍惚地看桌上那盒空了大半的“黄金叶”香烟，她似乎在有意忘却乡语，把自己混淆于毫于风格的国语中，“只是，我为什么会回到春天，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我告诉张姐姐，我来看望她，是来回答她五年前问我的那个问题。张姐姐“哦”了一声，在床上坐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我告诉张姐姐，因为她批评负情人，拿《送别》做例子，伤害了不相干的李叔同先生，我憋着气，回去查阅了《送别》，竟然查出了许多感慨。

说起来，这首歌不止一个版本，最早是美国作曲家奥特威[84]写的，歌名叫《梦见家和母亲》，因为写了伤感的乡情和亲情，南北战争时期被北军和南军士兵争相传唱，流传到世界各地。奥特威本人是优秀作曲家，他写这首歌，却奇怪地用了从未见过面，小他十几岁的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85]的曲子。我到美国后，有机会了解德沃夏克，他在美国国家音乐学院做了三年院长，而他到美国的时候，写下《梦见家和母亲》歌词的奥特威已经去世12年了。我找到德沃夏克在美国写下的《自新大陆》和《美国弦乐四重奏》，找到他的《斯拉夫舞曲》《大提琴协奏曲》和《水仙女》，很快被他音乐中浓郁的波西米亚风格迷住。我知道身为优秀作曲家的奥特威为什么要用德沃夏克的音乐了，因为德沃夏克的音乐里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思念。

张姐姐打起精神来，腰板撑直，要我把《梦见家和母亲》唱给她听。我有些羞涩，但还是为张姐姐唱了：

梦见家，亲爱的老房子，童年和有母亲的家，

醒来时甜蜜地寻找，一直梦见有母亲的家。

亲爱的母亲，请对我耳语，我感觉你的手在我的额顶上，

是的，我时常梦想着亲爱的老房子和母亲。

《梦见家和母亲》传到日本，在新澙高等女子学校任教的音乐家犬童球溪听到这首歌，内心孤独的他泪如雨下，几欲不能，当即根据《梦见家和母亲》曲调填词，写下《旅愁》。这首歌，我也为张姐姐唱了：

一个人忧愁，怀恋着故乡，亲切的父母，走在梦中。

回故乡的路，深秋夜静，旅途天空，寂寥的回忆。

一个人忧愁，风雨在敲窗，梦被打破，遥远的他们。

《旅愁》发表后，很快在日本广为传唱，一时家传户诵，此时李叔同正在日本，他被这首歌打动，多次唱这首歌，因大哭气绝几不成曲，在与潦倒的挚友许幻园雪中别离后，他用原曲调写下了《送别》。

我问张姐姐，难道她写下的那些家乡花园和老祖父的故事、德沃夏克写下的音乐、奥特威写下的《梦见家和母亲》、犬童球溪写下的《旅愁》、李叔同写下的《送别》，它们不是同样的思念内容吗？我要回答张姐姐的问题是，那些不肯让思念之情断掉的人，无论男子还是女子，坚强只是做出来的，他们不是尿性的人，而是心碎的人。

我说话和唱歌的时候，张姐姐不打断我，一支接一支吸烟。我说完，她埋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再去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点燃。

“你是这么想的？”她咳嗽了几声，脸涨得通红，半天止住，“思念的话，我是信的。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可是，世界怎么可以只由男人来做中心，这是什么道理？”

“不是这样啊，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中心。”我强调。

“共同吗？”张姐姐支棱着眼睛瞪着我，举在手指间的香烟袅袅向上，在头顶忽倏断掉，“女人是爱人，男人只管当被爱者，他们不能忍受爱人的爱，爱情使他们感到剥夺，纵使心碎，也只拿女人做了心碎的损害，之前先就把女人牺牲掉了。这样损坏的世界，哪里还有什么共同？德沃夏克、奥特威、犬童球溪、李叔同，被人们记住的，不还是男人吗，不还是男人拿着他们的心碎来给人们看吗？”

张姐姐一番话把我问住，我回答不出来。想了几年的问题，以为想明白了，拿来回答张姐姐，却被她一句话就问倒，这让我十分沮丧。

张姐姐看我发窘，笑了，身子往前探，不持烟的那只手伸出来，要往我脑门上拍，大约意识到我已经是大人了，手在空中滞住片刻，寂寥地收回去。

“我寻思了这么多年，也没寻思明白，不想了。”张姐姐指挥我从我带去的草网中取出一个苹果，去窗台上的盘子里取来小刀，“来，陪姐姐吃半个苹果。”

“姐姐一个人吃不好吗？”

“天涯海角，我俩身边没有亲人，两只寥落的走狗，以后想起，那一年，你和一个叫张逎莹的人一起吃过一只苹果，留个记忆，不是很好吗？”

我看张姐姐笨手笨脚，苹果削得皮颠瓤倒，上手接过来。正削着苹果，外面进来一个男子，中等个头，梳着飞机头，并不寒冷的天气，穿着欧式皮夹克，打扮和举止有股玉软花柔气，看见我，目光来来回回在我和张姐姐之间穿梭。张姐姐也不介绍，冷寂地看男子一眼，问他有什么事。男子说，和茅盾约好，去香港那边看朋友，身上没钱。张姐姐伸手够过五屉柜上的皮包，取出两张钞票递给男子，两人没再说什么，男子就走了。

“我丈夫。国破家亡的时候，男人们厮混在一起，不过是消解愤怒和无聊，不会叫我一块儿，正好躲无奈。”张姐姐苦笑一下，“本来约了茅盾夫妇去南洋，与这边的人事彻底断了，到底不是真挚朋友，人家不愿带我走，我也只好没良心了。”

我把削好的苹果切下一小片，大头递给张姐姐。

“真是悲观。”张姐姐眼神发散，苹果捏在手中，却不吃，“我一生的错，就是放不下对温暖爱情的渴望。原以为终于明白，向男人要爱情靠不住，要拿生命来争取自己，可惜，健康已经全毁掉，再也没法恢复了。”

张姐姐那么说着，突然有些泄劲，努力咳了一阵，心灰意冷地放下苹果，再去床头拿烟盒，点燃一支。

“我累了，要睡会儿，你先走吧，替我把门掩上。”

我起身告辞，心里一阵戚戚，有点怀念浅草町黄昏下脆生生的东北话。

张姐姐要我去门后纸箱里取两本书，是她的《旷野的呼喊》和《萧红散文》，说没有什么礼物送我，就送书吧，要我记着她，以后经常来看望她。

再次见到张姐姐，是两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GYZ006—004—03）奥布里·亚伦·麦肯锡法庭外调查记录：

新成立的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决定派出一支军官小组，知会日方战俘方面成立联合自治委员会的情况，同时交涉御寒用具和阻止疾病蔓延问题。交涉小组由英军扫雷艇艇长古柏上尉和国军虎门要塞司令部文书龚绍行上尉组成，二人前往交涉时注意军纪整洁，保持军人尊严，在与日方交涉时选择适当语气，同时注意不要激怒对方。

英联邦军官中有少量懂中文的，没有懂日语的，中国战俘中有几个懂英文也懂日语的，都在游击队战俘中，钟上校建议，由国军中尉郁漱石担任联合自治委员会方面传译员。

郁在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我在和德顿小子吵架。

（GYB006—001—193）被告郁漱石庭外供述记录：

高级军官联席会议结束以后，我被留下，接受格尔诺维茨和徐才芳的讯问，他们需要对我做一次甄别。

格尔诺维茨和我谈话过程中，徐才芳一直戒备地盯着我。徐少校风纪严整，不苟言笑。他有一只相当秀美的女性化鼻子，鼻子下是一张小里小气的纤薄嘴唇，下颌上有一颗角质疣。我尽量不看他那只女性鼻子和纤薄嘴唇，以免发笑。

格尔诺维茨结束和我的谈话之后，徐才芳向我提了几个问题，诸如在日本读书期间参加过什么组织，和什么人接触过，是否受过皇道派[86]和一夕会[87]影响等。他在我入营审讯时没有提到这个，大概当时矢尺大介在场，不便问。他的口气一丝不苟，好像出生前就有人告诉他，人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在日本只是一个学生，国家改造和大陆政策不是我的学业。”因为反感徐才芳的质问方式，我冷冷回答，“就我所知，我在这儿的全部作用就是帮助两位上尉去和牢卒头头打交道，告诉他们战俘们如今是一伙了，然后设法弄床厚点的毛毯。我不想干这个，你们另选人好了。”

“你什么态度？”徐才芳非常恼火。

我知道徐才芳恼火的原因，能用日语和英语与敌人和盟军交流对证明军人的勇敢毫无作用，但对失去自由却想证明自己能控制一切的军官很重要，他不具备这个能力。

两小时后，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派出的三人组出门了。

路过东区时，我看到一些幽灵般的国军战俘，他们在屋外靠墙坐着，一动不动，像是僵尸。他们全都营养不良，满脸倦怠，肋骨间一片阴影，像一台台初级钢琴，那么多钢琴依次排开，你不知道它们会发出什么样的音乐，让人想着都眩晕。

然后，我看到了传说中惹是生非的游击队员。他们有几十号人，分成几个组，无声地在各个营房间穿梭，收集生活垃圾，运到营区边排水沟旁填埋掉。大概怕干活费衣裳，大冷的天气，他们全都没穿上衣，看上去健康情况比国军还要糟糕，基本是一张脏皮直接包着消瘦的骨头，脑袋像是临时安上去的，完全看不出一年或两年前他们长什么样。

游击队的人当中，有个瘦猫般的半大孩子吸引了我的视线。他圆圆的脑袋，个头小得不正常，手脚细如麻秆，活像悬丝傀儡，和一个矮个子中年人抬着只篾筐。我们走过时，那个中年男人直起身子朝我们看了一眼。他穿短袖对襟褂，披一件旧便衣，嘴上叼着只烟斗，离着几十步远，看不大清，我觉得那是一张石刻的脸。

“真能装。”龚绍行哼了一声，小声说。

我不明白地看龚绍行。龚绍行告诉我，那个矮个子中年人就是中共游击队战俘中官衔最高的，叫肖子武，他手下的人管他叫肖大哥。

“他们在找吃的。”

“什么？”

“他们不会白干，说不定垃圾里能翻出能吃的东西。食物最重要，对吧？”龚绍行说话语速极快，有一种饥饿动物见到食物的兴奋，“提个醒，把私人物品收好，别让人顺手牵羊了。”见我仍是一副不明白的样子，他又补充道，“你总有些私人物品吧？比如食物什么的，不然你到D营来干什么，怎么活下来？”

我被人上了一课，点点头，顺便问到徐才芳。

“老徐是夏威8军团的人，政工干部，不是作战被俘的。”龚绍行朝扬头走在前面的古柏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广州沦陷时他走错了道，落在鬼子手里。8军团不是嫡系，所以他老和钟长官套近乎，在南头集中营就向钟长官宣誓过忠诚。”提到这个他更加兴奋，“余长官的12集团军也不是中央嫡系，粤系一直不服老蒋，抗战开始了还想把老蒋扳倒。老蒋在广东发迹，在两广却没有嫡系，所以老把粤系主力往北边搬，留下来的杂牌军弱到连游击队都收拾不了，活该当俘虏。”

我觉得，龚绍行那么说没道理，怎么说，他也是粤系的人，不应该想当俘虏吧？不过看起来，游击队的人也不怎么样，他们的样子有点像成群结队的灰沼狸，和周边的物种孤立，只能翻腾垃圾，挺可怜的。

“你要小心，营里只有中国人那会儿，老徐是副主任，现在只是委员会成员，心里肯定不服气，会憋着劲整人。”龚绍行说了那么多，有点气虚，喘得厉害，“你是国军，人留在西区，和英国人混在一起，换了我，我也会盯住你。”

我看了龚绍行一眼，点点头。

我们来到营区东北头通往日方管理区的二道门岗。站岗的是一名警备队上等兵和一名少年战俘警卫。上等兵慵懒地靠着杂木栅栏，单帽掖在腰带上，看着不到二十岁年龄，皮肤黝黑，眼睛明亮，头剃得奇怪，其他地方光光的，顶上留下一撮，活像顶着一块煎鱼饼，显眼的是，额上刺了几个黑色墨点。我们走近前，他在逗一只白眼圈的画眉鸟，画眉停在门槛上，歪着脑袋看他，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着什么，鸟儿是迪啾—迪啾，声音婉转明亮，人是喳喳—喳喳，不是画眉，像山麻雀。

见我们走近，少年战俘警卫过来奶声奶气盘问。上等兵站直，单帽戴好。画眉飞走了。上等兵过来问了两句，说一口不太熟练的福佬话[88]。

事先向日方通报过，我们获准通过二道门。我回头看上等兵，他也看我，乌亮的眼睛滴溜溜转动着，稚气十足，脸上露出一抹谨慎而生硬的微笑，好像他昨天才出生，什么人生经验也没有。

管理区在D营东北角，主建筑是一栋年头久远的客家围屋。围屋前有一大片草地，生长着茂盛到不讲理的苜蓿，向南一直通向斜坡下。草地上搭了一座凉棚，棕绳编织的软椅让人看了昏昏欲睡，适合躺在上面消磨冬天午后阳光的抚慰。围屋背后，两栋条石盖起的旧式兵营隐约藏在花木扶疏的丛林间。再往南边是一大片沼泽地，绕过一道逐渐升起的高地，那里植被比其他地方矮不少，高地尽头有一层明亮的海天玻璃色，再远处就看不见了。北边稍远处地方，一些疯长的棕榈树向森林中蔓延而去，棕榈树上飘扬着一些宽大的姜黄色衬裤。战俘营的管理者大概喜欢南方的阳光，它能把皮肤晒成古铜色，但我猜，他们更喜欢在寒冷的天气中光着上身，赤脚站在家乡的雪花中，大声吼叫先人流传下的诗歌。

几名日军士兵站在管理区围屋大门外，灰色战斗服，罩伪装网的90式钢盔，胯前吊着弹匣横在左侧的100式冲锋枪，腰间佩着南部式手枪。我注意到他们胸前的M型兵种胸章，是青蓝色的航空兵，不是黑色胸章的警备队。

围屋前站岗的哨兵叫来一个下颏削尖的上等兵，饭岛要人上任时我见过他，他是新任长官的韩国军夫，叫朴八佬。他有一张毫无特色的脸，就像脚随便踢中的一块泥土，因为脸始终阴沉着，你会觉得那块泥土有些年头了。

我们三人跟着阴沉的韩国人走进院子。

围屋用青石和楠木建造，典型的南洋风格，院子里有两棵茂盛的黄杨，靠墙的背阴处种了一排紫薇。庭院北边，一条水火道相隔，竖着一座高高的碉楼，看上去弃用了很多年，青石墙面上攀满了藤萝类植物，站在庭院里，能看到墙体斑驳的碉楼二层以上部分，窄小的窗户紧闭着，窗台上生长着几株山兰，大概是鸟儿将草籽衔到那里去的。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那座碉楼显得神秘而伤感。

朴八佬让我们在院子里等着，他进屋去报告。

透过一楼西边一间屋子打开的门，能看到几名日本军官在屋里说话，主谈者是位面容清秀的矮个头年轻军官，没有佩戴军衔和军刀，军官们恭敬地簇拥着他，中佐衔的饭岛要人也在其中。看来，D营日方最高指挥官有重要客人。

朴八佬进屋小声向饭岛要人汇报。矮个子年轻军官回头朝院子里看了一眼。事后我回忆起这一幕，我想，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盯上的。

很快，矢尺大介，这位日后令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汗毛直竖的魔鬼，腰间拖着95式军刀出现在院子里。我们很快领教到这位D营次官的威风。

矢尺大介完全没有请我们进屋谈的意思，交涉只能在院子里进行。

按照事先计划，交涉主要由古柏上尉负责，龚上尉补充，我负责传译。古柏告诉矢尺大介，他和龚上尉代表新成立的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向D营日方最高指挥官饭岛中佐通报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成立情况，并交涉御寒措施和收治病号事宜。我将古柏上尉的话传译给矢尺，说明了来意：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希望日方按照《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89]精神尽快收治病号，而不是等着伤寒在战俘中大量蔓延；为包括士兵在内的每位战俘解决御寒问题，而不是等着战俘们夜里用舌头当被子防寒；落实英联邦战俘的床铺问题，而不是让他们睡在潮湿的地上和可爱的积水以及凶猛的昆虫捉迷藏。

矢尺大介30岁上下，长着一张岛国人典型的扁平脸，却有一只广东沙皮巨大无比的下巴颏，上身壮硕，下身粗短，剃着光头，任何时候都坚定地戴着趾高气扬的战斗帽，穿一条似乎从来不曾换下的邋遢的卡其布料马裤，军用衬衣领子敞开，露出白花花的胸脯——我头一次见到东亚人能白成这样。矢尺次官根本不看用大和民族以外的语言和他说话的英国军官，目光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入营那天晚上审讯时，他也这么盯着我，他的鼻子太大，眼睛挤得只留下一道缝，很难判断他是在看我，还是在看他自己的鼻子。

我传译完古柏上尉的话，矢尺冷冷地问：

“这么说，你们又是谁？”

“古柏上尉、龚上尉、郁中尉。”

“用不着告诉我你们三头猪猡叫什么，总之，需要知道的时候我会用力踩你们小尾巴，让你们嗷嗷叫出来。”矢尺的话里夹带一些粗俗的市井俚语，他盯着我的眼睛意味深长地说，“至于你，131号，最好说些美丽的鹳能听懂的话，这样对你比较好。”

“先生……”

“那么，是谁批准你们三个蠢家伙到这儿来的？”

“我们受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钟上校和摩尔上校指派，奉命与贵方交涉，事先通报过。”我的手不易觉察地痉挛了一下，他提到鹳的事情，是在暗示我，他曾经关照过我。

“这个嘛，你们以为现在还躺在海军要塞的鸭绒被窝里，等着勤务兵把烫嘴的咖啡送到嘴边吗？”矢尺大介咧开嘴笑了一下，不大像要发作的样子，“滚吧，回去告诉派你们来的愚蠢家伙，让他们把胡子剃干净，本人现在没有工夫理会他们，但保证会在高兴的时候去找你的上校，看着他们把脸上的鼻屎吃下去。”

我犯下了在D营的第一个错误。我没有按照矢尺说的那样夹着屁股滚蛋，而是硬着头皮再次重申，关于床铺问题，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战俘营坐落在雨水丰沛的原始森林中，这里有可以盖一千个——也许一万个——奥古斯都大帝[90]奢侈宫殿的珍贵木材，战俘中有来自粤北山区和爱尔兰山区的木匠，不缺工人，可以自己动手去森林里伐木头，确保20天之内让所有人睡在干燥的床上。

“啊啊，知道了，集体郊游嘛，采集浆果和蘑菇什么的。”矢尺大介不怀好意地笑道，“那倒是，大日本皇军不会用枪瞄准你们可怜的后脑勺，珍贵的子弹会被送到太平洋战场需要它们的勇士手上，让更多的猪猡嘴啃泥。”

按照规定，我把矢尺的话传译给古柏和龚绍行，他俩都很生气。

“告诉驴头，”古柏愤怒地说，“我们不会不管自己人，让他的子弹见鬼去吧！”

我没把古柏的话转告给矢尺。来之前徐才芳提醒我，不要和日方发生冲突，以免把事情弄僵。可是，我有一种冲动。我觉得我被东亚文学欺骗了，这不是我知道的日本。还有，我是一名军需官，疾病正在蔓延，为躺在冰冷泥水中的士兵弄到被子和床是我的职责。

“要是这样，战俘们就不得不搂抱着度过冬天了。”我这么对矢尺说，我的固执充满了悲壮。

“搂抱在一起睡觉，131是想说这个吗？本人不允许这样做。”矢尺开始不耐烦，咔吧咔吧捏响指关节，回头朝屋里看了一眼，换了一副虚假的乡绅口气说，“可耻的战俘没有权力戳谁的屁股，皇军在征服世界，顾不上为你们检查梅毒，不能保证有谁会染上性病。”

“可是……”

“可是，你们已经违反了军规，滋扰了皇军治理地区的安宁，关于交涉代表的上诉将不获受理。滚吧蠢货，趁本人现在没工夫搭理你们，立刻滚回营房去！”

我们无功而返，回到战俘营房，向钟上校和摩尔上校汇报交涉情况。

这个结果在钟上校的预料中，却激怒了摩尔上校和联邦军官们。摩尔上校决定不接受日方的无理答复，继续向日方申辩和交涉。钟上校向摩尔上校表示，中国战俘支持盟国战俘的要求。

“除非阵亡，士兵决不躺在裸露的泥土上。”钟上校苍白的脸蛋上浮着两朵红晕。

摩尔很高兴钟上校这样想，殷勤地邀请对方到他营房喝茶。钟上校婉言拒绝了。

“这不表明我们不是盟友。”钟上校说。

徐才芳十分恼火地责怪我没有按照布置直接见日方主官饭岛要人，导致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第一次与鬼子的交涉完全失败。我不接受徐才芳的指控，交涉小组负责人是古柏和龚绍行，和矢尺大介交涉的也是他俩，我只负责传译，不对交涉对象是谁和交涉结果负责。

“我会把你调查个底朝天，郁中尉。”徐少校阴郁地盯了我半天，然后说。

（GYZ006—004—003）证人奥布里·亚伦·麦肯锡法庭外调查记录：

我和德顿吵架，完全是因为中国人。

中国战俘中有几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他们被编入普通营工作班，负责营区内通信和站岗工作。我觉得这些娃娃兵非常了不起，如果穿上宽大的工装裤和格子衬衣，他们就是镀金时代的牧牛少年。德顿却声称，中国的童子军和英国的童军总会、美国的“森林印第安人理想”组织不同，后者的目的是良好公民和忠诚训练，不是为了战争。德顿这家伙总有一种下意识的优越感，他认为驱使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参加战争是人类不齿的行为，人们应该在战场上采取坚定的废童政策。我认为德顿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理解中国人，他们昨天才剪掉辫子，接受不了劳动者至上这一套。德顿则认为我是杰斐逊主义者，到处倾销幼稚可笑的美国式民主。我俩为这个争吵起来。

郁从外面回来，眼神奇怪地看我和德顿。气氛有所好转，争吵变成斗嘴。

郁和德顿讨论，英格兰人有一种维京海盗的傲慢，但别忘了，海盗船上不光有童子军，还有女海盗，废童运动应该把妇女也加上。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郁举了中国的郑石氏[91]和英国的安妮[92]例子，两位女英雄都是性奴出身，可她们差一点通过战争成为贵族。德顿面有赧色，认为郁是妥协主义，但他承认他的祖先和北方的海洋有着难以摆脱的屈辱关系。

“就像你们中国人一样。”德顿对郁说。

“你错了，子爵先生，”郁的口气分辨不出是认真还是嘲讽，“就古老文明而言，中国最早只是西周京畿一带地方，面积不足100平方公里，人口不到50万，那个中国和你的北方海洋有着同样难以摆脱的屈辱关系。”

“你不会说，就像那些留着卫生胡小子的国家一样吧。”德顿涨红着脸说。

“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说这些没用。”我过去拉住郁，他俩一聊贵族间的话题我就头疼，“你可以关心一下我这个正在遭受痛苦的童子军。”

我把郁拉出营房。我现在需要他。我的坐骑在海上被日本人屠杀时，我的肩胛上钻进一粒豆子大的弹片，后背被气流烫伤，本来在圣士提反野战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可惜以后被日本人一折磨，伤势再度复发。

郁在港岛作战中也挂了彩，但伤口基本好了。他是个幸运的家伙，总能创造奇迹。

郁从卫生科弄了点硼酸水，我俩躲在营房后面，他帮我处理肩上的伤口。我龇牙咧嘴，热情地告诉郁，中国是美国最忠诚的盟友，我和他应该给战俘们树立模范榜样。郁茫然地停下手中的布头，脖子伸长过来看我。关于我俩可能是一个爹操出来这件事，我只在入营时开过一次玩笑，以后没再提及。D营战俘主要是中国人和英联邦人，我和可怜的莱弗、亚当，就像三只孤独的白头海雕，郁熟悉美国，所以我总是和他套近乎。

“你们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吃苦、忍耐和足智多谋的人民，战争开始前我们没有抛弃你们，你们一定会百倍地报答我们。”我认真向郁宣布，“兄弟，相信我，你的家人会支持我的看法，如果你有家人的话。”

郁说他愿意相信我，但他不能肯定我说的抛弃和报答的话，因为他无法像我一样，用国家首脑的口气说话。至于家人，郁认为他的情况恐怕会让我遗憾，他的确有家人，而且有一大堆，可他们一定以为他现在躲在南方某个国统区的乡村喝着工夫茶，和某位丈夫阵亡因而春意阑珊的年轻寡妇打情骂俏，如果他们知道他做了日本人的俘虏，一定会大为光火，因为他让他们丢脸了。

郁还告诉我一件糟糕的事情，美国遭到日本人攻击，中国的达官显贵一点也不伤心，而是比过旧历年还高兴。郁向我描述了如下画面：当日本人把他们的航空鱼雷丢在美国人头上时，重庆国防委员会大楼里一片欢呼雀跃，政府和军队魁首们纷纷发电互相庆贺，喜欢在公开场合显示恩爱的委员长和夫人如释重负，一扫眉间阴云，手挽手去上清寺教堂感恩上帝。小个子日本攻击了大个子美利坚和巨人般的联合王国，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这是一次了不起的伟大胜利，中国的领袖们乐于看到，中日战争不再是幕下和横纲之间实力不公的相扑[93]，美国人和英国人将不得不把自己与中国捆绑在一条绳索上，加入亚洲战争，中国的战略地位将得到重视，美援将源源不断运往中国，中国军事首脑们的腰板会变得强硬起来，不然他们将遭到美援的狠狠打击。

“就算这样，我们仍然是盟友，我们在一起，对吧？”因为郁，我原谅了他的国家，“可是，别把傲慢的英国佬牵扯进来，他们除了一个劲地给美国开出武器清单，什么也干不了，那个捡了便宜的结巴国王[94]正在等待罗斯福去拯救他快要被德国人炸平的小岛。”我龇牙咧嘴抽着冷气向郁保证，“等着吧，我们一定能打赢太平洋战争。”

我听见郁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战俘营每天提供两顿饭，早饭10点供应，通常是分量严重不足的番薯煮豆子粥，晚饭6点供应，通常是发了霉的杂面窝头和用木瓜，以及不知道什么植物混合在一起的杂拌汤。就我所知，郁并非饕餮之徒，但D营的食谱还是让他饿得发慌。我知道他希望这个时候我能从私人口粮中拿出点什么，比如一只罐头。他更愿意和我谈谈私人口粮内容，而不是扑朔迷离的太平洋战争。

“我们的确是盟友，亚伦。”郁放轻动作，尽量不碰到我肩胛处翻起的烂肉，“我正在为你清洗后背上的伤口，以免它长蛆。英国人也是，萨维兹，皮格特，还有迪帕上尉，他们的伤口也好不到哪儿去，有人伤口中的蛆比你多几倍，看上去他们的身上就像长着一座动物园。”他好心提醒我，“问题是，我们在战俘营里。我是说，我们中国人，你们美利坚人，还有德顿伙计的不列颠，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

郁向我解释，他愿意相信我的话，美国人在夏威夷损失惨重，骄傲的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菲律宾和马来要塞也丢失了，美军士兵即使打了败仗也很顽强。不过，英国人也一样，他们的军队抵抗得很苦，德国人把他们摁在英伦岛上痛揍，海外殖民地不断丢失，但他们很卖力，也许他们会卷土重来。

“所以，亚伦，你，德顿，还有我，我们这些人不应该分裂，我们得先把伤口里的蛆弄干净，设法活下去，活得时间够长。总有一天，魔鬼们会坚持不下去，战争会结束，人们溃疡的伤口会痊愈，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欣赏郁，虽然很多时候他是幼稚的，可谁说幼稚不是打赢战争的最好武器？

我问郁，战争结束以后他想干什么。他举着纱布想了一会，想不出来，说他没想过这件事情，也许应该想，但他没有。

“知道我想干什么？”

“去掉背上的痂壳？幸好你看不见，它的样子实太难看，我保证你不会喜欢。”

“我说的不是它。”我龇牙咧嘴地说，“我要用敞口杯一气喝光三品脱蓝带啤酒，然后和劳莉塔跳一整夜恰恰。”

我告诉郁谁是劳莉塔。一位来自墨西哥纳瓦特尔族[95]的混血姑娘，她美丽性感，有着迷人的棕色眼睛和玫瑰花瓣诱惑的红唇，我俩是在艾克斯敦镇举办的玉米节上认识的。劳莉塔是那一届的玉米皇后，镇上的小伙子都迷恋她。她和她长着浓密胡子的爹、梳着大辫子的妈、五个迷恋龙舌兰酒的哥哥为镇上一家牧场打工。他们把平底锅从新拉雷多[96]搬到美国来。他们认为得州是美国人从他们手上抢来的，他们仍然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美国人犯下的可不止偷渡罪。

“嘿，美人儿，”我追着花车跑，对车上戴着花冠的当选皇后大声喊，“干吗不来我家牧场工作，我妈会喂你艾克斯敦镇最棒的酸樱桃馅饼！”

“牛仔小子，”劳莉塔掩着被风掀动起的裙子朝我大笑，她那双结实的长腿让我差点眩晕过去，“干吗你不自己来喂我？”

你猜怎么着，当天晚上，我就赢得了美人儿的芳心。她让我吻了她。我们在我家储草仓里滚到月亮偏西。为这个，我还和丹朗士打了一架。丹朗士是艾克斯敦镇最厉害的家伙，他用手肘撞断了我一根肋骨。我没便宜他，他那个醋意大发的妹妹告诉我，她哥哥趴在床上喝了两个月的奶，一直对着牛奶桶哭泣。

当兵前，我和劳莉塔每个星期都见面。她真是个可人的姑娘，给我带来亲手做的玉米饼，教我蘸着辣酱吃蝗虫，然后我们在树屋里痛痛快快大搞一场。没说的，我是西湾平原最幸福的家伙。

在郁为我的伤口做完清洗，并且重新扎好绷带前，我向他描述了战争结束以后我最想做的事情。

“也许我可以和劳莉塔商量一下，把做爱放到第二天早上，先痛痛快快跳一晚上舞。”这件事情必须决定下来，不然到时候手忙脚乱，“但也可以先做爱，再跳舞，然后接着做爱。”我并不在意做日本人的俘虏，我认为事情很快能得到解决，谁也不敢把美利坚怎么样，事情就是这样，“劳莉塔会等着我，上帝会告诉她我活着，她一定会等我回去。”

“真是不错的想法。”郁由衷地说，他为我高兴。他承认他不会喝酒，跳舞行，但没有劳莉塔等着他，所以，战争结束后他用不着那么忙。

“郁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一直想问的问题，我想知道他怎么有这么奇怪的姓。

“草木茂密，还有，忧愁。”郁朝营外峡谷的森林中深深地看了一眼，说。

我随着郁的目光看向营外，没看出什么。不过，那真是个神秘而深刻的姓，对吗？

就息哨声响了。我俩在战后第一件事情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上耽搁了太多时间。郁收拾好东西，我俩返回营房。一个警备队士兵在9号营房门口等着郁，要郁立刻前往日方管理区，向饭岛指挥官报到。我看出来，郁有点茫然，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传唤他。

“伙计，别紧张。”我冲郁诙谐地眨了一下眼，“去问问那些家伙，他们能坚持多长时间，我不想让劳莉塔等得太久。”

（GYB006—001—194）被告郁漱石庭外供述记录：

管理区二道门的警备队士兵和战俘警卫换了人。战俘警卫我见过，是下午在东区收垃圾的那个悬丝傀儡似的游击队童兵。他露出掉了两颗牙齿的嘴，冲我笑了一下。

我在二道门岗被交给饭岛的军夫朴八佬。他什么话也没说，带我进入管理区。我跟着他沿着铺满苜蓿的小路走向围屋。最后一抹晚霞中，我扭头向营区的大门口看去，那里有三棵树冠巨大的小叶榕树。我猜那是为了警备队哨兵夏天不至于被阳光烤成蚊蚋干留在那儿的。

朴八佬向围屋大门口哨兵通报过，带着我走进院子。靠楼梯处的黑暗中站着两名白天见过的灰色战斗装士兵，他们拦下朴八佬，叫来一位佩戴中尉衔的青年军官。中尉有一张英俊的脸，四肢匀称，和我差不多大年纪，他神色严肃，吩咐我上楼，去二楼南边尽头房间。

我有点困惑。命令让我见饭岛，根据白天看到的情况，饭岛的办公室在楼下，中尉却指示我上二楼。我按照中尉的命令做了，踩着罗汉柏的楼梯吱呀着上了楼，拐向长长的走廊，被沿途廊檐上酸枝木雕刻的民间故事弄得有些恍惚。

沿着走廊一直走到尽头，我在最南边的那间屋子门口停下。

门是敞开的，房间宽大，屋子当中一张血榉木长桌，桌上放着一盏马灯，另一盏马灯挂在西墙一幅营区地形图前。桌后坐着一位军官，军装挂在四出头官帽椅背上，人被两摞厚厚的卷宗埋住一半，我依稀认出，他就是白天在楼下办公室和饭岛说话的那位年轻军官。

我犹豫了一下，立正报告：

“国军中尉郁漱石奉命前来。”

“这么说，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教育131号你学会遵守营规。”灯影后面的年轻人从卷宗上抬起头。

我吃了一惊。是女人的声音。

青年军官掩上卷宗站起来。两只蛾子从桌角飞开，去了西墙另一盏马灯那边。果然是女人，紧身的灰色羊绒制式毛衣勒在身上，马灯的光线沿着收束得很好的小腹滑上去，白天她穿军装，戴紧束软帽，在一群男性军官簇拥下，让人误以为她是男性军官，现在知道错了。不管怎么说，她说得对，我违犯了营规，在向日本人报告时说出了自己的姓名而不是营号。

“如果您同意，我可以重新报告一次。”因为对方是女性的原因，我磕磕巴巴说。

女军官抬起一只手表示不用，示意我进屋。

我走进屋里。女军官隔着一段散开的灯光一声不吭地盯着我。我没来由地拘束起来，心里估摸着，来D营20多天，日方管理人员大体都见过，却头一回见到她。日方管理人员中有个日籍女职员，叫佐佐木美奈，是医务班的，我在营区里见过她一次，她随日方军医中川流香进营区为转移战俘做检查，除此之外，没听说营中有女性管理者。

我朝挂在官帽椅背上的外套看了一眼，注意到外套胸前的橘红色胸章，说明主人属于参谋系统。联想到白天在管理区门口看到的那几名日军士兵，灰色战斗服，罩伪装网钢盔，空军特种部队臂章，挎100式冲锋枪，显然是她的人，而她被D营军官们簇围着，一群校尉唯唯诺诺，可以肯定，她不是一般人物。

“这么说，131号参加了香港作战，是这样吧？”女军官开口说话，声音有些沙哑，有些冷漠，灯光角度对她有利，我无法分辨她的容貌和表情，典型的战俘待遇。

“是，我参加了香港守卫战。”我回答。

“关于香港作战，你了解的资料不会比38师团详细。”女军官并不在意我对“守卫战”的抵触说法，“只是想和人聊聊，那场战斗中的士兵，他们怎么想。”

我不明白，困惑地看女军官。她说关于香港战事的情况我不会比攻击方提供得更多，这是实情，既然如此，她想从我这儿了解什么？她说的“战斗中的士兵怎么想”，指的又是什么？

也许感觉到我的困惑，女军官绕过桌子，走到桌前，这让她离开光晕隐蔽处。

现在她站在明亮处，我能看清楚她了。

她年龄约莫在25岁到28岁之间，中等个头，短发，细鼻梁，高颧骨，因为刺眼的灯光从右下方照着她，眼睛下意识眯缝着。她伸手将血榉木桌上的卷宗往里推了推，牵动紧身羊绒毛衣，这样就让她凸显出恰到好处的胸形、纤细的腰和结实的两胯，在灯光的笼罩下，显出一丝古怪的魅惑。

一瞬间，没来由的，我想到落发为尼的北条政子[97]。

“之前也判断过，对香港要塞的攻击不像马来和新加坡那么困难，没想到18天就打下来了，大大超出预料和战争准备哦，想谈谈这个。”女军官反应敏锐，看出我不知如何开口，选择了一个我能应付的话题，“参谋部认为，英国人会认真抵抗，有一场可怕的攻坚战要打，对部队下达大帽山主阵地作战的准备是一星期，可惜只打了两天。”

“我听说，是228联队的尖兵让守军吃了苦头。”我接住了她的话。

我在赤柱拘留营打听过在电厂杀死敖二麦的那支部队，他们是日军第228联队，太古船坞作战时，他们跟在229联队后面登陆。在黄泥涌突围时，我遭遇到的也是这支部队。而最终让我记住它的是，正是这支部队攻下了大帽山城门堡阵地，撕开了醉酒湾防线的第一个口子，我才遇到从前线狼狈撤下来的大陆兵团苏格兰营营长N.怀特中校，加入了保卫香港的战斗。

“明白了，你是说，佐野兵团228联队第10中队指挥官若林中尉[98]。”女军官说，“我见过这位让香港要塞瞬间崩溃的年轻人，他带队侦察城门要塞，发现重要据点225高地兵力薄弱，几乎没有警戒，苏格兰步兵团第2营的詹姆斯指挥官嫌地下通道呼吸局促，甚至没有要求自己的士兵穿戴装备。若林中尉并没有返回攻击阵地向上级报告，而是果断地带着小队长望月茂少尉和曾根正三准尉攻击了高地，并且占领了它。”不知意味什么，她无声地笑了笑，这让她显出一瞬间的温柔，“两年前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若林中尉是个高个子青年，人很消瘦，不爱说话，也不见他笑，实在算不上英俊男子。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礼貌地递给我一支香烟。我谢辞了。他也没吸，小心地把香烟收回烟盒。”她扭过头去盯着黑暗中的某个角落，像是在回忆她和对方会面时的情景，“中尉问我，知不知道那是什么牌子的香烟。我告诉他，记住细节对我并不困难，是英国的黑猫牌。中尉说了香烟的故事。他在225高地的战壕中射死了一名英国军官，军官手里奇怪地握着这盒香烟。中尉收获了它，他认为既然由自己开始了香港的作战，就应该由他把军旗插上港岛最高山顶，那样的话，他可以在胜利的旗帜下把香烟分给弟兄们，这样不是更有意义吗？”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觉得那是一场噩梦。我背上潮乎乎的，渗出一层细汗。西墙营区图上那两只蛾子又飞回来了，重新落在摞得高高的卷宗上。也许不是先前那两只，是另外两只。

“若林中尉占领225高地后，228联队指挥官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机会，提前发动了进攻。一天后，英国人丢掉了大帽山主阵地，香港的大门打开了。18日晚上在太古船坞抢先登陆的，也是这位年轻的攻港英雄。中尉率领一支工兵队从北角七姊妹区泅水登陆，绕道上山，使用的也是偷袭战术，在大潭水塘英军背后爆破攻击，炸毁了英军增援车辆，致使英军断了后援，不得不向日军投降。”女军官向屋里的某个地方看了一眼，停了一会儿，说，“我为若林勇士骄傲。我想再度见到他。”她目光敏锐地看了我一眼，猜出我的心态，“就算参加了作战的131号你，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吗？”

香港大门打开的时候，我在那道完整无缺却无法再度关上的大门前，在苏格兰营D连阵地上屁滚尿流地往机枪堡里拖伤兵和死尸，这个趁夜敲开醉酒湾防线的高个子中尉离我不远。那以后，我拖着气息奄奄的李明渊少校在九龙没头苍蝇似的跑来跑去，无望地寻找出海船只。几天后，我在北角电厂绝望地朝窗外的夜幕中射击时，他正带着他的士兵跳下折叠艇，登上太古船坞，看也不看我一眼，在黑暗中冲向大街，我俩只隔着数百公尺距离。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我的小组成员，还有老咩那些水上人兄弟，他们全都留在香港了，一个也没有出来。

“225高地被攻下的消息传到38师团战地指挥部时，”女军官并不关心我在想什么，继续说，“佐野师团长大为震怒，下令进攻部队立刻撤回城门河北岸，否则就轰炸。23军酒井司令官也怒不可遏，命令佐野将撤下来的若林交给军法会议严加惩处。”

“为什么？”我有些讶然，不明白地看女军官。

“225高地是大帽山主阵地中枢，英军绝无轻易放弃的理由，势必全力反击，部队尚未完成大战准备，计划一周后才对该阵地攻击，仓促应战势必导致混乱，一个下级军官居然抗命越权，打乱作战计划，后果不堪设想。”她笑了一下，好像这件事情十分有趣，“可是，就在两个月前，因为夜袭城门堡阵地的独断行动，若林中尉获得了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的通电嘉奖，东京大本营也向中尉颁发了军人最高荣誉奖章。这真是好消息，不是吗？”

“英国人的确没有防守住新界和九龙，可占领港岛却并不容易，你们也付出了巨大伤亡。”我不得要领地急促地说。我不知道这能表示什么。也许我不想让人玷辱缪和女、朱三样、敖二麦、李明渊、老咩、伍副官和他们的兄弟，不想被一个没有在战役中出现的敌方女性唬住。

“是啊，战斗推进得比预期快了许多。”女军官没有被我的抵触情绪影响，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英国人也知道，鲤鱼门水道是最佳登陆地点，所以用锚链封锁了海道。佐野兵团曾经起用小池礼三少尉和伊藤三郎少尉，命令他俩挑选能游过4000米的士兵，强渡维多利亚海，打开登岛作战序幕。小池在第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过男子200米泳亚军，伊藤也是那届运动会的选手。一群好水性的敢死队员在黑暗中游过港湾中的英军舰队，凭着泅渡登岛作战，那会是一种什么景象？这不免让人想起希波战争[99]，参加作战的不少希腊将军正是奥运会冠军。还记得斐力庇第斯[100]星夜奔向斯巴达马拉松村的壮举吗？”她停下来，望着南墙两扇石英玻璃窗户外的黑暗，片刻的沉默后，口气突然冷漠下来，“因为训练时出了事故，这个计划放弃了。就是说，用不上了。可是，英国人一点也不考虑魔鬼山炮台失守后对北岸炮台形成的致命压制，他们就不能把火力布置得更合理一点？”

女军官有些失望地转过身，走回长桌后面，这使她又回到马灯的阴影中。

“听说你在京都帝国大学读过书。”

“是的，差不多五年。”

“那么，元良勇次郎[101]先生担任心理学教授的事，你肯定听说过啰？”

“元良教授开课介绍西方心理学，遭到同行嘲笑，是明治二十一年的事情吧。”进入京都帝大的第一年，阿国乃上告诉我，元良勇次郎先生融合佛教思想，提出禅学和心理学理论，因为在授课中用数位中国高僧为例讲授心理学，我去找来他的著作读过，“可惜，先生明治四十五年去世，昭和八年我才去日本。”

“就是说，这件事情你知道哦？”

“知道一点。”

“话虽这么说，明治三十四年，松本亦太朗[102]先生在帝国大学开讲《实验心理学十讲》，风头无限。你在文科大学读书，作为心理学会会长的松本先生也是帝国大学文科学院教授，先生经常回学校讲课，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

“是。”她提到的时间正是我刚到京都的时候，因为对浮世绘中的女人体着迷，读过松本教授的《绘画鉴赏的心理》，但我不希望谁都知道懵懂无知的少年躲在被窝里整夜翻看江户时期木板春画这件事情，“可惜，那时我是预科生，要说无缘聆听教授讲课，也是正常的吧。”

女军官毫无表情地看我一会儿，在桌前坐下，埋头继续看卷宗。

两只停留在卷宗上的蛾子再度飞起来，去了西墙。

“没想到在这里能够碰到校友，一时起了兴致，找131号来说说话，现在你可以离开了。”她腰身笔挺，头都没有抬，快速翻动卷宗，分明不满地补充道，“大概没有人说过131号不是一个好的谈话者，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131号在帝大的老师是谁？”

“浅野早河先生。”我脸红地讷讷地说，心里充满对深爱我而我也万分敬仰的浅野先生的愧疚，由此对面前的女军官产生出一股无名的愤怒。

女军官不再说话，好像我根本就不在那里，之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至于我想什么，有什么愤怒和羞耻，完全与她无关。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尴尬地站了一会儿，踩着吱呀的地板退出房间。

就在我迈出房间的同时，那位在楼下指示我上楼的英俊中尉幽灵似的现身，站到离我不足三尺近距离，他沉默不语，将我领到楼下，交给等在那里的朴八佬。

离开围屋院子的时候，我感觉有人在背后看我。我确定除了植物和风，四周什么人也没有。我忍不住站下来，回头朝楼上看。那间屋子在南边，如果女军官不站到走廊上，看不到院子里的我。

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她说校友的话，就是说，她也是帝国大学的学生，或者学者，只是不知道她在哪所大学[103]。

还有，她是谁？

五 法庭外供述及其他：我愿意接受诅咒，永世不再变成人

（GYB006—001—195）被告郁漱石庭外供述记录：

从日方管理区回到营区，我被两个等在二道门的国军战俘拦住。我和他们其中一个人说过话，但叫不出他俩的名字。

记住编号比记住名字更难。D营上千名战俘，你不可能记住所有人的名字，但大体能记住某些人的姓，冯、陈、禇、卫、杨，威尔逊、琼斯、威廉姆斯、布朗、戴维斯、辛格、夏尔玛、阿贾尔耶、马突尔；你会联想到他的姓或者名字代表的意思——你家有两匹马，哦，你小子姓冯；你这个打铁的家伙，对了，你是史密斯；看起来你挺温柔，为什么叫狮子，辛格先生？编号就不同了，它们数字单调，你根本不知道拿那些差不多相同的数字怎么办。感谢邦邦，他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了我，他告诉我，记住人们的编号有很多方法，首字母、故事、音乐，再用上联想，就能帮助人转换记忆。邦邦教我一种形象记忆法，人们的形象、性格、行为、语言特征是直观的，记住它们，就很容易联想出这个人的代码。驼背，瘦得像麻秆，总爱靠在营房外晒太阳，没错，对我来说你姓什么都行，但你是216号；语言枯燥，秃顶，总是用一副敌视的目光看人，好了，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但你是108号。我非常佩服邦邦，在他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是神秘的，他才是制造神秘的人。

国军战俘327号和725号等在黑暗里，奉命带我到战俘委员会成员徐才芳那里。我没有反抗，跟他们去了东营区。他们让我等在6号营房外，一个人进去把徐才芳和龚绍行叫了出来，两个战俘一边一个走开，去黑暗中放哨，我们三人留在原地。

“说吧。”徐才芳在黑暗中说，“你知道应该说什么。”

我把在日方管理区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徐才芳听得很仔细，我说完，他要求我重复一遍，然后对我无法说清女军官的来历表示出不满。

“我能做什么？”我受到挑战，口气冷漠，“我是否应该对她说，嗨，女鬼子，告诉我你的姓名和夫家姓，给我说说你是干什么的，我好回去向长官汇报？”

龚绍行尴尬地抬手摸他的秃顶。徐才芳没有动，黑暗中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开口向我宣布，因D营日方原传译员是中文传译员，饭岛带来的桐山旗上传译员能说中国话，却听不懂两广方言，日方要求既懂日语又懂英语同时还能说广东话的战俘131号担任战俘营传译员，战俘营第一次官矢尺大介有权在联合战俘委员会之上领导131号。

我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没有说话。

两个负责望风的战俘将几名从那儿路过的战俘拦下，让他们绕道走。

徐才芳继续向我交代，自治委员会找不出理由拒绝日方，但并不赞同日方的安排，委员会要求131号担负自治委员会文书工作，负责委员会日常工作的记录、整理、誊抄和翻译，新入营战俘的教育、转移出营登记和告诫，其次才是委员会与日方沟通工作的传译，131号的工作由委员会成员徐才芳直接领导。

“表面上服从矢尺，”徐才芳在黑暗中说，“实际上接受我的领导，任何事情必须向我请示汇报，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主动侦察日方情报，提供给委员会。”

“睡觉和拉屎在请示和汇报之列吗？”我脱口而出。

“我没和你商量，这是命令，你只能执行。”徐才芳居高临下站在门槛上，看幼稚孩子似的看着我，“我警告你，不要以为我们和鬼子都需要你，你就可以为虎作伥。你来之前，D营发生过类似事情，想做汉奸的人可没有好下场。”

徐才芳扭过头，用目光示意龚绍行。

龚绍行清了清喉咙，小声说出下面的故事：去年开春，国军自治委员会发起改善伙食抗议运动，鬼子通过收买283号战俘掌握了情报，制造了一次并不存在的预谋逃跑事件，突然闯进营区，开枪打死了两名闹得最厉害的战俘，同时将三名自治委员会成员转移到别的战俘营去了，使自治委员会受到严重挫折。283号战俘在炊事班工作，此人非常霸道，干过不少欺负战俘和给鬼子当帮凶的事情，自治委员会决定判处他死刑。雨季到来那天，283号战俘夜里回营房时撞在门上，头骨撞碎，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现。

“这种事游击队的人也干过。他们一个败类被发现死在茅厕里，脸埋在屎汤中，灌了一肚子大粪。”龚绍行干巴巴地说。

“有些家伙想和委员会较量，我们派人盯着他们，下一个死刑判决随时可能宣布，叛徒和汉奸会死得像一场自己酿成的事故。”徐才芳口气冰冷地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汪逆之流别想在D营捞取地盘，我们有很多办法对付他们。”

我没有说话，扭头朝一边看。战俘营区8点钟灯火管制，除了北边的警备队驻地和东边的日方管理区，整个战俘营就像一座巨大的坟场。森林在黑暗中，看不见。人们就像那些高大茂密的植物，很多时候是看不见的，但你别替它们悲伤，它们可能有福了，因为看不见，没有人来摧残它们，它们能活下去。

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什么话也没说，转身离开东区6号营房，朝西区走去。我知道身后有两双眼睛在盯着我，也许不止两双。我还知道，从此以后，我将在那些眼睛的监督下度过战俘营生活。

过了桥，进入西区后，我再一次站住。我确定有人在黑暗中跟着我。我看见了他。是那个悬丝傀儡，德顿和亚伦为此争吵的D营最小的孩子兵。他蹲在西区25和26号营房的犄角旮旯里，见我走近，慢慢站起来。月亮出来了，月光照在他脸上，他脑袋很大，身子很小，穿一件显大的土灰色粗布军装，完全是一副枯槁的架子。他默默看着我，不停地吸着鼻子，好像那就算是和我打招呼了。

“嘿。”我说。

“他们找你麻烦了？”他问，声音细细的，没有变声，带着很重的虱乸话[104]口音，口气却像极了大人。

“没有。我们谈点事情。”

“他们为什么盘问你？”

“我军衔低，要是上校，孙子才汇报。”

“别理他们。”他耸了耸瘦瘦的肩膀，好像我的话一点也不幽默，“他们骨头不硬，只知道欺负中国人。”

说完那句话，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离开了犄角旮旯，挺胸收腹，目光平视，脚尖30度分开，180度后转，正步消失在两栋营房的夹道中。

我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幕目瞪口呆。

（GYZ006—005—003）证人矢尺大介法庭外调查记录：

本人入伍前在税务局工作，受上司影响，喜欢一些欧洲传入的游戏，战前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派系，大东亚和亚洲至上主义之类也是后来知道的，并非顽固的排洋者。话说回来，欧洲人对亚洲人具有普遍的种族歧视，对日本极尽轻蔑和欺负，难道不是很可恶吗？转移到D营的部分英国军官出身上流社会，贵族什么的，对战败事实难以接受，认为三周内投降的羞辱不是皇家军队造成的，应该由英国政府负责。居然有军官采取本人无法理解的强硬态度，傲慢地要求提供面包、火腿、牛油和太妃奶糖，对这种恶劣要求，本人当然给予有力拒绝。

D营生活条件不好，战争嘛，可以理解，刚建立时垃圾成山，发生过大面积痢疾，以后游击队战俘方面宣布承担生活垃圾的收集和处理。重庆军战俘不愿意干，大概嫌脏吧。

普通营士兵担任营区劳役，炊事班和菜园班有油水，战俘拼命争抢，没有油水的鞋工班、缝工班和理发班不愿意干，也是游击队方面承担下来。

营区有露天浴室，建在穿营而过的溪涧旁，水从北边森林流入，浴棚下排放着12只土陶缸，战俘们蹲在两围大的陶缸里，比赤柱拘留营的自来水阔气多了吧。

浴缸也是游击队战俘的劳作。最初因为战俘入营时没带饭碗，出现过用单帽和衣襟兜食物的情况。游击队主动承揽烧制陶碗工作，在营区西北角搭建了作坊和火窑，弄来黏土和松木，烧出盆、碗、盘、壶、罐供战俘使用，以后发展成一切器皿都能烧制。警备队那些家伙也占了便宜，营房前安放了一排浴缸，士兵们高兴地坐在浴缸里大呼小叫地泡澡，场面让人感动。

本人视察过陶窑，看到战俘们熟练地浆泡、踩揉、上辘轳转坯，装窑烧制，不禁想到桃山时代的立杭烧。家乡兵库县筱山的陶工过着俭朴的生活，创造出独特之美的陶器，是海外浪子的骄傲啊，若不是在战争中，恍惚觉得这才是生活。

陶土器皿的好处是容易制作，坏处是极易损坏，几乎每天都有陶具打碎的情况，如果垃圾不及时清理，营区里到处都是破碎的陶片。重庆军方面要求停止大型陶土烧制，游击队不买账，不但继续烧制陶具，而且变本加厉，开办了陶工讲习班。

本人听过一次讲习课。战俘席地而坐，游击队的头头也认真地坐在战俘当中，嘴上叼着一只泥捏的短烟斗。孖仔那家伙也在，人群中爬来爬去，掀动大人们的屁股捉蚂蚱，唯独他最活跃。

担任教师的是南洋籍战俘罗羊子，他用一截泥做的粉笔在石板上写字，摇头晃脑地讲陶字典故，据说是《孟子》里的内容。所谓“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陶冶即是化育，陶熔即是培养，陶成即是教诲，陶写即是抒发，陶化即是铸造，陶育即是造成，一坨火烧的泥土，居然讲得光芒万丈，令人佩服。战俘有大眼瞪小眼听天书的，有鸡啄米打瞌睡的，也有听得忘情发出哧哧笑声的，不一而足。

战俘中流传一种说法，游击队方面的亲民行为是在装样子，言外之意是讨好D营指挥官本人。果然如此的话，本人倒也不反对。要说，战俘中弥漫着消极懒惰、自私、敌视管理、排斥合作情绪，没有人勤奋劳作，这样的话，只能在垃圾中生活。本人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就算游击队战俘不怎么驯服，多数情况下，本人也睁只眼闭只眼。

啊，从来没有想过，出现在D营中的陶土竟然是一场阴谋，游击队战俘在如此严谨的监视下竟然伪装了四年零一个月，到底还是在装样子吧。

（GYB006—001—196）被告郁漱石庭外供述记录：

战俘自治委员会与管理方的交涉有了进展。饭岛要人亲自出面，与自治委员会两位主管会谈，我和桐山旗上传译员分别担任双方的传译。

会谈在战俘管理区教育科进行。开头气氛不错，饭岛耐心听取了摩尔上校和钟上校对自治委员会要求的陈诉，表示注意到D营存在的问题，的确让人不舒服，他将根据判断做出解决问题的决定。然后饭岛话题一转，口气和蔼地提醒两位战俘最高指挥官，日本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不接受英美海洋法指导，并没有在《日内瓦公约》全部文件上签字，对《海地公约》牵涉的信托案问题也有异议，英美无权拿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履行所谓的义务。

“只有幼稚的国家才会使用可笑的判例法吧，”饭岛口气轻松，拿交战国对方的法律开玩笑，“谁能保证那些手握造法权的法官大人们，果真揣着良心和正义，而不是戴着头套的撒旦先生？”

我把饭岛的话传译给两位长官。日本没有在《日内瓦公约》全部文件上签字，这个结果让我吃惊。明治四十年，日本政府代表在海牙签署了《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明治四十四年获得批准；昭和四年，日本政府又签署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会条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要是知道日本没有在《日内瓦公约》全部文件上签字，我就不会向矢尺提出请日方按照《日内瓦公约》实行战俘优待政策的要求了。

摩尔上校接过饭岛的话，殖民地特派大臣到底是资历深厚的上院议员，他质疑饭岛所说的法律原因，指出日本政府最终没有批准《日内瓦公约》的原因，是军方认为条约中有关战俘待遇问题与武士道精神相悖，向政府施压，导致政府无法批准已经签署的公约。钟上校听过我传译给他的内容，茫然地转过头去看英国人和日本人。我感到脸臊。作为下级军官，我并无战争决策权和战役指挥责任，但钟上校这样的高级军官不清楚就不应该了。战争势必出现战俘这个结果，如果连交战国的战俘政策都不知道，怎么指挥那些不明白自己的命运捏在谁手上的士兵，如何要求他们去作战，在什么条件下放弃抵抗，采取什么方式成为对方的战俘？

“再怎么说，日本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饭岛转向摩尔上校，把日语换成蹩脚的英语，“刚刚从军部得知，德国人手中有你们四十万战俘，不过三个月，我们的拘留营就接收了十万英美战俘，就算上校先生您，恐怕也会感到为难吧？”

饭岛显然有意使用英语，在两位语言不通的盟军高级军官中制造猜忌。我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当着饭岛的面把他的话翻译给钟上校。

“大日本和贵国关系一向交好，”饭岛耐心启发摩尔上校，“明治三十七年，你们派医疗队支援我们在满洲对俄国人的作战[105]，帮助东乡平八郎司令打败俄国海军，日本第一支打胜仗的舰队也是在英国造船厂建造的。大正三年，贵我两国联军携手在山东和德国人作战[106]，你们的西库斯联队连夜增援神尾光臣司令官部队，这件事情轰动了日本。张伯伦[107]是日本的朋友，他爱柏林先生，也爱东京先生，他不该把首相的位子让给丘吉尔。”

“先生，”摩尔不客气地打断一本正经拉家常的饭岛，“我不是军人，是政治家，但我荣幸地接受了国王授予的皇家陆军军衔，请原谅，我们此次会议只讨论战俘待遇问题，我的士兵需要一张普通的床，而不是睡在冰凉的泥水地上，这就是我对贵方提出的要求。”

钟上校用眼神向我下命令，我只能硬着头皮小声将饭岛的话传译给他。钟上校有些讶异，好像眼前摆放着一枚导火索燃到底却没有爆炸的手榴弹。

“明白了，就是说，上校先生需要舒适的床。”饭岛对摩尔上校的傲慢态度明显感到不舒服，他努力掩饰着情绪，用绅士的口气回击对手，“那么，您打算在哪儿安置它们？你们这些割礼教殖民者，以为可以像种植罂粟一样在东方种植你们的殖民主义花朵？很遗憾，亚洲属于亚洲人，轮不上英国人插手，这就是本人对您的傲慢无礼做出的回答。”

“对不起，关于中佐先生提到的……”摩尔上校说。

“这样的话，本人有必要通知您，贵国的殖民美梦结束了。”这回轮到饭岛打断摩尔上校的话了，他一改之前的谦和口气，态度强硬，仿佛在表演一个人的独角戏，“2月20日成立了香港占领地区总督部，对地区实行防务和军事管制，陆军矶谷廉介中将奉命担任总督，香港改名香岛，历法改为昭和，接下来嘛，大日本皇军会解放亚洲，而且已经在那么做了。顺便说一句，既然你们不允许支那人住在六百公尺以上的港岛山上[108]，本人也不允许你们睡在可笑的鸭子架上。”

饭岛完全不给摩尔上校任何机会，目光从满脸羞愧的摩尔上校那里收回，低头迷恋地抚摩了一下手上戴着的白色手套，缓缓起身，向摩尔上校微微颔首行礼，没有看钟上校，身体笔直地走出教育科。

屋里寂静着。摩尔上校和钟上校万分窘迫。能听见走出门去的饭岛对桐山传译说了句什么，然后是木轮车从屋外吱呀推过的声音，大概是游击队战俘去营区外的林子里捡柴火回来了。

下午，徐才芳突然派人把我叫去，要我把两位长官和饭岛会谈的内容复述给他。我照办了。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追问饭岛是不是当面拒绝了两位长官提出的要求。我告诉他，不是两位长官，是摩尔上校。饭岛的确当面拒绝了摩尔上校，至于钟上校，他连话都没捞上说。徐才芳悻悻地，叮嘱我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两位长官与饭岛的会谈内容，然后要我跟他去教育科。

矢尺大介等在教育科，我们一进门，他就向徐才芳宣布了D营最高指挥官饭岛要人的指示：日方同意对西区新建营房进行修缮，挖出营房里的老树根，夯实营房地面，治理营区内排水口和壕沟，防止虫蛇入屋；士兵每人配发单衣一件，军官增加毛毯一张；建立战俘邮政系统，由军官营派专人负责管理。通邮一条不属于营房整改内容，而是指挥官的恩赐，矢尺认为战俘们应该“大喜过望”。

“联合自治委员会要求解决床铺问题，应该在整改措施中补上。”徐才芳申明说。

“这个嘛，本人也睡榻榻米哟，”矢尺皱了皱眉头，一脸的不理解，“战争条件下，供应部门无法满足对圆润的蔺草的要求，只能拜托稻秸。就算在战场上，大家也是滚泥卧雪，如今反倒来讲究，不觉得脸红吗？”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做出妥协，解决了部分问题，这让军官们高兴。钟上校向摩尔上校表示祝贺，同时派经验丰富的战俘指导英军整理营房。采集石灰石和白云石制作石灰需要去半岛对面的陆地，日方不同意战俘远离营区，营建所用石灰基本是用贝壳烧成的，日方以材料珍贵为由不允许浪费，要求石灰必须用在卫生消毒上，用在别处不行，这件事需要偷偷干，这方面中国战俘有经验。

趁着军官们高兴，我向徐才芳提出减轻营区内工作的请求。

战俘联合自治委员会成立后，我除了担任传译员，主要工作是处理大量文书工作，比如参加新入营战俘的审讯，对转移出营战俘进行登记，把记录誊抄成正式文件，战俘收到的分配物资、菜园生产的农产品，由主管军官统计数字并宣誓无误，签写收据，再由我把清单和回执分别翻译成中、英、日文，分别交日方和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存档备查。军官委员会的格尔诺维茨中校、安吉少校和卡佛尔少校很客气，他们要我做事时，对我尽量使用婉语。徐才芳拿我当他的私人文书，始终用命令口气，把他分内的辅助类工作全都交给我来做。

大概因为在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的工作中看到了希望，徐才芳表示出体恤之意，答应为我配个助手，但工作不能减少。

没想到，我的助手竟然是悬丝傀儡，D营年纪最小的战俘。

他叫孖仔，14岁，入营时只有12岁。

我哭笑不得。我需要能处理各种材料的助手，而不是拖着鼻涕的孩子。徐才芳给了我一个无法推脱的理由，国军和游击队一直互相制衡，盟军入营后，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成立，情况发生了变化，游击队看出局势对自己不利，调整了策略，提出有限参加营区工作，国军要确定领导权力，不便拒绝游击队的要求。孖仔是卓越的营员，从来不惹事，不因为年龄小要求照顾，大家都喜欢他，军官们认为一个半大孩子翻不了浪，同意让他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在我看，拿一个童兵夹在矛盾中，这一点心思，可以说十分龌龊。但我没说破。

“他们叫我来和你一起工作。”第一次正式见面，孖仔踩着正步出现在教育科门口，斜着眼睛认真地看我，像是在研究我，“他们告诉我，你叫郁漱石。”

“他们还说什么？”我忍俊不禁。

“这是秘密，我不会透露。”孖仔擤了一下鼻子，脸色苍白得可疑，眼睛出奇地大，“他们要我努力工作。”

“哪方面？”

“我什么都能做。我是军人后代，不怕死。”他骄傲地宣称，“我还是知识分子，能认120个字。要是鬼子再关我两年，我就能认更多的字了。”

“嚯！”我瞪大眼睛看面前的消瘦小人儿，像看转世甘罗[109]。

“我们的人保证我能当上知识分子。”

“谁？”

“相大哥、罗大哥、刀大哥、孔大哥，他们都是大学生，不会骗人。”

我不那么想。他们把他安插在一名担任联合战俘委员会传译的人身边，要他回头鹦鹉学舌，做告密者，这就是欺骗他。我当然不会告诉他这个。不过，他说自己是军人后代，一问，还真没说谎。他姓马，家谱上记载，祖先是岐山人，两千年前迁徙到岭南。两千年前，那是秦朝，秦始皇统一南海郡时，征伐百越的正是岐山的秦国军人，可不是老资格的军人后代？

孖仔是个灵光的营员。我说话，他会始终专注地盯着我的嘴，好像我不光在说话，嘴里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它们会突然钻出来，他要不盯紧就会跑掉。

我给孖仔一份药品清单，要他送到马喜良中校那里去，我需要中校在清单上签字。孖仔很认真地把清单折叠起来，装进上衣口袋，右脚跟为轴，180度后转，踩着正步离开。我在背后看他，他的腿细到咳一声就有可能断掉，我觉得他不应该用正步方式走路。我在想，也许我应该帮助这孩子改正这个缺点。

入营后最初的日子，我是熬过来的。战俘营不是之前的世界，而是新的世界，之前所有的人生经验在这里全都失效了，说话、走路、做事、吃饭、睡觉、与人交往、思考、哭和笑，甚至呼吸，一切都需要重新学习。

自从12月25日晚上我被两名日本士兵扑倒在黄泥涌茂盛的灌木丛中之后，恐惧就没有停止过。我以为那就是恐惧的终极，已经害怕过了，接下来就是习惯，在习惯中慢慢变得麻木，和别人一样熬下去，熬到战争结束。

我一遍遍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是，我错了。恐惧是一粒种子，它在最初的时候埋得很深，在黑暗中，你只能感到它，知道它在那儿，但你看不见它，在阳光下，你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你忘记了一件事情，它是一粒种子，在埋入生命土壤之前，它已经被传粉受精，一旦破土而出，就会顽强地生长上去，一日日盛大，直到遮天蔽日，把人整个淹没掉。

入营几天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缪和女。他梳着南洋子弟酷爱的那种油亮分头，穿着印度绸长褂，外套一件提花缎马甲，靠在一棵红毛丹树上哼着山歌：

洋船到，猪母生，鸟仔豆，带上棚。

洋船沉，猪母晕，鸟仔豆，生铺蝇。

信一封，银二元，老婆耐苦勿愁烦。

奴仔知教示，猪仔着知饲，田园落力着，

待到赚来钱，猛猛回家来团圆。

后来，他哭泣起来，嗓子眼里传出风箱似的抽搭声，头顶上的红毛丹一丛丛往下掉，掉进他的嗓子眼。我跑过去帮他抠出堵在嘴里的红毛丹。他瞪大眼珠拼命摇头。我急得一身汗，从梦中惊醒。

缪和女的死是我秘而不宣的罪孽和耻辱。

还有朱三样、敖二麦和李明渊。

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要是12月6日那天，我不从满载的葡籍火轮上跳下码头，或者10日那天，我狠下心不跟老咩去金山，而是守在亚细亚银行，等着和陈将军一起突围，或者在12日撤回港岛以后，我要求小组在毓秀街三楼的阁楼上待着不出门，等待战事结束，而不是昏头昏脑跑到北角去加入防卫军的战斗，要是这样，在2月份开始的华民离港大潮中，我就能带领小组逃离港九，缪和女他们全都能活下来了。

我害了小组，害了缪和女、朱三样、敖二麦和李明渊。

缪家从此断子绝孙了。

（GYZ006—005—004）证人矢尺大介法庭外调查记录：

初春的时候，战俘总营从九龙运来一批缴获的英军制式装备，本人批准交给战俘方面，御寒的事情算是解决了。

要说，这件事情应该感谢饭岛指挥官，他请总营尽快解决战俘御寒衣物。人要是都死掉，那可不行啊，他就是这么说的吧。

通常情况，D营最高指挥官不会进入战俘营区。指挥官安静而骄傲，总是待在管理区一间面向大海的房间里作画，或者一大早去森林里写生，军夫朴八佬背着画箱、烤炉、水和一支弹匣填满的马枪，天黑尽才疲惫不堪地回来。军官们私下议论，指挥官是离群索居的艺术家吧。

这么说并不过分。作为前高级司法警官的指挥官，出身于北海道高级官员家族，进入军队服役前，在札幌是有名的画家，作品在东京获过奖，梦想是去多摩美术学院做教授，话说，如果不是国家需要，指挥官半点也不想做军人。

指挥官手指修长，骨节匀称，像女人一样细腻。不过，这是据说，指挥官在任何场合都戴着手套，谁也没有看见过他的手。未来的教授需要保护他的手，这对他和艺术女神同样重要，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吧。

（GYB006—001—197）被告郁漱石庭外供述记录：

饭岛有一架镀膜镜头的卡尔蔡司相机，他带着相机和韩国军夫到战俘营区为战俘拍过照。奇怪的是，被饭岛挑中的战俘，几乎全是因伤病和饥饿导致身体变形的。朴八佬把挑中的战俘带进审讯科，要求他们脱光衣裳，饭岛围着丑陋的身体拍个不停。我觉得他大可不必在中国战俘中浪费宝贵的胶片，他完全可以去找英联邦战俘，他们基本都是年轻人，身体结实，骨骼标准，五官清晰，肌肉还没有来得及萎缩，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拍一些人鬼不分的战俘。

有一次，我去管理区送粮食清单，过了二道门，见朴八佬在前，背着手枪、水壶、画板和小凳，饭岛在后，手里拿着遮阳帽，拄着一根手杖，两人从营区北边的森林里钻出来。

饭岛看见我，把我叫住，兴趣盎然地和我聊超现实主义绘画。他认为理性与逻辑并不表现真实，只有梦境的参与，现实才有可能更加真实，他是这个意思。

“这个嘛，可以做个试验。比如拿131号你来说，活着这件事情并不是真实的呀。”饭岛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毛巾丢给一旁的呆脸军夫，从军夫胯下抽出笨重的手枪，拇指咔嗒一声推开闭锁，枪口对准我的脸，“要是扣动扳机，一枪把你打死，难道不也是真实的吗？”

我闭上眼睛，一股凉气从脚心穿透囟门。我想，还是等到了这一天。

“那么，辛苦了。”

我慢慢睁开眼睛，发现饭岛转过身去，正把8mm口径的手枪往军夫胯下塞。枪带太长，不好装，他生气地用力一塞，枪砰的一声走火了，子弹钻进泥土，草叶间冒起一股轻烟，滚烫的弹壳从抛壳窗飞出，溅在军夫的帽檐上，反弹回脖颈，烫得军夫哎呀一声，跳着脚拼命抖弹壳。饭岛皱了皱眉头，转身面向我，我那个时候脸色苍白。

“要说，死去还是活着，事情看似简单，但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饭岛朝管理区前那片开满鲜花的草地看了一眼，“生和死如此奥妙，如果加入神秘、怪异、荒诞和恐惧的梦境，死亡和生存的意义才是真实的哦。”

饭岛问我知不知道米罗[110]。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达利[111]。我在华盛顿时，这位36岁的加泰罗尼亚画家正好从战乱中的欧洲逃到美国，他像疯子似的迷恋科学，和美国科学家们吵架，让人十分讨厌。饭岛眼睛一亮，要我谈谈对达利的印象。

我后来才知道，饭岛像所有热爱艺术的青年一样，年轻时去法国学习过绘画，他在皮雷·科列画廊偶然看到了比他小一岁的达利的个人画展。饭岛在看到那幅著名的《蓝色面包》时，完全被震惊了，从此不可遏制地迷上了超现实主义。联系到他在战俘营里挑选鬼怪般的战俘拍照，这件事情就容易理解了。

必须承认，日本人比达利更具有超越现实的反逻辑特征，他们的念头和行为常常表现为难以理解的反常规和非理性。日本的浮世绘影响了凡·高[112]、德加[113]、马奈[114]、高更[115]、马蒂斯[116]和毕加索[117]，饭岛为什么不和我谈谈这个？再说，如果我忘形地在这片野花盛开的丛林中和饭岛大谈什么梦境的意义，他知道我隐瞒了在环球贸易公司服务的那段历史，并非审讯中交代的那样在南洋做桐油和生麻生意，而是在美利坚捣弄该死的军火，他真的会对着我的脸来上一枪。

据我所知，饭岛不光和我谈绘画，他把前画师范尼·戴恩叫到管理区，两人交流过自闭症者凡·高。范尼毕业于乌特勒支大学，是荷兰海军潜艇中尉，荷兰被德国占领后，忠实于流亡政府的海军在大海上到处游弋，范尼的潜艇逃过了欧洲的法西斯，却没能逃过东方的军国主义，他在香港被俘。在《星空》是否源自凡·高“被某个世界绑架和监视”的内心纠结问题上，范尼和饭岛意见不合，两人争起来。饭岛生气地宣布范尼是个糟糕透顶的伪艺术家，当场撤掉范尼面前的茶杯，将他赶出办公室。

德顿老兄也是画家，饭岛却从来不和德顿谈绘画，也许他觉得英国除了透纳[118]就没有别的画家了，而风景画实在没有什么好谈的。但我觉得，他可能更计较北海道岛比爱尔兰岛小，两个人拥有同样的贵族身份，他是为这个才藐视德顿。

鉴于以上经验，我告诉饭岛，我对达利先生没有任何看法，我猜他并不喜欢人们议论他，正如做梦的人不喜欢别人打扰他的梦，如果饭岛先生愿意谈谈歌川国芳[119]奇形怪状的猫，或者顾恺之[120]、顾闳中[121]、黄公望[122]和朱耷[123]，我倒是可以奉陪。

饭岛歪着脑袋认真想了想，同意我对梦境尊重的看法，但他对锦绘之类花街柳巷艺术不感兴趣，他认为日本艺术需要在变通中涅槃，而不是泥古拘方。

在和摩尔上校因为法律体系产生过分歧后，饭岛一度对继续深化与上校的交流充满兴趣，我作为传译员，参加过两次他俩之间的交流。交流是私人性质的，内容大多是太平洋战场局势。

“麦克阿瑟被皇军撵出菲律宾，他爬上炮艇的时候身上被海水打湿了，样子真是狼狈啊。”饭岛口气轻松地开玩笑说。

“隆美尔的装甲军团在利比亚把贵军打得屁滚尿流，在加扎拉和比尔哈凯姆让贵军吃尽了苦头。我说，别指望东线战场的斯大林，他连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124]都快保不住了。”饭岛口气中带着挖苦说。

“战争如何进展，上校有更好的建议吗？”饭岛虚伪地问。

“敝人倒有一个建议。出生于赤浜的雪舟[125]先生的《四季山水长卷》，敝人有幸见过真迹，多么柔和亲切的艺术啊。敝人的意思是，请阁下管理好你的人，在如此美丽的山水之间，请不要捅娄子哦。”饭岛贴心地说。

饭岛请摩尔喝咖啡。那是东印度公司最好的产品，上校非常熟悉它的口味。不过，现在上校以客人而非主人的身份品尝它，我猜他并不开心。

饭岛从不邀请国军战俘主管钟上校。他认为中国战俘最好少说话，保持他们本来就不乐观的体力和情绪，直到战争结束。

在和摩尔上校最后一次叙谈中，饭岛向上校透露了新加坡的战况。英国刚下水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巡洋舰被日军航空兵炸沉，13万名基本没怎么开火的英军在帕希瓦尔中将率领下弃械投降，列队接受只有3万名精疲力竭士兵的山下奉文中将受降，这个结果，任何皇家军官的心脏都会受不了。摩尔上校脸色发乌，起身告辞，从那以后，他拒绝与D营日方最高长官茶叙。

“让上校中弹的不是帕希瓦尔将军的投降，是上校的弟弟。”当天晚上，我把茶叙的事情告诉德顿，德顿沉默片刻说，“上校的弟弟半年前从海军学校毕业，在‘威尔士亲王’号上服役。”

“上校弟弟多大？”我放下手中正在缝补的裤子，吃惊地看德顿。

“他们同父异母，但两人感情很好，上校曾为弟弟写过一首歌曲。”

这样，摩尔上校起身告辞就很合理了。谁也不希望遇到这种事情。

德顿和亚伦有时会为完全不相干的一点小事发生争执。德顿是戴六个银球环帽子的子爵，父亲是皇家海军将领，据说祖上和复辟的威塞克斯王朝国王哈德罗二世有血缘关系。贵族和牛仔很少意见相合，他俩总是找我评理，这为我增添了不少仲裁者的荣誉，使我能在德顿的家族主张和亚伦的口香糖政策之间认真考虑，决定把阶段性的友谊票投给谁，给了我不少躲避煎熬的机会。

邦邦不和任何人争吵，甚至看不到他和任何人交流。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打听到一些东鳞西爪的消息，快速拼凑出一些战争局势，然后在没人的时候悄悄告诉我，他这个本事让我佩服得要命。

更多的时候，我愿意自己待着，谁也不接近。

我在想，如果家里人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他们会怎么想？

二姐呢，如果她知道我现在的情况，会不会难过？

（GYZ006—006—005）证人尹云英法庭外调查记录：

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让人绝望。

我不愿相信孩子死了。

我开始通过红十字会渠道寻找他。

说来难以置信，那个导致孩子失踪——不，他没有死——的国家竟然是亚洲红十字会运动最发达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的异教国，会员人数一度超过美国6倍。入侵中国后的第三年，他们举办了第十五届国际红十字会议，发布了战时平民待遇的《东京草案》。相反，总部设在瑞士的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却对亚洲十分冷漠，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亚洲竟然只有一名红十字会代表Fritz Paravicini，要命的是，这位帕拉维奇尼神父居然长期待在东京，我根本没办法跑到东京去找他。

直到民国三十一年春天，日本政府才通知瑞士红十字会总部，他们承认红十字会在上海设立的代表资格。我不顾知堂的劝阻，秘密赶到上海，约见了红十字会代表爱德华·埃格勒先生。爱德华先生告诉我，他手上有三份香港战争死伤者名单，日本军人的伤亡名单十分详细，包括伤亡细节，那肯定不是我需要的；因为名单的统计正在各个战俘营中困难地进行，联合王国军队的伤亡名单只能在战后获悉；平民死伤者人数极有可能数倍于军队人员，可是，那是一份空白名单，就是说，除了日本军人和英国联邦军人，香港战争的其他伤亡者没有名单。

爱德华先生的话点醒了我，我请求他帮助在战俘营中寻找，也许孩子被俘了，在日本人的战俘营里。

7月份，我接到爱德华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上说，他通过6月份在香港设立的红十字会代表鲁道夫·辛德在香港平民拘留营和几个战俘营调查了，很抱歉，没有我孩子的消息，他希望能继续帮我做点什么，但目前大概只能这样了。

我绝望极了，越来越怀疑孩子是否在那份空白名单中！

民国三十一年夏天，从香港逃出来的陈策在桂林养好了伤，应召回重庆述职，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他在英国人投降当天带着军事使团善后人员和数十名英国人成功突围，国府授颁他一等“干城勋章”，英国外交部发来感谢信，英皇将为他颁发“海军司令勋章”和爵位，他成了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大英雄，报纸上称他为中英友谊写下了光辉一页。

陈策在重庆期间，知堂请他到家里来密谈过一次，我在一旁听他们说话。

陈策回忆，香港战争发动前一天，他见过漱石，嗣后亦独自留下孩子稍作叮嘱。以后听秘书和副官汇报，战争期间，漱石去使团打听过情况，他和他的小组没有参加守岛战斗。以陈策的判断，这孩子灵活，体育又好，他这个年过半百的残疾老军人都能带伤从鬼子的枪炮中成功突围，年轻人应该能够躲过一劫。

知堂关心的不是漱石，他把陈策叫到家里密谈，并不是为孩子的事。知堂关心的是，国府得悉日军袭港情报后，即电令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迅速指挥援战，虽说两广有第4、第74、第79三军调往长沙参战，粤中已无精兵，日军攻港同时，亦派精锐攻打粤北，香港陷落次日，广东临时省会曲江也陷落了，这种情况下，余汉谋仍飞檄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徐景唐为前进指挥部总指挥，率张瑞贵部三个师疾驰救港，全力突入港九，命令中更有“不要顾虑侧翼，不要顾虑后方，向九龙方面锐进”之词，即便各军分驻远地，辎重大炮运输不易，12月25日，张瑞贵部也推进至博（罗）惠（州）一带，前锋抵达樟木头，独立第9旅更是进入宝安地界，一部与日军发生交火，照此推断，元旦前后完成攻港绝无问题，英军宣称香港能坚守半年，为何只战了18天，就在国军抵近深圳河的节骨眼上匆匆竖起了白旗？

陈策不说话，取下嘴上的雪茄在烟缸里摁熄，再点燃，又摁熄，拿眼睛看知堂。

“策公，你这是什么意思？”知堂不解地问。

“知堂，你在大本营这么些年，你告诉我，中日交战，若非日方主动放弃，他攻下的重要城市，我军夺回几座？”陈策反问。

“不用想，一座也没有。”

“国军在攻港日军背后打一下不是问题，可敌第23军在新界东北布置了策援，等的就是援港国军，指望张瑞贵三个师和独9旅打入九龙，登岛与英军联手作战，那是痴人说梦。”

知堂闻言，黯然不语。

“老弟，不瞒你说，这是我见过最荒唐的战争。”朱秘书送茶进来，陈策起身把他撵出书房，关上门，回到座位上，“先说日方。酒井隆开战前一个月才上任，他是中国通，《何梅协定》就是他在中国驻屯军参谋长任上拟定的。人家战前情报做得优秀，第38师团所有师团级将领均乘飞机在港九上空进行过侦察，第五纵队和华人刁民策反工作也实有成效，官兵作战个个亡命，十数万华民倒屣相迎，为虎作伥，只这一点，他抢了先机，只是，若论战术手段，他却乏善可陈，赢也赢得不光彩。再说英国人，玛尔特比8月份才到任，港督9月份才入港，劳森[126]更晚，11月才抵港，军政领袖临阵匆匆上任，个个对香港不熟悉，对日军情况不了解，如何判断局势，防卫香港？加上玛尔特比刚愎自用，指挥不力，大陆军团和港岛东西两旅指挥官均有布阵，让6个营英军守港半年，不是勉强，是做不到。”陈策再度点燃雪茄，吸一口，“只是，国军刚刚抵近新界，英军就竖起了白旗，这其中有隐情。”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12日醉酒湾防线激战时，委员长向罗斯福提出四项建议，其中一条是请美方出面，协调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间联合军事行动计划，方案是我根据委员长的意思连夜起草的。罗斯福回应，请中方在重庆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会议拖了11天才召开，可是，会上却没有讨论香港防守问题，两天后，香港就失守了。”知堂想了想，说，“策公，你说隐情，是说美英没有对华做出肯定的战争支援，委员长不会真正下决心援港？”

“委座的事情不议论，说另一件事。”陈策向我示意，要我取一把椅子来，他把那条残腿咣当一下搁在椅子上，人往后坍塌下去，舒服地半躺在椅子上，“我手中有数千青壮，十数名高级军官，其中半数和鬼子交过手，结果惨烈，可鬼子也没从他们手上讨到便宜。港战18天，我多次向玛尔特比要求率华人参战，都被他拒绝了。23日那天，他终于答应发给武器，你猜是什么？75支手枪，20箱手榴弹，简直开玩笑！这我也认了，我手头藏了一些走私武器，我打算带人去黄泥涌拊敌之背，夺回要塞不可能，怎么也让小日本吃一亏，谁知，24日早上，英方突然通知我，武器不给了，而且，不许华人武装有任何妄动。”

“有这种事？”知堂愕然。

“中共方面也吃了亏。先前英国人和他们谈定，港府驱逐出港的中共人员可以回港，英方提供250挺轻机枪、1000支驳壳枪和数吨炸药，由中共冯白驹部炸毁海南日军机场，曾生部在深圳牵制日军军供运输，最终一样都没落实。我就纳闷，马克·扬格急切地与我接触，要求国府派兵援港，又迟迟不让我上阵杀敌，连情报、运输、补给工作也是我坚持，好歹做下两成，160万在港华人完全束手待毙，等着挨宰。”

“内地战场，即便日寇猖獗，我四万万军民尽人皆兵，生当对峙，死求同归，一寸山河一寸血，到了香港，竟然成了这样！”知堂愤然。

“蹊跷的是，英方最终放弃以巷战等待援兵，偏偏在我军逼近新界时竖起白旗，交出香港控制权。”

“策公，”知堂思忖片刻，“你的意思是，英国人有顾虑，华民港人超过九成，如果武装起来，战败倒也罢了，若胜了，战后如何处置这支武装？”

“知堂，你是张仪和苏秦一般的人，兵机将略在你心里，你说呢？”陈策抻了抻我取来盖在他腿上的毛毯，挥手将我赶开，拿粗粗的手指点知堂。

“国府战后自不会对香港等闲视之，完全可以援引汉口法租界之例对香港实行收回，若香港再有一支数万华人武装，英国重新殖民香港的可能就没有了。”知堂大惊，“难道马克·扬格是为这个下令投降的？”

“有个消息，我不说从哪儿听来的，你姑且听之。”陈策把雪茄蒂横在烟缸上，倾身向知堂，“香港以投降手段交给日军，战后亦有理由向日军索取，九龙有99年租期，战后亦可因租期未满讨还治辖权。若港九落入国军手中，则战后断不会由胜利一方交给另一胜利方。丘吉尔这个殖民分子老谋深算，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我坐在那里，听他们滔滔咄咄，满耳是“国家”“人民”，半句没提到孩子。我困惑极了，愤怒极了，口渴得厉害，想喝水。我心里想，国家有多大，大到人民以四万万计，他们难道不是由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组成的？要完全没有了个人，这个国家留它有何用？

（GYB006—001—198）被告郁漱石庭外供述记录：

自治委员会分派给我一项新的工作，教战俘学一些简单日语，以便他们了解警备队守卫在某些关键时刻的呵斥和警告，或者决定惩罚人之前带着预警性质的嘟囔。徐才芳举了一个例子：国军战俘374号在大解时，一名警备队守卫提着枪刺闯进茅厕，指着374号的脚下破口大骂。374号害怕极了，不得不闭上眼睛抓了一把自己的排泄物抹进嘴里，但他还是被痛揍了一顿。后来才知道，守卫并非命令374号吃自己的屎，而是他穿了一双警备队丢弃掉的军鞋，守卫命令374号脱下来。

“374号的脚很可能被小鬼子砍断。”徐才芳总结不必要的羞辱说。

国军战俘一直在进行日语辅导工作，效果并不好。他们有几个懂点日语的战俘，先后转移去了别的战俘营，剩下两个半吊子，费力地教了一段时间，结果是，战俘们不开口还好，一开口反而情况更糟，日方守卫认为战俘在嘲讽他们。我和两位教员交流过，因为日语中汉字的含义与汉语原有的含义不同，实在不便评论，他们一个把“这件事很困难”说成“别想让我做这件事”，一个干脆把“您是一位和善的长官”说成“你是一个难看的财主”，发生这种情况，挨揍的应该是教员。游击队战俘强很多，他们有几个日语不错的战俘，只是钟上校不想给共产党好脸色，下令不许向游击队求助。

我找了钟上校。我认为D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应该改变排斥游击队的做法。钟上校表示，日寇猖獗，国风低迷，唯望全营我诸同志同心协力，竭忠尽职，以报党国，此时亦要对异党、英盟等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设法利用，他同意我的提议，指派我去找游击队领导人协商共同教战俘们日语的事。

孖仔带我去找他的上司。小家伙很有把握地预言，我的阴谋会彻底失败。

游击队战俘在东区收集垃圾。他们把垃圾运到东南角铁丝网前一个大坑里填埋掉。游击队头头肖子武披着一件旧布褂，叼着烟斗在大坑边平土，他接待了我。他人长得老气，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双颊塌陷，一道酱色伤疤像僵硬的蛇穿过他坚果般的脸。这次我看清楚了，他叼在嘴上的烟斗是泥巴捏成的，烟斗里空空的，没有烟丝。

“我们不参加。”他没有废话，连不参加什么都懒得说。

“能说说理由吗？”

“不说贵方的建议是鬼子支使的，但它正中鬼子下怀。”肖子武口气平静，烟斗叼在嘴里，没取下来，“我们抵制奴化教育，不接受小日本殖民中国的阴谋。”

“可是，贵方有好几个日语说得流利的，贵党领袖不少在日本留过学[127]，大概也没有受到奴化教育。”

肖子武锐利地看我，目光像两把没开刃的刀子。我没有被他唬住，直率地表示他在撒谎，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成立后，邀请游击队参加委员会，游击队提出参加可以，必须担任主管一职。自治委员会认为游击队军衔最高的军官不过是营级，充其量授少校衔，担任主管对各方面都不公平，没有同意。游击队脸面无光，拿奴化教育做借口，以特立独行为表，行报复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为实。

“告诉派你来的人，”肖子武没有发恼，平静地说，“我们有自己的委员会，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用不着别人插手，也不会向任何人妥协。”

我拿定主意不承担更多责任，转身离去。坚果脸的游击队指挥官叫住我，将身边的几个人介绍给我。情报队长相若雪，副连长刀葫芦，暗杀团分队长孔庆礼，文化教员罗羊子。肖子武要我以后有事和罗羊子联系。

“他就是你说的日语不错的人。他还懂英语、马来语、印尼语和泰米尔语，你们之间说话方便，不用谁传译。”坚果脸首领一脸揶揄，这是他唯一开的玩笑。

我离开那里。他们继续干活。在返回战俘管理区的路上，我问孖仔，罗羊子是什么人。小鬼头吸了一下鼻子，告诉我，罗羊子是吉隆坡人，莱佛士学院学生，两年前由南洋惠侨救乡会组织回乡参战，加入王作尧的东宝边抗日游击队，在部队任教员，游击队战俘中像他这样的还有两个，不过，罗羊子的鬼佬话说得最好。

“他是我六十二哥。”孖仔得意地说。

“你有多少哥哥？”我站下，诧异地看孖仔。

“除了老肖和郑叔秦叔，游击队的人都是我哥哥。按年龄排，罗羊子排六十二，是六十二哥。”孖仔得意地说，“老肖要我告诉你，要你有机会去营区外逛逛，别被鬼子关傻了。”

“逛什么？”我不相信地看那孩子，他在说一件完全不切实际的事情，“我能去哪儿？谁能让我大摇大摆离开营区？”

“你真蠢，还是中尉。参加劳役队啊，不就出去了吗？”孖仔耸了耸肩膀，斜叉着两条麻秆腿，嘲笑地看着我，好像提醒我，在D营这样的地方，任何意外都显得很幼稚，“老肖说，你应该去海边逛逛，这样才像个活着的人。”

我被孖仔的话说蒙了。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坚果脸游击队首领的话有道理。

我找到矢尺，请求参加海边码头的扩建工作。矢尺很感兴趣地看着我，问我知不知道D营的劳役制度。我知道，营区劳役工作又脏又累，一直由普通营士兵承担，军官可以不参加。矢尺问我为什么要放弃不做劳役的权利。我说了实话，关了几个月，想去战俘营外面看看。矢尺理解地拍了拍我肩膀，爽快地答应，他会让我的愿望得到满足。

过了几天，警备队副队长七海秋山带着几名看守押送劳役队出营，矢尺出现在营区，他背着一支步枪，让我跟他走。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像矢尺这样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且对工作沾沾自喜。D营升级，矢尺由主官降为第一次官，责任感一如既往。他总是早起晚睡，在战俘营里到处转悠，而且重视每一个细节，所有人都倦怠了，他仍然孜孜不倦。他对工作对象有着强烈的占有癖，喜欢教育和摆布他们，不愿意任何人破坏他做出的规定，为此，他甚至抵抗过上司饭岛的命令。

我们在战俘营大门口跟上劳役队。看见矢尺亲自陪同我参加劳役队，他亲热地傍着我走，一边说笑一边拍打我的肩膀，战俘们都很惊讶。孤军老韦也在劳役队伍中，偷个空子他移到我身边，悄声问我，为什么要参加劳役队。

“军官不应该和士兵抢口粮，这些人都饿坏了。”老韦不满意地说。

到D营后我才知道，老韦叫韦黾灶。彭祖之后、黾勉同心、灶神肠直，所以，老韦是196号。

我看出了老韦目光中含有的敌意。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没法回答。

自治委员会成立后做出规定，担任劳役的战俘将获得正常口粮五分之一的补贴，按日结算。这当然不是我参加劳役的目的，但我不喜欢一名士兵对我说那样的话，何况，我俩曾在北角并肩作战过，他不应该怀疑我。

可是，突然间，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很快知道了那种感觉是什么。肖子武怂恿我离开战俘营，矢尺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亲自陪同我，他俩都是有心的。肖子武想在我和战俘中制造矛盾，让我碰钉子，然后知难而退，放弃在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中的工作。矢尺对我格外热情，他要向战俘们表示我和他耐人寻味的关系，或者不如干脆说，我是他的人。

想到这些，我不禁渗出一背冷汗。

即使心怀忐忑，第一次翻过D营南边那片高地时，我还是惊呆了。

站上高地最高处，D营就像原始森林中的一个秘密，安静地落在峡谷中。脚下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远近错落地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离岛，一堵赭红色峭岩参差通向海边，大片茂盛的红树林生长在峭岩下，渐次消失在看不见的海湾另一头。海水拍打着沙滩，留下一堆堆白色泡沫，高迥的蓝天上有几朵孤悬的云彩，一只鹰躲在云彩后面，突然现身，扎向海面。

天空明亮，周围一片寂静，我呆呆地站在高地上，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就算是战俘营，若不是参加海外征战，怕也见不到如此美景，为这个感激天皇，也是应该的吧。”矢尺肩上挂着步枪沿着山坡上来，身体健壮的他一点也不吃力，用衬衣扇着风，感慨地说，“真想一辈子留在这里啊！”

是吗？我可不想一辈子留在这里，我想离开它，我想走出阴冷、肮脏、血腥、敌视和仇恨的战俘营，远走高飞，一分钟也不愿意等待！如果作为人不行，那就随便变成什么好了，蝮蛇、蚊蚋、花粉、雨点或者风，那样就不会被人的躯壳羁押住，如果能做到，我愿意接受诅咒，永世不再变成人！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我不是一名军人，天生就不是。我出身优渥，喜欢读书，命运却让我做了一名军人。我有一个随着不断易主总在变换肩牌上星数的父亲，一个与恋人共赴白山黑水去刺杀占领军军官的大哥，一个唇色鲜艳迎着歪歪扭扭降落在跑道上的轰炸机跑去的大姐，一个在淞沪战役中被倭寇炮弹切掉脑袋的二哥，一个在沦陷后仍然不肯离开复仇地的二姐，但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就算我是一名士兵，人们称之为战士，那也是某种原因“让”我“是”，并非我的本意。我怎么会那么可笑地认为，我是勇敢者，能够成为国家危亡时刻需要的那种人？在深水埗联络点坍塌下来的时候、敖二麦脸上溅出大片红色雾团的时候、朱三样失望的目光消失在黑暗中的时候、缪和女奔跑时奇怪地扭过头来看我的时候，我一直在害怕，一直在害怕，并且因为害怕而颤抖！

没有什么可以把我骨子里的软弱和怯懦如同蒲公英花粉一般吹拂掉，我是一个孱弱的人。我想，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大海——不是我白天见到的那个大海，而是另一个——我踉跄着向它跑去。海水开始涌动，溅起浪涛，由蓝变黑，水中长出大片森林，它们越长越高，直到把整个大海覆盖住。我茫然地站在海边，树叶开始坠落，它们飞向我，被我的脑袋快速吸进去。树叶越来越多，我被满脑子的树叶挤压得喘不过气来，脑壳快要爆炸了。最后一片树叶离开光秃秃的树枝，向我飞来，我屏住呼吸，等待着——然后，我松了一口气。那不是树叶，而是一只有着两只薄翼，头顶闪烁着微光的小东西。我见过它，在粤北山区丛林，还有黄泥涌峡谷的灌木丛中。小东西飞近了，似乎有些犹豫，最终停下来，悬在离我数尺之外，瞪着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看我。然后，它消失了。

（GYZ006—004—012）奥布里·亚伦·麦肯锡法庭外调查记录：

冬天过去后，天气转暖，大家都觉得终于熬过来了。

天气一暖，营房再度成为树根的乐园，它们复活过来，顶破平整过的地面，潮气像疟疾一般发作，顺着膨胀的气眼往上冒。郁告诉我，这种天气叫回南天，是南海特有的气候。我讨厌这种天气，草席任何时候都是潮湿的，人睡在上面就像泡在澡盆里，衣裳随时能拧出水，身上剧烈发痒，接着就是长湿疹，长脚气，烂裆。

D营有两个卫生部门，日本人的叫医务班，战俘们的叫卫生科。

日本人的医务班由寺野秋夫军医负责，为日方人员服务。南方派遣军的两个军医中川流香和花轮敬二定时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赶来，检查警备队的给水防疫情况，调查战俘中流行病疫情。

战俘营卫生科分军官营卫生班和普通营卫生班，我们来之前，医生只有中国医官老曹，配了两个卫生兵，一套残缺不齐的手术器械，一点汞溴红药水，一些反复使用的绷带和棉球，少量的甲酰水杨酸片剂，以及一个拥有7张床的医院，条件非常糟糕。日方派了一名医护兵负责监督卫生班的管理，叫大岛菖，20岁左右，入伍前是关东地区农民，人很朴实，手劲特别大。他有两个爱好，一个是不断地吐口水，一个是到处找种过地的战俘聊天，聊一些四木三草[128]什么的。作为医务兵，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务训练，不知道如何对付伤口和疾病，有时候老曹忙不过来，他看不过去，主动帮忙；他帮忙的方式是不断往伤员伤口上吐唾沫，好像他的唾沫能杀死伤口上的那些坏疽。

老曹的困难不在于大岛菖的热心，唾沫虽然治不了伤，也没有什么坏处。老曹的困难在于没有药。卫生科的药品和器械由大岛菖管理，他有自己的药品管理和使用准则，通常他会把珍贵的药片发给农事经验丰富的战俘，对别的战俘十分吝啬。老曹把大岛菖告了，热爱耕种文化的大岛菖受到矢尺大介的严厉斥责，发给战俘卫生班的药也相应减少了。大岛菖倒是没有报复老曹，他挺尊重老曹，但他会背着老曹，用小刀把一片药切成几份，眼眶湿润地颤抖着递给优秀的农家伤病员。对于同样固执地热爱自己专业的日军同行，老曹也拿他没办法，只能叹气。

在恶劣条件下生活久了，战俘的疾病问题很严重。最常见的病是痢疾、疟疾、脚气病、夜盲症、登革热和肺炎。没有一个战俘是健康的，每个人都有病，百分之八十以上战俘患有两种以上疾病。在D营，很容易满足对糟糕身体观看的愿望，这里全是羸弱的男人和身体畸形的男人，他们大多像一堆堆被丢弃掉的干柴，靠在屋外的墙上晒太阳，人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完全没有反应，等人走远，他们中的一两个才会迟疑地转过头来看一眼，你甚至可以把他们当作法老统治的国家里神秘的木乃伊。

关于疾病，我听到的最不可思议的故事，是一个叫张玉娥的中国战俘，因为患夜盲症，夜里上茅厕时栽进茅厕里，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屎汤中淹死了。

（GYB006—001—199）被告郁漱石庭外供述记录：

老曹叫曹家旺，30出头，精瘦精瘦，头发稀疏，显得老相，额头上总是汗津津的，好像他身上别的地方还行，就脑袋累。

老曹上过教会学校，父亲是梧州名医，他从小跟随父亲行医，能做简单的外科手术，中国战俘中有几十个人患了伤口坏疽，都是他给做的截肢。老曹没有手术用橡胶手套，只能采用“李司坦氏”手术法，用肥皂和清水洗手，伤口消毒也没有盘尼西林和磺胺剂，只有少量波力酸，勉强能把手术做下来。那些伤兵，手术后活下来几个，战俘们把老曹当现世华佗供着，其他没救过来的几十个，谁都知道那是命，和神医无关。

老曹是有名的软弱友善郎中，从早到晚带着两名医务兵，军官营病员班和普通营病员班两头跑，脸上挂着无论官兵都一样的鼓励的微笑。有时候，军官们在卫生科找不到老曹，要求他保障长官权利，老曹“好好好”地答应，却没有改变，下次士兵病在前面，他仍然抛下军官去为士兵看病，军官们对他意见很大。

老曹的战俘编号是097，为了便于战俘们能在上千人中找到他，他把编号写在一块白布上，缝在背后。于是，背着097号白布黑字匆匆在营区中来来去去的老曹，就成了D营的一道风景。其实这样做完全不必要，在D营，老曹的名气比钟上校和矢尺大介还要大，人们即使在死神到来时也能看到他，目光不会从他身上移开。

盟军战俘入营后，印军上尉军医卡米拉·沙贾德和医务军士皮科特、华莱士被安排到卫生科，和老曹一起工作，卫生科一下子兵强马壮。

卡米拉是老派军人，年龄不小了，到底多大岁数，他也说不清。我问过卡米拉军医，他一会儿说快40了，一会儿说40多了，还有一次合掌抵住鼻子想了半天，困惑地说，现在想不起来，过两天想想看。

卡米拉一战时做过战场救护，以后当上了军医，但只能给人包扎一下伤口，别的干不了，战俘的伤病严重一点，他就着急得转圈，嘴里念叨着谁也听不懂的经文。

不管怎么说，卡米拉军医充实卫生科后，老曹的担子轻了不少。两人做了分工，卡米拉和皮科特、华莱士负责军官营病员班，老曹和他的两个卫生兵负责人数众多的普通营病员班。不过，这个分工很多军官不接受，有问题还是会找老曹。

老曹一身本事，却开不出药，等于空手郎中。遇到伤口溃疡的战俘，老曹只能使用热压消毒原理治伤，用开水炙烫伤口，这是他在教会医院学来的方法。卫生科没有甲醚和笑气，老曹把伤员用绳子捆绑在床板上，嘴里塞块布，开水往伤口上浇，伤员硬挺着，很吃亏。而且，开水容易把伤口附近的好肉烫坏，造成二度创伤。看着伤病号哭天抢地地号叫，老曹干着急，脸上的笑容很难看。

老曹想过办法，他申请去营区外林子里采草药。日方担心老曹逃跑，不让去。老曹还找过负责炊事班管理的军官，请他给点盐，用盐清洗伤口。管事的军官不肯给，理由充分，盐是珍贵物资，给了伤员，其他没伤的有意见。

老曹最终想出的办法，是用石灰治疗溃疡。老曹一般是在手术前用石灰洗手消毒，也用它治伤，要是有牛胆，牛胆晒干用火焙，掺在石灰里，效果会更好。但是，石灰治伤的办法在卡米拉军医到来后遭到激烈反对。卡米拉是虔诚的婆罗门教徒，伤员中也有印度教徒，贝壳烧出的石灰冒犯了阿帕斯[129]，摘牛胆冒犯了毗湿奴[130]，都是大忌。为这件事，平时软弱的老曹和好心肠的卡米拉大吵了几架，两个人谁也不让谁，事情僵持在那里。

后来，战俘105号，前游击队情报队长相若雪找到老曹，建议老曹用蛆治疗溃疡，说游击队一直在使用这种办法，很管用。一句话提醒了老曹，他拍着巴掌骂自己糊涂，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蛆不光吃腐肉，还能分泌抗菌酞和胶原酶，帮助伤口恢复。老曹拍完巴掌再拍自己并不结实的脑门，好像那里面有他需要的虫子。

老曹让卫生兵去找蛆虫。卫生兵嫌蛆脏，在水沟里捉了些水黾。老曹骂卫生兵笨，自己往茅厕跑，下手在屎桶里捞一堆蛆虫，在溪涧边洗净，宝贝似的带回卫生科。但是，老曹的做法再次遭到卡米拉的激烈反对。

我被孖仔叫到卫生科，老曹正把陶土钵里的蛆虫掩藏在身后，和卡米拉大眼瞪小眼，两人吵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懂对方说了什么。我进去，老曹一把拉住我，指责卡米拉抢他的蛆虫，要我向婆罗门人解释，他可以不用盐，不用石灰，不去惹天知道蹲在哪儿监视着人类的牛祖宗，可是，如果连蛆都不让用，他就没有办法让伤员活下去啦。

我问卡米拉，用蛆虫治疗伤口溃疡会得罪哪位主神。卡米拉苦恼地表示，他不知道，但让蛆吃人肉这种做法太不正常，神一定会发怒。我给卡米拉解释，神是宽大仁慈的，神允许蛆虫活在世上，一定有神的道理，神会高兴地看到蛆和人相互帮助，各得其所。我解释了半天，一点效果也没有，卡米拉就是不松口。

谁都没想到，老曹见我解决不了这件事，拉开我，咣当一声给卡米拉跪下了。老曹哆嗦着嘴唇说，老家伙，求你了，让你的神放过那些小兄弟们吧，没见他们身上全烂了，要死的人中也有你的兄弟啊！

我把老曹的话翻译给卡米拉听。卡米拉脸红成猪肝色，人往后退，往后退，退到没处再退，揪着头发摇晃脑袋，几乎要哭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神管辖的问题，靠我在中间递话解决不了。卡米拉最终妥协了，哆嗦着嘴唇对我说，你告诉他，他会下地狱。然后卡米拉痛苦地躲到一边去念经文，向神告罪。

我把卡米拉的话翻译给老曹听。我说，卡米拉军医要我告诉你，神这会儿没空，你自己决定吧，他替你去向神告罪。老曹两眼放光，从地上爬起来，要去谢谢卡米拉。我一把拉住老曹，要他别去打扰那一个。老曹脸上恢复了微笑，小心翼翼把蛆虫一条条捡起来，放在伤员溃烂的伤口上。我看到老曹眼睛里有感激的泪光。我不知道他在感激谁，没空的神、好心的同事卡米拉，还是蛆虫。

初夏时节，情况有所改变，战俘总营送来了药品，是香港仓库里的本片成药[131]，奎宁、石碳酸溶液、水杨酸酊、解疮膏和人丹，因为特别申请了溃疡类药，还有几包硫黄，只可惜品种和数量有限。老曹特别激动的是，药品中有几盒治疗性病的606[132]。卡米拉没见过这种药，老曹向同事解释，606能治梅毒，对别的毒疮也管用，可算有宝贝药了。

按照规定，药品仍由大岛菖卫生兵管理，老曹和卡米拉用药时向他申请，但至少老曹不用把天底下的诸神都得罪光了，他高兴地和卡米拉同事来个大大的拥抱，然后让卫生兵赶快通知患疥疮和香港脚的战俘到卫生科领药。

有药品的时候，老曹和卡米拉关系融洽，你亲我爱，说他俩是亲兄弟也可以。

（GYZ006—004—006）奥布里·亚伦·麦肯锡法庭外调查记录：

4月底，雨季到来，营区完全泡在雨水中，营房里积满了水，泥土全泡软了，没法睡，大家只能夜里起来夯地，把泥土夯得能溜冰了。

雨水不停，泥地没法再夯。没人想在营房里待，可外面下着雨，没地方可去。每天早上集合训话，几十座营房门一打开，一串串泥人东倒西歪走出来，活像地狱里出来的泥鬼。

春天就蔓延开的坏疽病和脚气病没治好，现在更加严重了，几乎所有人都患上了皮肤病。自治委员会向日方交涉，日方也被连绵不断的阴雨季节困扰着，拿不出办法。好几个战俘病得快要死了，自治委员会在商量对策，可没等对策商量出来就出事了。

（GYB006—001—200）被告郁漱石庭外供述记录：

战俘中有个叫仝二毛的，编号319，是个下等兵。一天早上，战俘集合的时候，他疯了，狂笑着推开同伴，冲出队列，在细雨中碎脚丫子一路狂奔：

“妮，妮快看我，看我呀！我开花啦，我开花啦！”

穿着橡胶雨衣的曹长八朗太郎喝令仝二毛回到队列中去。仝二毛没听他的，哈哈大笑着继续在雨水中跑。两名战俘看守跑过去拉仝二毛。仝二毛踢他们，咬他们。战俘看守生气地把仝二毛摔倒在地，仝二毛哭喊着在泥水里打滚：

“妮，妮我要烂死啦，我要烂死啦！”

我是那个时候才知道，疯是能够传染的。队列中，一些精神紧张的战俘受仝二毛传染，也跟着疯。有人嘤嘤地哭，有人号啕大哭，有人往泥水里坐，一下一下捶着烂稀稀的泥地。

八朗太郎上去推开战俘看守，劈头盖脸揍仝二毛。仝二毛哈哈大笑，愈发兴奋，在雨地中手舞足蹈，烂死啦，烂死啦！见八朗曹长动了手，两个战俘看守扭头冲上去揍那些跟着疯的战俘，队伍一片混乱。矢尺大介生气，命令安静，地上滑，他没站稳，摔倒了，再爬起来时，脸上糊一层泥水。矢尺觉得丢脸，迁怒于仝二毛，宣布罚他十天重营仓[133]。

卫生科背后的木墙下有几间禁闭室，禁闭单位分重营仓和重谨慎[134]。所谓重营仓，是在巨大的原木上挖出来的一方禁闭室，高四尺，宽三尺，人关在里面既不能站立，也不能活动，只能蜷腿半躺，据中国战俘说，人在里面关两天血就僵掉了，一般情况下，能熬过七天就是奇迹。

十天时间很漫长，除了不肯停下来的雨点，整个营区都沉默着，人们不再走动，不再交谈，只是早集合晚训诫时，人们会下意识地朝审讯科那边看。

自治委员会那几天很紧张，他们担心仝二毛挺不过去。

我坐在西区9号营房屋檐下，反复数脚下不肯停歇的雨点，始终数不清楚。穿过西区两排营房的空隙，我看见一名台湾军夫班士兵端着碗从伙房出来，慢吞吞绕过卫生科，消失在墙角背后。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去看我，关在重营仓里的那个人是我。雨季浸淫，我绝望极了，不知道能做什么，哆嗦着把一块潮乎乎的死皮从膝盖上剥下来。

最先死去的不是仝二毛，而是两名因溃疡患上坏血症的战俘。他们的尸体被人从战俘医院里抬了出来。十天以后，仝二毛被放出来，他的身体已经无法伸直，全身肌肉萎缩，一碰他就嗷嗷叫。他最终也死掉了，张开的嘴中有一层裹着稀泥的木屑。

这是我在D营第一次见到死亡。

仝二毛被埋掉那天，钟纪霖上校去了战俘墓地。

战俘墓地在营区外警备队驻地东边。说墓地，不过是个大土坑，战俘死后拖到这里，放入坑中，填上土，就算埋葬了。大土坑旁有两座土包，是昔日旧冢。我问过龚绍行，他入营三年，算老资格，他也说不清土冢下到底埋掉了多少战俘。

因为坏血症死去的战俘中有一名英军士兵，摩尔上校要求给予死者尊严，单独墓穴下葬，并且按宗教信仰入殓，由牧师主持安息礼。日方同意了。饭岛特别指示，凡战俘死亡，日后均以独穴安葬，坟头竖上写有死者姓名和死亡日期的木制墓牌。

钟上校在靡靡细雨中站立着，一言不发，看着劳役队用陶盆舀去墓穴里的雨水，把裹在一床毛毯中的仝二毛放入墓穴中，一铲铲推下泥土。两名警备队守卫不耐烦地在一边走动，小声说着什么，好像是他俩谁的父母和妹妹被苏联人抓走，在库页岛服劳役的事。

泥堆渐渐耸起，成形，仝二毛从人间消失掉。

我们默默从墓地回到营区。雨停了，钟上校大步走着，穿过营区大门，但他没有走向他在东区的2号营房，而是叫了我一声，嘴里吐出两个字。

“跟上。”他说。

我朝徐才芳看了一眼。他一直跟在上校身旁。徐才芳想说什么，上校用严厉的眼神把他逼开。徐才芳傻乎乎地站在雨地里发呆，看着上校和我向日方管理区走去。

钟上校瘦高个，长长的马脸，老派的含蓄，他是广东靖绥署一个预备师的副师长，广西人，黄埔生，典型的中国军人，一次粤北战役时被俘。这位消瘦的军官正害着肺炎，不断地掩着嘴咳嗽，但他踩着地上的积水向前走着，步子很大，我要小跑才能跟上他。

在穿过管理区二道门时，战俘守卫远远看着，没敢上前。韩国岗哨拦住上校。上校低声说，走开。韩国岗哨愣一下，下意识退后一步，我们过去了。

走出围屋大门迎接上校的是八朗太郎。上校走了长长一段路，喘得厉害，他站在有着墙一般厚肩膀的八朗曹长面前，其实不怎么好看。

“我要见你的长官。”上校嗓子有点嘶哑。

我把话传译给八朗。曹长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神色。“让这个老家伙乖乖回去，不然我打断他的腿。”他说。

我沉默了，不知该不该把他的话告诉钟上校。上校看了我一眼，从我的神情中猜出了什么，捂住嘴咳了两声，绕过八朗太郎向围屋大门里走去。他走过八朗身边时，八朗涨红了脸，猛地抬起了胳膊。

饭岛出现在庭院门口，白色手套上沾了几星难以辨别的颜料。他呵斥住八朗，绅士般问候了钟上校。“难得来一次，不如放松一下，一起品尝朴素亲切的草庵茶[135]吧。”饭岛脸上带着微笑对钟上校说。

两位军官去了围屋前那片草地。那里有一间低矮的草庵，柱梁是从森林里拖来的倒木，保留了树皮，梁上挂着两只插有野花的鱼篓，穹顶用竹叶编织成，压着几块粗糙的石头，是饭岛来营后新盖的。饭岛一路上眉飞色舞，说着山形铁壶和粗陶茶具之类的话，他在草庵前停下，请钟上校先入内。上校转头吩咐我留在外面，弯腰进入草庵。饭岛将腰间佩剑解下，交给跟在后面的军夫，弯腰跟了进去。我不知所措地站在草庵外，一万个想不明白，我不在场，上校如何与饭岛沟通？

很快，八朗太郎手中拎着一根粗大的棒子气冲冲来到草地上，挥动着棒子在草庵外徘徊。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积水沿着草庵顶上的竹叶一滴滴落下，一只顶着水珠的蝼蛄吃力地攀上草叶，又颓然堕落入草丛中。八朗走向我。我闻到一股荚果味道，是质地结实的黄檀。我能肯定老曹喜欢它，它的根茎和树皮具有止血消肿作用，当然，它也有另外的功能，比如击碎人的头骨。

不知道过了多久，饭岛弯腰从草庵里钻出来，然后是钟上校。

让人吃惊的是，钟上校脸上竟然带着若隐若现的笑容。

“战争继续下去的话，战俘营这种单位，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吧。”饭岛目光疏离地看了看天边厚厚的积雨云，“贵我两国不是一天建成的，各自想看到的结果嘛，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不知道三百年以后，我们该怎么称呼彼此。”

上校回头看我。我糊里糊涂把中佐的话翻译给上校。

“你我看不到那一天了。”钟上校意味深长地看着饭岛，他风纪严整，腰以上被雨水湿透了，这使他显得更加削弱，“可我有儿子。3个。他们要像我，能生9个。如果不死绝，到曾孙辈儿，就是27个。他们会替我看到你说的结果。”

我向饭岛转述了钟上校的话，特别注意了上校的原意。饭岛笑了笑，未做回应。

他们向对方行礼。钟上校看了一眼拎着黄檀木棒站在一旁的八朗，沿着摇曳着野花的草地向战俘营区走去。我撵上几步，跟上上校的步伐。几滴大颗雨点打在我脸上，我恍然大悟，并不是雨停了，天空中就没有雨了，有些雨，它们寂寞地留在天上，要等其他雨消失在大地之后才肯落下来，那些雨，可以称作孤独的雨点吧。

返回战俘营区，上校径直走进他的东区2号营房。我踩着泥泞去溪涧边，脱下鞋子，把鞋子上的泥涮了，拎着它们过了小桥，朝西区走去。我把鞋子晾到9号营房屋檐下，然后在那里坐下来，看远处堆积在峡谷口的阴云。

我不知道草庵里发生了什么，不知道钟上校和饭岛中佐在低矮的草庵里盘腿而坐，目不窥堂，他们靠什么传译各自的观点？是旁若无人地自顾说着对方听不懂的话，还是沉默相对？我也不知道上校有没有谈到仝二毛，我只有一种隐隐的感觉，我觉得D营有很多个世界，它们隐匿着，不是我在其中就能看见，就能知道的。

德顿从屋里出来，在我身边坐下，告诉我，我和钟上校进入日方管理区后，徐少校激动地领着几名中国军官冲到二道门，试图闯进管理区，去保护上校。警备队接到岗楼哨兵通报，赶来一个班，把几名军官抓起来，直接关进了重谨慎。

我一点也没有吃惊。我觉得，那样的徐才芳就对了，那样的国军就对了。

在战俘委员会的抗议下，两天后，几名军官从重谨慎中放出来。徐才芳立刻找到我，询问钟上校进入日方管理区后的经过。我照实说，我不清楚上校和饭岛在那个草庵里发生了什么。

“就算钟长官一声不吭，什么也没说，鬼子也再混不过去了。”徐才芳沉默了一会儿说，看我不明白，解释道，“鬼子会把仝二毛的名字记入本月《战俘月报》[136]中，这样，仝二毛就不是无声无息死掉，比什么也没留下强，钟长官要的就是这个。”

我懂了。和之前那些拖到营区外大坑里填上一层土埋掉的战俘不同，那些战俘什么也没留下，仝二毛比他们强，他的名字会被记下，这就是钟上校要做的事情。

几天后，矢尺通知自治委员会，饭岛指挥官指示，日方同意为所有战俘配床。

D营一下子热闹起来，劳役队在警备队监视下到林子里伐树拖回营区，会木匠活的战俘被组织起来，剖板材、锯龙骨、削木楔，营区里到处弥漫着紫薇、香樟和木棉树木的味道。很快，床一架架制作出来，虽说只是四根木脚的粗糙家伙，但战俘们从此可以告别泥水了。

营房安上床那天，德顿坐在满是木刺的床板上，人有些发呆，大概想起他在威尔特郡夏栎树围绕的家族城堡，以及用雪特兰群岛羊毛和奥地利米苏达马尾毛手工缝制的松软床垫。亚伦却气呼呼地朝外冲，他的轮机士官没有第一批分配到床，他为这个恼火。我从外面回来，听说亚伦的事情后，觉得他要惹事，马上跟了出去，但已经晚了。

“想替喽啰要床？别做梦了。”我赶到战俘营管理处的时候，看见八朗曹长正蔑视地回答站在他面前的气呼呼的亚伦。

“莱弗和亚当是军士，他们应该第一批领到配制。”亚伦理直气壮，他当然有这个理由，他在辽阔的得州沃思堡盆地牧场拥有一张大得惊人的红杉木床，如果需要，他甚至可以给庄园里的几百头快乐的短角牛也做上床。

战俘营第一次官不这么想。矢尺从一边走过来，叉腿站在亚伦面前。

“找罗斯福小子要床吧，他竟敢把我们的人关起来，没收他们的房子、土地和店铺[137]，这个被脊髓灰质症魔鬼纠缠住的蠢货！”矢尺扁平的脸痉挛着，硕大的下颏下，白花花的胸颈泛出一层恼怒的红晕。

“请不要污辱美国总统，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先生。”亚伦身上可流淌着牛仔的血，不会向谁低头，“日本海军攻击了夏威夷，是你们向我们宣战！”

“你小子说什么呢，以为上帝是异教徒，到处拉你们的鹰屎，这可错了，是你们逼天皇的勇士揍你们！”矢尺冲亚伦吐了口唾沫，“滚开，废物！”

亚伦还想据理力争，八朗抽出佩刀。我跑过去拉亚伦。他气急败坏地把我推开。

“卑鄙的罗圈腿鬼子！”亚伦脸色发白地大声喊道。

亚伦没能喊出第二句。八朗狠狠踹向亚伦。我心里一紧。昭五式军鞋，38颗钢制防滑钉。亚伦痛苦地弯腰下去。八朗接着挥动刀鞘，重重砍在亚伦腿上。可怜的亚伦牛仔，他就像他那艘主炮折断、鱼雷管散架、深水炸弹投掷槽掀翻的驱逐舰一样，奇怪地扬起两只胳膊高高地跳起来，然后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六 法庭举证及其他：哔啵，一个气泡破裂了

（GY006—003—054）辩护律师冼宗白法庭陈述：

尊敬的审判长、军法官先生，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日方对战俘的暴力问题。

你们清楚地知道，中日两国皆非《日内瓦公约》签约国，在清同治三年至民国二十六年就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中日战争中，双方均未制定俘虏管理政策，对所捕获的战俘，皆由各自武装随意处置，战俘权益和待遇无从谈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中，中国战俘从来没有受到日本国政府和军队人道和法律待遇，相反，出于某种奇怪的心态，数量不多的日本战俘却大体受到中国政府和军队的极端善待。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月，出于战争合法性考虑，日本国颁布了战俘政策，该政策主要针对欧美国家，比如英美战俘，不涉及中国战俘。即使如此，战后有大量证据表明，日方已颁布的战俘政策也并没有认真实施。

我的当事人进入D战俘营时，管理方新晋指挥官饭岛要人就任，他带来了刚刚颁布的战俘政策，其中一条，是战俘不受体罚。这似乎是D营战俘们的福音。但是，整整三年时间，连D营飞舞的虻蚊都知道，这一条政策的内容实际上并未实行。

身处孤岛密林，负责D营看守和转移的警备队无处可去，除了穷极无聊的日常守卫，再无事可干，为排解郁闷，队长冈下树虫经常带着警备队日军小队去峡谷森林中狩猎，射杀黑熊、野牛、林麝、麂子、青羊、白头叶猴、豹猫、黑脸琵鹭，或者驾船去海湾外猎杀白海豚，以补充给养、锻炼士兵斗志。有一次，他们拖回一头雄性金钱豹。另一次，他们猎杀了一头怀孕的华南虎。

警备队中的韩国旅团小队士兵来自京畿道乡下和咸境南道煤矿，大多只字不识，缺乏教养，连他们自己的上司都瞧不起，时常当着战俘的面羞辱和殴打他们。士兵想找点乐子，把在上司那里受的气宣泄在战俘身上，于是便加倍地辱骂和毒打战俘。

暴力可以减缓海外作战人员程度不同的焦虑，它的副作用是和回忆江南稻米的芳香一样，让人上瘾，以至在名目繁多的诸如破坏营规、损坏营具、内务不整、私下窜犯、滋事斗殴等暴力处罚理由之外，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施暴理由。比如，遇到日方人员没有站下鞠躬、鞠了躬但没有报出自己的代码、日方人员问话时没有听懂、听懂了回答不上来或回答不清楚、同样的话问了两遍或回答了两遍、不分场合胡乱说“はい”[138]等，战俘都将受到暴力处罚。

南方的早上大多有无耻的大雾，无法分辨土狼似的无声挪动的警备队看守，这让战俘们非常苦恼，他们只能费心地猜测，哪片大雾中有土狼在巡视，要把他们踢倒在地上然后毒打一顿，或者拧断他们的脖颈。

喜欢打人的日方人员，主要是八朗太郎曹长和今正觉两个军曹。

战前在横滨造船厂当管工技师的八朗太郎和在仁川市做屠狗户的今正觉是两个打人的好手。他俩有个共同癖好，喜欢战俘对他们毕恭毕敬，叫他们长官，奉承他们，如果癖好得不到满足，两个人就会变着花样折磨战俘。没事的时候，八朗老是摸着胡茬，琢磨蹂躏人的点子。今正觉则不断打着哈欠，很不耐烦。两人想出来的整人花招缺乏任何逻辑，让人难以理解。比方，他们会让战俘单腿站立，站不住就打，或者让战俘学蟑螂走路，学果子狸叫，学不像就打。

作为新晋俘虏情报局人员，八朗太郎和今正觉并不满足于对战俘身体的简单侵犯，而是热心于研究打人的方式。身材魁梧，胳膊上的肌肉多得不可思议的八朗太郎爱使用器械，抓到任何器物都能用来打人，好像他随时都在寻找和研究人的身体的克敌物。他一般先让战俘自己打自己，打不满意才自己动手，军刀刀鞘用得最多，他还埋怨战俘不省心，让自己受累。

今正觉则不同，精瘦的他作为唐手[139]的忠实追随者，瞧不起棍棒之类的粗野打击，他打人只用徒手，在起势时使用开手型十八手，尤其酷爱组合术，战俘会不会武功，他都认真地将其当成实战对手。他不喜欢和八朗同时现身，好像那样的话，八朗会抢走他打人的快乐。有一次，他手腕打脱了臼，吊了好几天胳膊，只能使用一只手的“手刀屠”，这让自尊心强烈的他非常烦躁。

矢尺少佐不像他的下属，通常不会亲自动手殴打战俘。D营多数兵科军官战前从事其他工作，并非陆军学校毕业的职业军人，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前税务官矢尺大介十分推崇军人气节，他不喜欢战俘在他面前点头哈腰，讨好他，他要求战俘按照军队条例在他面前站得笔直，对没做到的战俘，他会痛心疾首地加以教育。D营有个叫文相福的战俘，编号342，被俘前是国军独9旅骡马班班长，第一次粤北作战中负伤被俘，以后落下直不起腰的毛病。矢尺盯上了文相福，老跟他过不去，只要见到他，老远都要过来，非要文相福站直。文相福站不直，矢尺就揍他，见一次揍一次，揍完还气呼呼教训他，嫌他不像士兵。

关于军人荣誉这一点，矢尺一视同仁，即使兵科人员也一样。矢尺甚至揍过警备队的人，为这个和冈下队长吵过架，两人差点动了手。

盟军战俘入营第一年，最大的集体被殴事件发生在复活节晚上。

战争不会给战俘们送来彩蛋和兔子，让他们在草地上快乐地寻找幸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基督的感情会因为战争带来的感伤彻底熄灭，在复活节夜晚，这个火苗被点燃了。那天夜里，就寝号响过，加军战俘、前皇家艺术协会会员卢卡斯和前温尼伯歌剧团演员阿尔伯特在西区12号营房里唱起了《因他活着》[140]。两人唱得非常动情，很多战俘从床上爬起来，坐到营房外面听他俩唱歌。有人眼泪汪汪地跟着唱，值班军官并未阻止：

神差爱子，名叫耶稣，

他赐予爱、治疗、宽恕和死里复活，使我得自由，

那空空的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

卢卡斯和阿尔伯特唱完，战俘们给他俩鼓掌，要求他们再唱一曲。没等两位音乐家开口，警备队驻地方向就响起日军士兵的歌声，是被武士奉为至上的《荒城の月》[141]：

秋日战场布寒霜，衰草映斜阳，

雁影剑光相交映，抚剑思茫茫……

有战俘偷偷溜到营房北边，见日军士兵一律赤膊，排着整齐的队伍，背手站在营房外的月光下，冲着战俘营方向大声歌唱。战俘们很生气，一些皇家海军战俘拥到战俘营北边，隔着铁丝网冲警备队唱《不列颠尼亚的征服》[142]。警备队士兵立刻还以《空之神兵》[143]。这下惹毛了战俘，他们开始唱《掷弹兵进行曲》[144]。警备队士兵立刻改成《誓为祖国》[145]。东区的国军战俘先是在一旁看热闹，这时也加入进来，唱起了《满江红》[146]。国军战俘人多，群狼号叫，把警备队的歌声压下去。警备队士兵被激怒了，手执木棒冲进战俘营大门，见人就打，打伤了六十多名战俘，直到矢尺闻讯从管理区赶来。

联合自治委员会为战俘挨打的事与日方交涉，没有结果。

我的当事人在D营也遭到过暴力。最先的两次，发生在入营的头一个月。

第一次，今正觉在炊事班抓住两名偷吃番薯的英军战俘，我的当事人从那儿路过，今正觉叫住他，要他用英语替自己骂两个英国的贼，并要求使用“杂碎”“肥猪”之类粗俗的语言。今正觉向我的当事人大声下命令，我的当事人能闻到他嘴里面豆豉酱发酸的味道。我的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这一命令，拒绝了。今正觉摆出一个奇怪的动作，等我的当事人醒悟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那是唐手制引战的进攻招式，今正觉快速靠近我的当事人，出手、击打、扫落、摔倒。我的当事人被重重撂倒在地上，身上多处挫伤，右脚小拇指折断，好多天走路一瘸一拐。

我的当事人事后告诉我，今正觉使用的唐手他练过，基本套路是大唐武术，日本人从琉球人那儿学到没几年，凭他遭到攻击时的体验，今正觉悟性较低，没有形成功夫，如果段位高，他下意识抬手去挡那一下，胳膊肯定会断，这也就能理解D营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在两年前输给鲍家三兄弟了。

第二次殴打我当事人的是一名台籍上等兵。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方一直在策划离间印度战俘。印度战俘被告之，为摆脱英国殖民者的奴役，印度人的英雄钱德拉[147]正在筹备自由政府，招募自由印度国民军，在新加坡向日本皇军投降的两万名锡克教勇士已经加入印度国民军，由旁遮普团的莫汉·辛格上尉领导，参与加入到解放祖国的战争中，愿意加入国民军的战俘，立刻就能获得自由。

D营半数锡克教战俘表示愿意改变身份，加入国民军，以换取脱离战俘营的机会。拒绝加入国民军的印军官兵大多是非锡克教教徒，日本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不合作而惩罚他们，反而称他们为亚洲勇士，要求其他战俘向他们敬礼。日方的要求遭到战俘们的反对，这件事在战俘中争论很大，造成了战俘间极大的矛盾，战俘自治委员会请阿巴斯中校处理这件尴尬的事情。阿巴斯中校拒绝了，中校认为战争已经改变了一切，作为英属印度武装在D营的最高指挥官，他已经无法节制自己曾经指挥过的部队。

我的当事人奉命协助阿巴斯中校对准备离营的印军进行登记，他向走进审讯科对阿巴斯中校恶毒地竖起中指的一名英格兰军官表示，留下的印军战俘多数是拉吉普营的，他们守卫过魔鬼山炮台，是最后一批撤离九龙的勇敢战士，他们有理由得到人们的尊重，而不是仇视。

因为有战俘离营，那天审讯科门外加派了一名警备队台籍士兵站岗。活干完已是凌晨，我的当事人累得头重脚轻，出门时脚步不稳，碰了一下那位上等兵。台湾人抄起枪托狠狠给了我当事人一下，又补踹了两脚。

回到营房，我的当事人脱下衣裳检查伤处。踹那两脚没什么，枪托揍那下有点重，胯骨上破了一大块皮，瘀血了。

天亮后，我的当事人继续到审讯科誊抄离营战俘名册，站岗的还是那位台籍上等兵。台湾人显得有点不安，在门口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阿巴斯中校出门小解，台籍兵闪身进来，掩上门，快速走进屋内，往桌上丢了一个纸包，快速走开，拉开门出去了。

我的当事人疑惑地拿起纸包打开看，里面竟然是一个饭团。

那天，我的当事人誊抄完文件，已经是深夜，出门时他异常小心，先敲门，再出门。没想到，站在门外的台籍兵比他还紧张，退后两步，把路让开。

“吓我一跳，我以为让矢尺长官抓住了。”台籍兵说。

台籍兵是说凌晨的事。他在岗哨上打瞌睡，被我的当事人撞了一下，以为被上司抓住，所以恼火地揍了人。

“你没被抓住，我的内裤被你枪托砸破了。”我的当事人严肃地说。

台籍兵瞪着眼睛无辜地看我的当事人，然后摘下帽子，抠了抠光头上那撮头发，黝黑的脸上浮现出害臊的神色。

“知道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返回营房的路上，我的当事人看看四周没人，掏出纸包，快速掰了一块饭团塞进嘴里，剩下的饭团包好。饭团大概有一段时间了，米粒有些硬，但米饭的香味仍然很浓郁。回到营房，大家都睡了，我的当事人把剩下的饭团藏进木板边的缝隙里，在黑暗中坐直身子，注意力集中到嘴里，用舌头把藏在齿间的几颗米饭舔出来，一粒粒咬破。

我的当事人后来说，他发现战争改变了他，他开始变得自私，不再愿意和人分享任何东西。

过了两天，台籍上等兵偷偷给了我当事人一条内裤，叮嘱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如果被上司发现，他们两人都得遭殃。台籍上等兵主动向我的当事人介绍自己，他叫阿朗结衣，从花莲来。

关于D营更多的暴力事件，请庭上参阅我的当事人的庭外供述记录，标记GYB006—001—201。

（GYB006—001—201）被告郁漱石庭外供述记录：

我和文相福打过交道。他在鞋工班补鞋，手艺不错，我一只鞋坏了，去找他补。他面前堆满了各种鞋子，大多是军品，补鞋的材料是废弃轮胎和皮带，但也有国军和游击队的胶底鞋、布鞋甚至木板拖鞋，只能简单地用麻线和绳子修补。

文相福拿起我的皮鞋看了一眼，目光亮了一下，说嗬。我知道，他在夸我的鞋。那是我在黄泥涌峡道从一位英军军官尸体上扒下来的，的确是双好鞋。要知道，在制鞋材料和工艺上，能够在小牛皮上雕刻名人诗句和娇嫩的新大陆植物图案的英国人一向不吝啬。我没有想过会当俘虏，如果知道鞋对我有这么珍贵，那条峡道上到处都是尸体，我会多扒两双带在身上。

我蹲在老文面前。我们说了会儿话。主要是说鞋。我问老文打哪儿学会补鞋的。他很腼腆，有点紧张，头埋得很低，不敢看我，大概很少有军官和他说话。他说原来只会打草鞋，胶鞋和皮鞋当兵以后才见到，他当了三年兵，领到过一双胶鞋，是别人穿过的。他没舍得穿，想带回家送给自己的父亲，哪知道被俘时弄丢了，他觉得怪可惜，到战俘营后别的活干不了，他就学会了修鞋。

“没办法，腰折了，干不了重活。”老文腼腆地笑着说。

我想到孖仔。我从没见过孖仔穿鞋，他永远都是光着两只脚，脚丫子上满是泥，脚后跟磨出和年纪完全不相称的老皮。

我问老文，他这儿有没有游击队的鞋。老文说没有，414号替他们补过两双，他这儿从来没有过。414号是游击队战俘，叫蔡半家，是鞋工班班长。

我蹲在那儿胡思乱想。我在兵站部搞军需那会儿，部队送来的单子中，列在第一的常常是鞋，可我接受的任务中，从来没有这一项。我被俘后，赤柱拘留营旁驻扎着一支奇怪的日军后勤队，后来才听说，那支部队是鞋匠队，日军攻打香港时，不光有运送大炮的辎重队，还带着鞋匠和修鞋机，前面炮火连天打着，后面鞋匠咔嗒咔嗒修着鞋。

“老文，你有没有觉得，咱们中国就败在光脚，士兵连鞋都穿不上，别指望国民能站直身子行走了。”我感慨地说。

老文受了惊吓，停下手中的活，害怕地勾着头朝两边看，然后冲我拼命摆手。

“长长长官，我是342号，可不敢乱叫！”他说。

“那，我什么时候能来取鞋？”我沉默片刻，然后说。

“过两天吧，长官，好些鞋排着队呢。”他不好意思地说。

老文说排队，指的不是先来后到，是鞋的主人按阶衔排，他手头有几双阶衔比我高的军官的鞋等着。

“谢谢你呀老……342号。”我说。

老文抬起肮脏的脸冲我腼腆地笑一下。我抽了一口冷气，这才看清楚，他脸肿得像满月，摞着一些煮熟了的烂菜似的伤口，让人对炖菜之类的食物顿失胃口。我想，凭老文那么憨厚的笑容，如果没有那些伤，会是一张与世无争的可亲的脸。

没想到，老文他没有给我补好鞋。我把鞋交给他的第二天，他又因为站不直身子挨了矢尺的揍。那天我在卫生科和大岛菖对药品清单，听见战俘管理处前传来响动，探头向门外看。是矢尺，他把老文从鞋工班拖出来，用佩刀的刀鞘一下一下抽打他，打完让他站直。老文腰折了，根本做不到站直。矢尺非常恼火，继续打，他下那么大的力气狠命抽老文，每抽一下，脸上的肌肉就剧烈地抽搐一下，好像他对老文的身体有一种深深的痛恨，此刻感到疼痛的不是老文，而是他，他的疼痛直入骨髓，所以才愤怒。然后，老文猛地往空中的方向一跳，裂帛似的大叫着贴到墙上。

我惦记着老文，不知道他被打成什么样，心不在焉，和大岛菖对错了几处地方。医护兵生气地朝清单上吐了口唾沫，白了我一眼，要我重新誊抄一份。

等我把清单的事忙完，去鞋工班找老文时，老文已经不在鞋工班了。

过了两天，我借故取鞋，去了鞋工班。老文勾腰坐在木墩上，不看我，也不说话，埋头补鞋。我怕他不高兴，没叫他老文，我说342号，我的鞋修好了吗。他不吭声，咬着牙关，一下一下用力拉扯麻线，好像要吓唬住脑子里某个作祟的念头。我听见他胸口处有什么东西堵着，是一声呜咽，憋在那儿出不来。我觉得他不想听安慰的话，就没再说什么，拍了拍他肩头，起身离开了。

又过了些日子，那天因为有战俘打了日方收买的战俘看守，日方要求集合训话，队伍集合好了，老文突然勾着腰冲出队列。大家愣住。八朗太郎命令老文回到队列中去。老文不理会，勾着腰向营房一路小跑。他跑得很快，步子有点不稳，往一边躲闪，就像那种不得不跑，但又信不过脚下那段路，急切地想要回避开它的跑法。

队伍骚动起来。有人反应过来，小声说，342号腰伤犯了，实在受不了了。徐才芳想控制住局面，向负责值班的战俘军官使眼色，要值班军官去阻止老文。值班军官不敢那样做，把目光移开，故意没看见。

两名警备队守卫追上去，把老文拖回队列。老文挣扎着往地上赖，大声喊叫着，等人拖近了，才听出，他不是随便喊，而是高呼“大中华万岁！”

中国的战俘们全都惊呆了，队列骚动起来。有国军战俘想冲出队列去帮助老文，被徐才芳暗中喝止住。老文在队列外，身边全是警备队守卫，冲出去救他等于违规，很可能引起弹压，牵连所有人。

有人喊了一句，342号你不想活了！那句话提醒了我。我脑子里一激灵，这就是老文想要的结果！他神经错乱了，想早点了结掉，故意违反营规，他就是不想活了！

那天，日方的两名传译都在场，可老文的广西话很难懂，他呼喊的口号日本人听得一头雾水。矢尺阴沉着脸，下令罚342号关重营仓。老文看出矢尺没听明白，开始着急地冲着矢尺咒骂。他不是骂娘，是骂天皇：

“个野仔日本皇帝老儿，老子不想烂在木头里！叼你老母，叼你姐，叼戳你老纳阀烂黑，有本事杀了老子，变鬼老子也不饶过你！”

老文的反常行为让矢尺犯了疑，从老文的表情看，他知道那是很厉害的话。他阻止住要上前动手的八朗，目光在战俘队伍中巡睃，点了058号罗羊子的名，要他翻译老文的话。罗羊子装没听见，眼睛望着天上。矢尺犹豫一下，目光在队列中巡睃到会几句日语的337号，要他把老文的话翻译出来。337号哆哆嗦嗦告诉了矢尺。矢尺脸涨得通红，巨大的下颏垂得老下，大步走向队列，一巴掌把337号扇倒在地上，然后在队列中继续寻找，目光落在我脸上。

“131号，出列！”

我心里一阵窒息，屏住呼吸，挪出队列。

战俘们把目光投向我。我不看他们，不看老文，也不看矢尺，盯着脚下。

昨天夜里起了大风，地上残留着发黑的树木根茎和枯萎掉的花梗。

“337号的话，是这样的吧？”矢尺凶巴巴地问。

“长官，帮帮我，帮帮我！我操日本皇帝老儿！我操他日本皇帝老儿！”老文朝我喊。他努力抬起头，头一回正眼看我。他力气用光了，被八朗用刀鞘打出一脸血，人挂在两名警备队看守胳膊上，还在那儿骂，其实不是骂，口气已经在乞求了。

“我说131号，别装糊涂，只要说337号翻译的对不对，作为自治委员会的传译官，你也要负责啊，不然不是更可疑吗？”矢尺压低喉咙朝我咆哮。

我屏住呼吸，费力地点点头。

我第一次知道，人的头颅有多重。

老文辱骂天皇，犯了死罪，终于可以解脱了。但矢尺没有让老文立即死，而是把他交给八朗和今正觉。老文同组的另外九个人全部受到惩罚，关重谨慎三天，337号战俘也没有躲过，因为亵渎天皇，被罚了重谨慎，反倒是我，因为没有开口，逃掉一劫。

八朗和今正觉这次通力合作，两人各操一支上了枪刺的98式步枪，斗牛似的围着老文转。老文得到大赦，很兴奋，佝偻着腰，迎着两人的枪刺往上冲。八朗和今正觉配合默契，老文扑这个，另一个从后面上来，往老文大腿上扎一刺刀。老文转头扑那个，这一个从后面上来，往老文屁股上扎一刺刀。他们不往要害上扎，专扎大腿和臀部，两人还暗中较劲，看谁能一次扎两下，还不被老文抓住，扎完哧哧笑，紧张地拖着带血的刺刀跑，让浑身血糊糊的老文在后面撵，像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老文挨了十几刺刀，血淌了一地，撵不动了，坐在地上朝八朗和今正觉吐唾沫。要说，老文已经摸到鬼门关了，可他运气不好，等八朗和今正觉玩够了，把他撇在那儿，不再理他，他气泄没了，坐不住，抖抖索索躺下了。

雨季没有走开，雨水很快稀释掉地上的血水，老文躺在那儿，有时候动一下，吐出嘴里的血水，大多时候不动，闭着眼张开嘴接天上落下的雨水，就这样，撑了两天才断气。

老文死后第二天，我去鞋工班。一进门，414号，就是游击队战俘蔡半家，他看了我一眼，丢下手中的鞋，起身走向我，冲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走回去，坐下继续补鞋。我把脸上的唾沫抹掉，没说什么。一名年纪较大的战俘替代了老文，他告诉我，他是374号。我说，哦。我在鞋堆里翻，找出我的鞋。374号说，长官，我替你补吧。我说，谢谢，不用了。我拎着鞋离开鞋工班。我决定不再补鞋，就算赤脚也不补。我觉得我不配穿鞋。

老文死后那些天，日方变得更爱打人，不少战俘无辜挨打，D营人人自危，气氛非常紧张。自治委员会认为，日方是在镇压战俘中的不满情绪，军官们在紧张地考虑对策，但一时也无计可施。

事情过了一个月，阿朗结衣偷偷叮嘱我，要我别和日本人顶，说大约老文出事前，东京和名古屋等城市被美国轰炸机炸了，炸得很惨，据说死了十几万人，大部分是平民，这件事在日本引起轰动，海外兵团的官兵大为震惊，军部极为不安，立刻组织中国派遣军进行浙赣作战，报复为美军轰炸机提供迫降地的重庆政府。D营大多数军官属于第38师团编制，第38师团来自名古屋，家乡遭到美军轰炸，日本官兵情绪反常，所以才下那么重的手。

阿朗结衣是山地泰雅族人[148]，泰雅族人属太鲁阁族群，说一口带波利尼西亚[149]口音的福佬话。他在出生地没有生活多久，雾社事件[150]时他才八岁，日本人把部落人赶下山，他跟随家人在花莲迁居地长大，进了日本人办的学校，读了两年书。民国二十八年他应征入伍，加入台湾混成旅团第2步兵联队，一年前从钦州调来。他本来是警备队庶务班的，负责营区守卫的韩国兵偷懒，把站岗的事情推给台湾人，所以他和几名台籍兵总在战俘营区。

我盯着阿朗结衣肩上的步枪，灵魂出窍地伸出手去，从他肩上卸下枪，拉动扳机。扳机有些滞涩，这不能怪生产它的横须贺海军工厂，在战俘营里，它到底无法做到每分钟发射150颗点八口径的子弹，一支大名鼎鼎品质超群的武器，它该有多么委屈啊。

阿朗结衣生气地把枪夺回去，一把推开我，不满地看我一眼，出去了。

我把从阿朗结衣那里得知的情况告诉钟上校。上校非常吃惊，短暂地停止了咳嗽。我告诉上校，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神国，神国不会遭到袭击，他们无法接受被轰炸的事实，报复将在更多人身上发生。

当天晚上，战俘自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在西区英军驻地开，英方有两只德造铜汽灯，比钟上校的油灯强多了。钟上校向高级军官们介绍了盟军轰炸日本本土和浙赣方面作战的情报，他没有提到消息来源，只叮嘱对外严格保密。军官们很兴奋，有人不相信美国人的反攻来得这么快。摩尔上校分析，一战后美国人就希望成为世界新的盟主，他们等不及那样做，他们会让对手留下深刻记忆。摩尔上校建议立即通知全体营员，放弃和鬼子硬扛的做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高级军官们一致表示同意。因士兵半数脱离英联邦而感到羞愧的阿巴斯中校回到自己营舍，拿来私人物品中最后一块奶酪和一包橙子粉，大家把奶酪切开，一人一小块，就着橙汁碰杯祝贺。

“我们歇着，让美国人去痛揍鬼子吧，上帝会保佑他们。”摩尔上校欣慰地举杯。

高级军官们没有想到，还是有战俘往刀口上撞。

是孤军韦黾灶。

入营后，韦黾灶很少和我往来。自从矢尺陪同我去过海边码头后，他就开始回避我，反而和游击队的人走得很近。后来知道，韦黾灶和游击队除奸团的孔庆礼是老乡，两人还是远房亲戚。韦黾灶是机枪手，大块头，因为入营不久，身上肌肉还没来得及萎缩，干活时能抱起上百斤的石块。老文出事那天，日本人入营训话，就是因为韦黾灶和三个看守打架，那三个战俘被日方收买，有人撑腰，在战俘营里为所欲为，欺负他人，连军官也不放在眼里，韦黾灶看不过去，出了手，他被打掉两颗牙，断了一根肋骨，三个家伙也没讨到好，全被他打趴下了。

韦黾灶不怕日本人，我见过他在北角电厂怎么和日军硬扛。他不在乎挨打，日本人叫他做什么他偏不做，怎么打他，他都不服，大大剌剌地看打他的日本人；他不像老文，让他跪下，他偏咬牙切齿往直里站，日本人拿他没办法，通常是打一顿了事。因为这个，韦黾灶在D营成了人物，很吃得开，炊事班的人当众向他讨好，为他捞汤底，把菜叶捞给他，别人也不说什么，他要上茅厕，蹲坑上有人，见他来了，连忙提上裤子给他让坑。

老文的事情发生以后，自治委员会专门找韦黾灶谈话，不许他再和日本人硬扛，以免惹怒日本人。韦黾灶不在乎，那天轮到他在伙房卸芋头，他啃了一只生芋头，被西南角岗楼上的警备队守卫发现，他不但不接受处理，还和韩国看守揪打起来，看守把他交给了兵科，今正觉把韦黾灶狠狠揍了一顿。韦黾灶被两名警备队看守扭住胳膊，还不了手，他就雄赳赳地唱歌，人挣扎着，听不清唱的什么。今正觉不让韦黾灶唱，连续用冲拳攻击他腰腹部位。唐手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暴力和艺术互为子宫，拳手在攻击时充满了对身体的迷恋，效果会非常明显。韦黾灶被打倒，从地上爬起来，张嘴吐掉两颗门牙，还唱。门牙没了，严重漏风，唱不清，他就吹口哨，一边吹，一边冲今正觉笑。

韦黾灶被关进重谨慎。警备队几名韩国看守整天在营区找碴。摩尔上校打发古柏少校找钟上校，对中方战俘的鲁莽行为不能理解，要求钟上校管理好自己的人。徐才芳立即在国军战俘中组织对韦黾灶傲慢滋事行为的反省，要求韦黾灶同组的9人划清与肇事者的关系。

国军落井下石，游击队方面立即做出反应。他们中止了营区内服务工作，不再收垃圾，陶作坊也熄了火，之前承担的苦力活一律停工。自治委员会安排其他战俘接替营内公共服务。垃圾是个麻烦，国军不是秃鹰和蚯蚓，英军也不是乌鸦和蜣螂，对处理垃圾的事情不得要领，东抛西落，手忙脚乱，没几天，营区满目邋遢，臭气满天，英联邦军官抱怨不断，向自治委员会提出抗议。

游击队的行动还在升温，他们的人围在东区普通营17号韦黾社所在的营房通道前，有四五十号。他们一声不吭，像一群没有生命的灰鼬。肖子武也在，叼着泥烟斗坐在人群当中，孖仔坐在他旁边，一声不吭地玩着手中的两只陶球。

徐才芳赶来，口气严肃地声称韦黾灶是7战区的人，游击队无权乘间投隙，煽惑人心，要求游击队立刻停止鲁莽行动。肖子武抬起头平静地看了徐才芳一眼，泥烟斗塞进嘴里，一个字没说，一副赖上国军的样子。

韦黾灶受了严重内伤，从重谨慎放出来时阳气已耗光，别说百十斤的石头，给块芋头他也会掉落在地上，未必有力气啃。国军战俘接到指示，远远躲着他，反倒是盟军战俘，他们关心中国硬汉的情况，心里过不去。德顿给了我几块饼干，要我转交给老韦。亚伦贡献出一只火腿罐头，他认为没有什么比火腿更能安慰勇士。邦邦送来的慰问品最神秘，他交给我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方块纸，请我转给老韦。

“你的同胞需要这个。”邦邦说。

我打开折叠成豆腐块的纸。是一张印刷品。准确地说，是一幅套色木版画，画上，穿着背带工作裤的英国男人在修理被炸垮的家园，他美丽的妻子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在花园里游戏，画上有两行大字：

Your Courage,Your Cheerfulness,Your Resolution Will Bring Us Victory[151].

德顿看过印刷品，一脸诧异。他确定这是两年前英国战争部印制的宣传画，当时，人们认为纳粹占领了欧洲，英国是最后的抵抗地，德国人的大规模轰炸会使英国人失去抵抗意志，英伦岛最终将沦陷，但人们在热爱家园的信心鼓舞下，还是挺下来了。德顿好奇，不知道邦邦从哪儿弄来的这幅宣传画。

“郁，劝劝你的同胞，”德顿对我说，“他是铁汉子，大伙儿都看到了，别和默菲斯托菲里斯[152]较劲，相信上帝，主与我们同在。”

“韦是好样儿的，”在这件事上，亚伦和德顿保持一致，“他得让自己活着，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我带着盟军朋友的礼物去东区。过了溪涧上的小桥，迎面碰上今正觉，他带着两个看守，架着韦黾灶从17号营房出来，一行人朝审讯室方向走去。游击队战俘已经散了，这时一个也看不见，他们到底妥协了。

我有一种冲动，想跟上去看看，可又一点勇气也没有，站在那里一步没动。我们曾经在一栋楼上向同样的方向射出子弹，但我觉得，北角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找到游击队的21号营房，把盟友的礼物交给孔庆礼，那个韦黾灶的远亲。他瘦得像根树枝，颧骨凸出，身上没有一点肉。没错，他是140号。他拦在营房门口，没打算让我进去。我朝屋里看了一眼，发现营房里的东北角竟然辟出一处神龛，供着三尊木头神像，神像前点着一盏光明灯，这让我有些意外。听说共产党的人只信仰马克思，其他一概排斥，看来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光明灯上照天庭，下彻地狱，拔度亡灵，度苦救厄的原因。

我问孔庆礼，韦黾灶会怎么样。我问的不是现在，是“会”。孔庆礼摇摇头，说不知道。我相信他的确不知道，他们那个披着外套的石头脸头头也不知道，徐才芳说得对，他们只是利用韦黾灶，知道才怪。我站了一会儿，问孔庆礼，韦黾灶挨揍的时候唱的什么歌。孔庆礼说，是游击队的歌，他教韦黾灶唱的，说完轻轻唱起来：我们是广东人民的游击队，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我们的队伍驰骋在东江的战场上[153]……

我被一种荒诞的感觉笼罩着，没听孔庆礼唱完，转身走开了。我觉得姓孔的是我见到过的最冷漠的亲戚。我觉得那是我听到的最刺耳的歌。

接下来的几天，我脑子里全是文相福那张憨厚的脸，他补着鞋，抬头看我，抬头看我，抬头看我，无论我在干什么，他都会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抬头看我，然后他的脸就变成韦黾灶的脸。

那天我在教育科誊抄文件，阿朗结衣进来了，喜滋滋地给我看他的相片册。香港战俘总营派照相师来给警备队士兵照相，照完每人发一本“圣战在营纪念相册”。我接过相册随便翻了翻，向阿朗结衣打听韦黾灶的情况。阿朗结衣说，196号战俘撞在刀口上了，饭岛去了一趟香岛，回来就召集日方军官训话，强调加强战俘管理，宣称皇军将在一切方面对敌性国人员进行报复。

“196号已经关过重谨慎，还能怎么报复？”

“他归今正觉军曹管，军曹每天把他拖到警备队打一顿。”

“你是说，每天？”我惊愕地看阿朗结衣。

“嗯。”阿朗结衣抠了抠煎鱼饼头，“没动家伙，踢胃部和后腰。196号不吹口哨了，吹不动了。”

十几天后，日方停止了提审韦黾灶。那天韦黾灶被送回东区，17号营房的62名国军战俘挡在营房门口，集体抵制将他送回自己营房。军官出面调解，战俘们不说话，抬头看天，好像判断今天是晴是雨。后来，游击队找到老曹，在战俘医院为韦黾灶腾出个位置，老曹收留了他。

我那些天有点反常，怎么都不对劲。那天吃饭时，我没忍住，去了游击队那边。我问孔庆礼，他们拿韦黾灶怎么办。孔庆礼看我一眼，再看看身边的人，挪到一旁，示意我靠近。

“佢唔掂嘞，食唔落嘢。”孔庆礼嚼着芋头说，“成个人衰咗，唔停噉尿血，吐胆汁。”他朝边上看了看，喝光陶钵里的菜汤，盯着贴在陶钵底的一片菜叶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用手指把菜叶抠出来，塞进嘴里，“医院有我哋嘅人，佢成晚眼光光望住嗰竹棚顶，我哋嘅人成晚守住佢。”

我扭头往一边看。游击队的人一如既往地抱团，集体蹴蹲在操场一角，大口往嘴里塞着煮芋头，喝着芥菜汤，没有人说话，那种情景，怪诞到让人害怕。

我起身离开孔庆礼，穿过人群，走到老曹身边，在他面前蹲下。

“正说去找你。”老曹往边上挪了挪，让出一块地方，“我想了半天，不能老担心，她要真以为我人没了，带着孩子嫁了别人，我不什么都捞不着了？你有文化，替我拿拿主意，这信该写不该写？”

老曹有个童养媳，上教会学校以后他不干了，嫌童养媳没文化，一定要自由恋爱。162团团长看上老曹，把在梧州念女校的妹妹说给他，老曹一眼相中，很快办了喜事，小两口恩恩爱爱，第二年就生下个男孩，没过多久又怀上一个，妻子肚子刚挺起来，老曹就给捉进了战俘营。D营邮政局建立后，老曹想写信给妻子，又怕她担心，怕她守不住，反而鸡飞蛋打，一直纠结着没写。

“写吧，死活就一次，老这么悬着，等于是死。”我说，然后问，“韦黾灶的伤能治吗？”

“问这个干吗？”老曹看我一眼，低头把掉在脚上的一小块芋头捡起来，叹口气，“血跟着小便往回走，顺着嘴往外流。他是仗着底子好，不肯泄劲，其实已经死了，没救了。”

“老曹，你是神医，能救他！”

“屁神医！我倒是有甲酰水杨酸药水，可我不是扁鹊。”老曹把芋头放回菜汤里涮了涮，塞进嘴里，他的手指骨节完全变了形，的确抓不住什么，“你见过打烂的豆腐吗？就是那种表面光滑，里面成碴的？196号就是这样。你让我拿一块五脏六腑打没有了形的豆腐怎么办？”他缩回手，喝一口菜汤，人僵在那儿，苦恼得像掉在地上的芋头，没有着落，突然又揪住我的胳膊，“你说，606能不能治内伤？如果能，我豁出来，我找大岛菖要两支，给196号用上。”

我回答不了。我不是医生，不知道梅毒和烂掉的五脏六腑有什么关系。我动了动胳膊，摆脱掉老曹的手，起身离开那里。

“哎，你倒是说，信我怎么写，我怎么给她提我当日本人俘虏的事情啊？”老曹在身后着急地嚷嚷。

回到营房，大家正听亚伦吹牛。亚伦是个乐观派，他在热心地计划战后与劳莉塔的旅行。他打算带着他的姑娘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沿着缅因州、佛蒙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两个弗吉尼亚州……他非常确定的是，只要愿意，他的梦幻旅行永远不会有尽头。

我魂不守舍地坐在自己床上，听其他军官插话。

萨维兹去年结婚，战前妻子被送往澳洲，不知道他当了战俘，邮路通后，他连着发了两封明信片，焦虑地打听妻子的下落，还没有接到回信。彼得牵挂着被俘前刚出生的女儿，以及那个生下女儿一身奶香的女人，他在奉命前往赤柱拘留营报到时，像小猫一样叫着的女儿和哭得稀里哗啦的女人弄得他心都碎了。

亚伦认为萨维兹用不着担心，他的女人会写信来，他是英雄，哪有不给英雄写信的女人？至于彼得老兄，他应该在战争结束后尽快回去解决稀里哗啦的问题，把女儿扛在肩头，和女人睡觉，以便让她的身上再次充满奶香。

也有人不这么想。安吉拉上尉就是一个。他认为也许女人们并不急着盼望他们回家，和平环境中的男人更让她们迷恋，他们就等着操那些派往海外的呆头们留在窝里的骚母狗。何况，这里的男人正在腐烂，谁知道他们能不能从疾病中爬起来，回到家里去。

因为安吉拉的话，大家吵起来。

亚伦看出我心不在焉，过来挨着我坐下，问我想什么。我没忍住，说了韦黾灶的情况。大家停下吵架，凑过来听。我像个乞丐一样央求军官们，希望他们能和我谈谈这件事，谈谈打烂到不成形状的豆腐，谈谈跟着尿路往回走，顺着嘴往外流的血。总会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对吗？人们不能撒手不管，总得想想办法！

屋里一片沉默，谁也不说话。

“你把我难住了，郁，实在难住了。”亚伦捧着脸想了半天，沮丧地说，“我不会像韦那样做，上帝不允许，我妈也不允许，我想不出该怎么办。”

亚伦说得对，他有一大群在恬静的西湾平原上悠闲游走的短角牛，还有玉米一样饱满可爱的劳莉塔，而且，他挨八朗刀鞘砍那次，腿上的伤过了半个月才好。

韦黾灶还在挺。老曹万般不解，人明明已经死了，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可他就是不咽下那口气。

“你说，他那么躺着，不吃不喝，哪儿来的那口气？”老曹困惑地问我。

我在教育科摸索着做做这个，做做那个，等屋里人走光，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我把门关上，从南边窗户翻出去，避开西南角岗楼哨兵的视线，贴着墙翻进伙房隔壁的仓库。我很快找到要找的东西。那是一袋大米。我解开口袋，往裤兜里装了两把米，重新系好口袋。一只老鼠在角落里瞪着眼睛看我，屋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我听到一墙之隔的伙房里有人说话。我屏住呼吸，翻出窗户，沿原路返回。

我走进卫生科。老曹在收拾洗过两百遍的绷带，它们已经变回纱团了。我走到老曹面前，拽住他，顺手拿过一只清洗伤口的陶钵，把他拖出卫生科，拖到僻静处。我从裤兜里抓出大米，放进陶钵里，然后仔细检查裤兜，确定里面没有一粒残米。老曹不解地看我，他很快被吓坏了。

“你你你你你！”

“给他熬点米汤吧，也许他需要这个。”

“你不要命了，让人抓住别想活！”

“他们抓不住。我不会让他们抓住。”

我知道我说的是假话。如果愿意，我能抓住躲在角落里的那只老鼠，然后摔死它。在日本人眼里，我连老鼠都不是。

老曹朝两边看看，小声告诉我，根本用不着我当贼，游击队的炊事兵早那么干过了。在伙房熬米汤不可能，庶务班的台湾兵郑子民整天蹲在伙房，大米数着粒往锅里放，没有什么能瞒过他。游击队是在陶窑里把大米焙熟，研成米粉，调成米糊，夜里溜进战俘医院，给196号一点一点往下灌，可是，米糊灌进多少，流出多少，白的进去，红的出来，根本没用。

“别再犯邪，把自己的小命守着，他活不回来了。”老曹说。

当天晚餐的时候，我领到自己那份口粮，蹲在操场角落里，一点点吃掉二指长的三只番薯，低头喝菜汤。喝光汤，捞菜叶。卷心菜，小半个巴掌大，一共五片。然后我站起来，穿过人群，走到钟上校面前，徐才芳正对上校说着什么，见我过来，停下来，两个人看着我。

“长官，让韦黾灶走吧。”我说。

“什么意思？”徐才芳愣一下。

“长官，老韦太痛苦了！”我没看徐才芳，看钟上校。我知道，钟上校懂我的目光，从仝二毛死那次开始，我就信任他。

“你想杀害抗日战士？”徐才芳生气地站起来。

“长官？”我颤抖着声音说。

“我警告你，只有给鬼子做帮凶的汉奸才会这么干！”徐才芳提高了声音。

有人朝这边看。还有一股风，它从什么地方过来，在操场上打着旋。

钟上校蹲在那里，一个字也没说，腮帮子抽搐了两下，不接我的目光。

我扭头朝操场角落那群泥鼬走去。

我站在坚果脸的游击队头头面前。他的人停下吃饭，像看一棵长在稻田里的稗子似的看着我。我没有犹豫，把对钟上校说的话再说了一遍。

“放屁，叫乜人解脱！”孔庆礼粗鲁地骂了一句。

“好了，”游击队头头拦住粗俗的农民军士兵，从嘴上拿下泥烟斗，平静地看我，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让人联想到情绪的内容，“要不，你来试试，你替韦黾灶解脱？”

“试，什么？”我不解。

“你不是说，要老韦解脱，是这个意思吧？你下手。”坚果脸口气平静。

“我，我下不了手。”我羞愧地移开目光。

“噉叫边个落手？”孔庆礼愤怒地说，暗杀团骨干一点儿好气也没有，“睇唔出喎，小韦同鬼佬打紧，唔会撤落嚟，你凭乜嘢叫佢撤落嚟？”

“中尉，”我沮丧地离开，游击队头头冷冰冰叫住我，“你叫郁漱石，对吧？”他撑着腿从地上站起来，拉了拉披在肩头的外套，走近我，尖锐的目光停在我脸上，“韦黾灶不想做阉鸡，他就是这样想的。他和鬼子扛，没和人商量，但我们支持他。”他回头朝南边的方向看了一眼，好像那里有什么他惦记着的东西，然后他回过头来，目光重新落在我脸上，“记住，那些家伙叫鬼子，正经说，叫魔鬼，除了一样东西，没有什么魔鬼拿不走，韦黾灶守住的就是那样东西。”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脚步不稳地离开操场，朝营区走去。我反感这个阴险的家伙，他说游击队支持韦黾灶，为什么游击队不自己去冲着魔鬼唱歌吹口哨？只有一件事情他说对了，没有什么是魔鬼拿不走的，如果魔鬼需要。

可是，明明已经死了的韦黾灶，他要守住的是什么？

徐才芳找我谈话，问我和肖子武说了什么，为什么对196号的事情这么起劲。徐才芳解释，肖子武是个危险分子，看上去他和任何一个岭南农民没有什么区别，在人群中随时能够消失掉，实际上，他像云彩一样狡猾，他是一座休眠火山中最接近地壳的那块岩石。

为了帮助执迷不悟的我悬崖勒马，徐才芳以军官委员会的名义召开国军下级军官会议，对我进行严肃批判，责令我离共产党远一点。在油灯昏暗的东区6号营房，徐才芳痛心疾首地谈到D营政治工作的严重阙如：

“我党在D营的政治工作严重地散漫废弛，三分之一士兵入营时，竟然不知道中国国民党的存在，半数士兵竟然不知道三民主义。”

让我惊讶的是，为了抨击游击队的狡猾行径，强调政治工作对国军战俘的重要，徐才芳大段背诵了党魁的训诫：

你们统统进到匪区看过，看到匪区里军队一切的工作，是不是有像我们现在的军队这样懈怠散漫的情形？没有的！他们无论对于社会一般民众，无论对他们军队内部，统统团结极了。大家知道这是一些什么人聚集起来的？完全是他们军队里一般政治工作人员，党务工作人员聚集起来的！我们这一方面的情形又怎样呢？大家只要稍微反省一下，我想一定觉得非常惭愧，我们一般政训工作人员比不上土匪。老实说，我们的政治工作像现在这样傲慢废弛的情形，如此长期下去，不加改正，以致对军队对官兵对社会民众，甚至对于我们自己，都失掉了信用，那我们政治部，真是有不如无！

可以看出来，徐才芳赢得了大多数下级军官们由衷的敬佩。

批判会后，国军官兵们开始躲着我，没人再愿意和我接触。关于我作为中国战俘被日方安排到盟军混合营区的原因，也有各种消息四下流传。毫无疑问，我成了可怕的疟疾病源。

我的确犯了魔怔，身体不断颤抖，内心被羞愧的锯齿锯得吱吱作响，甚至对每天少得可怜的杂菜汤也不再有胃口。我无法在夜里入睡，眼睛一闭上，就有大群模样怪异的魑魅魍魉朝我拥来。春天已经结束了，白天的时间变长，可对我来说，白天就像黑夜的皮肤，比树皮还要薄，要伐倒漫长的黑夜这棵大树可得费点力气。

那天晚上，我梦见韦黾灶，他朝我爬来，没有脸，准确地说，是没有五官，但他在笑，笑声瘆人。我从梦中惊坐起，发现右手在不停地抽搐。在梦里，它触摸到韦黾灶那张没有五官的脸。我在床上坐了半天，下了床，赤脚走出营房。

天空中没有月亮，黑如漆缸，证明我确实在另一个世界。我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动着，光着脚，离开西区，跨过溪涧，来到战俘医院，推开门，走进去。我摸到韦黾灶床边，站了一会儿，在他床边坐下。

战俘医院里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那六个病员都睡了，或者在装睡。韦黾灶躺在发臭的草席上，瞪着一双鱼眼睛看着屋顶，大个子不见了，草席上堆着一摊烂肉。他鼻翼翕动，气息微弱，有一口出，没一口进，嗓子眼里嘶嘶的，拉着长长的哮鸣声。嘶——哔啵，一个气泡破裂了，然后是长长的哮鸣声，嘶——哔啵，又一个气泡破裂了。

我流泪了，弯下腰，把嘴附在韦黾灶耳边，闻到他嘴里发出的腐烂气味。

“韦黾灶，韦黾灶，”我嗓子发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不，你咬舌头，你自决了吧。”

好一阵，韦黾灶没有动静，嗓子眼里发出微弱的哮鸣声。嘶——哔啵，一个气泡破裂了。然后，那双鱼眼慢慢动了动，慢慢地，那张脸吃力地侧过头，停一会儿，再侧回去。我看清了，他在摇头，稠稠的血水从嘴角挂下来，像从嗓子眼里爬出来的一条蛇。

“不，”那条蛇说话了，“不自决……”蛇慢慢地攀动着，在他发黑的耳郭边黏糊糊拉长，仿佛要生长出一条新蛇，然后突然断掉，“我……不能……对不起……我爹……”

我听见背后有人呻吟了一声。我没回头。我知道，房间里睡着的那六个人——如果他们还是人——他们全都坐起来了。

韦黾灶就那么拖着。中国战俘们也那么拖着。整个D营都那么拖着。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好像韦黾灶他不存在，他顺着小便往回涌的血不存在，他长长的哮鸣音不存在。直到一天，战俘点名时，八朗太郎入营寻开心，他宣布196号战俘已经休息得够了，下令要战俘值勤军官把他从战俘医院拽出来。韦黾灶站不住，被两名战俘警卫架到操场上，浑身散发着腐烂的气味，眼睛受不了光线的照耀，无法睁开，又拼命想睁开。140号、062号和058号战俘上去搀扶他，被八朗太郎呵斥住。我听见钟上校大声说着什么。我看见战俘队列开始骚动。几名战俘警卫抢上前，横在战俘队列前，保护住八朗太郎。西南角岗楼上的日军哨兵将枪口转向操场。老曹下意识掐住我的衣袖，我听见他害怕得牙齿咯咯碰响。

我浑身发抖，无法想象这是我认识的日本人。不，这不是！我曾经认为我认识他们，在京都皇宫的甬道上、东京浅草的樱花下、帝国大学的课堂里；在阿国加代子兄妹、浅野早河先生身上，我认识他们！现在我知道，我错了，那不是他们，这个创作出人类第一部长篇小说[154]的民族，这个拥有多情俳句、缠绵和歌和悱恻能乐的民族，怎么会有这么至深的憎恶和残忍？我不相信这是人的世界，但它的确是，韦黾灶是人，D营的战俘们是人，八朗太郎也是人，可是，人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做到？

现在，人们的目光都在韦黾灶身上，他突然向前冲了一下，抱住八朗太郎，伸出头去咬他的脸。他咬住了八朗的一只耳朵。战俘警卫冲上去用棍子猛抽他，他不躲避。更多的战俘警卫冲上去，又踢又打，他没有松开嘴。他那张脸非常难看，看上去他是想笑，但没有力气，他的牙齿咬死八朗的耳朵，空不出来，听不见声音。

我闭上眼睛，感觉自己被韦黾灶身下蔓延开的无数条血蛇淹没掉。

韦黾灶是被赶来的警备队士兵当场用刺刀捅死的。

哔啵，一个气泡破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