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兆华在本土找到新的剧作家过世行。
过世行是戏剧界的鬼才，他的作品怪诞，机智。
像寓言一般的《闲人三部曲》都是林兆华执导。
和林兆华一样，过世行有着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先锋意识。
这让他们趣味相投。
当然，他们合作的每一部作品都伴随着争议。
林兆华从来不怕争议，但他甚至不参加任何有关戏剧的辩论。
对他来说，保持心灵的创作自由状态更为重要。
艺术个性不能受到任何意识形态和金钱的捆绑。
林兆华说：“我很幸运，1980年代碰到了高行健，1990年代碰到了过世行。
他的戏从内容上说有思想深度，而不是概念化地去表现什么问题。
”在《闲人三部曲》之后，林兆华和过世行又合作了《尊严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第三部还未演出）。
在这个过程中，林兆华发现，中国原创的戏剧文学式微，再找一个类似高行健或者过世行的人物，已经很难。
“不客气地讲，我们现在很多文学创作、戏剧创作大部分还是在意识形态上打转转。
”当找不到更好的原创剧本时，林兆华选择从世界名著和文学中寻找机会。
从戏剧工作室的第一部戏《哈姆雷特》开始，林兆华排演了一系列世界名著：（1994）《三姊妹·等待戈多》《浮士德》、（1998）、《理查三世》（2001）、《樱桃园》（2004）、《建筑大师》（2006）。
林兆华对体制内单一戏剧的抗拒，成为他后来作品中恣意想象的源泉。
他把契诃夫的《三姊妹》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合在一起排。
他觉得这是一个有档次的艺术品，但没想到票房不佳。
戏剧界的评论不好，但文学界和绘画界却感觉奇好。
不过，尽管这部戏是林兆华和舞美易立明自己掏钱在支撑，但林兆华却从这种自由创作的状态中，得到了自身精神的满足。
这种满足是他坚持自由排戏的动力。
但观众给予的满足来得很慢。
林兆华说，“当《三姊妹·等待戈多》票房惨败的时候，真的只有几十个人在看戏，我心里也受不了，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看”。
自 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是急速的，狂热的消费主义对戏剧界也是一种侵蚀。
林兆华曾经感叹，1990年代的戏剧比 1980年代是一种退步。
到了 2000年以后，林兆华越发觉得，他心目中的戏剧精神，已经很难在这个圈里看到——包括他自己。
2007年，林兆华再次选择排演一部世界名著，莎士比亚的《大将军寇流兰》。
它之前从未在中国演出过。
林兆华把剧本委托给英若诚翻译，后者于 2003年逝世，译稿完成在病榻上。
林兆华说这部戏是莎士比亚一生对于人、社会和阶层的剖析。
对他来说同样如此。
“这部戏不是某个人物和台词在触动我，而是无数的触角在刺激我。
”这年林兆华 72岁。
我见过林兆华多次。
他总是躲在每场戏开演后的剧场门口处，在最后一排站着，坐着，或者到门外吸烟。
他的观众们早已熟悉这个身影，来来往往，偶尔会喊一声：“大导，你好！”他不喜欢媒体。
记者一个劲儿让他说，或者批评，但说多了记者又不写。
他的谈话大多都是同样的内容，听多了看多了，仿佛那些问题已经摆在那里很久没人管——重复再说的意义在哪里？但他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
他忍不住。
不过，他自己也说，“你着急有什么用？”我们约好在朝阳文化馆二楼的大剧场见面。
即将再次上演的《哈姆雷特》在这里进行最后一次排练，当天主要是排演光线。
距离《哈姆雷特》第一次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内部演出，正好 18年。
当年的演员，只有濮存昕回到了剧组，他已经 55岁。
舞台上，布景大致像当年一样，一个混乱粗糙的宫殿。
观众席散落着几个工作人员，几个记者，还有一些不明人士。
林兆华斜穿着一件灰色外套，一截袖子耷拉在肩上，在剧场里不停走来走去。
媒体采访安排得很紧凑。
他跟大家说，一个一个来。
如果在采访过程中，有另外的记者插入问话，他会生气地喊道：“你等会儿！我先和这边说完。
”但谈话是断断续续的，常被工作人员打断。
林兆华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
他偶尔会陷入自己的思考，等抬起头来，接着问一句：“咱们说到哪儿了？”那天下午，饰演掘墓者的演员（他同时扮演奥菲莉亚的父亲）没来。
因为到外地拍电视剧，他没赶上这场排练，但他答应林兆华随后就赶来。
这是我第一次在剧场观看《哈姆雷特》。
它也是断断续续的，林兆华随时会拿着话筒大吼一声：“不对！这里不对！”我曾听说有记者采访林兆华时，一言不合，他转身就走。
这让我很紧张。
终于轮到我们采访时，已经是那天下午的第二次排练。
灯光打在舞台上，林兆华坐在观众席中央，我坐在他后面，四周暗黑，我只能看见录音笔上跳动的音频。
大部分时间，他盯着舞台。
偶尔，会转头和我说两句话。
声音低得不能再低，我几乎要把耳朵凑到他的脸上。
哈姆雷特在舞台上的大声有力的独白，时刻打扰着我的神经。
有时候，你会觉得林兆华平易得像个邻家老头，他还会把面前桌子上的果丹皮塞给你吃。
但有时候，他一言不发，仿佛在生你的气，半天都没有一句话。
林兆华最喜欢谈的话题，仍是哈姆雷特。
他怀念当年的那个团队，以及那些人所代表的戏剧精神。
他说，“现在再排这个戏，我心里翻腾。
”我问他，当年所写的那段导演的话，还适合放在前面么？“为什么不能？同样适合！”但哈姆雷特面对的困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下午 6点，“掘墓者”终于从电视剧拍摄地赶了回来。
他赶上最后一场戏，此时，他的角色变成了福丁布拉斯，那个最后被哈姆雷特指定为王位继承人的“小丑”。
他走到舞台下方，把脚搁在第一排座位上，意得志满地念道：“在这个国家里，我本来就有继承这一王位的权利，不过今天，在我享受这一荣誉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悲伤！卫兵！把哈姆雷特像个士兵那样抬到高台上！”在 1990年，这句话是最后一句台词。
18年后，林兆华加了一段戏。
当舞台上的人散去，哈姆雷特缓缓走到台前，坐下来，开始一段长长的独白。
它来自于德国戏剧导演海纳·米勒的《哈姆雷特机器》中的台词：“我不愿意再吃，喝，呼吸，爱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一个孩子。
我也不再愿意去死，不再愿意去杀人。
我要跳开我密封的身体，我要生活在我的血管里，我的骨髓里，我脑子的迷宫里。
我要退缩到我的五脏里，在我的粪便和血液里找到我的位置。
总有些地方人们在撕烂肉体，为的是我能够生活在我的粪便里，总有些地方人们在剖腹杀人，为的是我能够栖身在我的血液里。
我的思想，就是我脑子的伤口，而我的脑子就是一个伤疤。
我要成为一个机器，手就是为了拿东西，腿就是为了走路。
没有痛苦，没有思想。
”林兆华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孟京辉：戏剧二十年“我有自己的美学追求，这和商业成功并不矛盾。
我的戏，没一个赔钱。
文艺青年中的文艺青年”孟京辉穿着黑色的皮衣戴着耳麦，在巨大的钢化玻璃后面踱步。
新戏《爱比死更冷酷》在第二轮公演后，他正在回答一个观众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剧的观众在哪儿，我想在北京能找到一万个懂这个剧的人就够了。
我相信《爱比死更冷酷》在纽约，在巴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能找到这样的一万个观众，在北京应该也能。
但是在通州估计找不到。
”这时坐在我隔壁的两个女孩拿着衣服起身走了。
一个对另一个说：“真是太无聊了！”同时，站在玻璃罩里的孟京辉示意下一个观众可以提问。
德同名电影的话剧《爱比死更冷酷》重回蜂巢剧场。
塞得满当当的小剧场里，观众隔着玻璃，戴着耳机，伸直脑袋看演员“迟钝”、“缓慢”地在日光灯灼射的惨白背景下按照旁白提示表演。
故事情节和法斯宾德的原作改动不大，依旧是有关爱情、友情以及背叛。
但新鲜的形式使“冷漠”和“疏离”的感觉充斥剧场。
孟京辉把自己擅长的形式感发挥到极致。
此剧第一轮演出的 10场，有近 4000人走进剧场观看了演出。
首轮演出前，孟京辉这样和媒体说：“这个戏的观众应该是‘文艺青年中的文艺青年’，你必须喜欢费里尼，必须喜欢法国新浪潮电影，只有这样你才能看懂孟京辉与法斯宾德的这次对话，所以这个戏会非常挑观众，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是要用《爱比死更冷酷》来征集 4000个懂得法斯宾德的观众。
不懂得法斯宾德的观众真的就不用来附庸风雅了。
第一轮的演出在演出中段所有的票就已售空，因此安排加演。
第二轮加演，孟京辉开始相信北京应该有一万人是预期中的观众。
话剧市场危机重重，但对于孟京辉，这里充满惊喜。
“这部戏看似充满疏离感，但事实上，越有距离人们就越想靠近。
”孟京辉是对的，他越是劝诫“不是文艺青年中的文艺青年”不要看戏，之后无论是不是文艺青年的青年都来看了戏。
《爱比死更冷酷》会不会继续演下去，要看找到一万个观众后，会不会有两万个，五万个，十万个。
孟京辉作为中国先锋戏剧的开拓者之一饱受非议，而作为话剧商业成功的神话他又受到膜拜。
“我的戏票房好，我要证明越是先锋的东西越有人看。
我现在有这个资源和平台，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东西。
”孟京辉皎洁地笑着，露出不太整齐的牙齿。
在大多业界人士对于话剧现状表示忧虑的同时，他有着异乎寻常的放松和乐观。
2008年，除了《爱比死更冷酷》，孟京辉导演的另外两部话剧也在票房上获得成功。
《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已经在嬉笑怒骂中上演了 260场，依旧场场爆满。
而十年前首演的《恋爱的犀牛》也在与时俱进的重新包装后再次公演。
不少观众已经是第三次走进剧场，重温这幕爱情剧。
剧评人孙柏在谈及孟京辉的时候，反复重复的一句话是：“孟京辉绝顶聪明。
”奔放的青春1992年，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的孟京辉已经游荡了一年。
这一年，因为无处可去，他最常出没的地方依旧是母校，档案也一直留在母校。
“为此学校还给了他一个处分，理由是毕业了还在学校不老实。
”孟京辉的妻子也是当时的同学廖一梅回忆说。
1984年，二十岁的孟京辉曾经花三毛钱观看中国人艺编排的《推销员之死》，还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系学生的他被话剧迷住了。
四年后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