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国企业家似乎很喜欢玩“扮上帝”的游戏，于是整个企业笼罩在一股浓厚的封建宫廷气息之中，目空一切的企业家们被包装得自己都不再认识自己……
企业家的“扮上帝”游戏
对人类而言，个人崇拜是一种伏脉千年的潜意识——被崇拜者心中的自恋情结在挣脱自我约束与社会规范后，变成一匹脱缰野马；崇拜者心中的自卑情结在吞噬了有思考能力的脑细胞后，终于病变成一种叫“奴性”的毒瘤。
而时下，一些中国企业家似乎也很喜欢玩这种“扮上帝”的游戏。这些人在创业早期，往往天不怕地不怕，高呼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冲破一切规则、打破一切神像、用尽一切办法去取得自己的位置。当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时，却开始飘然若仙！于是在自己的鼓动或默许下，躁动的幕僚、无耻的媒体、盲从的大众开始一场造神运动——幻化自己的生平、升华自己的才能，把偶然总结成必然、把冒险演绎成胆识，把偶有灵验的平常人吹捧成无所不能的“上帝”。于是整个企业开始笼罩在一股浓厚的封建宫廷气息之中，目空一切的企业家们被包装得自己都不再认识自己。
“在美国公众面前脱鞋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脱鞋砸桌子，显示他超级大国的威力；第二个就是‘中国鞋王’汪海！”在类似诸多传奇故事的推动下，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鞋王”、“双星中将”、“市场将军”等美称的汪海，似乎正在一步一步走向“神坛”。
如果你在双星集团走一圈，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标语，甚至在餐巾上还印着这样的语句：“跟着‘双星’干，到处都管饭；跟着‘双星’走，到处都有酒”。汪海在集团内部报纸上强调：“双星的工人不学中央文件，他们学我的文件，就是‘汪海语录’。”有的中层管理干部透露不满：“汪海只要发表讲话，都要所有的中工反复学习，通常厂里政工处对学习的情况还要录像，不学是会受到处理的。”
让人意外的是，在双星总部大院里，居然有一座高达18米的大佛，左边写着“拿自己当骨干”，右边写着“自我感觉良好”。更奇的是，汪海宣称大佛能“说话”：“你若不诚心，大佛不会跟你讲话。”据员工透露，除了总部的“会说话的大佛”外，汪海还在成都、青岛等地的双星度假村建有“双星塔”、“双星仙姑阁”、“双星仙葫亭”。“双星塔”正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胡三太爷到双星”，下联是“有求必应保平安”。汪海在公开场合也常常称“胡三太爷”为兄长……
而在双星这个名义上的国有企业，似乎越来越像“类家族式企业”——除了汪海被授予“终身总裁”拥有绝对的领导权以外，他的很多亲戚也被安排在公司的重要部门。一位离开双星的集团高层人士总结：“双星的问题出现在管理上，汪海盲目的自信和家族式管理使得集团的内部消耗很大，漏洞也很多。”
2004年，笔者曾去广东采访时任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的万明坚。当时他风头正劲——就在上一年，TCL手机全年销售近100百亿，利润达15亿；万明坚也先后获得第五届“中国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第十三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殊荣。所以见面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将要面对一个意气风发的万明坚。但当我们踏进位于广东省惠州市仲凯高新技术开发区的TCL移动信息产业园时，还是感到了一种震惊。这种震惊源自于该公司当时出的一份内刊，上面有这样一些文字：
“万总有勇、豪爽、果断、敢想、敢说、敢干，在治理公司方面不仅有勇有谋，而且还具备成为‘圣贤之人’的资质；在公司的发展中，万总一直是我们的领袖，是我们公司的总设计师，领航着公司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用‘英明’、‘伟大’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让我们向TCL移动通信公司的总设计师万总致敬！让我们向国产手机的领航者万总致敬！让我们向中国商业界的教父万总致敬……”
而在另外一篇相关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描写：有一次万明坚到某个地方分公司视察时，全体分公司的人出城三十里迎接，等了三个多小时。当见到他时，一齐高呼“万总万岁！泰山、黄河向你致敬！”……
其实万明坚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TCL公司是凭业绩说话的，他手中所持的是一柄“双刃剑”——业绩飞速发展时，自然是一呼百应，被众人惊为“神人”，一切问题也都淹没在了水下；但当业绩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减退时，各种问题会如水落石出般浮出水面，骄傲的万明坚变成了别人嘴里骄纵的万明坚！
鸟无头不飞！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还很短，一个企业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创业者，有权威的领导者对于一个团队的凝聚肯定是大有裨益的。但当个人崇拜一不小心向个人迷信演化的时候，这个企业的创造力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甚至扼杀。
曾在电视中的一个对话节目中，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和他的一群属下。只听见这些可爱的属下用着烫人的话语，在表达着同样一个意思——这个企业的成功，全靠了我们英明的领导者某某某……这让人不禁联想到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的一幕：星宿老怪丁春秋一出场，必有一帮星宿派门人敲锣打鼓、山呼万岁。但到最后，同样是这一帮极尽吹捧之能事的星宿派门人，在丁春秋被打败时，马上一齐倒戈大骂！
幸运的是，在那份通篇都是歌功颂德的内部刊物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一句难能可贵的净言——在《父亲眼中的万明坚》一文中，这位老人对自己的儿子告诫道：“他获得‘十杰’，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但未来人生路，我希望他戒骄戒躁，再创佳绩！”这对任重道远的万明坚及万明坚们，不啻是一剂很好的清醒剂！
个人崇拜思想的泛滥，容易让人产生如此的错觉：“天不生此人，万古如长夜。”其实呢？历史的常态却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父辈为官、儿辈经商，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儿辈的经商是依靠父辈为官所带来的便利和资源，甚至变成父子联手、官商勾结，那无疑是对整个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巨大挑衅……
“官父商子”现象
事情的规律或真相，往往“潜伏”于大量看似不相关的琐碎的信息背后。所以，我们不妨先看看几则新闻和旧闻——
2009年6月2日，据《联合早报》报道：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范福春据传已经被限制离京，调查审问。他在香港国泰君安证券(香港)公司投行部担任执行董事的儿子范晓微，6月2日也被大陆有关部门带走调查。范晓微在香港私立账户，遥控指挥国内庄家，涉嫌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上市公司资料及金融内幕，进而对股市交易进行非法操控。此事被香港廉政公署揭发，转告北京。同时被调查的还有范晓微的姑父——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肖义南。范晓微在香港期间一直很低调，所以很少人知道他有这么一位位高权重的父亲。
另外一则新闻事关有“红色资本家”之称的荣智健。2009年4月8日，67岁的荣智健宣布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的职位。与荣智健同时递交辞呈的，还有与荣智健一起开创中信泰富的创业元老——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一对老搭档的联袂退出，标志着中信泰富“荣智健时代”的终结。但荣智健恐怕并不能就此挥手潇洒而去。针对中信泰富的“澳元门”事件，早在2008年10月22日香港证监会开始正式介入调查。而2009年4月3日，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对中信泰富总部进行突击调查，调查该公司是否有董事作出虚假陈述，以及串谋欺诈的违规行为，这使得事件陡然升级。这意味着“荣公子”有可能面临被起诉并入狱的危险。
还有一则旧闻。在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提交了一份《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历届委员进行责任审计的建议》的提案。在该提案中，洪可柱指出：“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会的部分委员，利用特殊的地位，垄断的权力，不对称的信息，以各种方式让配偶、子女、亲属、学生、朋友大肆参与炒股，有的人本身就是庄家，利用一级股票市场获得低价乃至无偿违法赠送的原始股在二级市场抛售，大肆谋利，获得超额利润。”他甚至在提案中直接点名质疑：“厉以宁家族已拥有上亿资产，直接和间接投资控股参股的企业达二十多家。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原全国人大常委）和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以及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的厉以宁先生，其公职与其家族的‘暴富’是否有严重的利益勾连……”
这几则新闻与旧闻，都指向现在中国社会政商领域中存在的一个现象，即“官父商子”。父辈为官、儿辈经商，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儿辈的经商是依靠父辈为官所带来的便利和资源，甚至变成父子联手、官商勾结，那无疑是对整个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巨大挑衅。
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发展受阻，官家子弟享有的更多只是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而改革开放后，因为经济的迅猛发展，权力有了更大的寻租空间，官家子弟的心理优越感也迅速调整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20世纪80年代“官倒”的盛行一时，便是这种“官父商子”现象的崭露头角。到了今天，经过二三十年的演变，“官父商子”现象已经脱离了靠一纸批文赚钱的初级阶断，逐渐演变成了对国家经济的渗透与掌控。
在某次活动中，有记者给在主席台上的杜润生递纸条问道：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这位年过九旬、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