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传入与佛典的流行
从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以后，印度佛教逐渐传播到印度西北地区，并沿着丝绸之路在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内地。在裴松之所注《三国志》中，引用了曹魏时鱼豢的《魏略·西戎传》，其中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所谓《浮屠经》实际就是《佛经》，它主要讲述释迦牟尼的故事，以及一些佛教的基本教理，但是这部当时口授的佛经未能流传下来。
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是《四十二章经》。据东汉《牟融理惑论》等书记载，传说汉明帝永平七年（64）时夜梦金人飞行殿廷，于是派遣使者12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永平十年（67），他们同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了经书、佛像，翻译了《四十二章经》。这部经书由42段短小的佛经组成，因此有关学者考证，它不是直接的译经，而是一部辑译多种经书的“经抄”。汉译《四十二章经》主要阐述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由于它内容质朴平实，在佛教刚刚传人我国时比较适合佛教初学者的需要，所以在当时社会上非常流行。《四十二章经》现在流传三种版本：一是《高丽藏》所收本，它又缘于北宋初年的《开宝藏》；一是北宋真宗时的注释本，收入明代《永乐南藏》中；还有一种是宋代守遂的注释本，流行较广，明清两代僧人都给它作过注疏。
东汉末桓帝、灵帝时，西域的佛教僧徒相继来到我国内地，佛经翻译渐盛。汉末传人的佛教有两个系统：一是小乘派的安息系统，以安世高为代表，他到洛阳不久就学会了汉语，并开始译经，共译佛经30余部，其中较重要的有《安般守意经》《阴持人经》，大小《十二门经》等，多为小乘佛教一切有部的经典。安世高传布教义，重在“禅数”之学。“禅”指禅观，即通过禅定静虑而领悟佛教之道，其法多种，其中如“安般守意”法，指有意识地控制气息出入，守持意念，专心一境；“数”是用数字把佛教中名目繁多的名词概念归类论述，从而达到阐述佛教理论的目的，如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十八界等。这给初学佛教者带来很大方便，所以安世高传教很有成效。另一系统是月氏系统，以大乘派的支娄迦谶为代表。他在中国译经十余部，其中确实可考的是《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舟三昧经》三部。其所译佛经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有很大影响，如《道行般若经》是反映佛教般若学的较早经典，主要宣扬大乘佛教“诸法性空”“诸法如幻”的思想，在魏晋时曾形成大的研究高潮。其他两部佛经也都是讲大乘禅观的经典。又如《般舟三昧经》宣传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后来净土思想的流传实以此为开端。以上代表大小乘佛教的两个系统，汉末与魏晋时期在中国皆有影响，只是后来由于大乘佛教的学说更适合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环境，才得到更充分发展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继续向中国内地传播，由于统治者的支持，这一时期有大量佛经被翻译、介绍到中土，并出现了一批成就显著的佛学家和译经家。
在西晋武帝太始二年（226）进入内地的竺法护，原是月支国人，因世居敦煌，又称“敦煌菩萨”。他先后在长安、洛阳等地居住四十余年，翻译了《光赞般若经》《贤劫经》《正法华经》等159部、309卷大乘佛教经书。他的翻译不仅范围广、内容丰富，译文也比较忠实。
后秦弘始三年（401）进入长安的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家。他在短短的8年时间内，与弟子们一起译出了《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经论，系统地介绍了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据《出三藏记集》著录，其译出经数为35部，384卷。他所翻译的佛典，有不少成为后来佛教宗派的经典和理论根据，在中国译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佛驮跋陀罗也是一位杰出的译经家，他出生于古印度，东晋义熙四年（408）到达长安，弘传禅数之学，翻译佛经。后又到庐山与慧远合作，到建康与法显合作，共同译经。先后译出《达摩多罗禅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新无量寿经》等13部、125卷。其中所译《华严经》60卷，以及关于坐禅、持戒的经类，在中国佛教界广为流传。
菩提流支，亦译“菩提留支”，北天竺（今阿富汗一带）人。据唐《开元释教录》记载，他从北魏武帝永平元年（508）到洛阳从事译经，至天平二年（535）止，所译经论共30部、101卷。其中主要有《金刚般若波蜜经》《入楞伽经》《弥勒菩萨所问经》《无量寿经论》《金刚般若经论》《法华经论》等。
真谛，也译为“波罗末陀”，是当时又一位杰出的译经家。真谛为西天竺优禅尼国（今巴基斯坦一带）人，南朝梁代中大同元年（546）应梁武帝邀请来到南海（今广州）译经，先后翻译了《十七地论》《金光明经》《唯识论》《摄大乘论》等，较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瑜伽行派的思想。特别是所译《摄大乘论》影响最大，后来南朝学者以此为理论依据，形成了摄论学派。真谛的翻译，大都保存佛经的原来面目，文字虽有些艰涩，间或夹杂一些他自己的解释，但从其师承来说，大体是正确的。
中国译经史上的翻译家，除了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僧人以外，也有中土的高僧，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译经家有道安和法显两人。道安俗姓卫，祖籍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他不仅是东晋时博学的译经家，还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佛教宣传者和组织者。道安在组织僧众宣讲佛法的同时，制定了沙门以释为姓，以及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规范。他晚年在长安主持翻译了《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毗昙心论》等10部经书，共180卷、100余万字。他还注释佛经并为佛经作序，对阐明经义及流传源流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整理当时所能见到的佛教典籍，编成《综理众经目录》，这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佛经目录。法显俗姓张，山西人，也是东晋时著名的译经家。他不仅在中土译经，还不辞辛苦，西行求法，前后凡15年，游历近30国，从印度、斯里兰卡带回一批梵文经律。回国后又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祗戒律》等，著有《历游天竺记》一卷，记载了游历诸国的见闻。
佛教传入我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到了隋唐，正式走向独立发展时期。特别是唐代，在统治者的扶持下，佛教寺院经济不断发展，僧众大量增加，具有不同特点的各个宗派都在此期相继形成。佛教的流行，在唐代呈现出繁兴景象。唐代对佛教经典的全面整理；各宗派对有关经典的深入研究、阐释和奉行，是此期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代对佛经的全面整理，表现在对梵文佛典的全面收集以及译经事业的真正成熟。玄奘的西行取法和长安译经，是唐代整理佛经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中国佛教史最辉煌的一页。他从贞观三年（629）出发西游，孤征17年，行程50000里，历经110余国，忍受了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印度佛教的最高成就，带回梵本佛典520夹、657部。回到长安后，玄奘立即投入译经工作，先后历时20余年，译出大小乘经律论共75部、1335卷，其译籍之富空前绝后。玄奘译经，克服了前人零散抽译的缺点，注意抓住重点，对各家学说的来龙去脉作完整的介绍，人们从他的译籍里可以了解到当时印度佛教的全貌。他既不主张专在取意的意译文风，又反对诘屈聱牙的直译文体，由于他通晓佛典，又精通梵文，所以所译佛经不仅文意正确，文词也斐然可观，后世将他的经译称为佛教史上“新译”阶段的开端。继玄奘之后，又有义净渡海西行印度，他带回梵文佛经近四百部，回长安后译出56部，230卷。
唐代经玄奘、义净等人的努力，使中土具备了齐全的佛典梵本，这就为当时译经事业的繁荣和中国佛教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许多重要佛典在唐以前虽有译本，但或篇幅不全，或文义不备，不能令人满意，唐代译家大多致力于重译佛经，使之益臻完善。在汉文《大藏经》中，许多重要的经典都有唐代的重译本，如《瑜伽师地论》《楞伽经》《首楞严经》《俱舍论》《大般若经》等等，与前代译本相比，自然以唐译本更为精善。唐代译经事业的进步，还在于翻译组织发达完备，国立译场继隋之后在唐代规模更大，翻译人才精萃汇集，分工细密善巧。整个译经过程，除主译之外，还有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专人负责的环节，从而保证了翻译经文的正确和通畅。
隋唐之际，由于佛典的广泛流传，中国佛教内部摄取了一些重要经典的思想学说，相继形成了一些不同观点的佛教宗派。各家在形成思想和宣讲教义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一批重要佛典的研究和传播，同时也撰著了一批宣传宗派教义的佛教典籍。例如：
最早产生的天台宗，由智颉在天台山创建。此宗以《法华经》为主要经典，所以又称法华宗。《法华经》又称《妙法莲华经》，此经说三乘方便、一乘真实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等内容，为天台宗据以立说。智颉为《法华经》作《法华玄义》20卷、《法华文句》20卷两部注疏，又根据《法华经》的思想撰写了《摩诃止观》，提出了“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等天台宗的基本学说。
由隋代吉藏所创立的三论宗，因依印度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等三论立宗而命名。吉藏曾为“三论”注疏，并作《三论玄义》，论述三论的概要。三论的中心思想是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也即“一切皆空”的思想。《中论》开宗明义，则以“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的“八不”，阐发了这种基本的观点。
由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的慈恩宗，又称“法相宗”或“唯识宗”。此宗奉行的佛典为《瑜伽师地论》。这部经典以玄奘所翻译的100卷本最为全面详尽，该书强调客观世界是人们根本心识——阿赖耶识所假设的现象，论述禅观渐次发展过程的精神境界及修行瑜伽禅观的各种果位。玄奘在此基础上，还糅译了大乘唯识宗的经论，编成《成唯识论》10卷，宣传唯识宗的思想，即认为不是外境引起人的意识活动，相反，是意识的活动生出类似“外境”的表象。
由法藏创立于武则天时期的华严宗，以推崇阐明《华严经》而得名。《华严经》汉译本有多种，各译本中，以唐代实叉难陀所译80卷本品目完备，最为流行。该经中心内容是从“法性本净”的观点出发，阐明法界诸法等同一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尽缘起等理论。华严宗对《华严经》注疏极多，法显之前的杜顺撰有《华严五教止观》一种，智俨撰有《华严搜玄记》等三种，法藏则撰有《华严经探玄记》等十种。《华严经》及华严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辨范畴，对后来程朱理学的学说有较大的影响。
唐代道宣创立的律宗，是一个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的宗派。印度的五部律传到中国有四部，它们是《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祗律》和《五分律》。律宗以《四分律》为主要依据，《四分律》原是小乘佛教昙无德部的律典，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被用大乘教义加以解释。道宣对《四分律》作了许多注疏和阐发，他的《四分律比丘念注戒本注》、《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是律宗教义的主要基础。
净土宗是以“净土三经”为主要经典而建立起来的宗派，正式奠基者是唐代的道绰和善导。“净土三经”是《大无量寿经》二卷、《观无量寿经》一卷、《阿弥陀经》一卷，这三部经主要是赞美阿弥陀佛的宏大誓愿，描述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美丽以及往生西方净土的修行方法。其中的《阿弥陀经》简单易懂，全经仅2000余字，净土教徒把它作为早晚课诵的经典，在一般民众中影响也较广。
唐玄宗开兀时期，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来到中国，创立了密宗这一宗派，因此这三人称为“开元三大士”。密宗奉行《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和《菩提心论》、《释摩诃衍论》等。其中又以《大日经》为主。《大日经》全经7卷、36品，一品《入真言门住心品》，二品《入漫荼罗具缘真言品》为全书纲要。
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一大宗派，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最有影响的宗派。一般的说法，认为禅宗创始于南北朝时印度僧人达摩，而实际以唐代禅宗南宗的创始人慧能影响最大。禅宗奉行的佛典有《楞伽经》《金刚经》，而慧能所作的《坛经》则是禅宗思想的代表作。《坛经》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叙述慧能得法传宗的事迹；一是记载他启导门徒的言教。后一部分反映了禅宗的思想，其主要观点则在于“直见心性”和“顿悟成佛”两方面。禅宗把一切归之于心性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相契合，因此禅宗得以长期流传，而宋明理学中的程、朱、陆、王诸家也都从禅宗思想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理论学说。
中国的佛教在唐代达到鼎盛，宋元明清几代，渐入式微。从佛教各派的流传来看，宋元两代愈来愈多的人皈依到禅宗门下，其余义学各宗逐渐衰落。此后，随着佛学自上而下逐渐走向民间，简单易行的净土宗又日益盛行，明清两代不但提倡禅净一致，而且禅宗也流归净土行了。在佛典翻译方面，除了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重建译场，译出五百余卷经论之后，未见有其他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宋元明清几代对于佛教典籍的整理和传播，主要表现在对佛籍大型丛书——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和刊印。
中国的佛教典籍是伴随着佛教的输入、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历代中外佛教翻译家，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翻译了大量佛经，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时，汉译佛经已达2278部，7064卷之多。仅以汉文《大藏经》现存的翻译佛经来说，也仍有1520部，5620卷。此外，历代中国佛学家，也为佛教的传播编撰了大批注释佛经的著作，以及传布各宗派教义的专著和语录。这些宣传佛教教义与思想的经典，是中国佛教流传发展的根本依据。
中土撰述的佛教史籍
中国的佛教典籍除了宣传佛教教义的各种经典和著作外，还有大量的佛教史籍，这是在佛教传人中国后不久由中国佛学家或佛教徒陆续记载、积累起来的。在现存汉文藏经中，各类佛教史籍则有近百部之多。从体裁形式上看，佛教史籍不仅继承了一般史籍中的传记体、纪传体、编年体、志乘体、纲目体、目录体等体裁，还发明了佛教史籍特有的经传体和灯录体。体裁多样、卷帙浩繁的佛教史籍不仅记载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同时也为传播佛教思想发挥了作用，是研究中国佛教文化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史料。
如按体裁来区分，中国佛教史籍的体裁有12种之多。
传记体是佛教史籍最早产生的体裁，晋代就出现了一些专记僧人行状的专传，如季颐的《竺法乘赞传》、王珉的《高座别传》、竺法汰的《安法师传》等，可惜这些早期传记因篇幅较短，很多未能保存下来。传记体佛籍又可分为总传、类传和专传。“总传”以梁朝释慧皎的《高僧传》为早，这部书记载了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梁天监十八年（520）间的高僧524人。全书体例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种。这种写作形式为唐代释道宣的《续高僧传》、宋代赞宁的《宋高僧传》、明代如惺的《明高僧传》、明河的《补续高僧传》所继承。“类传”则是专记一地一寺或某一宗派、某一类型僧人的传记。如梁代张孝秀的《庐山僧传》，唐代释道宣的《天台六祖略传》、明成祖敕撰的《神僧传》等等。“专传”的流传也很多，较有影响的有隋代释灌顶的《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唐代释彦琮的《法琳别传》、崔致远的《法藏和尚传》，而最为成功的应属唐代慧立、彦琮合著的《三藏法师传》。该传10卷，8万字，前5卷记玄奘早年生活及西行求法，后5卷记玄奘归国译经的情况。全书资料丰富，行文典雅，堪称名人谱传的力作。
南宋宗鉴的《释门正统》8卷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纪传体佛史，也分本纪、世家、志、列传、载记等体例。这部书产生于天台宗与禅宗争夺佛教正统地位之际，作者借修史将天台宗初祖与释迦牟尼同列于“本纪”，以示天台宗是“正统相承”于释迦牟尼的宗派，而将禅宗等其他宗派的祖师置于“载记”，以达到贬斥异宗的目的。《释门正统》的身土志、弟子志、塔庙志、护法志、利生志、顺俗志、兴衰志、斥伪志等八志，充分反映了佛教史书的特色。在宗鉴成书之后不过30年，天台宗僧人志磐又撰成另一部纪传体佛史，他的《佛祖统纪》54卷，在前书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材料，征引教内外典籍近200种，使之内容更为丰富。《佛祖统纪》的九志，也是此书中分量最大、最具特色的内容。该书在体例上还比前书增设了“历代传教表”“佛祖世系表”两个史表，增强了史书的直观印象。
佛教编年史首创于南末沙门祖琇撰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该书28卷、附录1卷，所记佛教史实始于汉明帝永平八年（65），终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共893年。较为重要的编年体佛教史籍还有南宋本觉编集的《释氏通鉴》12卷，此书记载自周昭王甲寅迄后周恭帝庚中间共1930年的佛教史实，采取每年必录的体例，有佛事则记，无佛事则仅标甲子、年号。全书采用佛、儒、道典籍103种，凡引用史料皆注明出处，不同记载则用注文辨析考证。元代释念常又撰有《佛祖历代通载》22卷，此书有关佛教史实虽多抄自《景德传灯录》和《隆兴佛教编年通论》，但在编撰体例上也有特点，记事以世俗历史为经，以佛事为纬，不仅反映了佛教史实，而且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也都有明了的交代。此外，元代觉岸的《释氏稽古略》、熙仲的《释氏资鉴》也是较有价值的编年体佛籍。
志乘体佛教史籍包括一地之志、一山之志和一寺之志。现存最早且最著名的佛教地志是北魏杨街之所作的《洛阳伽蓝记》五卷。洛阳自东汉明帝建白马寺始，到北魏时寺庙曾多达1367所。《洛阳伽蓝记》从城内到城外，以东西南北中等方位分五卷记述了一些重要寺庙的地理位置、寺内的布局和文物、寺庙的兴废和有关人物事迹。唐代的《大唐京寺录传》和明代的《吴都法乘》也属于这类佛教地志。较早的佛教山志是唐代慧祥所作的《古清凉传》五卷，专记五台山佛教史实，包括寺庙兴废和有关人物故事。关于五台山佛教胜地的记载，还有宋代的《广清凉传》和《续清凉传》，以及明代镇澄所作的《清凉山志》。佛教寺志以明清为多，清代德介的《天童寺志》颇能反映这类寺志的情况。该书10卷，分山川、建置、先贤、感典、云踪、法要、塔象、表贻、辖丽、余考等十考，详细记载寺庙创建与沿革、文物与诗赋、历代住持及云游高僧的事迹，包括历代帝王对天台寺的封敕和寺庙的庄园经济等，具有各方面的史料价值。
佛教史籍中的“经传体”和“灯录体”是佛史独创的体裁。经传体佛史专记某一佛经的传习源流。影响较大的有唐代慧禅的《弘赞法华经》、法藏的《华严经传记》、僧祥的《法华经传记》。以僧祥的《法华经传记》10卷为例，可知经传体佛籍一般记载该经的部类卷帙、隐显经过、传译年代、派生经典、有关论注、诸师序记以及僧俗因讲解、讽诵、咏读、书写、听闻此经而获感应的事迹。这类经传，对于了解佛经的内容卷帙及授受源流等状况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但其中一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感应事迹则用处不大。后来出现的一些感应记、持验记等，如宋代的《法华经显应录》、明代的《法华经感应略记》和《金光明经感应记》、清代的《观音经持验记》和《金刚经持验记》等，都是对经传体中感应内容的发挥。
灯录体佛籍是禅宗历代传法世系的记载。“灯录”是介于“僧传”与“语录”之间的一种体裁，与僧传相比，它偏重于记言，主要内容记载了传法的机缘语录及赞、偈、箴、颂等思想材料。与语录相比，它又是按照传承世系来编排全书体例的，除记言外，它还记载传主的生卒、师承、世寿、僧腊和谥、塔等情况。禅宗传法世系的记载可上溯到唐代惠矩的《宝林传》，五代后梁惟劲的《续宝林传》及南唐静、筠两人的《祖堂集》。真正的灯录始于宋代道原的《梁德传灯录》30卷，该书记禅宗世系源流共52世，1701人。《梁德传灯录》引出的续作有：北宋李遵勖的《天圣广灯录》30卷、惟白的《建中靖国续灯录》30卷、南宋悟明的《联灯会要》30卷、正受的《嘉泰普灯录》30卷。以上“五灯”共150余卷，内容多有重复。于是南宋普济删繁就简，将它们合编为《五灯会元》20卷。《五灯会元》出现后，前5种灯史渐少流通。元、明、清三代陆续有多种灯录问世，甚至还出现了地方性灯录，如《锦江禅灯》《黔南会灯录》，以及专记俗弟子的《居士分灯录》等。各类灯史为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
游记类佛教史籍是古代高僧对于求法或游历所见所闻的真实记载。这类著作尤以西行求法的游记影响更大，如东晋法显的《历游天竺记》1卷，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12卷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4卷。法显的《历游天竺记》记述他西行求法，游历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所见所闻，所记年代和事实简明准确，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各国史地、风俗、宗教的重要著作。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不仅是佛教游记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该书详细介绍了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盛衰。近代印度等国的考古学者根据此书记载，对当地的古城、古刹和石窟遗迹进行探查发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该书不仅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宝贵史料，也是研究中国西北史地的重要依据。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他在旅行途中于南海宝利佛逝托人带回的一部著作。此书以记述印度和南海诸国僧人的日常行仪法式为主，也带述了当地的佛教部派、寺院制度及一般的社会风俗。以上几部游记均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
佛经目录是佛教史籍的重要著作，它们不仅反映了各个时期佛经的流传情况，在我国目录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部有确凿编纂年代的佛经目录是东晋武帝宁康二年（374）释道安所编的《综理众经目录》，其中所载经典有六十余种，这部目录虽无抄本传世，但对历代影响深远。现有最早的佛籍目录是梁代僧枯的《出三藏记集》15卷，是记集中土所出翻译经、律、论的佛籍总目录。全书体制分撰缘起、铨名录、总经序、述列传等四部分。此后各代皆撰有佛籍目录，较著名的如隋代费长房的《开皇三宝录》（又称《历代三宝记》）、唐代释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和释智升撰《开元释教录》、明代释智旭的《阅藏知津》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释智升撰的《开元释教录》20卷，该书分总录、别录两大部分，总录十卷为“总括群经录”，以译人为主，著录了由汉至唐所译出的诸经书目，并有译人小传；别录十卷为“别分乘藏录”，以经书为主，著录各种有译有本和有译无本的大小乘经、律、论。别录的最后两卷称“人藏录”，是智升撰搜集、整理的存经目录，其收佛籍1076部，5048卷，分作480帙。唐代“会昌废佛”之后，佛籍流散，人们纷纷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来整理本地佛经，使得这一“入藏录”成为全国性的标准目录。晚唐五代乃至宋、辽编纂大藏经，都是以此“入藏录”作为依据的。因此《开元释教录》对于研究古代大藏经的情况至为重要。其对诸经阙漏讹误的考订也有极高价值。
佛教史籍除了以上提及各种之外，还有纲目类佛籍，如明代朱世恩的《佛祖纲目》，清代纪荫的《宗统编年》、徐昌治的《高僧摘要》等。有笔记类佛籍，如唐代《冥报记》《释门自镜录》，宋代《林间录》《罗湖野录》，明代《山庵杂录》，清代《现果随录》等。有类书类佛籍，如唐代道世的《法苑珠林》，宋代道诚的《释氏要览》等。有文集类佛籍，如梁代僧枯的《弘明集》、唐代道宣的《广弘明集》等。中国佛教史籍保存了大量佛教史和文化史的宝贵资料，近人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研究佛教史籍的开创性论著。
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刊行
佛教经典主要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又称为“三藏”。“经”是释迦牟尼宣讲的教义，“律”是释迦牟尼为弟子所订的日常行为规范，“论”是由佛弟子们阐述理论的著作。《大藏经》在古代称为“一切经”，是将印度、西域传译到中土的大小乘经、律、论及中华撰述的各类佛经章疏、各类佛教论著、各类佛教史籍汇编而成的大型丛书。在雕版印刷未曾发明的汉至隋唐时代，一切经都靠手写流传，因此写经之风大盛，出现了以抄经为生的行业。据统计，自陈朝武帝下令抄写“一切经”十二藏起至唐高宗显庆时西明寺写“一切经”止（即557～661），皇室和民间写经多达八百多藏，二百余万卷，惜现存已微乎其微。到九世纪，才有佛典单经的刻本，现存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王阶所刻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较早又首尾完整的成熟雕印品。
由于佛经翻译数量渐增，中华撰著的佛籍也有了积累，东晋以后则产生了许多著录佛教典籍的佛籍目录。随着佛籍目录的发达，各地开始依据一些佛籍目录整理汇集佛经，形成互不统一的《大藏经》。唐代智舁的《开元释教录》博采各家经录的优点，考订佛经，编定了较为完整准确的经录。唐武宗“会昌废佛”的浪潮过去后，各地陆续以《开元释教录》来恢复本地、本寺的《大藏经》，这就客观上使各地《大藏经》的内容逐渐趋向统一。尤其是有人利用《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编成了《开元释教录略出》一目，把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籍编集为5048卷，采用《千字文》548字顺序编号，每字一帙（或称函），每帙约收佛籍10卷，共编548帙，使人便于寻检，这就具备了汉文《大藏经》的规模，为以后雕印《大藏经》所遵循。
汉文《大藏经》整藏的雕版印刷，始于北宋开宝年间敕命在四川成都雕刻而后运到开封印刷的《开宝藏》。此藏始刻于开宝四年（971），完成于太平兴国八年（983），雕版13万块。《开宝藏》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依据，编为480帙，5048卷。《开宝藏》刻成后，经过不断修订，增人新译本，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即宋端拱二年（989）到咸平年间（998～1003）校订的“咸平修订本”；天禧初年（1017）校订的“天禧修订本”；熙宁四年（1071）校订的“熙宁修订本”。可惜至今全藏各本已佚，仅有极少数零卷。《开宝藏》刻成后，手写佛经逐渐减少，私人或寺院募刻的风气渐开。据佛教文献记载，宋、元、明、清，朝野所刻《大藏经》共有20余次。大致有：
《契丹藏》，又名《辽藏》。约于辽景福年间（1031～1032）开雕，清宁九年（1063）完工。它在《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增入了当时流行于北方的经论译本。此经已经失传，但存于北京郊区的《房山石经》中有辽太平七年（1027）至保大元年（1121）所刻大量石经，即是《契丹藏》的部分复刻石本。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内陆续发现了一批《契丹藏》残卷，它是研究辽代佛史和文化状况的重要文献。
《崇宁经》又名《福州东禅院本大藏经》。由该寺住持冲真发起劝募雕印。宋元丰三年（1080）至崇宁三年（1104）刻成。全藏580函，1140部，6108卷。现全藏已佚，仅有少数零本存于日本。
《毗卢藏》，又名《福州开元寺本大藏经》。由该寺僧人发起劝募刻印，于北宋颐和二年（1112）至南宋绍兴二年（1151）完成。全藏595函，1451部，6132卷。此藏已不传世，仅存零本。
《圆觉藏》，又名《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大藏经》。由北宋末年至南宋绍兴二年（1132）刻成。由密州观察使致仕王永从全家发愿捐助，僧人梵净、宗鉴、怀深等负责劝募雕造。全藏548函，1435部，5480卷。
《资福藏》，又称《安吉州思溪法宝福禅寺大藏经》。开雕年月不详，南宋淳熙二年（1175）刻成。全藏599函，1499部，5949卷。
《赵城藏》，又称《赵城金藏》，因1933年首次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发现而名。此藏是金代由民间劝募雕造的，发起人为潞州崔进的女儿崔法珍。金大定十三年（1173）刻成。原刻版式基本上依《开宝藏》刊刻，金末元初，该藏版片因战火而有所损，元太宗八年曾由耶律楚材发起补雕。赵城广胜寺发现的《赵城藏》计4957卷。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曾想抢走此藏，后经中共山西省委派游击队抢救，得到保护。1949年，这部藏经被护送至北京图书馆，当时不少卷册毁损不堪，几乎难以修复。在国内一批高级工艺师的努力下，经13年精心修补，终于恢复了原貌。在《开宝藏》《契丹藏》亡佚的情况下，由于《赵城藏》保存了《开宝藏》的原貌，吸收了《契丹藏》的优点，因此有十分重要的价值。1935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京三时学会曾影印其中罕见佛典46部，题为《宋藏遗珍》，装成120册发行。
《碛砂藏》，又称《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或《延圣寺藏》，南宋绍定四年（1231）在平江碛砂（在今江苏吴县）延圣寺由僧人劝募开雕，后因寺院火灾和南宋垂亡，刻事中断。元大德元年（1297）接续雕刻，至治二年（1322）最后完成。先后历时90余年。全藏共591函，1532部，6362卷。1935年上海影印碛砂版大藏经会以方册本将此藏影印500部，每部60函，593册。
《普宁藏》，又称《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元至元十四年（1277）至二十七年（1290）刻成，计558函，1430部，6004四卷。《普宁藏》的主体部分是依据《圆觉藏》复刻的，但版式略小于《圆觉藏》，刻工精美，有元代风格，是现存较为齐全的元刻大藏经。
《洪武南藏》，明代最早的官刻本，故又称《初刻南藏》。明洪武五年（1372）至三十一年（1398）在南京敬山寺刻成，全藏678函，1600部，7000多卷。永乐六年（1408）敬山寺火灾，版片全部焚毁，印本也很少流传。1934年曾在四川省崇庆县上古寺发现仅存孤本，已有残缺，并有部分抄补本及坊刻本夹杂在内。
《永乐南藏》，通称《明南藏》或《南藏》。明永乐十年（1412）至十五年（1417）刻成，全藏636函，1610部，6331卷。基本上为《洪武南藏》的复刻本，但编次有所改动。万历年间，又添刻了《永乐北藏》的续刻部分41函，36部，410卷，随同原印本一起流通。传世本流传较广。
《永乐北藏》，通称《北藏》。明永乐十九年（1421）至正统五年（1440）在北京刻成。全藏636函，1620部，6361卷。万历十二年（1584）又续刻各宗著述41函，36部，410卷并入，传世本不如《南藏》多见。
《嘉兴藏》，又名《经山藏》。明末清初私版藏经。明万历十七年（1589）在山西五台山开刻，后又迁至浙江余杭经山续刻，清康熙十五年（1676）由嘉兴楞严寺完成。全藏分《正藏》《续藏》《又续藏》3部分，共352函，2140部，12600卷。康熙十六年又抽去《续藏》《又续藏》共9函，存343函，2090部。《嘉兴藏》改变历代藏经折装本的传统，采用方册本装帧。每卷末页刻有施刻人的施刻原文及写、校、刻工姓名和雕版时间地点、用工银两等，对研究明清社会经济有一定价值。
《龙藏》，全称《乾隆版大藏经》。清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十三年（1738）在北京以明《永乐北藏》为底本刻印，但内容较《水乐北藏》略有增减。全藏724函，1669部，7168卷。完工后曾印刷100部，1935年又曾印刷22部。《龙藏》版片共雕刻79036块，虽略有残损，至今基本完好，是我国历代木刻藏经中唯一尚存的版片。
除此以外，近年来又陆续发现了几种失传多年的大藏经。其中如：1979年为山西省宁武县文化馆收藏的《万历藏》，现存660函，1563部，5997卷；1982年发现的《武林藏》，仅残存17卷；1982年12月发现的《元代官刻本大藏经》，仅残存32卷等等。以上为木刻版本藏经，另外还有刻在石版上的经典，举世闻名的北京《房山石经》就是刻在一块块石板上的大藏经。
近代以来，又有一些铅印的汉文《大藏经》出现，例如：
《频伽藏》，全名《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1913年由上海频伽精舍以日本的《弘教藏》为底本，删去部分日本著述和原页上的校勘注，用活字排印。全藏装为40函，414册，收经、律、论1916部，8416卷。该藏校勘较粗疏，错误较多，但有《总目》1册，便于检索；《总目》中每一题目附有《资福藏》《普宁藏》《嘉兴藏》《龙藏》和《高丽藏》的千字文编次，有利对照。
《普慧藏》，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私版铅印。该会由盛普慧出资，成立于1943年，原以汇集南北诸经、校正前代印本漏误、订正历代译名同异、搜集各藏遗佚为目的。但后来只印出100册，流传不广。纸型现仍藏于南京。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藏经》1982年，我国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开始编辑并陆续出版最新的佛教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简称《中华藏》。《中华大藏经》编辑的汉文《大藏经》拟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历代汉文藏经所收之编有千字文编号的经典，第二编为历代汉文藏经所收之未编有千字文编号的经典，各拟收录2000余部，1万余卷。第三编为新编入藏，准备采集历代大藏经未收经典及近现代新出现的佛教著译。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于佛教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汉文《大藏经》以它的丰富内容和宏编巨制，以它版本的众多及历史的久远而闻名世界。世界上现存的各类佛教典籍虽然为数众多，但自成系统且具代表性的仅有巴利语《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和汉文《大藏经》三大体系。梵本佛经固然十分重要，但现存已不成系统，在上述三大佛藏中，汉文《大藏经》规模最大，资料也最为全面，它的编辑和印行不仅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光辉业绩，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壮举，其文化价值必将在国际范围内不断引起重视，并在人类重建新文化的进程中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