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刚建立的时候，情况和汉初也差不多。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全国上下一片凋敝，老百姓更是个个穷得叮当响。
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
1368年，朱元璋称帝不久，外地州县官来朝见，朱元璋就对他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如同新栽的树，不可动摇它的根。现在重要的是休养生息。”——言外之意，等鸟养大了，再拔他的毛。
到了1370年，朱元璋又接受大臣建议，鼓励开垦荒地，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
当时因为打仗，到处都是逃难的，于是大量的田地荒芜。尤其是北方，更是地广人稀，一片荒芜，是货真价实的“北大荒”。
这样一些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就算朝廷不收税，也没人愿意去开垦。朱元璋这下恼火了，这可是咱老朱当皇帝后发布的第一道圣旨，居然执行不下去。现在就这样，以后还得了？于是，他下令，谁敢不听就来硬的。
刀架在脖子上，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就这样，朱元璋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
这些被押送过来的垦荒者说：我们没有耕牛和农具，怎么开荒啊？
朱元璋下令，那就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
没有种子，怎么种地？
那就由政府供给种子，而且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
老百姓就认实惠，于是农民垦荒的积极性大涨。
除了民屯外，明初还有军屯和商屯。
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明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军粮基本上自给自足。
当兵的也要种地，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所谓商屯，就是指商人在边境雇人屯田，就地交粮，省去了贩运费用，获利更丰。商屯的实行，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开发了边疆。
朱元璋出身农民，深知灾荒给农民造成的痛苦，在他即位后，常常减免受灾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的农民的赋税，或给以救济。同时他还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到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162道，成绩卓然。
得民心者得天下，开国皇帝当然知道民心的重要性。因此，朱元璋虽然杀人如麻，冷酷无情，但对待老百姓确实是没说的。比如，他还十分爱惜民力，提倡节俭。
不过，朱元璋同情平民百姓，但他决不是谁穷谁光荣，越穷越光荣。他下令全国各地官员对地痞、二流子之类教育、管制，即对不从事正当劳作的“奸顽刁诈、贪赃之徒”实行法外加刑，对不肯改悔者鞭笞惩戒。今后哪里继续有这种人存在，地方官员要受到惩处！
事实上，朱元璋只同情那些勤奋劳动、节俭生活的平民，容不得游手好闲的人活在他的统治下，容不得这些人生活在他那理想的美好社会里！
他的立场是：谁不想勤奋劳动，我就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吏部尚书吴琳告老回家乡黄岗，朱元璋派人去察看。派去的检校远远见到一个农人坐在农田边的小凳子上，然后站起来插秧，样子很端谨。
检校上前问那个农人：“此地有吴尚书这人吗？”
农人叉手回答：“我就是吴琳。”
检校回去后照实回报，朱元璋听了很欢喜。
朱元璋为什么喜欢？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当官的时候就应该勤奋办公，不当官的时候就应该到农田里劳动。你想舒服地过游手好闲的日子？这是天理不容的，我宰了你！
在朱元璋积极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点评：
朱元璋在位期间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他励精图治，发展生产，使中国封建经济在他统治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不但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而且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朱元璋是苦出身，贪官污吏一直是他的噩梦。元朝末年一大景观，就是贪官污吏像螃蟹一样横行。他的父母长兄，皆死于这种残酷的剥削和瘟疫之下，自己当乞丐、当和尚，皆是因这种人祸横行。
现在他当上皇帝，自然不想让自己的手下充满贪官，也不想看到他们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所以他告谕群臣，要各各自律其身，而他也要立法严禁官吏贪污坑害百姓。
他说到做到，做了皇帝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大力整顿吏治，或者说，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反贪”运动。
刚开始朱元璋还是量刑较轻的，但是当官的大概觉得皇帝说得吓人，雷声大雨点小，恐惧收敛了那么两天，就又开始延续元末那种为官德性，腐败严重、渎职严重。朱元璋发现这样不行，再不加以管制，元末乱世就会在眼前重演，到最后搞得自己的政治像沙子一样散了盘。
所以为保锦绣江山，他决定要用贪污腐败“决一死战”。以重典酷刑正贪污腐化之风。
典有何重？刑有多酷？有据为证。
他规定：“奉天承运，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
受贿一贯钱，打七十大板，受贿八十贯，处以绞刑，受贿六十两银子，剥皮－－按当时粮价折算，一两银子可以买一百八十八斤大米。换算成如今的粮价，再折合成人民币，按每公斤大米2.6元来算，活剥皮的标准还不足一万五千元人民币。
不过，之所以贪官污吏前赴后继，也有政府的原因。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历代中最低的。就拿魏国公徐达来说，他的岁禄五千石，才合人民币月薪约两万元。那些省长级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布政使，月薪大约2300元。至于下面的官吏，挣得更少，养自己可以，养家够呛。为了家小，有时候人是会蒙着眼睛以身犯险。
朱元璋说要对贪官“剥皮抽筋”，绝不是一种狠恶的口头恐吓。他是玩真的：把贪官拉到刑场剥皮，再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做成“臭皮统子”，悬挂起来，让继任者小心，不要重蹈覆辙。
结果他就造成这么个壮观景象：每个府、州、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成了剥皮场，老百姓干脆不叫土地庙，改叫皮场庙。而有的衙门公案两旁摆满了塞着稻草的人皮，当官的得有超强的心理素质，才能不在上堂的时候打软腿，回家睡觉做噩梦。
此外，朱元璋还制定了整肃贪污的纲领——刑典《大诰》，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部分，统称《御制大诰》。洪武十八年（1385）冬刊布《大诰》七十四条，十九年春刊布《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十九年冬刊布《大诰三编》四十三条，颁行天下，诰戒臣民。
《大诰》所列罪案中，诽谤皇帝、结党乱政、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抗粮、抗差、抗租约占百分之八十，这类罪过主要有官吏玩忽职守、滥设吏卒、贪赃受贿、科敛害民侵吞钱粮、逃避粮差等。惩处贪污的罪案占全部罪案的一半左右，细目中有郭桓案；酷敛百姓，贪污税粮案；放卖官差，私役丁夫案；妄取扰民，私吞商税案；谎报灾情，侵没赈济案；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贪赃受贿案。这类罪犯皆处以重刑。起解官物，卖富差贫者，族诛；贪赃纳贿、说事过钱者，凌迟处死；盗卖仓粮者，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仍留本仓守支；驿丞科敛驿夫，断趾枷令驿前。有的贪污罪株连甚广，如郭桓案系死者达数万人。次于官吏贪污罪案的是惩治侵吞钱粮和豪右逃避粮差的罪案。
如粮长交结官吏、团局造册、虚出实收、就仓盗卖、巧立名色、妄起科征，飞洒粮差、接受赃私、包揽词讼、吊打细民，豪强劣绅买嘱官吏、诡寄田粮、洒派包荒、揽纳私吞、脱逃夫役、贪污赈济、说事过钱、起灭词讼等。对这类罪案的处理也较重，如洒派粮差，诡寄田粮者全家迁发化外，洒派诡寄之田赏给被害之民；揽纳粮物，隐匿入己，虚买实收者，处死，籍没其家；说事过钱者，处死。《大诰》所列凌迟、枭首、族诛者成百上千，弃市以下万数。所诛杀者以贪官污吏，害民豪强为主。惩形律极严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标准，许多遭族诛、凌迟、枭首者多属寻常过犯。从《大诰》中可知，明初复用刖足、斩趾、去膝、阉割等久废之刑，创设断手、剁指、挑筋等古所未有之刑；又有或一身而兼数刑，或一事而株连数百人，皆出于常律之外。“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则为前代所未有。
明太祖规定：《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家有《大诰》者，犯笞、杖、徒、流之罪减一等；无《大诰》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迁居化外，永不令归。学校课士和科举策试也以《大诰》为题。据说其时各地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达十九万余人。（《中国大百科全书》）
而且他还规定，凡是哪里有官吏贪赃害民者，百姓即可直接纠送京师，哪个敢拦，满门抄斩－－这简单是打起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
《大诰》细目中有郭桓案，是朱元璋称帝三十余年中，处理的一系列贪污案里面最为突出的一案。郭桓时任户部侍郎，在征收浙西秋粮时贪赃枉法，洪武十八年（1385）被告发，追缴赃粮七百万石。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都被处死，又牵连各布政司官吏数万人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