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
可以说，批评能力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人类通过批评对事物进行价值判断并与他人交换意见，从而推进群体生活的发展。批评是在一定的原则之下对事物进行系统分析与统合，并藉此改正错误，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在政治上，批评是国民表达意愿的媒介。批评是民主主义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一个国家在制度上缺乏批评的窗口，民主主义是很难生根发芽的。
自由选举、国会、言论机构、利益团体等是民主社会中保证批评手段有效进行并在国家政治上得以具体落实的不可或缺的机关，而不希望实行民主主义的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独裁者最先做的事便是把批评的窗口关掉。
不仅仅是民主社会，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有赖于批评。我们东方社会的历史中也流淌着活跃的批评精神。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出现“百家争鸣”的壮阔局面，孔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孟子等等，各领风骚数百年。
孔子生活的时期，出现了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提倡并积极采纳百姓们的批评建议，并保证这些民众的安全。这就是郑国宰相子产。子产有着杰出的政治和外交才能，使一个百里小国郑国稳稳的立于强国之间，西方的历史学家也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子产调和贵族间的对立纷争，安定郑国内政，实行公正的法治，并改革税制与土地制度，确保没有权势的百姓免受贵族与贪官污吏之害。此外，他在2500年前，就彻底反对迷信。
民本政治、合理改革、法治主义、追求社会正义以及废除迷信等是子产推行政治的基本立足点。更令人称许的是，他主动为百姓创造批评政治的机会。
子产的属下得知此事，为了封锁大家的批评言论，便向子产提议关闭学校，于是子产回道：
“为何要关掉学校呢？这反而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事情。百姓们闲余之际聚在一起讨论政治，会有三个好处。
首先，通过他们的讨论，我们可以得知政治中存在的缺陷，可以窥探人们心中的不满。第二，取其精华，采纳其中的合理意见。在江山社稷陷于泥潭之前，先剔除百姓心中的不满。只有这样，我们的政权才得以安定。第三，他们的交谈中，可能蕴含着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良策，采纳这些建议，可以让国家政治变得更加有效，更加完善。”
韩国也历来很重视批评。新罗和高丽都有为群臣议政而专门设立的机构和制度，即所谓的御史台。朝鲜王朝时期专门批评王与大臣们出现政治上的偏差、要求其做出改进的政府内部机构就更多了，包括司谏院、司宪府、弘文馆、成均馆等等。笼统言之，朝鲜王朝五百年几乎可以称之为群臣议政的历史。
批评的缺失
然而可悲的是，积极的批评并没有被接受从而为国家政治的改善做出贡献，在批评者的安全甚至都不能得到保障的严酷党争风气里，这种批评精神最终萎靡下去，明哲保身的旁观主义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
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黄喜丞相（朝鲜世宗时期一位很受人尊敬的丞相）的故事便是一个明证：
有一天，黄喜丞相看到两个婢女吵得不可开交。
“为什么吵架？”
一个婢女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阐明了吵架的理由。
黄喜丞相点了点头：
“嗯，你说的没错。”
另一个婢女说自己是被冤枉的，然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黄喜丞相又点了点头：
“呵呵，你说的也没错啊！”
黄喜丞相夫人说：
“这个人说的没错，那个人说的也对，你这么做，下面的人怎么判定对错呢？”
听了夫人的话，黄喜丞相大声说：
“你这么说，似乎也对。”
两个仆人的话也是对的，妻子的话也是对的，这种不加批评的“圆融”被当作高明的处世之道与安身立命的哲学。
光复后，独裁军政一统天下，勇敢的批评者却寥寥无几。不仅如此，许多人还骄傲地声明：“我不是在野党，也不是执政党，我与政治没有关系。”他们这样说，似乎代表着一种中立与公正，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这些人，他们不会因为罪恶是邪恶的而去批判，也不会因为善心是美好的而去夸奖。他们不过是在借实践黄喜丞相处世哲学之名，为自己找合理化的托词。乍一看他们似乎是公平公正的人，实则不然。他们不批评政治，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损失，其实，这属于一种自欺欺人的机会主义，这种态度和做法最终会助长恶、抑制善。
迄今为止，在军事独裁体制下，真不知道这些回避批评的机会主义者曾带给为了民主与正义而斗争的勇士们多少绝望和伤痛！他们也许并非出于本意，但却着实为罪恶之人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和帮助。这种对罪恶袖手旁观的态度，本身也是一种罪恶。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猖獗一时，并不是因为纳粹主义本身具备什么大的力量，而是那些明知纳粹主义是恶的却保持缄默的灵魂。在希特勒的集权下，逃离德国的一名叫彼得·德鲁克的犹太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姑息纵容的代价有多么大：
“希特勒集权之后，纳粹的一名问询官来到学校把教授、讲师们召集到一起，用威胁的口吻说明了纳粹主义政策，要求我们予以合作，有异议者当场表决。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他就是学校最受尊敬的一位教授，同时也是对希特勒最有意见的，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对纳粹主义进行批评。果然，他站到了发言台上。
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说一句批评的话，仅仅说自己所在的科系研究经费不足，请求增加经费金额。闻之，所有人都心如死灰，陷入绝望的深谷。”
希特勒的成功正是拜这些不作为的旁观者所赐。
批评需要技巧
韩日合并后，日帝对韩国开始了长达36年的统治，光复后，本该肃清的亲日派却再度登场；而李承晚与军部的独裁政治以及长期以来民主主义都不能在韩国真正扎下根来——所有这些恰恰是由于我们缺失了批评精神，而采取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态度所致。这一事实，我们能否认吗？
在李承晚独裁与之后30年的军事统治之下，为民请命的勇士们受尽了旁观主义者的伤害。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所有人都冒着被抓去坐牢的风险加入批评者的行列，但是也有许多参与途径是不必遭受任何危险与损害，就可以助在一线战斗的人们一臂之力。
我们可以给相应的政府机关或者报社打匿名电话或写匿名信，对于罪恶的行径即使不能全然制止，但起码可以拒绝合作。此外，还可以悄悄地帮助为正义做斗争的人们及他们的家人。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有这份心，就总能找到合适的方法。
妻子告诉我，我在狱中的时候，曾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在街头遇见她，便含着泪水走过来说，因为自己缺乏勇气，没能与大中先生并肩斗争，良心不安，一边声泪俱下地说着，一边把几张支票递给妻子，说这点钱能给先生买个毛毯送去，自己将感激不尽。另外，还曾有一位素昧平生的朋友给我送来想读的书，恳切地说：“先生，以后请让我给您买书吧。”
还有一次，一位京畿道华城的朋友赶到温阳，他租了一辆卡车，把满满一车大米送到我家。他先卡车一步到达我家，说明事情的原委之后就匆匆离开了，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开监视者的眼睛。
如上，以各种方式悄悄给我支持的人还有很多。下定决心做一件事，便会找到许多方法，既不负自己的良心，又可保全自己的安危。
根据批评对象的不同，批评也有公私之分，对国家、社会团体的批评可以在公开场合光明正大地进行，但是对个人的批评在方式上则应慎之又慎。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中伤对方，说大一点，负责任的批评是为了匡正社会，说小一点，是为了帮对方改正错误，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批评中，与诚实、公正的态度同样重要的是批评的方法，批评也需要技巧，尤其是对个人。
批评只有被对方真心接受才能发挥作用，否则的话只会导致对个人的中伤，所以我们必须先创造条件，让对方打开心扉，听得进去我们的意见。
我批评人时一直遵循两条原则，一是首先承认对方的立场和优点，二是绝不毁损对方的人格。不认可对方的立场和优点的话，对方就会认为我们批评完完全全是对他的指责，从而不予接纳；而为了尊重对方的人格，批评别人时最好单独进行，不应该当着其他人的面。
我的战友们在漫长的岁月里几乎全部选择与我同呼吸共命运，忍受了无以言说的迫害与折磨，也许不尽是上述原因，但其中一定包括上述原因。
有批评才有改进，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