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小芳。这种追忆，不是切切的思念，只是不经意时，心底就会飘过一点点小芳若有若无的影像。
我于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那时我们必须自觉自愿地俯首于命运的安排，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知青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闹得全国一片混乱，生产力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底，“红太阳”的革命目的已达到，但四百万血气方刚“拿起笔作刀枪”的中学毕业生待在城里，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看得他老人家心烦意乱，于是挥挥大手，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一时间，全国各地高中、初中的毕业生，热泪盈眶地响应号召，打起背包就出发，拿起锄头作刀枪。
到一九七五年，知青下乡的热情已消退。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下乡再煽高潮。不像“老三届”的知青，我们不需穿林海，过雪原，去“支边”，也不用到偏远的苏北农村去“插队”，我们去的只是近郊的农村或农场。不幸的是，此时已形成制度，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基本原则是每家“两丁抽一”。不过这时也体现了进步，这“丁”男女皆宜，决不重男轻女。此外，独生子女可以留城，有疾病的也可以留城，这样，全班一大半的人都可留城，下乡的只是少数。
这时的人也学乖许多，人人知道“蓝天、白云”下的艰辛。春节过后一开学，学校里本来就靠边站的数理化全部取消，下乡的政治挂帅，大张旗鼓开会动员，小组讨论，人人表态，忙得团团转。班主任家访，父母在单位被叫去开座谈会。
我校还出了个想顺杆往上爬的猴，是某军区司令的千金。她登台大唱高调，随着“山丹丹那个开花赛朝霞，延安那个窑洞住上了北京娃”的歌曲，宣布延安窑洞也要住上个南京娃（但愿她现在一切都好）。闹腾得十几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同学也跟她报名去了延安。但大部分人此时已变得透心凉，对台面上的慷慨激昂不感兴趣，表面随大流、半起哄地鼓掌几声。当然，饭得吃，屎照拉，写申请书坚决要求到农村安家落户，扎根山村干革命的都是家里“两丁”中该下乡的。
我在家是老巴子，即最小的一个。一哥留城，一哥下乡，我成了动员的重点对象。但我对笔、对锄头、对刀枪都不感兴趣，就像对入红卫兵、对入团都不感兴趣一样，死活不吃那一套。磨磨蹭蹭搞了几个月的病退，实在不行后，我“幸运”地搞到一个去国营林场的名额。那年头，去农场等于吃皇粮，十二元／三十八斤粮票一个月，旱涝保收。于是，一过完年我就走了。
我去的是江浦县的一个国营林场的水果大队，桃子小队。第一次看见小芳，就被她的美丽、鲜活震住了。那是到农场两三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我和小李、小刘被分配去给桃树施肥。当我到达时，远远看见身披朝霞、亭亭玉立的她，疑是天仙。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没见过她。记得第一天下午抵达分场，几个同来有几分水色的姑娘都被分配留在分场。晚饭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了十五里高高低低的山路才到达水果大队。“广阔天地”在城里听起来还有点诗情画意，空旷的山野，几十里不见人烟，走起来令人心寒无比。短小精悍脸色阴沉的程队长给我们介绍了队里所有的人，当时的注意力都在其他女知青身上，还暗自懊恼，新老知青中一个漂亮的也没有，一个个都像蔫了的黄花。
每年开春前，队里集肥要“干塘”，挖出鱼塘积存的淤泥做肥料。挑塘泥，有负责挑的，有负责挖的。小芳大大方方地问：“新来的？”
我老老实实地答：“唉。”
“挑过担子吗？”
“没得。”
“先试试。我和老王挖，你们挑。”她三下两下就替我添上一小担泥。
小芳是个漂亮的农村女孩，天色无饰，漂亮得健康、自然、朴素。辫子又粗又长，摆动在腰下一点，走路时很有节奏的颤动幅度，恰到好处。一双不大却很传神的眼睛，小巧的鼻梁，洁白的牙齿，嘴合起来就像一个红红的樱桃。宽松的衣裤掩藏不住那令人羡慕的身材。
小芳的话音像山间的小溪，虽然带点土，却非常清脆，和南京人处长了，学得一口的南京腔。她肤色好，淡黄色的皮肤非常细腻，干活一热，黄里透红，让人好不心怜。年轻女子的水色好了，就能把整个人带活，带出一轮青春，一种光泽，一种韵味。小芳使我想起那年头的大美人，电影《春苗》里的形象：健康、敦实，能干活、能挣工分。
老王却对我们不大理睬，乍一看，很“夹生”。他动作慢，躬身用铁锹卖力地切割，挖起一方一方的泥，搁到我们的竹篓上。看我们很累，也不说一句安慰的话。给他敬烟叶也不收。
收工时，小芳在我耳边悄声说：“老王是国民党军官。”
“国民党军官？”我惊讶得张大了嘴。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当时，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非常重要。后来晓得，这队里还真有不少阶级敌人。老王是一九七五年最后释放的国民党战犯。还有个和尚，被迫离庙，虽还俗，但又一直不结婚，于是上头有令，他在场里受到“特别照顾”，不能乱说乱动。还有一个名中医，因为书记的大儿媳也是医生，一村不能藏二医，于是被勒令不许再走资本主义单干老路。
队里情况复杂，自己又非根红苗正，除了装聋作哑之外，阶级敌人这根弦更要绷得紧。头上有辫子，屁股上有尾巴，和阶级敌人一起说话办事，要格外小心。
据说小芳原来和刘老师的儿子好，后来，小蒋一出现，就把她的心夺走了。刘老师是我们分场唯一的果树技术员，专门负责全场的苗圃，大家尊称他为老师。我们的果树育苗、嫁接、修枝等技术都是他教的。刘老师为人极为客气，总是悔人不倦，但他说话从不正视别人，即使在讲课时，脸上也鲜有笑容，也从不和人主动打招呼。他的状态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十分普遍。他儿子高中毕业后，在分场的小学教书，是个聪明、憨厚的小伙子。
小蒋是我们队的团支部书记，也是知青，比我们早来两年，属于“老杆子”。身高一米八，皮晒得铮亮，浑身是肌肉，做农活，打篮球，搞宣传，都是好手。工人出身，一心想向上爬。咋咋呼呼，一脸的春风得意。我来的第一个晚上就认识他了。
小蒋在苹果小队，干活时和小芳没有接触的机会，倒是我们桃子小队的知青，天天和小芳一起干活。小芳是“老职工”，我们的师父，领我们干活，一见我们做得不对，马上就甜甜地大声吆喝：“哎，看你累得噢，这样做。”（“累”是南京话，相当北方话里的“累赘”、“笨拙”的意思。）
知青谈恋爱是犯双重错误。我们是革命的新一代，是下乡来“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接受再教育的，要一心一意搞革命。谈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搞”这种情调的人，和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没什么两样，都是犯思想路线上的错误。
知青和农村人谈恋爱更是致命，这意味着一辈子都甭想“上调”（即回城工作）。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医务室的赵医生是一九六八年的知青，和当地人结婚而至今没能回城。其他“老三届”的知青大都已回城，没走的也都在总场、县城的工厂里，只有结婚的她还在偏远的队里。平时常常念叨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此时听着像醒世警言。
小蒋和小芳的爱情从来不是明目张胆、死去活来的，而是眉目传情、心照不宣的那种。由于事关重大，竟也没人开他俩的玩笑。当然这种“恋爱”决不是现在人想象的那种程度，偷偷摸摸地抱起来往床上跳。
对于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无产阶级，这叫“谈朋友”，或叫“搞对象”。这种关系也很简单，说好听的是比较含蓄，说不好听的叫压抑：只要俩人经常在一起，看电影、聊天，干活时相互帮助，生活中相互照顾，就是好上了。当然“好上了”也不是现在人所说的“搞上了”的意思。事过境迁，要想准确表达一个时代的氛围，而不让不同时代的人产生不必要的联想，看来很难。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男女关系都这么简单。自古以来，食色，性也。不过还得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饱暖思淫”。当时，知青想回城的压力都很大，小蒋也不例外。他不仅有回城的压力，还有向上爬的雄心。他是我们队的团支部书记，眼睛却盯着分场团委书记的位置，每次分场场长或书记来，他都忙得屁颠颠的。据说入党报告也呈上去多时，还忠实地每月一次地写思想汇报。因此，他很小心谨慎。
对性爱的自然向往，被熏红了的政治压抑着，化作无尽的、不着边际的闲聊。如果发现哪对男女可能有实质性的关系，更有好事者跟踪、窥探。如程队长和女知青“二吨半”的床头关系，就硬是被我同宿舍的小李和小刘发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