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官府与学在四夷
“学在官府”，是春秋以前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清代学者章学诚对于“学在官府”的特征作了详尽的总结和阐述。他在《校雠通义》的《原道》篇中说：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
他认为古代自从文字和书契产生以后，延自春秋战国之前，我国学术发展史存在一个学术官守，官师合一，私人无著述的特殊阶段。当时“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同的职官掌握不同类别的典籍，因而官守的区分便是各种典籍的自然分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多处阐明了以上的观点，他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文史通义·诗教下》）这些分析虽然缺乏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角度作多方考察，推理颇为简单，但其立论却是大致正确的。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上看，“学在官府”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我国夏、商、周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当时的土地占有形式不是私人的土地所有制，而是以奴隶主“国有”形式出现的。以天子为首，诸侯、卿、大夫逐级层递的统治集团垄断了社会的生产资料，为了支配劳动力生产，调动国家机器的运转，统治者需要有一定的法规和典章，这便是“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宫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的由来。从掌握国家档案、法典法规这些最初的典籍，到占有其他的社会的精神文化资料，垄断文化教育。由于奴隶制社会的国家形态还处于较低级的阶段，社会文化还不甚发达，所以奴隶主垄断生产资料的结果，必然导致学术官守的局面。
春秋以前生产力较为落后的状况，也大大限制了学术文化的流传，影响了私人著述的创造。由于“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故在官者以肄习而愈精，在野者以简略而愈昧，此学术之所以多在官也”。礼乐器具的缺乏，限制了私家学术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策”“简”“牍”“版”等典籍繁重的制作工艺也使民间不敢问津，而“惟官有书，而民无书”的状况，则必然窒息民间私学的萌生。
奴隶制的宗法制度，也为春秋以前“学在官府”的不断延续提供了维系的纽带。宗法制度是在血缘关系掩盖下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所谓“明等级以导之以礼”（《国语·楚语上》），实际上是为了明等级、别贵贱，确立和维护奴隶主贵族集团世代相袭的尊贵地位，以加强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宗法制度导致在政治上为官者世代为官，世卿世禄；在学术上，官守学业，子就父学，依然学术官守。至于其他阶层的平民，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左传·襄公九年》），世代劳力，无由问学仕进。
从典籍发展史的角度上看，“学在官府”的症结，在于“官守其书”，典籍为官方所垄断而不能流传于民间。章学诚依据《周礼》的记载，在《校雠通义·原道》中进一步描述了春秋以前官守其书的具体情况。他说：“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他指出：孔子以前，我国最早的典籍已出现，并为官府所掌，因此“六经”非孔子所作，而是“官司失守”以后孔子对周官旧典的整理和传述。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我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此期，周王室的权力日益削弱，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地位已形同诸侯小国，《国语·吴语》记载：“周室既卑，诸侯失礼于天子。”在周王室衰微的同时，各国诸侯纷纷超越礼的规范，称王称霸，甚至掠夺周天子的土地和人口，拒绝纳贡。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下移，学术中心也开始由周王室分散至各诸侯公室，这是学术下移的第一阶段。此期周王室虽然还掌握着一些典籍和礼乐，但是一些大的诸侯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典籍，控制了学术和教育。“学在官府”由一个中心分散为若干中心。《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读《易象》和《鲁春秋》，不禁感叹曰：“周礼尽在鲁矣。”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子给鲁昭公讲少妳氏以鸟命官的典故，于是，孔子向郯子请教官制，“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郯子虽然来自附属鲁国的一个小国，可他却深谙古代典礼。从郯子身上，孔子深切感受到周王室的学术官守终于被破坏，而学术礼制已经流散于四方。
由春秋以前的“学在官府”到春秋中后期的“学在四夷”，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经历了一次变迁。从这一阶段的变迁中可以看到，由于学术中心下移，不仅典籍的数量逐渐增多，而且官守典籍的封闭格局也被逐渐打破，周王室和诸侯公室的藏书开始对他国贵族和学者开放。典籍流传范围的拓宽，推动学术下移不断向纵深发展，昭示着我国学术文化繁荣和典籍初兴时期的到来。
士阶层的形成与百家争鸣
学术下移的第一阶段，只是由周王室下移诸侯公室，尚未彻底摆脱官守学术的格局，还没有引起当时学术文化和教育的突变。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学术下移进入突破性的第二阶段，“礼下于庶人”，学术文化从王室公侯彻底解放出来，为士阶层所掌握、推广和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波澜壮阔的文化变迁中，士阶层既充当“学术下移”的先锋，又是百家之学兴盛繁荣的社会基础。
“士”原是西周奴隶主贵族中最低的等级，他们没有丰厚的家产，但却受过“六艺”的良好教育，他们有的依靠武艺充当军队的下级军官，有的依靠知识作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之际，由于奴隶制度的逐步瓦解，士原来的地位也被动摇，他们失去了“食田”和原来的职守。《论语·微子》记载当时鲁国一批宫廷乐官流散四方的情况说：“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罄襄入于海。”这些丧失世袭特权、流入平民阶层的士，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有的参加政治活动，投靠新的主人，谋得一官半职；有的凭借六艺知识兴办学校，成为私学的教师。在齐国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便是由贵族没落为土，在“贫困”的情况下投靠齐桓公的。齐国在春秋时期最早选士用士，齐桓公采用“三选”之法，主张“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之”，他养“游士八十人”（《国语·齐语》），充分利用士的智慧和才谋，成为春秋的第一个霸主。参政从政，这是春秋时期士阶层谋求出路的一条途径。
另一方面，一些经过“六艺”熏陶的士，则利用自己的知识，聚众讲学，成为一代名师，他们直接推动了官府学术下移和私家学术的兴起。孔子就是这批人物中的杰出代表。他生活于春秋后期，祖先本是宋国贵族，曾祖父因避难，从宋国逃到鲁国定居，至孔子的父亲孔纥，已没落为士阶层，孔子自称“吾少也贱”（《论语·子罕》）。他虽然没有资格进入官学，却到处寻师求教，通晓了诗、书、礼、乐等一整套文化知识，在私学——包括私家学术和私人教育这两个方面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三十岁左右开始讲学，中途虽然也寻找机会参加政治活动，但却不甚得志，六十多岁以后专力从事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成为春秋时期伟大的学者和教育家。春秋后期，士阶层中兴办私学的人不止孔子一个，例如当时郑国的邓析，据说他“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荀子·非十二子》），他写了一本叫《竹刑》的法律书，专门教人“学讼”。还有鲁国的少正卯，他和孔子一样在鲁国办学，由于博学善辩，曾多次把孔子的学生吸引过去，以至于“孔子之门，三盈三虚”。
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我国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过渡，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士阶层获得了新的发展。在列强纷争的形势下，各国诸侯从巩固自己政治权力的需要出发，纷纷“招贤纳士”，养士之风形成高潮。当时的秦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国君，都曾广招天下之士；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等卿相，养士皆以千计。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说明当时社会舆论已经以“士”的聚散来衡量一国政治的得失兴衰。特殊的历史条件，为士阶层的崛起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他们思想解放，少有顾忌，敢于“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尽心下》），敢于公开表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孟子·公孙丑下》）养士用士制度，给士阶层的智慧和才能提供了驰骋的机遇。于是“处士横议”，学派蜂起，诸子之学骤兴，他们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倾向，阐发各派学说，既互相辩论，又互相补充，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大大推进了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
“诸子百家”，通常指春秋战国时思想领域内代表各学术流派的思想家及其著作。《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五蠹篇》都曾对诸子百家进行过论述。西汉初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指》，将诸子百家概括为儒、墨、法、名、道、阴阳六家；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和东汉班固，则总结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除外，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便是所谓的“十家九流”，应该说，九流确实是代表春秋战国时学术文化的重要流派。
其中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他总结整理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化典籍：《诗》、《书》、《易》、《礼》、《乐》、《春秋》，这些典籍后来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孔子创办私学，一生四处游说，他的学生把他的言论汇集成《论语》一书。孔子的全部哲学思想体系中，有许多言论含义深刻而光辉，但其思想倾向是比较保守的。他十分向往周礼，虽然社会向前发展而使周礼崩坏，他仍主张“克己复礼”。除礼之外，他讲得较多的是“仁”，“仁”是一种道德，他谆谆告诫各阶层的人们要遵循这种道德，完成仁和礼的结合，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孔子以后的儒家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荀子。孟子一生也是在游历和教学中度过的，《孟子》一书记录了他的主要言论。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主张王道和仁政，抨击当时一些诸侯的暴政和霸道。孟子比较注重民众的力量和地位，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较晚于孟子，他的学说保存于《荀子》一书。荀子的思想已突破了孔孟思想体系，虽然仍以儒家为主，但已吸收了法家、道家的学说。他讲仁义、王道，但不反对武力和霸道；他讲礼义，但也注重法度。儒家学说是当时较大的一个流派，东汉班固承西汉刘向、刘歆之作，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孔盂、荀子著述及《晏子》《曾子》《子思》等先秦儒家著作33种。
墨家是当时另一个大的学派，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生活于战国初期，他的《墨子》是墨家思想的代表作。墨子和他的学生都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他提倡非礼、非乐、节葬、节用、兼爱，与儒家思想形成对立。墨子还主张尚贤，选举能人管理国家；主张尚国，建立贤人统治的政权。墨子学说反映了当时手工业劳动者的思想和要求，他们的著作在天文、物理、数学方面有较突出的成就。《汉书·艺文志》保留《墨子》及《尹佚》《田俅子》等6种先秦墨家著作。
道家的创始人是春秋中期的老子，反映老子思想的著作是战国时人编纂的《道德经》。老子首先提出了“道”的概念，他还认为事物矛盾对立的双方“相反相成”，可以互相转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道家学派在战国中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子，他的《庄子》一书发展了道家学说。道家的思想体系十分博大，但主要是“道为万物本源”的观点和“清静无为”的观点。道家的“道”是一个很玄妙的概念，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就是道。道家的无为观对后世也影响很大，有的用它来规劝那些好大喜功、挥霍民力的统治者，有的把它作为清高无为、孤芳自赏的精神支柱。《汉书·艺文志》中记载老庄著作及《伊尹》《鬻子》等先秦道家著作34种。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的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商鞅讲法，著有《商君书》；申不害讲术，他所著的《申子》已经失传；慎到讲势，其著作《慎子》仅存四卷；韩非著《韩非子》一书，洋洋十万余言，集法家之大成，主张法、术、势三者并用，以达到强权富国的目标。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以法为教”，“明其法禁，必其赏罚”等，主旨是要加强君主的集权统治，以便控制国家机器的运转。《汉书·艺文志》录入商、申、慎、韩的著述及《李子》等先秦法家著作9种。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邹衍，《汉书·艺文志》著录他的著作《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今已失传。邹衍将我国早期的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在一起，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说明事物的构成，以“相生相克”来说明万物的运动。阴阳五行学说中包括某些科学的思想方法，成为推动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积极因素，尤其是表现在中医学方面。但阴阳五行学说也有其怪诞荒谬的一面，比如用“五德终始说”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又如后世不少迷信观念，也可以从阴阳五行中找到它们的思想根源。《汉书·艺文志》中保留了先秦阴阳家的著作16种。
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惠施和战国后期的公孙龙。名家强调“指名控实”，注重讨论名与实即概念与事实的关系问题，他们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惠施主张“合同异”，认为一切差别、对立都是相对的，他的著作《惠子》已经失传；而公孙龙则认为“离坚白”，强调概念的规定性和差别性，以区分个别与一般，他的著作《公孙龙子》流传至今。《汉书·艺文志》中还著录了其他5种先秦名家的著作。
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的张仪、苏秦。纵横家多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他们分别主张“合纵”或“连横”。流传至今的《战国策》有不少内容反映了纵横家的思想，近二三十年来考古发掘了一批有关纵横家的材料，已编成《战国纵横家书》，集中了先秦纵横家的一些思想和言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苏子》《张子》等5种先秦纵横家著作，都未能流传至今。
农家是战国时反映农民思想和农业生产的学派，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许行。他主张君民同耕，反对不劳而获，表达了古代社会中农民的理想。《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神农》《野老》两种先秦农家著作久已失传。
杂家指战国末综合各家学振的一些学者，他们“兼儒墨、合名法”。杂家的出现，体现了诸子百家争鸣交汇的动向，也反映了政治上诸侯割据走向全国统一的趋势。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还著录了《尸子》《由余》等7种先秦杂家著作，但已大多亡佚。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中，士阶层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胜利完成了双重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将紧锢于官府的贵族文化和典籍彻底解放出来，通过对原典的整理和传播以及聚徒讲学等形式，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持续发展准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对当时庶民阶层及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提高，他们著书立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等各个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各门学科的雏形，他们在我国典籍发展史和学术发展史上都占有光辉的篇章。
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为典籍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知识源泉；活跃的学术气氛，诱发了士人学者著书立说的巨大热情；而典籍的不断产生和流通，又反过来推动了学术思想的传播和繁荣。这种不断的相互促进，势必带来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典籍的初兴。
战国时期的典籍初兴
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典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典籍的整理、编撰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跃进。
典籍从“学在官府”中解放出来之后，经过当时学者的整理和加工，得以广泛流传。孔子在整理古文献的工作中贡献颇大，早期的《诗经》和流传至今的《诗经》相比，有不少差异。考查《墨于》书中所引的《诗》10首，不见于今本《诗经》的有四首，基本相同的有1首，其他几首各有不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诗经》是孔子从“诗3000余篇”中“去其重”而编成的。原《诗》有3000余篇，不免夸大，但是原《诗》也确实不止现有的300余篇。《墨子·公孟》篇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墨子·非儒》）。可见原《诗》的数量本来多于300篇，现存《诗经》是经过孔子及战国时期的儒家整理、编辑以后流传下来的。
春秋战国时的《书》，是指自古相传的历史文献总集。流传至今的《尚书》，由西汉初儒家伏生所传授。司马迁说《书》出于孔子“编次”，但是看来自孔子之后战国时期对《尚书》仍有不断的整理补充，因为其中的《尧典》《禹贡》等篇章无疑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六经中的《礼》书，主要指《仪礼》，《仪礼》17篇，是春秋以前贵族主要礼仪的汇编。唐代学者孔颖达、陆德明等认为《仪礼》是周公所作，清代学者邵懿辰、皮锡瑞认为是孔子所订，而另一位清代学者崔述在《读风偶识》卷一中则认为是“作于战国之世”。从近世考古发现的器物和反映的制度上来看，《仪礼》上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很多属于战国初期的制度，尽管在此之前该书已有一些内容产生，但可以认为它是在战国时期经学者编辑加工而成的。
《周礼》也是一部重要的礼书，它记载了周代职官和有关典章制度。郭沫若先生从考察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角度，杨向奎先生从分析《周礼》中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学术思想的角度，都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代。《周礼》的内容比较复杂，其中也有一些早于战国的有价值的古代史料，它是战国学者以西周、春秋时的制度为基础，经过编辑加工成书的。
此外，“六经”中的《易经》《乐经》《春秋》，也是经过春秋末期、战国时代的学者整理加工而流传下来的。古代典籍的整理和传播，仅仅是战国时期典籍繁荣的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大量新著述的出现，诸子百家在学术争鸣过程中撰写了大量代表各种学派的著作，从《汉书·艺文志》记载中看，先秦诸子流传至汉代的典籍已有110多种，而当时出现的诸子著作必然还不止于此。
除了诸子著作外，战国时代还有大批史书问世。史官制度远在商周时代已经出现，战国时各国诸侯沿用过去的史官制度，都没有史官记载史事。晋代在汲县战国魏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便是当时魏国史官的著述。西汉司马迁著《史记》，曾利用秦国史官著作的《秦记》编《六国年表》，他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史记·六国年表序》）《竹书纪年》和《秦记》都是编年体史书，其他各国也应有这类史书出现。除了编年体大事记，各国还有一些专门记录贵族言论的史书，叫做《语》，《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论述教导太子应“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此外，又有一种记录贵族宗谱的史书，叫做《世》，《国语·鲁语上》说：“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史记·赵世家》集解引《世本》有“今王迁”一句，赵王迁是赵国末代国君，这说明《世本》中有战国时赵王的《世》。《世本》是当时各国《世》的汇编，西汉刘向曾作校定，后来散佚，流传至今的辑佚本《世本》，其中有的内容已不真实。
战国时编写的史书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三书最具代表性。《左传》本称《左氏春秋》，后称《春秋左氏传》，这是汉代人将它和《春秋经》结合起来的结果。其实《左传》的本来面目是《左氏春秋》，它是与《春秋经》有联系、又独立的史书，并不是专对《春秋经》的解释，只是在汉代尊经的条件下，才被改定为《春秋经》的传。以前传说《左传》为春秋末期的左丘明所作，唐代以后，不断有学者考证反对这种说法，当代学者童书业、杨伯峻、刘大年皆认为《左传》的作者不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其成书年代应在战国前期。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从《左传》表现的社会生产、政治制度、文化形态、作者的学识观点及书中对史事的预言，对《左传》的成书年代作了研究和推断，认为《左传》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十一年（前629）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六年（前329），此时正有子南劲取卫之事，余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战国前期大体写定。”这是很符合实际的，因为生活在战国前的人不可能预言战国之事而屡屡应验。《左传》在战国时已流行，《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都曾引用《左传》的史实和文字。《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记述了春秋时期前后二百五十余年间周王室和各国诸侯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史书。
《国语》是各国语书的合编，由八个部分组成，即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主要记录上起周穆王征犬戎（约前967）下迄智伯灭亡（约前453）约五百年间八国君臣谋议的对话。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认为左丘明是《国语》作者。现代学者根据《国语》所反映的思想及记载有些诸侯国的疆域，认为其形成时期不能早于战国中期，同样是战国时成书的一部重要史著，可与《左传》的春秋历史研究互补。
《战国策》明显为战国时人所著，它以收藏战国时期游士的说辞书信为主。由于当时游说之风盛行，游士需要掌握一定的材料以供揣摩学习之用，于是有人便集合有关说辞书信编成各种形式的书录，“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西汉刘向整理典籍时，将这些性质相同的书策编定为一书，称之为《战国策》。这部书记载了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主张和策略，反映了当时各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各国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时的文学创作也很发达，许多诸子著作都是优秀的散文，《左传》《国语》在叙述事件、描写战争、记述人物对话时，也有很高的文学技巧。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首创楚辞，他的《离骚》等优秀作品流传至今。屈原以后，楚国又有宋玉、唐勒、景差等诗人继起创作楚辞，他们都有作品流传后世。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荀子还创造了“赋”这种文体，他的《成相篇》《赋篇》对后来的汉赋有不少影响。战国时还有许多故事、寓言的创作，诸子百家在争鸣的过程中，往往引用当时流行的故事或寓言来证明自己的学说。晋代从汲县战国魏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就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方面也产生了医书《黄帝内经》、药书《本草》等医药著作。此外，在天文、历法、农业、畜牧等领域，也有专著出现。
综上所述，战国时代我国典籍事业在各个方面已初具规模，战国时典籍的初兴，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也为后世留下大批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