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哲学
老子的姓名字号，历来说法不一。据《史记·老子列传》，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人。约生于公元前580年，卒于公元前500年。曾做过周王朝掌管图书的史官，接受过孔子询问古礼的请求。一说老子即太史儋，或老莱子。
老子的思想流传下来有文字可考的是《老子》一书。一般认为，《老子》这部书是经过他这一学派编写的，仅有5000多字，是用韵文写成的一部非常抽象概括的赞颂体的哲理诗，其中吸收了不少民间谣谚，通俗易懂，便于流传。书中包括的思想基本上可以代表老子的思想，是老子学派的重要典籍。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提出“道”这一最高范畴，用它概括事物存在与变化的最普遍的原则和规律，并作为宇宙本体论中的核心概念。
“道”原称“天道”，出现在春秋时期，指天象运行的规律，同时也包括人生吉凶祸福的命运规律。史官出身的老子，深受天道观的影响，吸取了道与天道的涵义，用来概括为永恒循环运动着的宇宙本体，以及宇宙运动的总过程。
关于“道”，《老子》书中概括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这里讲的“道”与“大”是力图把道的两个内涵区分开来，当“道”的内涵指“宇宙运动的过程”时，称作“道”，犹如道路、行径，犹如“天道”指天象运动的规律一样；当“道”指“宇宙万物的本体”时，又可称作“大”“一”，如“万物得一以生”，犹如母生子，深邃幽远的宇宙本体产生于天地实体之先，不靠外力而生存，不靠他力而循环往复地运动着，包藏着玄妙的事物本性，包藏着产生万物的无限生机，是天下万物的创造者。因此，《老子》中的“道”，是对宇宙自然、万物起源的一种假说，是对宇宙自然中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抽象概括。在老子这一哲学学派中，“道”能代替“大”“一”的概念而专指事物的本体，但“大”“一”的概念不能反过来替代“道”去括指事物运动的总规律以及运动的过程。
画汉画像砖西王母像以《老子》这种宇宙本源核心论为出发点的“道”。在后代道教典籍中多述作“玄道”、“大道”、“真常道”、“无上正真大道”等，都是指天地万物的本根、本原、总系，都是以老子哲学思想中把“道”作为本体论的核心为基础的，同时加以宗教化改造而成的。老子本人由历史人物逐渐神化为道教的教祖，道教之所以以“道”命名，当与《老子》这部经典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有直接的关系。
作为本体论核心的“道”，具有“有”“无”两种性质。《老子》认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就是说真实存在的实体，并不是空无所有的“虚无”“真空”，其中包涵、孕育着能产生、派化出其他有形象、有性质的“实有”、“物有”。因此，一切有形有象的东西都是从无形无象的东西衍生而来的，而且这一有具体形象和性质的东西不能再创造出与之完全相同的物体。“有生于无”，便是宇宙生命论的核心，“有”和“无”便是“道”具有的两种性质。
《老子》认为“道”是“无”和“有”的对立统一体。“无”指“无名”“无形”，如“道隐无名”“道常无名”“大象无形”，这样的“无”，并不是指一无所有的空无、虚无，而是指构成世界的无名无形的混沌状态，是用语言无法描叙的最最原始的阶段，它没有任何物质属性和具体形象，它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成为物质的源泉。因此，所谓的“无”，绝不是与“有”相对峙的空虚部分。“道”作为“万物之母”派生物质时，则称为“有”“有象”“有物”“有精”等，它是构成一切有形有象的东西的基础。“有”与“无”对立而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作为实体，“无”作为利用，犹如有了器皿中间的空间，才能盛水，盛食物；有了车毂中间的空间，才有车轮的均速平稳的转动；有了门窗四壁的空间，才有房屋的作用。因此，“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有无相生，就是从无形无象衍生出有形有象的过程，即：由道化生出本质“一”，由“一”化生出母源的“二”，由“二”化生出原始事物的“三”，再由“三”化生出大千世界中的万物，这就是《老子》宇宙生成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论。《老子》的“生”，包含有“化生”“母生”“生生”“分化”的生机能源，因此，“道”和“物”既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近似“母”与“子”的相生关系。
有了“道”的存在，万物才得以产生，并进一步分化繁衍生生不息。因此，《老子》的“道”作为宇宙本体论的核心，似乎是带有精神原则性的东西，具有广泛性、概括性，同时更具有普遍规律的意义。
老子提出“道”是“象帝之先”，即产生于上帝之先。世界的变化是由道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后生的上帝决定的。“道”对于万物“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就是说，“道”产生世界中的万物，供人利用，供一切生物维持生存，但不凭借这样的功绩作为资本，也不主宰一切而为所欲为。正因为“道”有这样的内涵，才具有巨大的化育万物的力量，“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指出天地没有仁与不仁，宇宙中万事万物自生自灭，决不是上帝能指挥主宰的。自然界的生生灭灭，是无意志、无目的的表现，所以《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是产生自然万物的总根源，因此，“道”是“无不为”的；“道”并不是有意识有目的地构成世界万物，所以，它又是“无为”的，同时，“无不为”是以“无为”为条件的。
老子及老子学派针对西周以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上帝有知、天道有为的宗教思想，提出“天道自然无为”的惟物主义无神论学说，这是他们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贡献。
不可言说的“道”，是神秘而难知的本原，因为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人们要认识这一切，不能凭借耳、目、手等器官，只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惟道是从”，才能把握这个世界。这里所说的“道”即是“一”，是“万物得一以生”的宇宙本体。在老子看来，认识就是以“道”观物，只要得了“道”，就可以认识万物，知道一切，就可以弥补人类感官不能获知的东西，“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这里，老子提出了抱本守一的认识论，本体“一”是“母”，是源头，抱守永恒的本体就是“知常”，“知常曰明”，因此“智慧出”。
西汉画像砖仙人像《老子》指出人的认识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因此，认识只能通过实践，开始于感官经验。认识事物，要根据事物的本来面貌，主张要“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天下观天下”。就是说，认识一身，必须从一身来观察；认识一乡，必须从一乡来分析；认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可以通过学习，日积月累，去增加知识，所以老子认为“为学日益”。但要认识最高原理、认识宇宙规律的“道”，必须排除感官经验，从有限的感觉中解脱出来，通过理性思维，使认识深刻化，这样才能知“天地根”。
因此，老子提出了“涤除”“玄览”两个认识过程，“涤除”指洗涤思想、心灵中的污垢，摒除内心杂念的干扰，排除主观成见，保持客观态度。“玄览”指用深远的思维去考察事物本质所蕴含的哲理，这样“致虚极，守静笃”，抱本守一，就可以知晓天下，“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掌握事物的根本规律。
老子的“道”的至高无上性和神秘性，为道教神学提供了哲学基础，老子“静观”“玄览”的认识论，“专气致柔”的养生学说，自然无为、贵柔贵谦的处世哲学，又成为道教修炼方法和出世思想的理论依据。然而，老子从哲学家衍变成道教教主是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东汉时，受佛教影响，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桓帝亲祭老子于濯龙宫，并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张陵初创五斗米道时，没有本《老子》之说建立宗教体系，张修、张鲁则奉《老子五千文》为教典，在《老子想尔注》中就以老子为教祖，上封“太上老君”尊号。唐朝时，由于帝室认老子为宗祖，道教被称为“老教”，施行了一系列崇奉老子的措施。在儒、释、道三教中列于首位，于是老子的教祖地位得到各道派的认同。从此，哲学家的老子成为中国道教的教祖。
庄子哲学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做过漆园吏。博学善辩，常用寓言阐述玄妙的哲理。著书10余万言，现存《庄子》33篇。汉以后将《庄子》分为内篇（7种）、外篇（15种）和杂篇（11种），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自己的著作，代表庄子的思想，外、杂篇则是庄子后学或道家其他派别的著作。
庄子的哲学思想源于老子学派，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天道自然无为”的世界观。《大宗师》说：“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齐物论》说：“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未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就是说，世界有它的没有开始，有没有开始的开始，世界的源头是找不到、分不出来的，假如用“有”“无”来辩论，也是“没有有和无”，以至连“没有有和无”也没有。因此，世界宇宙的本源是无名无形的、非物质的东西，超越了认识范围，是不可言说的神秘的精神性的本体。
庄子反对上帝，反对有一个造物主，宣扬天道自然无为的论点。但他在摆脱了目的论的同时，又陷入了宿命论的范畴。《德充符》称：“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宣称“命”是主宰人类的，人类的力量是无法超越的，在道或自然面前，人类只能听其摆布而已。这里，庄子赶走了上帝，请来了“命运”之神，这种思想为以后道教的产生，打开了方便之门。
庄子认为宇宙世界是不可知的，因此，在以“形而上者”为认识对象时，表现为神秘主义的不可知论，而在以“形而下者”为认识对象时，则表现为相对主义的诡辩论。将认识和无认识混为一谈，对认识的性质，以及人们主观认识能力全盘否定，认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认为“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否认了人的认识能力，排斥了外向型的认识思维方式，而代之以内向型的精神意向为主导的思维方式，提倡“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提倡“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倡导用“坐忘”“心斋”的方法，使自己的思维超脱于世俗之上，以求在自我内向观照直觉中，运用自我情感体验，来与天道自然冥合。庄子这种神秘主义的精神体验认识论直接为道教所吸收，发展成道教中重要的修炼方法。
老子学派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没落阶级急剧变化的意识，庄子学派又进一步发展，从客观惟心主义转到主观惟心主义，以清静淡泊，全性保身为旨趣，更趋于消极颓废。老庄之学成了后世遁迹逸民的全身之术，同时也影响到道教的教义。道教中不少名称术语，如“太初”“太清”“太素”“太始”“一气化三清”“三一混合”等都直接取自《庄子》一书。
魏晋南北朝之际，士大夫趋尚玄学，归趣庄老，认为老子导庄学之源，庄子扬老学之波，推崇《庄子》《老子》《周易》为三玄，庄子的学术思想才开始在学术界产生深刻的影响。至于道教，即使在晋南北朝《庄子》学风气大炽之时，也没有与《庄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即便有道士也好其学，也没有因此产生新的道教理论。至唐代，道士成玄英注疏《庄子注》，称：“《庄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畅无为之恬淡，明独化之睿冥。钳楗九流，括囊百氏，谅区中之至教，实象外之徵言者。”发挥《庄子》恬淡、独化、无为、重玄的思想，使之与宗教超脱精神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倾向，在唐中叶时期，颇具影响。玄宗开元二十年（733）置崇玄学，令生徒诵习《老子》《庄子》，策试亦有《庄子》条。天宝元年（742）二月，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这样就通过术业与宗教双重手段，将庄子与道教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早期道教
道教所谓的“道”，从宗教教义上讲，源于古代神道设教的“神道”。《周易·观卦象辞》有：“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中庸》有：“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遣，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鬼神崇拜，使道家思想与神道合流，以致先秦以来的方术、巫祝、符咒、占卜、炼养等也被早期道教吸收过来成为部分传教手段和斋醮内容。
西汉时期董仲舒的调阴阳、顺四时、序五行，以政令配月令的阴阳五行递变说也深刻地影响着道教的产生。张陵草创五斗米道于巴蜀地区，就把道区分为24治，各配以阴阳、五行，上应28星宿，下应24节气。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也充满着这种思想，《黄庭内景经》以五行配五脏；《周易参同契》以卦爻配阴阳五行，以阐述道教炼丹用药的火候。
早期道教思想在刚形成时，就吸收了大量的儒家思想，尊崇天、地、君、父、师的伦理制度，并以忠、孝、仁、义为收徒的主要条件，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
道教草创时期也吸收了墨家尊天明鬼、勤劳互助，自食其力的思想。章太炎《黄巾道士缘起》说：“神仙之说，汉末或托老子，与其初旨背驰。今之黄巾道士，起于张陵、张鲁之伦；其‘奸令’、‘祭酒’，虽主习《老子五千文》，本非虚无贵胜之道，而亦不事神仙，但为禜解劾治而已。斯乃古之巫师，近于墨翟，既非老庄，并非神仙之术也……汉晋后道士，皆其流也”。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强调：“人各自衣食其力”，宣扬自力更生，勤俭朴实，互助互利，这一原则与精神承袭了墨子“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思想。
此外，早期道教的形成，还是黄老思想的衍变和老子宗教化、神仙化的产物。
在经历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相争的战争之后，汉初统治者迫切要求“休养生息”，遂假借黄帝之言，以黄为本，以老为宗，宣扬无为而治的经世治国术。此时，推崇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为使道家在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孟儒家相抗衡中取得优势，便把黄帝抬出来，排在首位，把老子作为黄帝“修德振兵”思想的继续，从而以“黄老”并称。这两种思想的合流，称为“黄老道德之术”。司马迁《史记》，不以墨家崇尚的夏禹、儒家尊称的尧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而是把黄帝作为创建中华文明的始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正是当时崇尚道家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道教推崇老子为宗主的先河。
西汉政权巩固之后，黄老之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已经不合统治者的胃口了，汉武帝断然抛弃了它而独尊儒术，黄老之学遂逐渐分衍成几个支派，一种是转而研究老庄之学，改政治主张为学术和方术，如西汉后期严君平的《老子指归》、东汉时期的《老子河上公注》。另一种是变为吸收老子哲学思想中“守雌”“柔弱”的思想，退隐世事，钻研养生术，推崇黄老作医药之祖，老子与彭祖并列为神仙养生家，直接为道教养生学所吸收。还有一种是发展成“上标老子，次述神仙”的神仙说，把有修养的人分为“神人”“至人”“真人”“化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些思想对道教长生成仙信仰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道教信奉的仙人、神人，就是这些真人、至人，不食五谷，乘风驾雾，来去无踪的超人，是具有种种超越凡人能力的或具有某种神灵功能的不死的人。黄老学说的分衍，为道教的形成孕育了思想源泉，道教尊崇黄帝、老子，并奉老子为教祖，也与这种历史背景有直接关系。
西汉之际佛教的传入，佛经文典的翻译，宗教仪式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汉民族的生活。刺激了民族感情与宗教意识，激发起创立一种表现中国传统的民族宗教来对抗外来宗教的热情。因此，在东汉顺、桓帝时期，张陵在巴蜀地区草创五斗米教；灵帝时，张角创，标志着早期道教的产生。
太平道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末方士于吉（一作干吉、干室）在曲阳泉水上得到神书《太平清领书》170卷。顺帝时，于吉弟子宫崇将该书献给朝廷，顺帝认为此书中“多巫觋杂语”“妖妄不经”之谈，不予采用。桓帝时，襄楷再次上书推荐，仍不受重视。灵帝熹平（172～178）年间，河北钜鹿人张角（？～184）得到《太平清领书》后，把民间巫术与黄老崇拜相结合，创立了太平道。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利用符咒手法，为民众治病，组织群众，宣传太平教义，传扩奉天地、顺五行、清大乱、致太平的政治理想。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豪强之间武装割据，大地主兼并农民土地，使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生活悲惨，他们迫切需要摆脱贫困和灾难，需要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需要可依赖的组织来代替被解体的村落共同体。因此，以“黄天”代表民众，以“苍天”代表统治者，“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种有宗教和谶语色彩的符命说很容易将民众吸引到宗教革命的大旗下。太平道的革命性并不是从宗教教义中自发引申出来的，而是社会动乱和阶级压迫的产物，是宗教旗帜下现实的政治主张和革命行动。所以，仅10余年间，信徒达数10万人，遍布幽、徐、冀等8州，设置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主帅，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规模浩大的黄巾起义。历经10个月而遭到残酷镇压。
几年后，青、徐两州的黄巾军再次起义，活动于北海、勃海二郡之间，一度受挫于公孙瓒，后来转入兖州任城、东平等地，部众发展到百万余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曹操火并了这支起义军，但把军队中精壮的改编为“青州兵”，其余的作为屯田户，青州兵的家属按照“士家制”的惯例，徙居于邺城附近。五斗米道北徙后，特别是徙邺的一支由于其地域关系，必然会与太平道交融，逐步取代了原来的太平道，在赵魏之地形成一种潜在的强劲的道教势力。
五斗米道按道教的传统说法，五斗米道的创始人是张陵（34～156），后世亦称张道陵、张天师、祖天师。《魏书·释老志》有：“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又《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曰：“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张陵传道于巴郡。巴人张修是张陵的弟子，学道后布道于陕西汉中地区，发展自己的信徒，形成自己的体系，成为五斗米道的另一支派。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从这段文字中，可以认为张修在汉中建立了较粗糙的宗教组织，教内规定了以《老子五千文》作为五斗米道的主要宗教经典，这就把先秦时期哲学家的老子变为替道教立言的圣人；道家老子学派的思想，变为早期道教的主要宗教教义。其次，在汉中张修五斗米道团中除了一般信徒外，已有了简单的教阶品位和神职人员的分工。教内人员分为：信徒、鬼吏、祭酒、奸令祭酒四等，鬼吏是初级神职人员，主要教务是为信徒作忏悔思过和治病请祷；祭酒主要是在教徒中宣讲《老子五千文》；奸令祭酒则督察布道教务等事务；张修本人则号为五斗米师（后来张鲁夺取教权后改为祭酒和治头大祭酒）。第三，张修创建静室制，用作施道悔过的专门场所。静室又名靖室，原为五斗米道方治中的设置，后奉道之家皆设立，成为道教的一个制度流传下来。第四，张修创建了三官手书制。三官指天官、地官、水官，信徒请鬼吏把本人的姓名、忏悔服罪内容书写在一定规格大小的黄色纸条上，一张焚烧，以向之天；一张掩埋在地下；一张放置瓶罐中沉入水里，表示通过天地诸神。这种通过道教神职人员与世间神界通达的渠道一直沿用到唐宋明清之际，并且成为道教斋醮仪式中的重要内容。
从这段史料中，还可以看出，汉中地区的五斗米道具有浓厚的巫风。在宗教法术上，以病人叩头思过、符水治病为主要手段，受当时西南、陕南少数民族留传下来的原始巫术影响。“其俗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创立三官手书，通达神灵，也使得张修能顺利进行传道工作，扩大影响，在汉中建立较稳定的群众基础。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张修也带领道徒起义，攻打郡县，但很快被统治者镇压了，张修逃亡隐匿起来。后来刘焉割据益州，奉行五斗米道，张修投奔，封为别部司马，与督义司马张鲁合兵攻打汉中。汉中攻陷后，张鲁伺机暗杀了张修，夺取了他的部队兵权，占据一方。张鲁祖述张陵的道权，掌管了巴郡和汉中的五斗米道，继续用宗教手段推行教化；淳正风气，集教权与政权于一身，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
张鲁割据汉中后，“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张鲁对五斗米道的“增饰”，不仅这些，《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又有：“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张鲁在汉中旧有的米道教团基础上，重整了教阶制度，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设置义舍，救济安置流民；用宗教手段去鄙俗，禁杀戒，推行教化。这样，在汉末战乱不息的岁月中，巴、汉一带借助五斗米道的教势，形成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环境达30年之久，这是张修、张鲁对历史作出的贡献。
道教是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创始人不止张陵一个。前期史料中关于张氏祖孙传说占了主导地位，后世道教徒的渲染，更是为了某种宗教上的，或是政治上的目的。实际上，在五斗米道发展过程中，张陵草创于巴蜀；张修建立了五斗米道的宗教组织形式，确定《老子》为宗教经典，实施了早期宗教仪式；张鲁丰富了教义，严整了教规，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这一切都为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正一派，成为道教正宗奠定了基础。
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占汉中，张鲁投降。不久，刘备又兴兵汉中，当地民众多随曹军北迁。这样，五斗米道的信仰从西南流传到北方关陇、洛阳、邺城地区，教内上层首领们受曹魏统治者的收买，蜕变为利用宗教维护现政权的帮凶，五斗米道的教义逐渐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结合，发展成魏晋时期北方道教的主要流派。其另一支，由张鲁第三子张盛东传至江西龙虎山，成为后来正一天师教。
如果说，张角的太平道，巴蜀地区张陵、汉中地区张修的五斗米道同属于东汉末年中国社会下层民众的宗教，那么，张鲁增饰改革后的五斗米道可称为地方势力割据一方的政教工具。作为政教工具的五斗米道以宗教意识统治民众，以宗教教团控制民众，以宗教戒仪约束民众，以宗教术数拘制民众。历史证明，道教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仅作为汉民族文化思想的产物，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且，还作为一种强大的民众势力、社会力量出现在中国历史政治舞台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汉魏五斗米道、太平道虽奉老子《五千文》为教典，但并没有遵从《老子》之说建立宗教，以及形成宗教理论体系。魏晋老庄之学复兴，掀起清谈、玄学之风。政局动荡，环境恶劣，“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安身立命之道，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也更为强烈，思想的重点已逐渐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转移到玄远之学上来。为了扭转名法之治的偏差，重建正常的封建秩序，需要从道家那里去寻求“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王弼《老子指略》指出当时的儒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只有道家才能做到“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既超过各家的学说，又不偏漏各家的长处。王弼在《老子注》中继承发展了老子以道为最崇高的概念与最基本的原动力的中坚思想，进一步在学术界树立了老子学说的权威性。然而，这对道教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诸派道士仍以符篆炼养方术等低层次的宗教活动为主，很少有援附玄学，注释《老》《庄》的道教理论建树，两晋时期，五斗米道在北方社会民众中继续传扩，而在江南，孙吴政权以及后来的东晋统治者，对民间的宗教、神仙方士活动，也不像曹魏西晋时期那样严加控制。从汉末至两晋，先后传入江南的有属于五斗米道系的杜子恭道、李家道、清水道，属于太平道支派的于君道、帛家道，以及龙虎山张天师的正一道。江南道教的发展，逐渐超过了中原与巴蜀，成为后来道教复兴、发展的基地。至南北朝，佛教兴盛，在佛教哲学思想、宗教教义、戒律仪式的刺激下，道士们一方面承玄学余绪，摄佛教经文，托言神授，暗本老庄，编造了《洞神》《灵宝》《上清》等部类的大量道经；一方面神化老子，注疏《老》《庄》，宗承道家，建立起较系统化的道教体系，涌现出许多著名的道教改革家和学者，如北朝寇谦之、南朝陆修静、顾欢、孙游撒、孟景冀、宋文明、陶弘景等人。
北朝道教
魏晋以来，五斗米道被曹操下令北迁，道民流离失所。张鲁在迁到邺城的第二年即死去，五斗米道失去统一的领导。于是，北迁后的祭酒们各自设治传教，建立靖室。这样，五斗米道一方面得以在北方民众中广泛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又陷入思想紊乱、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状态。从此，五斗米道内部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向上层发展，积极靠拢达官贵人，迎合统治阶级的政权利益，参与政治活动，宣扬道教徒要以儒家的忠孝仁义信为准则，攻讦民间宗教，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以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力行勤于修炼，广施斋仪，为上层化的官方道教奠定了理论墓础。同时，五斗米道的另一部分仍然以通俗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不断发动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西晋时，道士陈瑞首先在巴蜀地区组织起义，继之而起的是李特、李雄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建立了成汉政权，经6世47年，至东晋永和三年（343）才被镇压。东晋，杜子恭一系，在江南地区颇具影响。晋末，孙恩、卢循提出“诛杀异己”的口号，发动教民起义，诛杀了“世奉张氏五斗米道”的道徒王凝之。新、旧五斗米道的斗争在教团内部激烈展开。
魏晋之际，佛教在北方得到广泛的传扩，佛教寺院广为建立。同时，社会上神仙方术兴起，信徒避乱山林，结成了一些松散的神仙道教集团，深深地影响了道教的传扩。北魏太平真君年间（440～450），嵩山道士寇谦之针对旧教的衰落，利用崇信道教的魏太武帝和宰相崔浩的支持，托言老君旨意，对北方旧的五斗米道进行改造，清整组织，创立了适应北方鲜卑拓跋氏统治者和汉族门阀地主阶级的新天师道，使道教与封建皇权结合并正式成为官方宗教。
永平年间天尊像寇谦之（365～448）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属北京）人。曹魏初年，寇氏家族迁至关中冯翊。成为当地的名门大姓。寇谦之少年时研习五斗米道，后从成公兴修道出家于嵩山，隐居石室，采药服食。七年之后，成公兴尸解飞升，寇谦之继续“守志嵩岳，精专不懈”。
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寇谦之托称太上老君降临，授以“天师”职称，并赐己《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亦称《老君音诵诫经》）二十卷，号曰：并进言。依此经诫，“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寇谦之猛烈抨击了五斗米道的旧道法。首先，他废除了三张原在巴蜀设置的二十四治称号，并设立道官，规定道官招收信徒，先须考验三年。信徒一从师授，不得任意改投其他道官。
其次，废除了祭酒私署治职契篆，理由是，“道官祭酒愚暗相传，自署治篆符契，攻错经法，浊乱清真。”一些信徒，一旦授以职治符篆后“不能精进，违科犯约，用行颠倒。奸怨非法，游行民间。读伪科律，诈惑万端。”因此，寇谦之宣布将旧道法“尽皆断禁，一从吾乐音诵诫新法”。
第三，废除了祭酒道官的世袭制，以“立身直理，行合轨范”，“惟贤是授”。《老君音诵诫经》云：“诸道官祭酒可简贤授明，未复按前父死子系，使道教不显。”
第四，废除了五斗米道的租米钱税制度及治病滥收脆信。以往五斗米道收取会费义米，任意取人金银财帛，致使“治民恐动威逼，教人赡愿匹帛、牛犊、奴婢、衣裳。或有岁输全绢一匹、功薄输丝一两，众病杂税不可称数”。改革后的新天师道“无有分传说愿输送，仿署治篆无有财缺帛；岁常保口厨具、产生男女、百灾疾病、光怪众说厨愿，尽皆断之……惟听民众岁输纸三十张、笔一管、墨一挺，以供治表捄度之功。”
第五，寇谦之反对滥传房中修炼术，因其“妄传陵身受其赤房中之术，授人夫妻，淫风大行，损辱道教。”认为修行房中，“身中至要，导引之诀，尽在师口”。同时，也反对滥传仙方药饵，“经书舛错，后人诈伪仙经图书，人人造法，天下经方百千万亿，草药万种，方药百数”，“案药服之，正可得除病寿终，攘却毒气，瘟疫所不能中伤，毕一世之年。”他特别强调奉道守诫，礼拜斋直。认为修道者必须“一心香火自缨，精炼功成，感悟真神与仙人交游”，并且“是以诫约，要须斋功，与返为始，雪罪除僣，乃得感悟真仙。”凡人道的信徒“男女官努力修斋，寻诸诵诫，香火建功，仙道不远”。
由此可见，寇谦之的改革运动是重整道教组织，重建教内新规，改变传承制度，创立新的一套宗教教礼仪轨。现仅存一卷的《老君音诵诫经》中就有三会仪、忏过解罪仪、禳灾除病仪、授戒仪等，并对具体的程序，如人靖、焚香、上章、奏启、礼拜等一一细详，完善了道教北派的科戒教仪，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寇谦之再次托言老君玄孙李谱文下降，授以《录图真经》。《魏书·释老志》曰：“今赐汝迁入内宫，太真太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继天师四录。修勤不懈，依劳复迁。赐汝天中三真太文篆，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录有五等，一曰：阴阳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宫散官；五曰：并进录主。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凡六十余卷，号曰：《录图真经》。付汝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
北周天和三年老君像《录图真经》不同于《老君音诵诫经》具有单纯地改革教内伪法的目的，它是一部更迎合统治者需要，为拓跋魏入主中原，并实现寇佐国扶命、“为帝王师”宿愿而以道教篆图为主的图谶神书。图谶文录分为五等，各有不同的授受坛位，礼拜仪式以及道冠法衣。图文“古文鸟迹，篆隶杂体，辞义约辩，婉而成章”，授受次第，“择贤推德，信者为先，勤者次之”。信奉仪式，“但令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同时，宣造天宫静轮之法，使真仙降立。
《录图真经》中明确地勾画了道教天界诸神系列谱系：“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宫，宫有一主，最高者无极至尊，次日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载阴阳真尊、次洪正真尊”，并把赤松子、王乔、张安世、刘根、张陵等谱人天神系统，甚至连寇谦之本人也位列仙班，迁入内宫，成为天人合一的“活神仙”，这实际上正是世俗的门阀士族等级制度在虚无的宗教天国中的反映。
由于北魏太武帝对道教的崇信，使寇谦之道教改革运动得以顺利进行。太平真君年间新天师道在北魏发展到了极盛，标志着道教从早期民间宗教上升到官方正统宗教的地位，为隋唐时期成为国教，奠定了基础。
南朝道教
东晋南朝道教的改革者首推道士陆修静（406～477）。陆氏字元德，号简寂，吴兴东迁（今浙江湖州）人。从小好习文籍，博览强识。少年时修炼辟谷道术，虽外混世务，实内守贞朴。中年遗弃妻室，游弋江川，遍访高士，广搜道经佚文，成为江南道教的一代宗师。
陆修静推行的南朝道教改革，重点在对道教经典的整理、道教教义的发展、道门教规的肃饬，以及道教组织形式的改革等方面。
东晋刘宋以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大批佛教经典律学被翻译介绍，佛教僧团与寺院普遍建立，江南一带出家学佛、研究佛典的文人雅士日渐增多，就连陆修静本人也深受佛教的影响，认为“在佛为留秦，在道为玉皇，斯亦殊途一致耳。”佛教的发展，对道教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佛教的经典文书可以由西域去印度求取，并通过翻译、改写而广为传扩，但道教的典籍只有来源于假托太上老君、诸天神真降临诰授的形式来制作，这就大大限制了道教教理的发展。于是，依靠扶乩撰文，改写佛经章节，抄袭前代医、卜、占、谶等类方书，变成了东晋道士编写道经的主要材料来源。由此派生的大量道经，经卷孳乳，真伪混淆，杂乱无章，是非相乱，东晋后期，《上清》《灵宝》《三皇》等大批新经典问世，丰富了道教教义，但各派道士在传经过程中，以讹传讹，互相封锁，又使许多道经源流不明，互无统属，流失分散。道教学者陆修静早年便留意收集经典文献，《玄品录》卷三记录他曾“南诣衡湘、九嶷，访南真之遗迹；西至峨嵋、西城，寻清虚之高躅”，为整理道教典籍，辨别真伪，考镜源流，编纂经目，分别品次，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元嘉十四年（437），他刊正《灵宝经》，撰编了《灵宝经目》。
太始三年（467），陆修静又得到上清派杨、许真人手写《上清经诀》真迹，和鲍靓所造《大有三皇经》文，对上清经、三皇文加以整理。太始七年（471）奉敕撰献《三洞经书目录》，共著录道家经书符图、方技方法1228卷。同时，首创在道教史上有深远意义的道教典籍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法。
三洞，指玉清境洞真教主天宝君所出的洞真部真经，又称洞真上清经；上清境洞玄教主灵宝君所出的洞玄部真经，又称洞玄灵宝经；太清境洞神教主神宝君所出的洞神部真经，又称洞神三皇经。
四辅，指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四部。
十二类，指三洞中又分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
陆修静不仅对错乱糅杂、使“视听者疑惑，修味者闷烦”的道教经书加以整理考证，而且还为传授《灵宝经》编纂了一整套授立仪轨——《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使灵宝经典成为教戒诀要与行世新经相齐备的经部，成为道教中重要部类。
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曰：“金陵道士陆修静者，道门之望，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郗张之士，封门受篆。遂妄加穿凿，广制斋仪，糜费极繁，意在王者遵奉。”
陆修静作为南朝道教的一代宗师，融合江南诸路道教，耙梳纷乱的典章文献，增设道教科戒威仪，目的不仅是使民间道教披上学术的外衣，与当时盛传的佛教抗衡，而且“意在王者遵奉”，希冀得到统治者的青睐，成为官方上层阶级的宗教。如果说，北朝寇谦之借用北魏太武帝、宰臣崔浩以政治的手段改革道教，跻身于朝廷；那么，南朝陆修静则从道教典章制度、文书规范、教义教理上使道教更加完善成熟，形成强大的宗教势力，影响政权统治者。
道教教义一贯以“我身真实”，而追求不死成仙，但在刘宋时期出现了“三世真空”“我身空”的理论。《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说：“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虽有我身，皆应归空。明归空理，便能忘身。能忘身者岂复爱身？”这样的思想却与北周释道安《二教论》的“佛法以有生为空幻，故忘身以济物”相吻合。生死观念变了，修仙的途径增加了在世修善功、积功累德、舍身济物、轮转因果的内容。此时期出现的大量灵宝类经文中再也不沿习早期道教“承负”说，而明显地接收了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教义。以度人无量为宗旨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广为流传开来，逐渐代替了上清经中宣扬修炼成仙的《灵宝赤书》、《灵宝五符经》，成为南朝以后道教中的重要典籍，并影响到北宋末兴起的水火炼度斋法。
陆修静在整理充实道教教义时，注重对戒规仪式的改进。斋醮是道徒求道之本，陆修静在《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说：“夫斋直是求道之本，莫不由斯成矣。此功德巍巍，无能比者。上可升仙得道，中可安国宁家，延年益寿，保于福禄，得无为之道。下除宿愆，赦现世过，救厄拔难，消灭灾病，解脱死人忧苦，度一切物，莫不有宜矣。”
早期道教中虽有过一些道诫，如《大道家令戒》，但与晋宋时传世的佛教戒律《四分律》《僧祗律》《十诵律》相比，是很不完善的。此时，出现了如《洞真观身三百大戒》《千二百威仪之戒》《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等，成为道士们共同遵守的定律。陆修静又增撰编辑了《斋戒仪范》《太上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等，并在五斗米道原有的涂炭斋、指教斋的基础上，融进上清、洞神各派斋法，制定了“九等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把斋法分为洞真上清斋、洞玄灵宝斋、正一涂炭斋三品，其中又包括无为斋、心斋、金篆斋、黄篆斋、明真斋、三元斋、八节斋、自然斋、三皇斋、太一斋、指教斋等类。使道教斋醮仪式形成完整的体系，为唐宋两代的典式。
魏晋南北朝以来道教组织形式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一改太平道、五斗米道“立治置职”“领户化民”的草堂靖治的宗教活动场所，代之而起的是林立般的道馆精庐。南北朝以来，道团的经济来源不再依靠向道民征收租米，而是帝王后妃、达官富豪的施舍，以及斋醮法事的收入。出家道士可以免除租役，致使人道信徒骤增，集团性的道教组织逐渐形成，促使道士们模仿释氏寺院僧团，建立独立的道院经济体系。因此，道馆的建立与兴盛，是道教改革、道教官方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南北朝时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思想的产物。
魏晋南北朝道教在门阀士族统治阶级的支持下，经过寇谦之、陆修静、顾欢、孟景翼、陶弘景等著名道士的改革，编撰整理了大批经典、发展了教理教义，制定了完善的教戒律条，充实了斋醮仪轨，使道教以完备成熟的宗教集团从民间走向官方正统宗教，与儒家、佛教鼎立，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道教
隋朝末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天道改，老君子孙治世”“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政治谶语。这些谶语，一方面动摇了隋朝统治，统治者因之下令“尽诛海内凡李姓者”，加速了社会的动乱。另一方面，有志之士也利用这一谶语大造政治舆论，蠢蠢欲动。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晋阳，道士们积极响应起义军。楼观道士岐晖大肆宣传“李氏兴，天道改”，称李渊为“真主”“真君”，开仓献粮，支持起义军。著名道士王远知在李渊起兵前，自称奉老君旨意，密传符命。道士的附称，实际上是利用老君李姓，附会李渊集团制造皇权神授，以此来号召社会民众，推翻隋朝腐败的统治。
唐代结束了从东晋南北朝以来胡戎交替侵犯、南北分裂的纷乱局面，创造了欣欣向荣、刚健乐观的社会局面。伴随着门户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波斯的祆教、摩尼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景教等纷纷从丝绸之路和海上航道传入中土，在长安及大城市商埠出现了礼拜寺等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传教活动。多民族的交往，多种文化思想的交融，多种音乐艺术的交杂，表现了多元文化的形态。与此同时，社会政治中也有一种以宗教作为统摄意识的中心目的，将道教与儒学、佛教综合起来的三教平等互存的形态。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宗教鼎盛时期。
李氏唐朝建立后，尊崇老子为“圣祖”，遮掩唐宗室原为北魏拓跋氏之后的事实，力图抬高唐王朝的社会地位，有目的地利用老子编造政治神话。武德初年，唐高祖称老君显灵下降羊角山，诏令于其地建立太上老君庙，举行盛大的崇祀活动；同时，因楼观道士佐唐有功，赐赏丰厚，并对道教采取了一系列扶植、推崇的政策。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道教在全国各地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唐朝初期崇奉道教的另一个政治原因是利用道教来抑制佛教的发展。南北朝以来，魏武帝崇道排佛、梁武帝崇道尊佛、周武帝抑道毁佛，都成为社会政治中的大事件，都是政权斗争的产物。唐高祖和唐太宗虽然尊崇道教，但并不迷信道教，只是巧妙地利用道教为其政治统治服务。《旧唐书·太宗纪》曰：“南朝梁氏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子之教，致使国破家亡，足为鉴戒。”武德八年（625）唐高祖提出以中华本土之道教为先，儒教居中，佛教为末的三教序位，认为：道教能经邦致理，返朴还淳；教主老子，是唐宗室的先祖，李氏王朝的建立，实赖老君的功德。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祭祀老子，下诏重申：“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弘益之风齐致。然则大道之行，肇于邃古，原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理，返朴还淳。”同时，朝廷还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命朝内百官研习《老子》五千文，科举策试增加《老子》条目，设立宗正寺，掌管道士佛徒。由于政策的优惠，出家为道的人数激增，道馆林立，道教在全国很快地发展起来。
然而，佛教徒们也不甘示弱，围绕着道、佛二教教义优劣之争，华夷先后之争，老子西去化胡之辩的佛道争论由此展开。僧法琳等作《辩正论》驳斥道教，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等反驳佛教。由于唐王室的支持，道教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
盛唐时期的唐玄宗，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自始至终地崇奉道教。随着道派的涌现，经典的编纂，宫观的兴建，仪轨的修订，道教逐渐成为国教，走向了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玄宗在武则天、韦后专政下度过青少年时代，对两后利用佛教和僧人称帝专权深恶痛绝。即位后，一改中宗、睿宗旧制，推行崇道抑佛政策。他在天宝改元诏书中声称：“朕粤自君临，载弘道教，崇清静之化，畅玄元之风，庶乎泽及苍生。”设置老子在佛儒之首，称为“万教之祖”，确定了道教的领导地位。
唐天始天尊造像唐玄宗在治国经略上，主张“发挥道教，弘长儒风”，即以道家思想为精神主导，以崇奉道教淳德天下，以儒家纲伦整治社会。
唐玄宗一再强调以道治天下，认为：“人君以道德清静为教”，“以无为不言为教”，又言：“无为则清静，故人白化，无为则不扰，故人自富。好静则得其性，故人自正，无欲则全和，故人自朴。此无事取天下矣。”“侯王若能守道无为，则万物白化。”所以，唐玄宗认为帝王好清静之化，施无为之治，“同归清静，共守玄默”，那么，为臣者可以保身，兼济于人，百姓自然返朴归真，安分守己，乐于家业，知善而不犯刑。上下合道，天下同心，社会昌盛。这就是唐玄宗以清静无为之道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
在学术思想领域中，唐玄宗竭力推崇《老子》，尊封为《道德真经》，视为李氏王朝的“家书”，诏谕天下“士庶家藏一本，劝令习读，使知指要”，希望“同心同德，化流四裔……家藏《道德经》，冀德立而风靡，道存而日用，则朕之陈祖业，尚家书，出门同人，无愧于天下矣。”玄宗还亲手注释《道德真经》，颁于全国，命令设立崇玄馆，招收生徒，研习《老子》以及《庄子》《文子》《列子》，命贡举加试诸策，以明经例保举后，可获得崇玄博士称号。
天宝二年（743），唐玄宗加封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八年又封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年又进封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在全国范围内增建老子庙，两京改称太清官、太微宫，亳州老子庙亦称太清官，天下诸州的改称紫极宫。诸宫皆拟宫阙之制，祭献太清官的礼仪与祭献太庙同。玄宗又命名地铸老子像，或绘祀老子像。老子不仅是唐王朝的“圣祖”，而且也成了护国、护教神。
盛唐时期，涌现了许多道派，有正一派、高玄派、昇玄派、金明派、三皇派、灵宝派、上清派等。各派间俱有严格的经戒、法篆传授次序，有不同的斋醮仪式。出现了众多有名望、有道术的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杜光庭、张万福、史崇玄、叶藏质等。
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法号道隐，又自号白云子、天台白云子、中岩道士、赤城居士。河内温人。出家于嵩山。得潘师正亲口传授《金根上经》、三洞秘篆，以及符、箓、辟谷、导引、服饵等道术。研习道教经典，成为陶弘景正一法统的三传弟子。
景云二年（711），司马承祯奉旨人宫，睿宗问其阴阳数术和修身治国的大事，司马承祯以老庄哲学、道教思想的“顺物自然”“淡漠无为”为宗旨，向睿宗说教，深受睿宗的赞许。
玄宗时，司马承祯被多次召见，并向皇帝亲授法篆和上清经法。司马承祯认为五岳山川祭祀的神祠，都是山林之神，上书请别立斋祠，玄宗听从其言，令在五岳名山重建真君祠，祠内诸神形像、冠冕、章服、佐从神仙、殿宇设计，以及祠内的各项制度，皆由司马承祯按道教经典推意创造。由皇帝亲自许令道士在五岳重镇按道教传统建立斋祠，主持祭典，这在道教发展史上是少有的，这不只是由于唐玄宗本人信奉道教的缘故，而应该看到这是唐朝统治者借此笼络道徒，麻痹人民，利用神权为王权服务的需要。从道教方面来看，创立道教斋祠，主管五岳祭祀，是由司马承祯首开先例，从此，道教得以参加国家重要祭典活动，并与儒教祭祀山川的礼式抗衡，扩大了社会影响力。随着道教宫观的建立和发展，道教科范仪式的完善，道教更加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司马承祯宗教理论思想主述于老庄哲学，兼受儒教的影响。同时，在唐初佛教流行的情况下，也兼受佛教哲学的理论影响。在多重影响下，司马承祯宣扬清静无为、主静去欲、修心得道的道教修炼思想方法，秉承道家哲学的宗旨，提出“坐忘”的论点。坐谓本心不起，本心不被外念惹动。内不接物，外不逐物，摄澄一切烦恼、物欲，忘乎一切内外事物，达到这样极其虚静的程度，便能合“道”大通，在道教修炼上，则谓之“得道”了。
宋叶梦得《玉涧杂书》曰：“道释二氏，本相矛盾。子微之学，乃全本于释氏。大抵以戒、定、慧为宗。”张右史曰：“是道也，智者得之为止观，司马子微得之而为坐忘，皆一道也。”这样一种摒弃一切感觉和思维活动，强抑制性的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的主观惟心主义的修炼过程，乃是由“渐悟”以至“顿悟”的修炼。这种方法宗源于道家哲学思想，同时又兼取佛教宗旨，与佛教的止观、禅定方法相类似。
司马承祯“收心”“坐忘”的修炼思想，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宋代理学家程颢所宣传的“定性”，即使人保持心理状态的平静，既不是全不应物，也不是应物而不返；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无欲故静”的去欲主静说等，与唐代道家、道教哲学思想均有师承关系。
唐帝国在宣宗大中（847～859）年间曾一度“中兴”，之后，国势便江河日下。唐武宗、唐僖宗好长生术，耽溺于金丹方术之中，迷信神鬼，崇道灭佛。黄巢起义后，帝室避难人蜀，仍重开道场，扶持道教，造成前后蜀的信道风气。道教在四川的复兴，直接影响了江西、南唐地区的道教活动，促使了北宋真宗、徽宗的崇道。
宋代道教
宋代是道教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如果说北宋的道教基本上沿袭了隋唐以来的旧传统，那末，南宋以来，以道法为主体的旧道教日趋衰落，而以炼养、内丹为主的新道派相继产生，对金元明以后的道教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由于五代时期社会战乱，一些不愿仕宦的儒生和失意的官僚们往往以黄老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思想精神支柱，因而北宋初年，黄老道家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还相当广泛，不仅出现了苏澄隐、陈抟、魏野、柴通玄、种放、贺兰栖真等一批著名的隐士和道士，而且宋太宗及其宰臣吕端、吕蒙正、李琪、李防等也是黄老道家思想的信奉者。为了安定社会，巩固政权，皇室在社会上极力推崇黄老之道，把黄老思想既作为政治思想，又作为宗教思想。
八仙之一何仙姑画像宋真宗朝大力推崇道教是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开始。此时北边辽兵压境，真宗在主战派寇准等人的坚持下，统兵于澶州，被辽兵围困，订立城下之盟。从此，主和派导引朝纲，真宗也转而希求神灵保护王室，编造《大中祥符》三篇“天书”、降临人间，尊黄帝为赵氏始祖，封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尊玉皇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帝”大肆祭祀，封禅泰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少见的崇道活动。
宋徽宗尊崇道教始于政和年间。首先，大肆宣扬天神下降，授以符书，亲作《元真降临示见记》颁示全国。其次，崇尚道士刘混康、林灵素、张虚白、王文卿、王老志。册封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使宋徽宗成为人君国主、天界尊神、教团教主三位一体的皇帝，同时加封山神、龙神、城隍、岳渎等民间祭祀之神，并在全国各地增建、扩建道教宫观。
赵宋王朝还设置道官、道职，建立道阶品位，整肃道教纲纪。政和四年（1114），徽宗下诏“诸路监司，每路通选宫观道士十人，遣发上京，赴左右街道录院讲习科道声赞规仪，候习熟遣还本处。”又下令各地州县，仿照儒学的形式，设立道学。重和元年（1118），徽宗下诏“自今学道之士，许人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书，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初入道者称道徒，每年进行考试，根据成绩，分别授以元士、高士、大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老士等名号。（这些名称相当于宫品的五品到九品）又依儒学的贡土法，学道之士亦可通过考试为贡士，到京师人辟雍或太学学习，并可每三年参加大比，殿试合格者则称为高级道士，授以道官道职。据《宋史·徽宗纪》载：“重和元年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道宫中最高的称“金门羽客”，可以佩带金牌，出入宫禁。
由于宋徽宗的崇道，道士获得殊荣，逐渐干预朝政，利用皇权，打击佛教、巫教、明教等民间其他教派，引起其他教徒的不满。由信奉明教的方腊率领的民众起义，就是历史的印证。
因循保守、苟且偷安的政治路线与尊儒学、崇道教的思想路线，导致宋朝的政治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危机。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榨，激起了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极大地震撼了宋王朝。虽然，自真宗统治以来，有识之士屡屡上书，改革朝政，如王禹僻建言“五事”，宋祁主张免除“三冗三费”，范仲淹建策“新政”，王安石实施“变法”等，但这些都未能挽救宋王朝的衰落。宋徽宗一生信奉道教，直到作了金人阶下囚时，犹穿紫色道袍，头戴逍遥巾。这样的下场，也是对道教的最大讽刺，最好的鞭斥。
道教内丹派与道学
隋、唐以来，道士煅炼金石物质，服食丸丹，借以成就金刚不朽之躯的金丹道风靡于世，帝王、官僚、富贵阶级争相倡导。然而在众多的服食者面前，其弊病也逐渐败露。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记载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服丹药中毒致死。五代蜀何光远《鉴诫录》谓梁太祖服方山道士庞九经所进金丹，眉发立坠，痈疽发背而亡；南唐《钓矶立谈》记载有南唐烈祖服金石药，患痈致死的史实。此外，道士烧炼黄白之术，实际都是炼药金银，以混淆真金银，谋利钱财，在社会流行，便成一害。因此，外丹术逐渐被世人视为欺人之术而遭到鄙弃。
道教历来认为宇宙是大天地，人体是与自然相应的小天地。天地自然的形象、变化与人体生理机制的形态、性情的变化是相似、相应、相通的。当模拟自然的外丹金石术在实践中失败后，道士们则从道教故有的胎息、服气、存想等内炼法转变而为模拟自然的内丹道。
隋文帝开皇（581～600）年间，罗浮山道士青霞子苏元朗托言学道茅山，得大茅君秘旨，著《旨道篇》，创“内丹”之说。唐刘知古撰《日月玄枢论》，以内丹思想解释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五代彭晓撰《还丹内象金钥匙》，阐发内丹思想，内丹学说开始兴盛。其后著名者是钟离权、吕洞宾，后代奉为内丹始祖。
长安年间钟吕像钟离权，又称汉钟离，传说为仙人。唐末吕洞宾游华山，遇钟离权，受“大道天遁剑法，龙虎金丹秘文”，传授金丹大药之道（见宋吴曾收石刻《吕洞宾自传》）。吕洞宾，唐代山西礼部尚书吕渭之孙（见《岳阳风土记》），咸通初年举进士不第，后避兵乱，携家隐居终南山，学老子之法（见《雅言系述·吕洞宾传》）。吕洞宾用易学象数理论参以《灵宝毕法》来研究炼养之道，提倡身体、精神同时修炼（即性命双修）的内丹术。两宋以来，道教内丹派便以钟、吕一系为主流。
南宋李简易《玉溪子丹经指要》卷首载《混元仙派图》，列出钟吕一系传承谱有八十余人，其中第四代传人是两宋内丹道最重要人物张伯端、陈抟。
张伯端（987～1082）原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天台人。宗承钟吕派内丹说，主张一己清修。以魏伯阳参合《周易》、《老子》著《参同契》，慧忠禅师序老庄之言为例，提倡“教虽分三，道乃归一”的观点，著《悟真篇》、《金丹四百字》、《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等。宗承传统内丹学，以《道德经》、《阴符经》为依据，把内炼成仙的原理建筑于人身一小天地，阴阳合和与道大同；返根复命，与世长存的天人合一论和归根返本论之上。其学术思想，始则以儒人道，倡以道教内丹为中心的三教归一论，继而又出道人禅，以禅宗性学为宗旨；最终形成了道禅融合、先命后性，以求得无生空寂、神通妙用境界为归宿的独具特色的内丹南宗派。
陈抟（871～989）字图南，自号扶摇子，赐号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人。少年时，喜欢研读《易》经，精通诗、书、方药、数术诸学。在仕途受挫后，开始访道求仙。曾跟从邛州天师观高道何昌一学“锁鼻息飞精”方法（即蛰龙纳气法），后隐居华山，专炼内丹术（见《宋史·陈抟传》《宋史·朱震传》《宋史·李之才传》等）。
陈抟作为宋初道教炼养士，将《易》《道德经》《庄子》《参同契》等道家、道教学说与道教炼养术结合，借易理、道家思想以建立其模拟自然的修炼理论；并绘制成图，开创图学，以阐述道教修炼术。正如明末清初黄宗炎《太极图辨》所说：“图学从来，出于图南，则道家者流，杂以大易，遂使天下靡然称为易老……”。
明黄宗炎《太极图辨》中记述了陈抟《无极图》的模式，以图解的方式把内丹修炼的过程分为得窍、炼己、和合、得药、脱胎五个阶段。在阐述性命双修法中，又分为守玄牝、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五气朝元、取坎填离、炼神还虚等若干步骤。
《无极图》的核心内容是阐述性命双修的体验过程。“性”，指心性、精神，修性即修心，即思想精神的煅炼，“命”指具有生命的活力，是人体的元精、元神、元气。修命即固精养气，“存精、养神、炼气，此乃三德之神。”《无极图》丹法不作符篆、鬼神之谈，只讲培养三宝（精、气、神）以精为生命基础，以意念专注克制身心引导真气运行，强调精、气、神合凝的变化作用。陈抟曰：“道化少，少化老，老化病，病化死，死化神。神化万物，气化生灵，精化成形。精、气、神三化，炼成真仙。”炼气化神的“化”，与炼神还虚的“还”，突出地表现了陈抟内丹思想中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以及物质由量变达到质变的自然观。
自东汉以来，魏伯阳《参同契》仅限于道教内部秘密传授，后蜀彭晓分章详解《参同契》后，才得以在社会上公开流传。《参同契》曰：“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廓，运毂正轴。”依此，彭晓注解中绘制了《水火匡廓图》的右半为坎水；左半为离火，这正是《无极图》中的“取坎填离”。
《参同契》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依此，彭晓绘制了《三五至精图》，这又被吸收过来，成了《无极图》中的“五气朝元”。
太极图朱熹说：“《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可知陈抟《无极图》模式及内丹理论与魏伯阳《参同契》、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有相承渊源。
《无极图》丹法思想与理论基础渊源于道家哲学与老庄思想。“无极”是道家所主张的宇宙本原，《老子·知其雄》章：“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庄子·在宥》篇：“人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列子·汤问》篇：“物之终始，初无极已。”又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是以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无极”在道家、老庄思想中主要用来表示道的无形无体、无穷无尽的特点，而在《无极图》中被用来表示世界最终本原，内丹修炼的超脱境界，成为陈抟思想体系的最高哲学范畴。
水火匡廓
《老子·道生一》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致虚极》章：“夫物芸芸，各归其根。”提出了宇宙中万物生成论。陈抟《无极图》中炼精化气，即把人身精、气、神三宝合三为二；炼气化神，即合二而一；炼神还虚，一归于无；返归自然宇宙，构成了两宋内丹逆炼返本，归根复命的哲学基础。
《老子·致虚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又曰：“归根曰静，静曰命。”认为静是动的主宰，是命的根源，不欲以静，清静无为是道家、道教的真髓。陈抟丹法中也强调无欲主静的观念。《玉诠》引陈抟说：“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生阴之静，非真静也，是动中舒缓处耳，亦动也。是以生生不息，变化万殊。万殊既成，吉凶出焉。圣人作《易》，所以指吉凶，推变化。要之必以守贞为主。故《易》者，戒动之书也。”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无增无损，修心养性，成为陈抟内丹修炼的核心。
陈抟说：“修玄无别法，只须冥心太元，体认生身受命之处，而培养之，扶植之，保护之而已，故曰归根，曰复命，要不出冥心凝神四字。”“冥心凝神”内观诸己，正与唐代道士司马承祯“坐忘”思想相一致，均渊源于庄子哲学思想。《庄子·人间世》：“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能做到心斋坐忘，冥心凝神，就可以忘乎一切，入于不死永生的境界，与道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复归于本原。这正是道家哲学、道教思想、陈抟内丹道所共同追求的境界。
在陈抟《无极图》的基础上，周敦颐创制了《太极图》。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宋史·周敦颐传》）周敦颐《太极图》以及《太极图说》是吸收道教理论从改造陈抟《无极图》而来。黄宗炎《图学辨惑》曰：“此图原名《无极图》，乃方士修炼之术……周子得此图，而颠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以大易，以为儒者之秘传。”《图说》中采纳了道家和道教思想中的“无极”概念和“无欲故静”的命题来修订和丰富了原有思想体系中的宇宙论和伦理学。
三五至精图《图说》一文二百余字，其中三次谈到“无极”：一是“无极而太极”；一是“太极本无极”；一是“无极之真”，认为“太极”来自“无极”，“太极”属于“有”，“无极”才是“无”，是宇宙的本原。这样周敦颐在吸收道教“无极”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宇宙起源说的新范畴，成为他所开创的道学宇宙生成论。
《图说》中强调“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并自注“无欲故静”，把“主静”和“无欲”作为立人道之极。周敦颐认为人秉天地之灵气而生，人性是阴阳五行妙合而成。人在社会伦理中的道德——中、正、仁、义，也是天地五行之性在社会伦理方面的自然体现。人遵循这些社会道德，便能去欲安静，无妄无事，成为圣人君子。而道教认为“道”是阴阳五行的至精凝聚体，人所具有的道性，亦是阴阳五行的至精。天人一体，效法自然，以己身为一小天地，遵循阴阳五行生克的规律，即可得道，归真返朴，成为真人。因此，“天人一体”，“道法自然”是道学、道家、道教都承认而且奉为思想圭旨的哲学思想。
道家道教主张“守静去欲”，追求成“真”，成“仙”；道学儒家主张“无欲故静”，求成“圣人”。《太极图》阐述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以及社会伦理道德同自然的关系，因此，“无欲故静”这个命题，本是道家和道教的内容，周敦颐是第一个把它们吸收过来，纳入《太极图说》中，作为两宋道学的思想内容。
北宋初年，陈抟《无极图》问世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传至周敦颐，又被改造成为宋明道学（理学）的奠基——《太极图》，为道学的形成和发展建立了一个比较合理而相当完备的宇宙起源说。邵雍继承陈抟《先天图》，并推演弘大“心法”，创立了一套完整的象数体系，概括宇宙间的一切命题。直至南宋，朱熹集周、程、邵氏之学为一体，成为两宋道学集大成者。
总而论之，宋代道学与道教在宇宙论、自然论、伦理观以及“天人一体”“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上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吸取、相互融合的关系。儒家、道家、道教交融既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促成的潮流，也是在基本哲学思想方面相通、相同，交流发展的结果。
新道教
北宋消亡、南宋偏安政权建立后，黄河流域的大片国土沦于金人之手。金政府为了统治北方民众，先立宋太宰张邦昌为楚帝，不久被篡。又立刘豫为齐帝，建都大名府。刘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耻厚颜地以“子皇帝”的身份处处取悦金朝统治者，因此遭到北方遗民的唾骂。在这国亡家破，民族受辱，社会动荡，民风混乱的华北大地，士大夫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老百姓也只求“一日三餐有谷粮”。遥对孱弱的南宋政权，北方遗民深感政治前途黯淡，信仰危机日益加深。这一非常时期，正是宗教产生的机缘。因此，在这片沦亡的土地上，先后创立起具有新的宗教哲学思想的道教教派——太一教、大道教和全真教。
太一教
太一教创立于金熙宗天眷（1138～1140）年间。始祖萧抱珍，以“元气浑论，太极剖判，至理统一”的道家哲学、易学思想为教旨，概称其教为“太一教”。据史料稽查，可以确定太一教在近200年中的七代传承教谱。而在这七代教主中，教绩显著者有始祖萧抱珍、二祖萧道熙、四祖萧辅道和五祖萧居寿。
始祖萧抱珍（1106～1166），卫州人。自称得仙人所赐秘篆，擅长祈祷诃禁法术，在乡间郡里常以符篆、符水为百姓治病，用祈祷咒语驱除蝗灾。他利用这些济世利民的手段，赢得了河北地区民众的尊崇。他以传授“太一三元法箓”为名，在河南汲县建立了第一个庵堂，信奉者日众，正式传扩太一教。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被召至京，为皇室治病，受到礼遇，赐改庵堂为“太一万寿观。太一之名，由此显赫。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诏准人粟购买度牒，因此，萧抱珍又建立太清、迎祥两观，广招徒众。在皇家的支持下，太一教得到迅速的发展。萧抱珍卒于大定六年，赐号”太一一悟传教真人。
四祖萧辅道（？～1252），字公弼，号东瀛子。忽必烈为太子时，曾与萧辅道来往密切。萧辅道凭借与元帝室的特殊关系，广交上层官僚、士大夫及文人雅士，教派力量渗透于各阶层。由于萧辅道的努力，太一教在元朝初期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和发展。萧辅道卒于元宪宗二年（1252），世祖即位后，赐号“中和仁靖真人”。
太一教以“元气浑论，太极剖判，至理统一”为教门宗旨，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教门法规，以老子“弱者道之用”为处世原则，是儒教、道家思想的结合体。信奉者需正式出家，遵守教门戒律，崇尚符箓，居住宫观，接受法嗣者必须先受秘箓法物，改姓始祖“萧”姓，这是所有道派中仅有的一宗。
太一教与当时兴盛起来的真大道教、全真教一样是以拯救民众和社会为目标的重视实践性的三教合一的道派，但不注重本宗教理论的研究与经典的编纂，虽然曾遍及山东、陕西乃至整个江北地区，到元成宗时代，却渐失皇宠。尽管五祖萧居寿（1220～1280）创制太一广福万寿宫，继承太保刘秉忠祐祀太一六丁神，增加太一教新教法；七祖萧天祐被赐号太一崇玄体素演道真人，也无法挽救太一教衰落的趋势。因此，在统治王朝的变革中，终因一主之好而兴，又以一主之恶而亡。
大道教
大道教创始于金初。始祖刘德仁（1121～1180），沧州乐陵人，号无忧子。靖康乱起，徙居盐山，颇尝战乱流离之苦，因而产生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思想。同时，又受到儒家、佛教的影响，把挣脱苦海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信仰上。于是，他自称遇一白发老翁（指老子）授以《道德经要言》，阐述救世大道，对己修身，对人化度，在河北一带民众中广为宣传，创立了大道教。
刘德仁创教后，即立定教规9条：①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②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③除邪淫，守清静；④远势力，安贱贫，力耕而食，量人为用；⑤毋事博弈，毋习盗窃；⑥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⑦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⑧毋恃强梁，谦尊而光；⑨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由上可以看出，大道教是以老子思想中的“清静无为”、“少思寡欲”“和光同尘”、知足长乐慈俭不争为教义；以禁世欲、禁杀生、禁饮酒、止邪念为戒律；以朔望礼拜、祈祷治病、召神劾鬼、自力耕作、苦节危行为教义；以不求他人施舍，不崇尚符篆，不涉金丹为教行。这正说明，大道教在创教初期系统地吸收了儒、墨、道家的仁、义、忠、孝、勤、俭、无为、寡欲的思想以及佛教的五戒十善的戒律，是儒、道、佛诸家思想的产物，是战乱时期北方民众及士大夫为求生存而提出的适应社会生活准则的宗教，是当时民众精神依托的对象。
大道教五祖郦希诚（1181～1259）号太玄真人，妫川水峪人。继承法位后，出整颓纲，使教风重振。因颇得元宪宗的支持，特改名为“真大道教”，以区别以前的大道教，郦希诚以房山为传教基地，建立隆阳宫，广收教徒。从此，真大道教在河北、燕京一带兴盛起来。
真大道教的特点，是以清修寡欲、谦卑自守、力作而食为教旨；以无为保正性命、以无相驱役鬼神为教行。信教者仍须正式出家，遵守教戒。真大道教流行于河北、燕京地区。所建宫观甚多，有大都天宝宫、玉虚宫，平谷迎祥宫，房山隆阳宫，缑山先天观，许州天宝宫，辉州颐真宫等。
全真教
全真教创立于金初，因始祖王喆自题所居庵为“全真堂”而得名。
全真教始祖王喆（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后改名世雄，字威德。人道后改名喆，字知明。因仰慕陶渊明的高风亮节，取道号重阳子。王喆早年举儒生业，兼习射骑。相传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曾遇甘河仙人密授口诀，饮噀神水，从此就断绝俗念，悟道出家。在终南山脚下，建筑墓穴，取名活死人墓。开始穴居修道的生活。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云游至山东宁海，遇马钰（道号丹阳）、孙不二，收为徒弟，从此在山东宣扬全真之道。不久，又有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等来从师，王喆授以全真道法，并在文登、莱州、登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金莲会、三教平等会。大定九年与弟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西归陕西祖籍，病死于道中，葬于终南山刘蒋村。从此，全真道尊刘蒋村为祖庭。金章宗赐庵名灵虚观，元太宗加封为重阳万寿宫。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封王重阳为全真开化真君；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
全真教虽由王重阳创立，而真正发扬光大其教者，实属丘处机。丘处机（1147～1227）字通密，号长春，山东栖霞人。19岁出家人道，20岁拜王重阳为师。金大定十四年穴居陕西蹯溪六载，又至龙门山潜心修炼，开创全真龙门派。金章宗于明昌元年（1190）下诏禁罢全真等教，丘处机回归栖霞。泰和八年（1208）金章宗赐所居观名太虚观。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丘处机以宣扬“不杀不争”“正心纯一”招安山东起义军杨安儿，深受朝廷嘉奖，名噪一时，信道者日众。元太祖十四年（1219），遣使臣刘仲禄召请丘处机西上。丘处机深识政局变化趋势，带领弟子十八人从莱州出发，行程万余里，到达西域大雪山，拜见成吉思汗，以“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劝告成吉思汗少杀生灵。并以道家传统思想“清心寡欲为要”、“敬天爱民为本”晓喻元太祖，深得太祖器重，尊为“神仙”。回到燕京后，居白云观，建立“平等”“长春”“灵宝”等八会，开创传戒制度，公开设坛说律戒。元统治者赐以虎符、玺书，命掌管天下道教，免除道院和道士的一切赋税差役。因此，全真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得以大力发展。
全真教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尚符篆，不炼黄白外丹方术，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教宗，以性（精神）命（身体）双修为修道的根本。全真道教理认为：“人心常许依清静，便是修真捷径。”注意气功、内丹，认为：“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修为基。节欲食，绝思虑，静坐以调息，安寝以养气。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守神于极，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全真教祖述道家学说、老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两宋以来内炼理论和方法，成为金元道教中重要派别，一直影响到明清及近代。
全真教在金元时期，比太一教、真大道教兴盛、流传长久，成为元以至明清时代道教中领教集团，其原因除了受到统治阶级青睐外，更主要的首先是教徒注重文化修养，恪守戒律，遵守道规。注重自我身心修养，得到民众的尊崇。道内法师注重教史修撰，立碑著记，影响深远。如真常真人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除记载丘处机西上会见成吉思汗的历程、对答、酬唱外，还详细地记录了沿途的地理、民俗、政治等，对研究当时蒙古社会有很重要的价值。
其次，全真子宋披云开凿石龙山道教石窟，重刊《金藏》于平阳郡；秦志安撰著《金莲正宗记》，前收钟离权、吕洞宾，后述七真传教，是一部早期全真教教史。其后，又把《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绛仙》《婺仙》等有关全真教史料，收集在所修撰的《道藏》一书中，保存了非常重要的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道谦，他历任重阳宫主事、京兆道门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他以儒士入道，终身不曾废弃著述，除自著《筠溪集》外，还著有《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三卷、《七真年谱》一卷，《终南山记》三十卷、《甘水仙源录》六卷，使全真教教史大备，成为中国道教史上重要著作。
全真教由一个有民族意识的宗教而兴起，援入儒、佛，吸收二教思想，形成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三教合一的新道教派别。为了招纳三方面的群众，全真教把《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孝经》列为信徒必读经典，并教人“孝谨纯一”，“正心诚意”，“少思寡欲”，注重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教活动。同时，广为结交中层士大夫阶级，谋求上层达官贵族、皇家宗室的支持。因此，教派基础深厚，思想意识渗透进各阶层中，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太一教、大道教不可比拟的。
全真教后期受到官方的崇信，逐渐由一个“勤作俭食”“求返真朴”的民众教团，变成了出入公门，煊赫一时的官方宗教。这是道教从民间走向上层的转折点，其本身也就走向了背叛原教旨的反面。明太祖推翻元朝统治后，全真教受到了冷遇。其后，代之而起、统一诸路道教的便是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正一教派。
明代正一教
以光复唐、宋汉民族统治阶级政权为己任的明王朝，虽然没有像唐、宋诸帝那样，利用道教神化皇族统治，推崇道教为国教，但从其维护封建纲常、皇权利益的需要以及鬼神崇拜的信仰出发，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唐宋崇道的殊制，特别对道教正一派予以扶植。
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朱元璋敕命道士宋宗真等编纂《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一卷，并亲赐御书，制定统一的道教斋醮仪轨，简化道派传统的科仪。朱元璋在御制序文中论述道：“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明初以来，道教诸派逐渐会归于正一、全真两大派。洪武十五年设立道录司总管道教，所辖道士亦分全真、正一两等，于此两派中扬正一而抑全真的态度，鲜明灼然。朝廷贵戚建醮设斋，尚好扶乩降仙，对符篆道教的重视有过于金元时期。道士被授予真人、高仙的称号，封赐官位品爵，其中绝大多数也是正一道士。明王朝命正一天师掌管天下诸路道教，正一教的地位远较元代大为提高，并凌驾于全真派之上。
正一教被封为明王朝道教的首脑，永乐初，根据王朝清整道教的需要，第43代天师张宇初针对道教弊端，撰著《道门十规》一卷，列述道教源流、道门经篆、坐圜守静、斋法行持、道法传绪、住持领袖、云水参访、立观度人等十条，涉及教义、教制各方面的重要问题，是明代重要的道教文献。
张宇初在其道教思想中盛倡三教归一，以心性为三教共同之源，《度人经通义》曰：“元始道之元神也，宝珠即心也，儒曰：太极；释曰：圆觉；盖一理也。”其解释“太极”说：“太极者，道之全体也。浑然而无所偏倚，廓然无得形似也，其性命之本欤？性本于命，理具于性，心统之之谓道，道之体曰极。”（《岘泉集》卷一《太极释》）这种道教哲学思想是以太极统二气，二气生五行为用，表示出向宋元理学思想靠拢的倾向。这种心统性命而为一太极的哲学结构，主要是博采周、程、邵、朱、陆诸家之说而建立的。而张宇初的心目中，仍以道家思想、老庄哲学为道统源流。自唐王朝有意推尊老子为道教教祖以来，都视道教是先秦道家的流衍。值明王朝，仰视道家的威望，紧抱老子为祖宗牌位，无疑有利于道教的生存和发展。所以，《道门十规》曰：“道教虽有道、经、师三宝之分，而始自太上授道德五千言于关令尹……三代以前，则黄帝问道广成子，即太上也。及曰：生于殷末周初，在文王时为柱下史，迨武王时迁藏室史，其所著则道德上下经，其徒则有关、文、庄、列、亢、仓、柏矩之流。其言则修齐治平，富国强兵、经世出世之术互有见之矣。”正一天师以符篆、剑术为道教祈禳祓棫的主要手段。张天师所著《岘泉集》中有《玄问》《丹纂要序》等文，阐述了正一派内丹、剑法、符箓之道与道家学说的渊源关系。
符、咒、箓
道教的符，不是道教特有的道术，早在西汉以前，就出现了符，以及符节、符信、竹使符、铜使符、虎符等。当时把这些符作为君臣之间、人与人之间表示征信的器物。
符由象征信物的作用衍变为具有预测事变的神秘色彩，是与两汉时期社会上天人感应说、谶纬学说的兴盛，以及《河图》《洛书》、星辰信仰的流行、影响分不开的。
早期道教中已把符文看作是上天下达的神明指令的手段，是天神给予的信行。法师们认为，“符者合也，信也。以我之神，合彼之神；以我之气，合彼之气；神气无形而形于符，此作而彼应，此感而彼灵。”灵气相通，就有灵验。传说正一派始祖张陵曾住阳平山，画符投水中，龙妖即逃，从此，正一派以符图驱邪伏魔越演越盛。
道教符图的用法有8种：①佩带法。正一天师将符纸折成八卦形，佩带在身上，或用红线扎紧，挂在脖子上。②贴法。可将符文张贴在家中门上、床头；柜壁、窗上。③吃法。法师把符文烧成灰、用清水冲，待澄淀后，用清水冲服。此法渊源于古代巫祝。④煮法。把符纸放在白水中煮沸，或加入中草药中煮沸，晾冷后服用。⑤化法。常用火焚化之。⑥洗擦法。将符灰溶在盆内，用水洗擦脸部及身体。⑦喷淋法。法师口含符灰水，手作各种指咒，用力喷淋祈求者，以达到驱除邪气的作用。⑧弹点法。用各种手势，沾符灰水，或点、或弹信徒面部，以示祝福、驱邪。
正一派道教的符作为一种画在纸上的象形会意的文字标志，是人与神、人与宗教世界主宰力量沟通的媒介；是宗教超灵感力的体现；是人类希求借助他力来战胜现实社会中邪恶、灾害的愿望的精神力量。总之，道教的符文是多种宗教意义的集合体。
咒，是正一派天师口中常念的三言、四言的短语群，常用咒语少则数字，多则数百字。念咒时，伴有各种手势、剑法、步法，法师们认为这样才能赋予符文灵验的力量。
道教的咒语来源于先秦时期巫觋的“咒禁法”。佛教传入后，亦多受佛徒香咒、赞偈的影响。南北朝后，咒语成了对神明赞颂、祈诉、传令的秘语或颂词了。唐一代，道教咒语中，多包括方言、外来语、民俗俚语。这些，对研究古代语言、语音、声韵学、社会民俗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箓，通常指记录有诸天官曹名属佐吏的法牒，牒中必有相关的符图咒语，又通称法箓。是道教扶正驱邪，治病救人、助国消灾的主要手段。
正一派的法箓创始于汉时的张陵，发展于北魏的寇谦之。唐朝之际，箓文就有120阶数百种文图，同时用来指道门中某些斋醮仪式，如：金箓斋、黄箓斋、玉箓斋等。两宋元明以来，由于箓图在一般法事中没有符、咒简单易行，掌握起来难度较大，在道教斋醮活动中越来越丧失了实际意义和使用价值，遂逐渐消亡了。
自明朝开国后，太祖朱元璋为完成其君主独尊的政治体制，对宗教采取了利用政策，不崇尚某一宗教，对教团严加检束，防止教团势力的发展，造成政治、经济上的损失。首先，不准正一天师品位超越帝王之上，洪武元年（1368），张正常天师人观，太祖曰：“天岂有师乎？”下令改授正一嗣教真人称谓，免去“天师”尊称。洪武三年，又令“寺观庵院，除殿宇梁栋门窗神座案棹许用红色外，其余僧道自居房舍，并不许起斗拱彩画梁栋及僭用红色什物床榻椅子”。其次，清整教团，去其奢侈，洪武五年诏令僧道斋醮，泛恣饮食，有司严治之。同时，御注《道德经》，颁天下，令道众研习。《大政记》记载：“洪武七年御注《道德经》成，上谓儒臣，举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类曰：‘老子所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但诸家之注，各有异见，朕因注之，以发其义’。”另外，禁止40岁以下男子、50岁以下女子出家人道，规定每3年发一次度牒，府郡40人、州30人，县20人，尽量减少逃避徭役者。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四年“令清理释道二教，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居之，不许杂处于外，违者治以众罪……命天下僧道，有创立阉堂寺观非旧额者悉毁之。”明太祖还设立道录司，掌管天下道士，在外府州县，则设立道纪司分管道士事。“内外道官，专一检束天下道士，违者从本司惩治，若犯与军民相干者，从有司惩治”，可见明王朝检束道士是严厉的。终明一世，均遵循太祖遗训，虽然出现过东派、西派的复兴，南方武当道的兴起，但道教的教团势力已如强弩之末，江河日下了。
道教传至大清帝国，清政府对其更加严峻、冷淡。由于新文化思想的兴起，西欧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基督教教会的侵入，争夺了大批的信徒，古老的宗教意识受到了冲击，道教终于呈现出不可挽回的衰落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